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名画赏析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大致可分为早期文艺复兴绘画和兴盛时期文艺复兴绘画两个部分。早期文艺复兴绘画兴起于意大利。在13世纪后半期,意大利中部以佛罗伦萨为中心就出现了新的动向,从15世纪开始,意大利文艺复兴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佛罗伦萨仍然是最大中心。以波提切利为代表,人才辈出,从不同角度发扬了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传统,绘画风格雄伟秀丽各有所重,呈现百花齐放、美不胜收的局面。注重空间透视表现和人物坚实造型,以及善用线条则成为佛罗伦萨画派代表人物共有的特色。威尼斯画派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地位也是极其独特的。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城市,已处于磨难之际,而整个16世纪初的威尼斯,却保持着宗教的自由和社会的祥和,这样的社会环境为绘画创造了明媚的发展空间。

自15世纪至16世纪,文艺复兴兴盛时期绘画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尼德兰和德国。尼德兰文艺复兴绘画,除了早期的绘画大师布罗耶拉姆及尼德兰文艺复兴绘画的奠基者扬·凡·埃克兄弟之外,还有康宾等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主要描绘尼德兰平原美丽的风光及世俗图景。博斯、勃鲁盖尔更是这个时期产生的杰出画家。他们的艺术曾影响了欧洲美术史的进程。

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艺术臻于成熟,其代表画家有被誉为“艺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并称文艺复兴三杰,如果说达芬奇的艺术犹如大海,博大精深,米开朗基罗的艺术犹如高山,雄浑壮丽,那么拉斐尔的艺术则犹如山间清溪,秀美,宁静,清纯。一位朋友在他的墓志铭中这样写著:“拉斐尔就在此安息,他活著的时候,大自然害怕被征服,而他死后,又担心自己也随之枯亡。”拉斐尔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数不清的天主教主题绘画和其它神话及世俗主题的绘画,拉斐尔的绘画艺术优雅、秀逸、和谐,具有高度的完美,不仅倾倒了当时的人们,也为后世古典主义者认为是不可企及的典范。拉斐尔的作品代表了古典写实美的典范,他的画风对后来西方的古典主义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达芬奇的艺术深沉、含蓄、富有理智、充满智慧;米开朗琪罗的艺术博大、雄伟、富有激情、充满力量;而拉斐尔的艺术则以优雅、秀逸、和谐、高度的完美为标志。

复兴即“再生”的意思,文艺复兴目的称号在于恢复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艺术。但其实质是资产阶级要建立新的上层建筑,为了借用前人文艺这个武器来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在美术上,当时的“复兴”指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人性的复兴,此前的美术家无法表现自己的艺术追求,只能千篇一律地表现神——基督和他的门徒。世间的人是匍匐于神脚下的芸芸众生,在美术中得不到应有的位置。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家意识到人的尊严,敢于面向活跃的现实社会,敢于描绘生活中的人和事,使美术的内容有了巨大的变化。二是古典艺术的复兴。意大利的故地是古代罗马,它遍地有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遗迹。经千年沉睡之后,许多遗迹被发现。在艺术家面前焕发出崭新的光辉。于是,美术造型有了楷模,要重归,“复兴”古典艺术的风格。

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16世纪达到了繁荣的顶点。在此以前,15世纪的文艺复兴美术已基本完成了掌握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任务,透视法则与人体结构的科学知识已相当丰富,在此基础上,16世纪的艺术家们便可集中全力于艺术典型的创造。

文艺复兴不只是恢复古代哲学、艺术和追溯已逝去的“黄金时代”,而是一个充满发明、加速变革的时代。尽管在体裁、创作手法上的这些革新并非与中世纪艺术绝无承继关系,但由于人文主义与经院哲学的对立,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革命,而不仅仅是基于中世纪绘画基础上的渐进发展。在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成就卓著的艺术大师。

重新发现古典文化

在欧洲史上被称作文艺复兴的时期,粗略而论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这是个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它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界勾画了大致的轮廓,这时,欧洲各王国发展成强大的国家,宗教、思想和行动都发生变化,如前所说,这些都在伟大艺术家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特别是在意大利,但变化来得缓慢,而且仰仗多种来源。

作为文艺复兴的思想基础的主要变化,是意识到人自身应该成为一切事物的中心和衡量标准。这个意识是在整个14世纪,通过诗人、哲学家和人文学者重新发掘古代文献而缓慢、持续地确立起来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特别研究了古希腊、罗马的文献,发现其中对自然和人体价值相当重视。这使他们对人和自然做出新的评价,而作为基督徒,他们当然把这些看作上帝的造物。

虽然这些古代或古典的作品从未被完全遗忘过,多少年来修道院的图书馆一直在誊抄和收藏西塞罗、维吉尔、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述,但这些藏书往往不完整,而且也理解得不充分。后来,有更多的手抄本面世,于是修道院外面的学者开始对它们产生浓厚的兴趣。

彼特拉克和人文主义

佛朗切斯科•彼特拉克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生于1304年,在博洛尼亚学过法律。但他对司法业务极少兴趣,宁可把时间花在读诗写诗上,他既识拉丁文,也识意大利文。他的家族在14世纪被逐出佛罗伦萨。以后就住在阿维尼翁。彼特拉克学成回到阿维尼翁时,弄到了一个合适的职位,即为科隆纳红衣主教当秘书。科隆纳是个罗马贵族,出入教皇宫廷,当时教廷也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

当时,一切要人,无论他是国王或教皇,是王公或主教,都必须有个秘书,也就是有个文化人给他起草发言稿,书写文件和其他重要文书,所以这些东西都要用拉丁文书写。有时,某个秘书会变得极其著名,其学识文风备受尊敬、及至可以直接向国家元首发表重要讲话,他时常以使节身份从一个宫廷被派往另一个宫廷,好像似流动大使,而他的广博学识就是他的资格证书。

这种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他获得主人的信任,主人就会让他为一切事出谋划策。但年轻的彼特拉克对这种显赫的地位并不醉心,他宁肯待在阿尼巴翁附近的沃克吕兹乡村幽室里继续研究希腊和拉丁文的典籍。这样,古典哲学和价值观念就展现在他的面前,他自小接受的中世纪基督教教育受到古典文化的冲击,希腊人对人体美、对自然、对自由及城邦观念的热爱,与罗马人的历史意识、政治权力及坚强意志结合在一起了。

出于这种力量,彼特拉克重新发现了文科研究的重大意义,按西塞罗的说法,这是一种“人文学科”,即对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由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学问,其中包括语法、修辞(说话的艺术)、历史、诗歌和道德哲学等等,他们教导一个人如何说话、如何读书、如何写作,作为一个文化人。人文主义者就是对受过教育的人的称呼,人文主义则是历史学家给15世纪这种整体现象所起的名称,文化的“再生”或“文艺复兴”就是它所引起的文化运动,它使湮没了数百年之久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获得新生。

人文主义的重要性无可估量,彼特拉克曾企图传播古希腊语,在中世纪欧洲,几乎已没有人懂得这种语言了。彼特拉克说;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使“多少年来湮没无名的作家们得到新生”。他这里显然是指荷马和柏拉图。

人文主义开始主要在意大利和法兰西传播,但16世纪时已流行全欧了。然后在14世纪,多数有地位的学者却把人文主义者看作是万恶之源,帕多瓦大学教师G•多米尼奇红衣教主是个有声望的作家,他在谈到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时写道:“这些人是用来瓦解政治、宗教和教育的工具。热爱古典文化和热爱自然是他们的罪过,即便是彼特拉克,也发现很难把自己对美、对植物和花朵的爱与深信不移的基督教徒信仰调和起来。”

古代世界对视觉艺术的影响

甚至在彼特拉克之前,雕塑家和画家们就已经到古代世界去寻取灵感了。在意大利,希腊和罗马艺术的残迹比比皆是,艺术家对古典雕塑和建筑早就耳濡目染,颇有所知,因此在1250年前后,在尼古拉•皮萨诺的雕塑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已经意识到古典的雕塑手法,这不仅表现在他给人物厚厚实实地包裹的衣饰式样上,而且表现在他从古典群像那里全盘借来的人物形象中。

文艺复兴以前意大利最伟大的画家乔托曾第一个把圣母玛利亚画得端坐在宝座之上,而且看起来更像是罗马的家庭主妇而不是耶稣的母亲。尽管在14世纪中期曾有人否定乔托的现实主义而提倡较为常规的艺术,但他和披萨诺发出的信号已不能被长期忽视了。

对现实主义的否定和由此产生的反动是由黑死病引起的,1348年-1350年黑死病在意大利传播得特别厉害,迫使人在绝望之中向教会求援。他们向上苍祷告,请求上帝息怒,许多艺术家也未能幸存。而活下来的那些,比如14世纪下半期佛罗伦萨画派的首领奥卡那则画出在阴冷的苍穹下孤单的静态形象。那种扬扬得意的、胜利的甚至是万能的死神形象,给绝大多数作品以创作灵感。奥卡那在1350年后为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正厅作的连环壁画,其中有《死的胜利》、《最后的审判》、《地狱》等等,在内容和风格上都表现出这种心理状态。

国际哥特式:一种新宫廷风格

14世纪末,从巴黎到勃垦第的法国宫廷传来新的动向,人们对生活焕发出新的热情,对外部事物、穿戴衣着和娱乐中的美产生新的热爱,这些都突然地反映在手抄本的封面和插画中,就像一部无声影片,向我们展示浮华灿烂的宫廷世界,这种新风格叫“国际哥特式”,它很快流行于全欧,向着黑死病时期相反的方向发展,在林堡兄弟用这种风格为贝里公爵的手抄祈祷书作的插图《美好年华》中,表现了法王查理五世的兄弟贝里公爵约翰和娇妻侍女,行猎扈从们一同寻欢作乐。他们骑在像独角兽一样漂亮的马上,驰骋在不仅是种植而且是梳过的草地上,珠宝、冠服装和武器都像周围的天空、流水和花草一样五彩斑斓,色泽浓烈。

这是一片贵族的天地,西方绘画史上第一次出现特权人物,他们在追求和享受一种舒适而饶有趣味的生活。自然被顾及到了,但它必须与宫廷生活合拍,自然若要包括在图内,就必须是整饬过的、镀了金的、经过处理的,一切使人难堪的角落都应弥平,换句话说,这是个经过驯服的自然。

在意大利这种风格使洛伦佐•莫纳科、皮萨奈罗、维罗纳的斯泰法诺、贞提尔•贝里尼这样一些艺术家神魂颠倒,这些人还把有时候被遗忘但从未失传的中世纪意大利绘画——拜占庭艺术的程式手法——结合到这种风格中去,使之更趋于丰满。维罗纳的斯泰法诺所画《玫瑰园圣母》具有一种地毯式的丰富效果,它不仅在hortus conclusus(有围墙的花园)中营造了一个华贵的人造宫廷式的自然,并使人联想起清淡的花香和东方迷人的神秘境界。

国际哥特式艺术不仅对异国情调的人造场面感兴趣,它无疑还增进了公众的艺术神秘能力,发展了艺术家热心观察的习惯;从已经完成的作品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高超的技艺要求艺术家深刻了解一切对象的形和质,而不仅是自然的东西。这一时期许多艺术家的草稿显示了他们的技巧,比如皮萨奈罗的草图,就证明他曾花费多少时间去耐心观察,细心表现动物花草,表现娉婷而行的少女将身上厚重的丝质拖裙折褶,和绅士装束中披肩上的羽毛。

这些画至今看起来仍像是怪异的线形图案,但画中已扬弃没有中心,不合逻辑的早期哥特式结构,而把图像集中于人及周围环境上。不管画中的是复活节骑马踏青的宫廷贵族,还是在舒适的篝火旁温暖手脚的农夫,画面总是表现人的活动和休憩,置身在也许有些落俗套却又最为迷人的气氛中。

黑死病的最终结果是恢复对人,对自然和对一个慈悲上帝的信念。大约在1400年,在林堡兄弟创作过哥特式巨作的同一个宫廷里,一种更雄壮厚重的风格在克劳斯•斯留特尔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在第戎附件尚莫尔的查尔特勒修道院(后来成为勃艮第公爵的墓地)里,他创作了一组群雕,其中与哥特式风格并肩而立的,是一种庄严稳重的新古典式风格,他衣襟飘忽,起伏不平,相比之下,跪着的公爵的完整轮廓,置身在一个精致的三角形结构图中,表现出一种新风格。作者没有用枝节来冲淡主题,大理石的表面处理也简单纯朴,这些都使我们想起乔托和皮萨诺,而不是同时代的哥特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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