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远交近攻。交：结交。攻：攻打。即结交远方的国家，进攻邻近的国家。军事上指为分化瓦解敌方的联盟，而采取的计谋，即暂时结交远近相隔、难于获利的敌人，直接进攻近处相邻易于攻取的敌人，这是一种各个击破的谋略。
原文
形禁势格，利从近取，害以远隔。上火下泽。
注释
形禁势格：禁，禁锢、限制。格，阻碍。全句意为：受到地势的限制和阻碍。上火下泽：语出《易·睽》。睽卦为兑下离上。上卦为离为火，下卦为兑为泽。上火下泽，是水火相克；水火相克则又可相生，循环无穷。又“睽”：离违，即矛盾。本卦 《彖辞》说：“上火下泽，睽。”意为上火下泽，两相违离、矛盾。此计运用“上火下泽”相互违离的道理，说明采取“远交近攻”的不同做法，使敌相互矛盾、违离，而我则可各个击破。
译文
凡是受到地理形势的限制时，攻取附近的敌方，就有利；攻击远隔的敌方，就有害。这是从睽卦象辞“上火下泽，睽”一语中悟出的道理。
按语
混战之局，纵横捭阖之中，各自取利。远不可攻，而可以利相结；近者交之，反使变生肘腋。范雎之谋，为地理之定则，其理甚明。
注释
纵横捭阖：纵南北、横东西。战国时，苏秦联合六国，抗拒强秦，叫做合纵；张仪瓦解六国，变拒秦为事秦，叫做连横。捭阖，择取手段，权变应对。见《鬼谷子·捭阖》：“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纵横捭阖，意思是：采取联合与分化、公开与秘密的手段，伺机破敌。肘腋：肘，是胳膊的上节和下节；腋，是胳肢窝。这里的肘腋，是比喻非常迫近的地方。范雎：战国时魏人，字叔，曾化名张禄，入秦游说昭王，驱逐专权的外戚，公元前266年被任为相国，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因称应候，曾建议秦王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先后攻灭六个大国，使秦统一天下。
译文
在攻势纷乱的局面中，各方都不择手段，翻云覆雨，随机应变，为自己争夺利益。远处的不要去进攻，也可以用些利益和他结交；邻近的如果去结交，反可使变乱发生在身旁。战国时范雎的谋略，就是把地理远近相处，作为结交或攻击的准则，它的道理是很明显的。
传世典故
远交近攻，语出《战国策·秦策》。范雎曰：“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这是范雎说服秦王的一句名言。远交近攻，是分化瓦解敌方联盟，各个击破，结交远离自己的国家而先攻打邻国的战略性谋略。当实现军事目标的企图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难以达到时，应先攻取就近的敌人，而不能越过近敌去打远离自己的敌人。为了防止敌方结盟，要千方百计去分化敌人，各个击破。消灭了近敌之后，“远交”的国家又成为攻击对象了。“远交”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树敌过多而采用的外交诱骗。
魏国人范雎到秦国游说，见到了秦昭王。秦昭王向范雎询问富国强兵之策，范雎侃侃而谈：“目前七国之中，最强大的就是秦国。秦国沃野千里，甲兵百万，雄踞四塞之固，进则能攻，退则能守，一统天下应该不费力气。但是，最近大王听信丞相魏冉的话，轻易发兵攻打齐国，我认为这是断送秦国的前程。”秦昭王疑惑地问：“攻打齐国有什么错呢?”范雎说：“越过韩、魏两国攻打齐国，这是十分错误的。即使取胜，大王又怎能把得到的土地同秦国连接起来呢?当初，齐王越过韩、魏两国去攻打楚国，曾占领千里之地。但结果齐国连一寸土地也未得到，却被韩、魏两国瓜分了。其原因是齐国离楚国远，韩、魏两国离楚国近。依我看，大王应当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秦昭王听得入了迷，接着问道：“什么叫远交近攻呢?”范雎说：“远交近攻就是与离得远的国家订立盟约，减少敌对国家，而对离得近的国家抓紧进攻。诚能如此，得一寸土地就是一寸，得一尺土地就是一尺。打下韩、魏以后再打燕、赵；打下燕、赵之后再打齐、楚。大王只要实行这条计策，用不了多少年，保证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范雎的一席话使秦昭王大为开怀，秦昭王高兴地说：“寡人以后就听先生的了”秦昭王立即拜范雎为上卿，并按照范雎远交近攻的策略，把攻打齐国的人马撤回来，改为攻打近邻魏国。此后，秦国夺取了邻国的大片土地，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计锦囊
“远交近攻”的计策属于制造和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方联盟，实行各个击破的谋略。它的诀窍是：在受到地理形势限制的情况下，攻取邻近敌人就有利，攻取远处的对手就有害。火焰上蹿，池水下淌，同是应敌，对策不一。实行 “远交近攻”的策略有助于集中力量应付眼前的敌人，并且将其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此计中，远交并非要长久和好。远敌亦是敌人，早晚都是心腹之患。所以说，远交只是避免为了树敌过多而采取的一种暂时性的外交权术。近敌一旦被征服，远交的使命便告完成。
含义
远交近攻之计有以下三层含义：
一、分化瓦解。本计是在面对由众多敌人组成的敌人阵营时使用的策略。众多敌人联合起来的力量是难以对抗的，就要首先对其进行分化瓦解，破坏敌人之间的联盟，我们就可以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将敌人一个一个地吃掉。
二、区别对待。由于敌人所处的地理位置、客观条件不同，他们的价值观念不同，他们对危险的感受不同，因而对我们的用途也就不同。对敌人分化瓦解，使我们对敌人的区别对待成为可能；而对敌人区别对待，又势必会反过来促进敌人的分化瓦解。
三、从易者始。“凡攻占之法，从易者始”，实乃是用兵打仗的基本原则。 “从易者始”，可以尽快打开局面，产生势如破竹的效果。“从易者始”就容易取胜，获取胜利之后，对士气就会是一种激励，反过来又会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样会产生一种良性的循环。如果从难者始，久攻不下，不下则不见其利，士气就会大减。
对策
对付远交近攻之计，应采取如下防范对策：
一、互为利用。如果我们发现已被敌人作为“远敌”而结交时，在不直接伤害盟友的情况下，可根据具体情况积极接受他们的结交，但思想上要有准备。一旦敌人对我们采取攻击时，我们不致措手不及，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二、广为结交。当我们已经成为 “近者”，难逃被攻击的厄运时，首先要针对敌人分化瓦解的策略，广为结交，争取同情和援助，力求不让敌人破坏我们的同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被孤立，被击破。
三、善于防御。如果我们的力量足够强大，同时又有广泛的同情和援助，并且有了十分充分的战斗准备，那么不妨来个“御敌于国门之外”；如果我们的力量较弱或敌人的锋芒逼人，那么我们可以来个“诱敌深入”；如果敌人方面有机可乘，也不妨来个“围魏救赵”。
用计范例
烛之武退秦师
《孙子兵法》说：“百里而争利，则擒上将军。”《孙子兵法》说： “久暴师则国用不定。”公元前630年，郑国遭到其左右两个大国秦国和晋国的联合进攻，秦、晋两国的军队很快就逼近郑国国都城下。眼看郑国危在旦夕，郑国君主文公连夜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对策，最后决定派富有外交斗争经验、善于辞令的大夫烛之武前去说服秦国退兵。当时秦军驻扎在城东，晋军驻扎在城西，两军合兵攻城却各不相顾。烛之武乘黑夜缒下城墙，直奔秦营门前放声大哭。秦穆公叫手下人把烛之武叫了进来，问：“你到我们军营里来哭什么呢?”烛之武说：“老臣哭郑也哭秦呀”“你这是什么意思?”秦穆公奇怪地问。烛之武说：“我们郑国的国土和贵国并不相连。我们在东，你们在西，中间隔着晋国。郑国灭亡了，我们的疆土只能被晋占去。你们秦国很难跳过晋国来占领郑国的土地。秦晋两国本来力量相当，势均力敌，如果晋国得到郑国土地后，实力就会比以前更大，而贵国的势力也将相应地减弱。你现在帮助晋国强大起来，这真是养虎遗患，将来你们秦国一定会反受其害的。再说，晋国历来言而无信，这几年，他们天天扩军备战，其野心不会有满足的时候。它今天灭了郑国，很难保它明天就不向西边的秦国扩张。你如果肯解除对郑国的包围，我们郑国将与秦国结好，今后贵国使者经过郑国的时候，我们一定尽主人之道，好好招待贵宾。这对你们没有什么不利啊”烛之武一席话，讲得入情入理，利害分明，使秦穆公意识到灭郑于己无益。于是，秦穆公答应立即撤兵，并且和郑国订立了盟约。留下杞子等三位将军，带兵帮助郑国守城。秦军悄悄班师回国。晋惠公见穆公不告而别，无奈孤掌难鸣，也只好偃旗息鼓，撤军回国了。
冯亭拉赵抗秦
“拉赵抗秦”是战国时期韩国上党郡太守冯亭在秦国进攻面前所采取的联赵抗秦策略。
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派大将白起攻打韩国，占领了野王城(今河南沁阳)。野王城，位于太行山南端，濒少水，临黄河，是从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一带)南渡黄河，进入韩国都城郑地(今河南新郑)的通道。秦军一举占领野王，将韩国拦腰切为两段，割断了其南北间的联系，迫使韩国献上党郡向秦军求和。上党郡太守冯亭见南入国都的道路被截断，失去了同国都的联系；同时，守地孤悬，既无援兵，又无粮济，不可能再战，但又不愿意束手献城，甘当亡奴，便采取了“拉赵抗秦”的策略。冯亭认为，韩国城池有限而秦国贪得无厌，以上党郡不可能满足秦国吞食韩国的欲望，而只能调动其继续侵略的野心。因此，与其以上党郡归秦，“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挡秦”(《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此乃完全之策。于是，冯亭即采取了一些“秦祸东引，拉赵抗秦”的谋略行动：冯亭首先遣使入赵，把上党郡所属的十七个邑全部送给赵国；其次，冯亭东入赵国，叩首称臣，被赵孝成王封为华阳君。冯亭的谋略行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公元前261年，秦王派左庶长王龁收取上党郡时，即遭到了赵国的坚决抵抗。赵将廉颇“依据上党地险，引援上党之民而据守”(《资治通鉴》卷五)，不仅利用了山险，而且利用了韩国坚决抗秦的民心士气，军储充裕，城防坚固，使秦军无可奈何。
“拉赵抗秦”之谋的成功运用，使秦祸东引，加深了秦、赵间的矛盾，促成了韩、赵统一抗秦战线的建立。同时，赵国筑垒固守，坚不出战，有效地消耗了秦军的力量，致使双方相持三年，不分胜负。
“隆中对”与联吴抗曹
诸葛亮的“隆中对”，是分析当时形势，确定“联吴抗曹”，富有斗争策略意义的一篇对策。在这篇对策中，诸葛亮根据当时客观形势，指出曹操强盛，乃最大顽敌，应集中力量以对付之，但在未完成一切必要措施之前，无法与之争锋。其次，孙权势力亦相当稳固，但孙权亦处在曹操严重威胁下，因此正好利用孙权来共同对付曹操，这样便确定了“联吴抗曹”的外交政策。至于刘表、刘璋这两个政权，则都有隙可乘，应当抓紧机会将其地盘夺取过来，然后在内政外交各方面做好准备工作，分兵进取中原，统一中国。
魏、蜀、吴三国鼎足之势已成之后，诸葛亮与曹操在争夺地盘时，都非常注意争取次要敌人，以攻击主要敌人。当时较为保守的东吴，就是他们积极争取的对象。
首先就刘备而言，诸葛亮于草庐之中已做过精辟分析。诸葛亮认为刘备取得荆、益两州以后，应该巩固与孙权的联盟，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在军事上从汉中、江陵两大战略基地，两面夹攻洛阳。所以刘备在攻克汉中以后，即命驻防荆州的关羽进兵襄樊，北向宛洛，使此作战计划成为现实。
荆州之失守，说明一个问题：刘备对于诸葛亮的联吴外交，始终不大重视，至少没有做到缓和与吴国紧张的关系。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阿斗，将全部精力放在改革内政与对外关系上。诸葛亮始终主张联吴抗曹。他深知，以弱小之蜀国，与强大之魏国为敌，非先联合吴国不可。将吴国联络好以后，它纵然不能协同攻魏，蜀亦可无东顾之忧，而得以全力对魏，魏则不能不以一部分兵力防吴。因此诸葛亮于辅政之初，即派邓芝使吴，重申旧好。此时，孙权还未与魏断绝来往，迟迟不肯接见邓芝。邓芝即上表曰：“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孙权方才接见。但孙权仍旧以蜀弱魏强为虑，邓芝曾给他解释：“吴蜀二国，四州之地。……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吞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孙权听此议论，觉得确有道理，于是便和魏断绝关系，与蜀联和。从此蜀吴盟好，不但诸葛亮攻魏之师得以大举，就是终蜀之世，两国和好关系亦未断绝。此可证明，诸葛亮外交政策之正确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