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教授”
1908年 10月后不久，爱因斯坦的学术生涯就开始了。
在此之前两年，已经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的爱因斯坦仍生活在平凡的圈子里。每天早晨九点钟准时到达专利局上班，下班后，生炉子，带孩子，做些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琐事。
在大学里的那些人，手里拿着那一卷《物理学纪事》，打听这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何许人物。他们听说他在伯尔尼，就断定他是伯尔尼大学的教授。
劳厄，这个后来也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当时还很年轻，正在做普朗克的助手。刚到柏林大学，普朗克就讲了相对论，他没有听懂，却知道相对论的重要意义。他打定主意，一放假就去伯尔尼大学向“爱因斯坦教授”求教。
伯尔尼大学没有爱因斯坦教授，伯尔尼专利局里倒有一位爱因斯坦公务员，劳厄愣了。
赶到专利局，劳厄一头撞上一年轻人，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一件格子衬衫，领子半竖半躺，头发乱得像团草，一撇不加修饰的小黑胡子随意地卧在上唇边。
专利局的走廊上空荡荡的。劳厄只好拉住眼前这位梦游般的先生。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办公室？”劳厄问。
梦游人半天才领悟这句话的含义，大眼睛里泛出柔和的歉意。
“对不起，在下正是。”
劳厄惊讶了，但很快就笑了。相对论的创建者应该是这样的人。
几分钟后，一对同龄人在一家小餐馆的桌旁坐下，开始了他们终生的友谊。
维恩教授的学生劳布也来到了伯尔尼。他的学位论文里用到相对论。教授不同意他的观点，叫他去找相对论的著者请教。碰巧爱因斯坦一个人在家，正跪在地上生炉子。见到来客，爱因斯坦扔下捅火棒，伸出了两只乌黑的手。客人稍稍迟疑了一下，爱因斯坦也没有察觉，两只乌黑的手和两只雪白的手握在了一起。
爱因斯坦用手背擦了一下被煤炭染黑了的额头，笑着说：“你看，我和别人谈辐射，可这倒霉的炉子，就怎么也辐射不出热来。”
编外讲师
1907年，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克莱纳教授写信给爱因斯坦，建议他向伯尔尼大学申请“编外讲师”的职位。因为按当时的规定，要成为大学的教授，先要当一段没有薪水的讲师。爱因斯坦听从克莱纳的建议，向大学当局提出申请，并且把《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单行本送到物理系。不久，就来了答复：“论文无法理解”，“系里不要人。”
第二年，克莱纳再次写信给爱因斯坦，教不通世故的爱因斯坦如何行事。同时，也有更多的权威人物为他鸣不平了。普朗克，权威的《物理学纪事》的编辑委员，给他写了推荐信。暑期，拉登堡来到伯尔尼和爱因斯坦讨论问题。他是“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的理事。在访问伯尔尼大学时，他向校方直言不讳地说：
“瑞士教授联合会中竟然没有爱因斯坦，这使我惊奇。”
终于，1908年 10月 23日，一份印有伯尔尼州徽的公文送到了专利局，通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博士，从本学期起，聘请他担任兼职“编外讲师”。也就是说，他有权在州立伯尔尼大学里选讲自己的课程。至于报酬，则由听课的学生直接付给讲师。
可惜，爱因斯坦所讲的课程“辐射的基本理论”，讨论的是物理学上阴云未散的问题，引不起首都大学生的兴趣。很少有人愿意把钱装到这位新来的讲师先生的口袋里。
这时，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正好来伯尔尼写学位论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样上课的。她鼓起勇气去问看门人：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教室上课？”
看门人把这位衣着整洁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个遍，问她是博士的什么人。她说是妹妹。看门人“哟”了一声，说：
“原来那个俄国人就是你哥哥呀！他们一共只有 5个人，在三楼。”
那位看门人之所以把爱因斯坦叫做俄国人，是因为犹太人穷的多，东方来的犹太人尤其穷，俄国是最东方了，所以他看到爱因斯坦永远是一套臃肿的，说不清什么颜色的旧格子衣服，就断定他是俄国人。
上课的人数，看门的人还说多了，其实只有 4个人：讲师先生，2个 20岁上下的大学生，加上满脸大胡子的贝索。他们都骑在课桌上，嘴里叼着烟斗、雪茄，指手画脚，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热火朝天。这是玛雅从三楼那间小教室的门缝亲眼看到的情景。
有一次，克莱纳教授也到伯尔尼来看看自己推荐的人是怎样上课的。他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教室里，讲师先生当然只好回到黑板跟前去了。他出神地站在那里，沉默了好久。他拿起黑板擦，擦掉黑板上的一行公式，又写下一行公式。爱因斯坦对仅有的几个听众说，中间的几步运算不写了，因为很抱歉，这两天正在想一个有趣的问题，所以把这几步忘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推导一下，结论肯定是不会错的。
克莱纳惊呆了，虽然他早就知道爱因斯坦与众不同的个性。但这毕竟与学府风范相去太远了，他不得不告诫爱因斯坦：第一，要注意高等学府的礼仪；第二，要注意讲课的条理性和系统性；第三，……爱因斯坦那双棕色眼睛里全是困惑，他不懂。克莱纳摆摆手，说：
“算了，回家吧！”
克莱纳深知难以常规来衡量爱因斯坦，因为天才的个性总是难以理解的。
不知情的荣誉博士
明可夫斯基的报告“空间和时间”像一面巨大的透镜，把学术界的视线聚到了爱因斯坦身上。
1909年 7月的一天，身在伯尔尼专利局的爱因斯坦收到了一个特别的大信封，拆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张精美华丽的纸片，纸片上用花体字印了一些在爱因斯坦看来是毫无趣味，且与他无关的东西，那花体法文甚至被他误作拉丁文，因而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办公室的废纸篓里。
其实，那纸片正是一张请帖。日内瓦大学邀请爱因斯坦去参加纪念加尔文创建该校 350周年的庆典，同时，那上面还宣布爱因斯坦已被日内瓦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校方等了很久，没有爱因斯坦的回音，只得请爱因斯坦的朋友和学生卢西恩·查文从中游说。当时，卢西恩也住在伯尔尼，他便劝说爱因斯坦去日内瓦大学，说这是怎么也推辞不掉的，但他并没有说一定得去的理由。
这样，爱因斯坦在指定的日期来到了日内瓦。同时，在他下榻的那家旅馆的餐厅里遇见了几位苏黎世的教授。他们各自说了自己是以什么资格来参加庆典的。
爱因斯坦站在一边，一言不发。
见此情景，教授们就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不得不窘迫地承认自己完全不知道是以什么资格来的。可是，教授们是清楚的，并告诉了爱因斯坦的内情。
第二天，人们把爱因斯坦和一批学者拉在一起，坐在引人注目的中心位子。但爱因斯坦随身只带了一顶草帽，穿着一身便服，他觉得自己的这身打份与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绣花燕尾服、英国绅士的长袍以及世界各地 200多名代表的各式各样的名贵装束混在一起，未免有些不伦不类，一定要坐在一边，可是主持庆典的人是不会听从爱因斯坦的主张的，否则隆重的庆典就要黯然失色了。
庆典活动结束后，爱因斯坦参加了毕生中所经历的最豪华的宴会。他问坐在身边的一位日内瓦显贵：
“你知道如果加尔文至今健在，他来这里会干些什么？”
他说他不知道，并反问爱因斯坦意下如何。
爱因斯坦说：“他肯定会点燃一堆熊熊烈火，把我们这些罪恶的贪吃鬼统统烧死。”
巴西海军上将
1911年初，从奥匈帝国波希米亚省的省会布拉格发来了聘书，请他去当布拉格德国大学的正教授。他接受了。那里的待遇高、工作条件好，可以免去一家生计的操劳。更重要的是马赫是那里的第一任校长，开普勒曾经在布拉格附近工作过，这一些都给布拉格增添了一层诱人的浪漫色彩。
他来到布拉格，住的是以前大学学监的房子。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点的是油灯，在苏黎世改点煤油灯，现在用上了电灯。这是技术的进步，也是爱因斯坦在社会阶梯上的上升。
在布拉格，爱因斯坦依旧我行我素。看他那一头蓬松的黑发和那一双孩子般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看他那心不在焉的梦游人一样的神情，马马虎虎的装束，哪里像个德国的教授呢？倒像从意大利来的流浪艺人。人家嘲笑他的衣装，他自己也嘲笑自己的衣装。
为了参加对皇上效忠的宣誓仪式，每一位皇家大学的教授都要定做一身特别的服装：一套绣金的绿色礼服，一顶三角帽和一把佩剑。小汉斯看到这身衣服可乐坏了。他一定要爸爸穿上这身威风凛凛的衣服，带他上街出出风头。
爱因斯坦拍拍儿子的头说：“孩子，爸爸倒不在乎。可是穿上这身衣服，真怕有人会把我当成巴西来的海军上将呢！”
相对论是……
1921年春，爱因斯坦为帮助魏茨曼，第一次踏上了美国这片自由的新大陆。
爱因斯坦第一次访问纽约时，乘坐一辆汽车，热情的美国人挤到一条主要街道上，前面有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这位是著名的爱因斯坦教授。”同时飞机嗡嗡地在天上飞着，沿途洒下鲜花和五颜六色的传单。这种壮观的场面实在有些可怕，艾尔莎也被搞得不知所措。艾尔莎把献给她的巨大花束紧紧地贴在心上，怯怯地问爱因斯坦：“阿尔伯特，你对这一切怎样想？”
“这简直是巴纳姆的马戏场。”说着，他自己也笑起来了。
看了一眼聚集在路上的观众，他又冒出一句话：“无论怎么说，肯定观赏一只大象或一只长颈鹿要比看一个上了年纪的科学家有趣得多。”
记者招待会开始了。美国各大报纸的采访人员，手里拿着速记本，把爱因斯坦围了个水泄不通。第一个问题是：“能不能请你用几句话解释一下相对论？”这个问题是爱因斯坦的老相识了，他走到哪里都会碰到。有时，他说几句笑话，把话题岔开；有时，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能用几句话解释一门科学。”可是，不管怎样回避，这个老问题总会找上头来。今天，这又是热情的美国人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爱因斯坦微笑着回答说：
“从前大家相信，要是宇宙中心一切物质都消失了，那就只留下时间和空间。但是，根据相对论，物质消失了，时间和空间也就一起消失。”
这个绝妙的回答引得哄堂大笑。在一片赞扬声中，爱因斯坦解释说，这不过是说笑话，请诸位不要当真。不过实际上，爱因斯坦正是用这两句话道破了相对论最本质的东西——时间和空间与物质是不可分离的。
第二个问题是：“听说全世界只有 12个人懂相对论，是不是真的这样？”“不会的！”爱因斯坦回答说：“每一个学物理的人都能懂相对论。”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最后，爱因斯坦把两手往条子裤上一拍，站起来笑着说：“行了，先生们，我的考试该算通过了吧！”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轮到了艾尔莎。“爱因斯坦夫人，你懂不懂相对论？”“唷！”艾尔莎笑着说：“我可不懂。他倒给我讲过几次，我怎么也弄不懂。我的数学知识只够记账。”这句话把记者们逗乐了。艾尔莎又说：“没有相对论，我也挺快乐。”……
新大陆刮起的爱因斯坦旋风，甚至刮到了国会山上，连参、众两院的议员先生们，也都放下手里的宪法修正案，讨论起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来了。一位议员先生坦白承认，自己不懂相对论。另一位议员先生说，他企图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结果差一点儿发了疯。还有一位议员先生，引证某某伯爵的宏论，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懂得爱因斯坦最新的理论。可惜一位已经故世，而爱因斯坦教授本人，由于“年事渐高”，把自己最新发现的理论给忘了。这一番妙言，赢得了全场拍手叫好。议员们雄辩滔滔，最后大家一致承认，参众两院里谁都不懂相对论。
爱因斯坦对于要求用一两句话说明相对论的人，真有点随缘说法的味道。晚年爱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顿时，据说一群大学生说说笑笑地跑来，问爱因斯坦什么叫相对论。他回答说：
“你坐在一个漂亮的姑娘旁边，坐了 2个小时，觉得只过了 1分钟；如果你挨着一个火炉，只坐了 1分钟，却觉得过了 2个小时。这就叫相对论。”类似的解释还有很多、很多。
皇后可疑的客人
爱因斯坦与比利时皇后伊丽莎白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爱因斯坦独特的个性则更使他们的友谊蒙上了传奇色彩。
为了保护爱因斯坦，使他避免旅途中的各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艾尔莎总是给丈夫订好每次旅行的头等车厢往返车票，必要时还会替他订好卧铺。她知道，如果她不这样做，给他的钱就会被用来帮助某个穷苦落魄的人。
有一天，爱因斯坦在伦敦，突然决定去布鲁塞尔。他手头有很大一笔钱。可惜，用他的话来说，他大概遇到了很多“需要它”的人，当他去买到布鲁塞尔的车票时，手里的钱除了能买一张三等车厢的车票外，只剩几法郎了。他在布鲁塞尔的街上徘徊了一段时间，想找一处便宜的住所。最后，走到了一个贫民窟。他浑身是灰，头发蓬乱，衣服破皱，除了手中拿着一只小箱子外，什么都没有。
他找到一个店主问：“你有电话吗？”
“电话在酒吧间。”
“你知道怎样接通莱肯吗？——对，是莱肯城堡。”
“王室住所？”那位店主和坐在酒吧里先来的顾客相互交换着吃惊的眼神儿。
通过电话间大开着的门，他们听到这位流浪汉似的毛发粗壮的外地人在找陛下——他们的王后。他是个疯子呢，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最大可能是个疯子，也不排除是危险分子的可能。爱因斯坦走出了电话间，看到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就在他打电话的时候，这个新闻已传遍整个地区。两个警察站在门口，在等一辆救护车。
“我肯定看上去太可疑了”——爱因斯坦笑着摇着头，回忆了这段荒诞的经历。他大概在暗中得意，总算有一次没人认出他来。
爱因斯坦这种对名誉、地位、金钱从根本上漠不关心的态度，很难使一般人相信，以至于有些人认为某些说法似乎是被人为的夸大的。但，这却是爱因斯坦的个性。
出名的缘由
1919年，爱因斯坦 9岁的儿子爱德华问父亲：
“爸爸，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出名？”
爱因斯坦笑了。他拿过孩子正在玩的大皮球，半严肃半玩笑地对儿子解释说：
“你看见没有，当瞎眼的甲虫沿着球面爬行的时候，它没有发现它爬过的路径是弯的，而我有幸地发现了这一点。”
爱德华听懂了比喻本身，但他不理解其中的含义。
这其中的含义，只有物理学家中的精英们才体会得到。照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爱因斯坦，至今，世界上也断不会出现广义相对论。
心不在焉的教授
爱因斯坦出名后，各式各样的社交宴会最让他为之头痛。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出席的都是名流和名流夫人。人人彬彬有礼，说话温文尔雅，衣着大方得体。从政治学到哲学，从哲学到科学，他们都会谈一点，可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在这种场合，附庸风雅地向先生们微笑致意，向夫人们说两句情趣隽永的俏皮话，都让爱因斯坦头皮发麻。他嗯嗯地随口答应一切应酬，和蔼可亲地面对一切提问，但就是心不在焉。好在名人总能得到社会的宠幸，由此人们亲昵的称他“爱因斯坦教授那种可爱的心不在焉”。
有人指出爱因斯坦曾在鞋店的发票后面写好答辞，跑到庄严的授奖仪式上去掏出来宣读。还有一则故事发生在柏林：一次他在朋友家里吃饭，边吃边和主人讨论问题。忽然间来了灵感，他抄起钢笔，在口袋里找纸，一时找不着，就在主人家的新桌布上写开了公式。
还有一次，爱因斯坦得知他在柏林的同事，心理学专家施图姆普夫教授对与空间有关的感觉和表象感兴趣。本来按照礼仪，新院士应一一拜访老院士，爱因斯坦一直也没有完成这项他永远不会的活动。这下可好，礼仪拜访与感兴趣的话题正好结合起来。于是，爱因斯坦在一天早晨前往拜访施图姆普夫教授。
由于没有预约，主人恰巧不在家。女佣人问他要不要留话。他说不必了，过一会儿再来。独自一人在公园呆了几个钟头后，爱因斯坦再次敲响了施图姆普夫教授家的门。
女佣人发窘地告诉爱因斯坦，说主人吃完午饭正在午睡。爱因斯坦一点也不火，他平静地说：
“没关系，我过一会儿再来。”
下午四点钟，爱因斯坦收起手上的计算纸和笔，又去了施图姆普夫教授家。
女佣人打开门，说：“主人起床了。”爱因斯坦微笑着对女佣人说：“耐心和恒心是会得到酬报的。”
老院士见到了闻名已久的新院士，十分高兴。不料刚一落座，客人马上谈起了广义相对论中的空间概念，而且是滔滔不绝。可惜，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对数学一窍不通，客人满口的数学术语，使他堕入了云雾之中。等到爱因斯坦发现主人的困窘，时间已经过了四十几分钟，拜访的时间早该结束了。爱因斯坦尴尬地起身告辞，连连道歉。
1933年，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不久，心不在焉的博士忘了回家的住所。一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院长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秘书拿起听筒，听到德国口音很重的英语。
“我能不能和院长讲话呀？”“很抱歉，院长出去了。”秘书回答说。“那么，也许，嗯……你能告诉我，爱因斯坦博士住在什么地方吧！”当时有规定，绝对不准干扰爱因斯坦的研究工作，连罗斯福邀请爱因斯坦到白宫去作客，都要事先征得院长同意。因此，秘书很客气地拒绝回答爱因斯坦住在什么地方。这时，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变低了，低得几乎听不见。
“请你别对人讲，我就是爱因斯坦博士。我要回家去，可是，忘了家在哪里了”。
在普林斯顿这个小小的大学城里，所有的人都用贪婪的好奇眼光看着爱因斯坦。以至英费尔德回忆说，在和爱因斯坦一起散步的时候，他们总是避开繁华的大街而专拣行人寥落的小街。
有一次，一辆小汽车里的人请散步的爱因斯坦稍等片刻。从汽车里钻出一位已经不年轻的带着照相机的妇女。由于激动，她的脸都红了：“教授先生，请允许我给您拍一张照片。”她请求道。“请吧。”他安详地站了几秒钟，然后继续自己的谈话。过了几分钟，他就忘记了照相这件事。有一次，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一道，走进普林斯顿的一家影院看电影《埃米尔·左拉的一生》。他们买了电影票，走进挤满人的前厅才知道，还要等 15分钟才开映。爱因斯坦建议走一走。出来时，英费尔德对检票员说：
“我们过几分钟就回来。”可是爱因斯坦感到不安了。 “我们已经没有票了，您会认出我们吗？”爱因斯坦天真地问。检票员被逗乐了，就对爱因斯坦说： “是的，教授，我大概会认出您的。”看电影的时候，英费尔德想，即使他自己不会看到，那么未来的人们也许总有一天会看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一生》的，而关于他的电影像这件事一样，都是历史上的真事。
不修边幅的先知
1932年，爱因斯坦去日内瓦，参加了那里的世界裁军会议，记者贝尔科维奇发表在美国《评论画报》杂志上的通讯稿，对他出现的场面作了详尽的描述：
会议代表得知爱因斯坦莅临时，许多代表和差不多全部记者都跑下和平宫的台阶去欢迎他。
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场面。一个满头银发的人艰难地登上和平宫宽敞的台阶。远处数百人恭候着他。不止一次地见过爱因斯坦的记者们也没有表现出他们甚至在见到受过加冕礼的特殊人物时所特有的无礼举止。记者们在离爱因斯坦几步的地方就站住了。
所有的人都望着爱因斯坦，并在他身上看到了宇宙的化身。他具有超人般先知的魅力。从现存许多照片上，我们都可以看到爱因斯坦独特的先知魅力。对于爱因斯坦的外貌、他的习惯和工作方式的回忆，也足以使我们勾勒他的特性。爱因斯坦在自己阁楼式的工作间里写作、阅读，而更多的时候在思考。偶尔把头垂向右边，把一缕白发绕在手指上。爱因斯坦还不时从放在他面前那三只填满烟草的烟斗中拿出一只叼在嘴里。他的脸色苍白，眼角布满皱纹。
爱因斯坦穿着极其简朴。他身穿咖啡色皮上衣——艾尔莎的旧礼物。天冷时加一件灰色的英国羊毛衫——也是艾尔莎的礼物，并且也是很旧了。爱因斯坦穿一套旧式的黑色西服出席宴会，只有在特殊场合，由于全家人的一致要求，他才穿晚礼服。
爱因斯坦在柏林哈伯兰德大街五号的时候，生活中的一切都被艾尔莎安排得井然有序。庄重的家具擦得锃亮，华美的地毯在脚下柔软而有弹性，房间里明窗净几，充满着一种舒适、温暖的味道。然而，在这个体面的、尊贵的有产者气氛的家里，他像一个撞进门来的陌生人、流浪汉。他会光着脚走到客厅里来。他会不穿袜子，光脚塞在那双磨歪了后跟的皮鞋里，坐到招待来客的大餐桌旁。艾尔莎佯装生气，向他提出抗议。他笑眯眯地说，不要紧，客人都是熟朋友。在家里的仆人看来，主人越来越长的头发，心不在焉的神情，以及随随便便的衣着，在天鹅绒的大窗帘前，在花篮形的大吊灯下，总显得有些不协调。如熟知爱因斯坦生活的物理学家英费尔德解释说，长发使他免去了经常找理发师的必要性。不穿袜子可以将就 175文些，一件皮夹克可以在多年内解决上衣问题，裤子上没有吊带确实就像没有衬衫和睡衣一样可以过得去。鞋子、裤子、衬衣、外衣，少了这些是不行的，有了这些就足够了。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爱因斯坦给普林斯顿带来了光荣，普林斯顿人以爱因斯坦为自己的骄傲，同时，从心里对他充满了热爱。大学生编了一支歌，在马路上传唱：
谁数学最棒？谁爱上微积分？谁不喝酒，只喝水？ ——我们的爱因斯坦老师！我们的老师饭后不散步，我们的老师时间最珍贵。我们要请天上的造物主，把爱因斯坦老师的头发剪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