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是一位正直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他关心政治，关心人类命运。面对现实，在每一个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他都敢于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充分了解到，科学家不是生活在抽象的空间中，而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道德和政治气候中，而这种气候是受他工作所在的那个国家所制约的。对他来说，单纯的才智不能代替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光明磊落。
针对有些人认为一个真正的或者“纯粹”的科学家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的说法，爱因斯坦鲜明地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末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尽管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本人都受到过围攻。在法西斯统治下，他被赶出理学院，被抄家，失去教授职业，以至被剥夺德国公民权；他的财产被没收，著作被焚，人身受攻击。然而，他从来不向纳粹或别的恶势力低头。
这突出表现在 1933年他同猖獗一时的德国法西斯势力的斗争上。当时，他的挚友冯·劳厄为他担心，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还是以明哲保身为好。他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德国的情况表明，这种克制会导致：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盲目的和不负责任的人。这种克制岂不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吗？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末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你以为我因为不能在目前状况下留在你们的国家里而感到后悔吗？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们让我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在爱因斯坦看来，既然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那末，作为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就不应当躲避。他意识到，科学家通过勤恳的劳动，可在消除专制、歧视、偏见方面，可在纯洁人的心灵方面作出贡献。如果科学家能够有时间和勇气来诚恳地、批判地考虑面临的任务，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那末，公正而妥善地解决某些国际政治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爱因斯坦是作为科学家关心政治，而不是作为政治家关心科学。他对出身于知识分子的马克思和列宁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表示由衷的敬意。1917年秋天，对于俄国工人和农民革命的胜利，爱因斯坦表现出由衷的喜悦。他认为，这是马克思学说在一个大国里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在社会平等原则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初次试验。几年后，他著文表达了对十月革命和俄国革命导师列宁的崇敬心情：“我崇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个为争取实现社会平等而献出自己一切的伟人。虽然我认为他的手段欠妥，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像他这样的伟人是人类良心的造就者和捍卫者。”
爱因斯坦表示深信，热烈追求正义和真理的热忱，其为改善人类的状况所作的贡献，要胜过政治上的权谋术数，后者终究只会引起普遍的相互不信任。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大众对维护公正和反对不义的起码反应，归根结蒂是防止人类不至于堕落到野蛮状态的惟一保障。因而，他不断地为反对专横的统治和压迫、为反对对个人信仰和对公众的迫害而大声疾呼。他说：“我所做的仅仅是这一点：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爱因斯坦更热衷的是动员一切知识分子为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而斗争，为争取社会公正，实现世界和平而斗争。反对暴力，反对战争，几乎是爱因斯坦关于社会政治问题最基本的信念。他虽然一心希望科学造福于人类，但他却目睹了科学技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因此，他认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当代首要的问题。他一生中发表得最多的也是这方面的言论。1960年出版的，由他的遗嘱执行人 O.那坦和 H.诺尔登编辑的文集《爱因斯坦论和平》，就有相当于中文将近 100万字的篇幅，系统地反映了爱因斯坦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想观点。
爱因斯坦对政治问题的第一次公开表态，是 1914年签署一个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声明。这次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各国科学家纷纷为他们各自的“祖国”效忠。战争一开始，德国就有 93个科学文化界名流联合发表宣言，为德国的军事侵略辩护。爱因斯坦则针锋相对地站出来公开反对这次战争。 1914年 10月中旬，包括他在内的四个人签署了反战宣言《告欧洲人书》，呼吁善良的欧洲人，团结起来，争取和平。这个宣言，虽然不是爱因斯坦写的，但同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完全一致。重读这份爱因斯坦一生中签署的第一个政治宣言，对于深刻认识他的政治思想无疑是有意义的。宣言全文如下：
以前任何一次战争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全破坏文化合作。而这次战争恰恰又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候：技术和交通的进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需要有国际交往，而这种关系必将走向普遍的、全世界的文明。也许正由于以前存在着那么多的国际间的纽带，当我们看到了这种关系的断绝，就更加伤心，更加痛苦。
我们一点也不能被弄得惊慌失措。凡是对共同的世界文化稍为关心的人，现在都有双倍的责任，为维护这种文化所必须引为依据的那些原则而起来斗争。
然而，那些本来可指望具有这种思想感情的人——主要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到目前为止的反应，几乎使人看来，他们好像已经放弃了任何还想维持国际交往的愿望。他们以敌对的精神来讲话，而没有站出来为和平说话。民族主义的热情不能为这种态度辩解。这种态度同这个世界上从来被称为文化的那些东西是不相称的。如果这种精神在知识分子中间普遍流行，那将是一种严重的不幸。我们深信它不仅会威胁文化本身，同时还会危及民族的生存，而这次野蛮的战争也正是以保卫民族生存为借口而发动起来的。
技术已经缩小了这个世界。的确，今天大欧罗巴半岛各国相互挤撞的情况似乎很像以前挤进那几个伸向地中海的较小半岛上的各个城邦那样。旅行是那么普及，国际间的供求那么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欧洲——几乎可以说整个世界——甚至现在就已成为一体。
必须防止欧洲由于缺乏国际组织而重蹈古代希腊的覆辙！毫无疑问，有教养的和好心肠的欧洲人至少有责任去作这样的努力。要不然，难道让欧洲也因兄弟阋墙，逐渐精疲力竭而同归于尽吗？
目前正在蔓延开的战火是很难产生“胜利者”的，所有参加战争的国家很可能都将付出极高的代价。因此，一切国家里有教养的人都要尽力去争取这样一种和平条约，这种条约不管目前冲突的结果如何，将都不会撒下未来战争的种子；这样的努力显然不仅是明智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必须利用由这次战争所造成的欧洲不稳定和动荡的局势，把这个大陆熔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促成这种发展的条件，无论在技术上和文化上都已成熟。
这里不是讨论怎样可以达到这种欧洲新秩序的场合 。我们唯一的目的是申明我们这样一个深切的信念：欧洲必须联合起来保卫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这个时机已经到来。我们公开声明关于欧洲统一的信念，这个信念我们相信是为许多人共有的；我们希望这样公开声明我们的信念，会促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欧洲统一运动的发展。
朝着这个方向走的第一步，应当是一切真正爱护欧洲文化的人——一切曾经为歌德所预言为‘善良的欧洲人’的人们——团结起来。我们不应当放弃这样的希望：他们的一致呼声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可以高过武装冲突的喧嚣，尤其是如果那些已享有声望和权威的人也共同来呼吁。
我们再重复一句，第一步是欧洲人团结起来。如果像我们所热忱希望的，在欧洲能够找到足够多的欧洲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事业，而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称——我们就将努力去组织欧洲人的联盟。到那时，这个联盟可以发出号召，并采取行动。
我们自己所探索的不过是行动的第一步，就是发出这个挑战书。如果您同我们一条心，如果您也决心为欧洲的统一开创一个广泛的运动，那末就请您签上自己的名字吧。
当然，这个和平宣言尽管何等的真诚和理智，可在当时那个已经疯狂的年代，没有多少人能接受，也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敢于刊登这份反战声明。但倔强的爱因斯坦以科学家的执着与韧性投入到反战活动中去。他到处公开发表与众不同的反战看法。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积极参加德国地下的反战活动。他尽最大的努力去呼唤和平。
1914年 8月，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爱因斯坦说：“在惊慌失措的欧洲正发生某种难以置信的事情。这样的时刻表明，我们是属于多么卑劣的生物品种啊！我沉默地继续进行和平的研究与思考，但却被怜悯与厌恶所笼罩。”在 9月初的又一封信中，他对埃伦费斯特说：“国际的灾难沉重地压在我这个国际主义者身上。一个生活在‘伟大时代’的人很难理解，自己是属于发狂的、堕落的并以自由意志而自豪的生物品种。”表达了他对民族主义的堕落，对战争的愤怒和日益增长的厌恶这样的思想情绪。
1915年 3月 22日，爱因斯坦从柏林写信给当时住在瑞士的法国大作家，反战的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鲜明地表述了他对战争的愤慨和尽力追求和平的信念。他说：“通过报纸，并且通过我同那坚贞不渝的新祖国同盟的联系，我知道了您是何等勇敢地、全心全意地为消灭法德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而献身。我热诚地向您表达我的深切的钦佩和敬意。但愿您的光辉范例会激励别的品格高尚的人，使他们放弃那些难以理解的妄想，这种妄想像恶性瘟疫一样，使那些在别的方面是聪明、能干而敏感的人也受到传染。
当我们后代子孙讲到欧洲的成就时，难道我们能让他们说，三个世纪文化上的艰辛努力，只不过是使我们从宗教走向民族主义的疯狂，而没有再前进一步吗？在双方的交战集团里，今天甚至连学者们的所作所为也都好像是在 8个月前突然失去了头脑一样。
如果由于我现在的住所，或者由于我同德国国内外科学家的联系，你认为我能为你效劳，那么我将尽力去完成您所吩咐的任何工作。”
在德意志民族整体陷入战争的喧嚣之中时，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公然声明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并反对一切战争。他大声疾呼：“战争对国际合作的发展是最可怕的障碍，尤其在于它对文化的影响。战争破坏了知识分子从事创造性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条件。如果他正好是年轻力壮，他的能力就会被束缚在破坏性的战争机器上，而年纪大的也会陷进仇恨和失望的气氛之中。而且，战争导致国家贫困，导致长期的经济萧条。所以，凡是珍惜文化价值的人，就不会不成为和平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因斯坦致力于恢复各国人民之间相互谅解的活动，访问了很多国家。从 1920年国际联盟成立，到 1928年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和法国总理白里安缔结的以“放弃用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为标榜的所谓《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在这段时间，爱因斯坦到处作演讲，发表文章，呼吁反对一切战争，宣传全面裁军，号召各国青年拒服兵役，幻想建立一个能够主持正义与和平、保证永无战争的超国家的政治组织。早在 1920年爱因斯坦在一次谈话中说：“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着我是因为杀人是邪恶的。我的态度不是从某种思辨理论出发的，而是基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残暴与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
1933年爱因斯坦的政治生活出现了重大转折。纳粹篡夺政权后，就对德国工人阶级全面猖狂进攻，并且对犹太人、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进行残酷迫害，爱因斯坦首当其冲。幸而当时他在国外讲学，未遭毒手。纳粹对内的法西斯暴行和对外的战争叫嚣，使一向讲人道主义、反对价级斗争，主张宽容、反对仇恨，鼓吹绝对的和平主义、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的爱因斯坦，终于完全改变了态度，挺身而出，同法西斯恶势力进行了殊死斗争。1933年 7月 20日他在给 A.纳翁的信表明了这一转变。他在信中说：
“我要告诉您的，会使您大吃一惊。一直到最近，我们在欧洲的人还能认为个人反战足以构成对军国主义的一种有效反击。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在欧洲的心脏有一个强大的德国，它显然正以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推进战争，这给拉丁国家，尤其是比利时和法国造成了严重的危险，迫使它们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比利时来说，它是那么小的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不至于滥用它的武装部队；可是它迫切需要它的部队来誓死保卫它自己的生存……因此我必须坦白地告诉您：如果我是比利时人，在目前情况下，我不会拒绝服兵役，相反地，我会高高兴兴地参加这种服役，因为我相信，这样做我就是在为拯救欧洲的文明效了劳。”
出于对法西斯的高度仇恨，爱因斯坦对 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非常关心，深切同情西班牙的民主政府。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他表示极为不满。1938年 10月 10日给 M.贝索的信中对绥靖主义头子张伯伦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1939年在获悉铀核分裂和链式核反应的发现以后，了解到德国正在积极从事原子能的研究，他在 L.西拉德的帮助下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着手研制原子弹，以免纳粹占先，给人类造成无穷灾难。在德寇征服欧洲 14个国家后倾巢东犯苏联时，他对苏军的英勇抗战，始终十分关切。1942年 10月 25日曾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苏联的建设成就和战前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全力支援苏联人民的抗德战争。
他对美国在战争结束前夕竟悍然在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两颗刚刚制造出来的原子弹，感到无限痛苦。战争结束后 3个月，爱因斯坦愤慨地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有和平的保证，也没有《大西洋宪章》所许诺的任何自由的保证。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没有。”
由于意识到核战争（当时称为“原子战争”）对整个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怎样才能防止核战争？怎样才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保证各国的安全和独立，以利于全人类的健康发展呢？这是战后爱因斯坦最关心的大问题。他领导组织“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出刊《原子科学家公报》，要使全世界人民认识到核战争的极端危险性，严厉警告一切企图以核讹诈来玩火的野心家。针对 1947年和 1948年初英美两国政客们发动的准备对苏联搞所谓“预防性战争”的叫嚣，为防止这种先发制人的侵略战争，爱因斯坦大声疾呼：“要对美国公众强烈呼吁，在还未采取不可改变的措施之前，在事态的进程还不是无可挽回之前，对走向预防性战争的发展，应当动员强大力量来加以反对。”战后，美国对外实行以核讹诈为赌注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使爱因斯坦意识到，美国一切仿佛都在步当年纳粹德国的后尘。因此，他向美国公众指出：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不仅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而且也是美国国内侵犯公民权利和学术自由的法西斯瘟疫的“病根”。他晚年对美国正在恶化的政治局势极为不满，在他逝世前 5个月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末，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在他临终前几个小时的最后一次谈话中，爱因斯坦还在讲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侵犯公民自由问题，一个是美国的重新武装西德问题。法西斯危险和战争危险使他晚年忧心忡忡。
一个在自然科学创造上作出历史性贡献的科学家，对待社会政治问题又如此严肃、热情、鲜明，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这就是伟大的爱因斯坦所具有的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