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平凡人交心
爱因斯坦出名以后，关心他的人多了起来，同时也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对此，爱因斯坦并没有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式，相反，他总是有问必答的。
爱因斯坦在柏林时，收到了维也纳一位妇女的来信，她希望知道爱因斯坦是否就灵魂存在与否以及人死后的个人发展情况形成了自己的见解。爱因斯坦还收到过其它许多与此大同小异的问题。1921年 2月 5日爱因斯坦写了一封篇幅较长的信，下面摘录此信的片断：
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秘主义一向表现在所谓的通神学和唯灵论的猖獗之中，而在我看来，这种倾向只不过是一种软弱和混乱的症状而已。
我们的内心体验是各种感觉印象的再造和综合，因此，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的灵魂这种概念，在我看来是愚蠢而没有意义的。在爱因斯坦档案文件中，有一封拉多州银行家 1927年 8月 5日写给当时住在柏林的爱因斯坦的信。这封信的开头写道：“几个月以前，我曾写信告诉你……”，爱因斯坦当时可能没有回信。这位银行家指出，许多科学家和与他们相似的人已不再把上帝看成是一群天使簇拥着的长着大胡子的慈父般的形象，虽然许多虔诚的人崇拜并尊敬这样一位上帝。一次在一个文艺小组的讨论中，他们谈到了上帝的问题，有些会员决定请一些著名人士提出一些可以公开发表的意见，并说已有 24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寄来了回信，他希望爱因斯坦也能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爱因斯坦在来信上用德文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不知道爱因斯坦是否把它邮寄出去了。
我想象不出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他会直接影响每个人的行动；也想象不出上帝会亲自审判那些由他自己创造的人。我想象不出这种上帝，尽管现代科学对机械因果关系提出了一定的怀疑。一个印度人从新德里给爱因斯坦写来一封絮絮叨叨的长信，向爱因斯坦求援。说他是一位 32岁的单身汉，他希望把自己的余生全部用来研究物理学和数学，虽然他承认自己在这些方面低劣。他一贫如洗，即使这封信的邮票也买不起。在他年轻时，生活拮据，使他无法在科学和数学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虽然他一向对这些学科十分爱好。迫于家境，他不得不以求职谋生，而这与他的内心是格格不入的。好在一年多以前由于一次小口角他被解雇了，所以他现在可以自由地去从事自己真正的使命了。但可悲的是他连维持温饱的收入都没有。他下定决心，不管能否得到帮助，都将继续努力，死而后已。他希望爱因斯坦能够帮他一点忙。
爱因斯坦用英文写了一封篇幅较长的信，这封回信不仅写得彬彬有礼，而且饶有趣味：
来信收悉。你继续研究物理的炽热愿望使我深为感动。但是，我必须指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同胞们辛勤劳动所创造的，我们应该诚实地回报他们的劳动。我们不仅应该从事一些有使自己满意的工作，而且还应该从事公众认为能为他们服务的工作。不然的话，不管一个人的要求多么微不足道，他也只能是一个寄生虫。贵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在那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当加倍努力工作，因为大家都在为改善经济而努力。
1951年 3月 21日，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大学生写信给住在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询问他是否记得出席过那里一座小天文台的落成仪式。她接着就向爱因斯坦求教。长期以来，她一直对天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并渴望成为一名职业天文学家。但她的两位老师说，天文学家已过剩，并且她在这一领域也不足以有所成就。她承认自己的数学并不出色，她问爱因斯坦，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学习天文学，还是应该另选她能够从事的学科。
爱因斯坦用英文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如果一个人不必靠从事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美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自己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
一位英国人在给住在柏林的爱因斯坦的信中向他询问一个原先由爱迪生提出的问题：当你躺在床上行将去世的时候，如果你回顾自己的一生，那你依据什么来判断自己的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爱因斯坦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无论在我弥留之际还是在这以前，我都不会问这种问题。大自然并不是什么工程师或承包商，而我自己则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1931年 2月 25日，有人给住在柏林的爱因斯坦写来一封信，极其悲观，哀叹他对当代技术奇迹感到幻灭，声称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充满了痛苦和失望，并对人类是否应该继续繁衍深表怀疑。爱因斯坦后来曾明确回信：不赞成这种观点，并且认为人类的生活完全有可能并且有希望变得更有意义。而且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客观和主观条件都已具备。
青年的知音
爱因斯坦鉴于自身年轻时的遭遇，所以对青年充满希望，尤其是那些家境不妙的同学，他总是写信鼓励他们坚持学习，不懈努力，对有困难的学生，爱因斯坦四处奔波，为他们解决困难。
爱因斯坦移居普林斯顿后不久，一份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杂志《丁克》就向爱因斯坦约稿，他热情洋溢地写道：
“我很高兴能同你们这些快乐的年轻人在一起生活。如果一位老同学能对你们说上几句话，那他要说的就是：千万别把学习视为义务，而应该把学习视为一种值得羡慕的机会，它能使你们了解精神领域中美的解放力量，它不但能使你们自己欢乐无比，而且还能使你们将来为之工作的社会受益匪浅。”
1920年，英费尔德第一次见到了他神往已久的伟人爱因斯坦。当时，他在雅盖隆斯基大学学习，而在第五学年时想到柏林，在普朗克、劳厄和爱因斯坦那儿完成自己的学业。但，他出生在波兰，同时又是犹太人。这在当时的普鲁士官僚机构中遇到非常不友好的接待是常有的事。久久犹豫之后，英费尔德决定向爱因斯坦求援。他鼓足勇气，颤抖着手，给爱因斯坦打了个电话，怯生生地问道：“爱因斯坦教授在家吗？”“在家。”接电话的爱因斯坦的妻子艾尔莎说。“我是从波兰来的学物理的大学生。我想见见爱因斯坦教授。教授见我一下行吗？”“那当然喽。你最好现在就来。”这个学生放下电话，那激动的心情是永生难忘的。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对那次会面作了细腻的描述：
我在哈柏兰德大街五号爱因斯坦的公寓门上按了电铃。我又胆怯，又激动。因为即将会见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心里喜出望外。爱因斯坦夫人把我领到一间摆满了沉重的木器家具的等候室里。我说明了来意。她表示抱歉，说我还得等一会儿，因为她丈夫正在和中国教育总长谈话。我等着，由于焦急和激动，脸上一阵阵火辣辣的。终于，爱因斯坦打开了房门。他和中国人道了别，请我进去。爱因斯坦穿着黑色的短上衣，条纹裤子，裤子上掉了一粒重要的扣子。就是那张脸，我在报纸和杂志上已经看过许多次，但没有一张照片能再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
我把事先细细准备好的一番话忘得一干二净。爱因斯坦对我微笑一下，递给我一支烟。这是我来到柏林以后，第一次有人向我亲切地微笑。我结结巴巴地谈了自己的困难。爱因斯坦注意地听着。
“我倒很乐意替你写介绍信给普鲁士邦教育部，可是一点用也没有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写过的介绍信太多了。”接着他以自信的口吻低声说：“他们是反犹主义者。”“那么，该怎么办呢？”他在房间里踱过去，又踱回来，想了一阵。“你是学物理的，事情好办一些。我来给普朗克教授写几句。他的推荐比我有力。
对，这样办最好。”
他开始寻找写信的纸，纸就在书桌上，在他面前。我不好意思指给他看。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纸，写了几行字。他甚至不知道，我对物理学有没有了解，就已经写好了。他只知道一件事——我是纳坦松教授的学生，而纳坦松教授，爱因斯坦是认识的，而且很器重的。随后，他们谈了许多问题，爱因斯坦谈得很兴奋，而这个学生后来成了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对青年寄予厚望与热爱，是伟人爱因斯坦纯朴而善良胸怀使之然的。1922年 3月 15日，爱因斯坦在给他一样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的朋友保尔·埃伦弗斯特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在大自然面前——以及学生面前，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显得多么寒伧！”
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是国际的，与政治没有关系。然而，当看到现实脱离了他的梦想时，他吃了一惊——简直与他预期的形式无任何相似之处。从他来到柏林的第一天起，爱因斯坦就强烈地感到，黄皮肤、黑头发的犹太人，在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眼里，不过是贱民，连末等公民都算不上。读大学、找职业，处处都受到歧视。连在大街上行走，也常常会遇到鄙夷的目光，听到从牙齿缝里挤出的咒骂：
“犹太狗杂种！肮脏的猪！”尽管许多有才干的犹太人，在学术界、艺术界和金融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又是十分不幸的。同胞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爱因斯坦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犹太民族的一员。
柏林的犹太人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犹太人和德国人同化，一派主张犹太人回到自己祖先居住过的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同化派和复国派内又有许多小派系。爱因斯坦对于这些派系之争从来不感兴趣。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张胜利了。
当时，犹太复国运动在柏林和伦敦的官场里有坚强的后盾。复国运动的领袖都是精明的人。他们把态度不明朗的有威望的犹太人列出名单，一个个登门拜访，进行说服、争取和拉拢。1919年 2月的一天，一位说客来到哈柏兰德大街 5号。来客先说了一通犹太人在欧洲各地如何受歧视、受迫害。爱因斯坦天真地问：
“可是这和犹太复国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犹太人，”来客振振有词地说：“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民族。我们漂泊异乡，无家可归。我们的兄弟遍布欧美各国。但是如果有一天，欧洲、美洲的各国政府都排犹起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建立起一个自己的国家，就能够恢复民族的传统和尊严。在他们排斥我们的时候，好有退路。我们要给犹太人民一种内心的自由和安全感。”
给遭受歧视的同胞带来一种内心的自由和安全感，这个思想打动了爱因斯坦的心。他的谈话活跃起来了。说客看出，爱因斯坦坚定地站在受苦人一边；同时，也看出他对于政治上的权术和计谋是一窍不通的。
经过几次谈话争取之后，爱因斯坦表态了。
“我反对民族主义，但我赞成犹太复国运动。一个人，如果有两条手臂，他还总是叫嚷说没有右臂，还要去找一条，那他就是沙文主义者。但是，一个人如果真的没有右臂，那他就应当想办法去弥补这条失去的右臂。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反对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犹太人，从今天起，我支持犹太复国运动”。
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们，得到爱因斯坦的支持，心里非常高兴。但是他们知道，爱因斯坦并不是要不择手段地去建立犹太国家。他是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正义事业。对于别的被压迫民族，他也是同情支持的。因此，这些领袖懂得怎样因人制宜。爱因斯坦愿意做的事，尽力争取。他不愿意的事，则不必强求。
1921年春天，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魏茨曼教授要到美国旅行，动员美国的犹太大老板掏腰包，资助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他邀请爱因斯坦同行。爱因斯坦本不想去美国，但为了带头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计划得以实现，他还是接受了邀请。正如他给索洛文的信中所述：
“我根本不想去美国，这次去只是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在为建立耶路撒冷大学不得不到处乞讨，而我也只好当一个化缘和尚和媒婆去跑跑。”
爱因斯坦不辱使命，帮助魏茨曼圆满完成了任务。他头一次看到犹太群众。他自己也很满意，宣称这次为旅行所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
1924年，爱因斯坦成了“柏林犹太教全体以色列人大会”的缴纳会费的会员。尽管爱因斯坦没有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但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为个人的尊严而斗争的重要形式。
从此，爱因斯坦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注则是他善良正直心灵一直牵挂的主要问题。
1930年 10月下旬，伦敦犹太人组织了一次晚会，英国文豪肖伯纳与威尔斯应邀出席。爱因斯坦在晚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题为“犹太共同体”，爱因斯坦在此对犹太人的过去与未来、希望与痛苦、现实与理想作了广泛的论述，这也是爱因斯坦犹太民族感情的一次充分展露。
“有一种对正义和理性的热爱深留在犹太人传统中，这必将对现在和将来一切民族的美德继续发生作用。在近代，这个传统产生了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忠于我们的道德传统，这种传统使我们能够不顾那侵袭到我们头上的猛烈的风暴而维持了几千年的生命。在人生的服务中，牺牲成为美德。”
纯朴而善良的心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个 12岁的女孩子，每天放学后，总是跑到爱因斯坦家里去玩。妈妈发现后，把孩子骂了一顿，同时赶来向爱因斯坦道歉，说女孩子不懂事，浪费了教授许多宝贵时间。爱因斯坦说：“噢，不用道歉。她带甜饼给我吃，我帮她做算术题。不过，我从她那里学到的东西，恐怕比她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
还有这样的故事：有一次，美国一家医院要聘请一位 X光专家。一个犹太难民来求爱因斯坦帮忙，爱因斯坦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从希特勒铁蹄下逃出来的犹太人，要求帮忙。爱因斯坦给他也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样，一共给四个逃难来的犹太人写了四封推荐信，去争夺同一个职位。后来，爱因斯坦给人们写的亲笔介绍信太多了，那些犹太难民跑到英国、美国的大学里，沾沾自喜地拿出介绍信，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校长秘书就会给他当头泼一盆冷水说：“行了，行了，收起你的介绍信吧。每人都有这样的介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