达维特（Jacques Louis David,1748-1825）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杰出画家，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也是一位重要的美术教育家，他在拿破仑时代曾教育出一批优秀的美术家，在他死后成为法国绘画的杰出人才 ，并使法国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美术运动的中心。其中最为突出的画家有安格尔、格罗、席拉尔等。
法国古典主义画派的奠基人达维特，画风严谨，技法精工。我们从达维特的经历和艺术生涯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艺术家只有投身于时代的变革，才能创造出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一旦脱离时代和人民大众，艺术生命也就枯萎了。灵感家达维特给后辈的艺术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的一些颇有见地的话，“绘画不是技巧，技巧不能构成画家”，“拿调色板的不一定是画家，拿调色板的手必须服从头脑”，这些都成为画家的箴言。达维特参与政治，其艺术高峰也是其参政的高峰。随著拿破仑的失败、达维特传奇地艺术活动也随之结束。
达维特最有名的画
达维特作品赏析
达维特最初的创作基本上是学院派的，到了意大利后，他深入研究古代雕刻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珍品，沉浸在古典美的追求中。他在接受德国古典主义美学观念时，保持着独特的见解。从1778年开始，他对意大利17世纪以写实风格见长的卡拉瓦乔派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吸收他们的明暗表现法来突出主题。受其影响，达维特创作了《帕特洛克罗斯的葬礼》等作品。
23岁的达维德第一次参加罗马奖考试，考题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战神马尔斯的战斗，艺术风格基本上是模仿罗可可风格，但是人物形象情绪激烈、步伐沉重，因此画面很不协调而落选，直到27岁达维德历经3次失败后才获得罗马奖赴罗马留学。他在罗马学习期间为古代希腊罗马艺术遗迹所感动，产生了研究和学习的浓厚兴趣，他下决心暂时不搞艺术创作，专心钻研希腊罗马雕刻，认真画了4年的素描，32岁时曾带着一幅素描稿《帕脱克卢斯的葬仪》回巴黎沙龙展出。在接受古代艺术影响的同时，达维德在思想政治上也受到古罗马共和政体的潜移默化，滋生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热情。后来他竭力想借用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样式，传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感情。
达维德最初的创作都是从古希腊罗马的传说和艺术中寻求美的源泉和理想，把古代英雄的品德和艺术样式视为审美的最高标准。他曾说过，古代是当代画家的学校，它是当代画家艺术创造取之不尽的源泉。后来由于接触到一些反封建的革命党人，如雅各宾党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等，他在政治思想和艺术观念上产生了一些变化，创作了一些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从这时起达维德就勇敢地站在时代的高度，用自己的艺术为反封建斗争服务，逐渐走进现实主义潮流。他说过：“艺术必须帮助全体民众的幸福与教化，艺术必须向广大民众揭示市民的美德和勇气”。从此，达维德把艺术作为反封建的战斗武器使用，作为战士登上了画坛和政坛。他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是《贺拉斯兄弟宣誓》。
如果说罗可可艺术是路易十五时代为适应快要上断头台的没落贵族阶级的空虚心灵的需要，那达维德的艺术是直接为资产阶级大革命服务的。达维德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探索艺术创作，突破了古典主义的因袭陈规，比启蒙思潮下的写实主义更进一步地描绘了时代的革命斗争现实，他借历史题材揭示如何建立和巩固新的社会制度与新的社会风尚的革命思想。当大革命的风暴到来时，达维德不仅仅是画家，他还作为社会活动家、革命家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他被选为国民议会的议员，成为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战友，并以国民教育委员的身份从事大量的革命艺术活动。他公开倡导艺术必须为政治斗争服务，他说：“艺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为了帮助某一个政治概念的胜利而存在”。
在大革命中，达维德根据国民议会的建议创作了一些具有鲜明革命时代特征的肖像画，其中最杰出的是《马拉之死》。
1794年是达维特艺术生涯中最光辉的年月，他的艺术充满了时代革命气息，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并将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和现实的时代生活相结合，成为一位革命艺术家。但是随着“热月党”政变，雅各宾党政权被推翻，达维特被捕入狱，出狱后国家发生的变化令他触目惊心。革命理想破灭了，达维特心灰意冷又无能为力，从此在创作上他放弃了现实题材，又沉浸在对古代社会的向往之中，再也没有画过富有革命激情的作品。他在黑暗的岁月里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情绪非常消沉，艺术生命也面临枯竭。他在这样的心境下创作了期望和平的《萨宾妇女》。
当拿破仑夺取政权建立帝制以后，达维德又为拿破仑服务，成为帝国的首席画家，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很多反映拿破仑的英雄业绩和形象的作品。1816年拿破仑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将曾对处死路易十六投赞成票的达维德驱逐，他被迫迁居比利时布鲁塞尔，最终客死异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