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得寂寞孤独崇尚宁静
崇尚宁静、偏好孤独是爱因斯坦的个性，他在著述中曾多次表述出他的这一生命的特征。他在宁静中享有一份愉悦，生活中的孤寂伴随着他，他也时时倾吐这种感受。他说：
“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
“我虽然鼎鼎大名，但是离群索居，几乎没有什么人事关系，有的就是一大堆信件……”
“就我个人来说，我总是倾向于孤独，这种性格通常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突出。奇怪的是，我是如此闻名，却又如此孤寂。事实是，我所享有的这种声望迫使我采取守势，因而使我与世隔绝。”
离群索居、与世隔绝、孤独的旅客，这些话正成为爱因斯坦生活的象征。
在爱因斯坦年幼时，他是孤独的。别的孩子在院子里玩的时候，他很少参与到游戏中去。15岁在中学里，他是一个受人漠视的孤苦伶仃的人。 1936年他回忆自己的大学时代，在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他像一个流浪汉。他心怀不满，也不为人喜欢，同老师的关系搞不好。
爱因斯坦说：“我总是生活在寂寞之中，这种寂寞在青年时代使我感到痛苦，但在成年时却觉得其味无穷。”幼年、青年时的爱因斯坦对孤独感到是一种厌恶、愤懑和痛苦。成年之后，他才从孤独中领受到乐趣，感到其乐无穷。这是一种从孤独走向宁静，从行为上的独特与寂寞走向心灵的安谧与宁静，这是一种执著于事业，避免俗世羁绊的宁静。
在爱因斯坦看来，人生的道路是孤寂的。在他成名之前，默默无闻地在专利局做一个职员；在他成名之后，他离群索居，避免颂扬与赞颂的难堪。就拿在普林斯顿的日子来说吧。他于 30年代初定居于这个地方，这里有 19世纪仿哥特式的建筑群，有一个著名的高级研究所，他在这个离铁路主线两英里的地方住了 22年。他说：“普林斯顿是一个奇妙的小地方，一个古怪的、专讲客套的村庄，里面住的都是些趾高气扬的小神仙。不过，由于摆脱了某些社会习俗，我得以为我自己创造了适于研究、不受干扰的气氛”。他还说：“我们的优雅的普林斯顿又会再一次染上它那温室般的学术气氛。”他还说过，“我现在像个老光棍似的，住在绿荫丛中的一间漂亮的小房子里，还是以昔日的喜悦努力钻研问题”。在德国的时候，他也不时地一个人到乡村别墅住上几个星期，自己做饭，像隐士那样，1933年在比利时也曾避居乡间。爱因斯坦生活上的孤独，他那独享宁静的住所，是与学术的气氛研究、探索连在一起的，因此他感到宽慰与喜悦。
爱因斯坦认为，建造科学殿堂的科学家，“他们大多数是相当怪僻、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他还说：“首先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新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设计的宁静景色。”
爱因斯坦所领受到的成年孤独的愉悦，他对宁静的向往是与科学探索，与他那崇高的追求真理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这种宁静与寂寞才不至于是沉闷、空虚，而是充实，积极进取，在这种幽静与纯洁中，他可以自由地眺望那科学的圣殿，可以陶醉于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爱因斯坦的科学探索之路是孤寂的。他在创建狭义相对论、光量子理论以及对分子运动论进行探讨时，虽然说研究课题和目标在当时属于物理学研究的主流，但他走的是自己开创的道路，他的探讨使用的是自己创造的方法，仍然是一条孤寂地走向成功的道路。他在创建广义相对论时，这种情形更加明显，连题目和目标都是当时的科学界所未曾关注与留意的，惟有他一个人孑然前行，创造了新的成就，引起了思想界学术界的极大震动。他的前半生在孤寂的探索之路上不懈地追求、前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他的后半生，他所确立的科学研究上的雄心壮志——建立统一场论，其孤独更甚，可以说是一种偏僻而又静寂的道路。在建立统一场论的探索中，是一种完全的离群索居，独立拼搏。当时的物理学界正在量子力学的方向上冲锋陷阵，爱因斯坦一个人不恤人言，不让收获，艰难中付出了后半生 30余年的精力，其孤寂更甚于没有任何成就来给予支撑。连他自己也说：“我只有把自己禁锢在完全无望的科学问题中去了。”直到 1955年 4月 18日安静地离开人间，遵照爱因斯坦的遗嘱，在教堂里，在火化场上，没有公共集会，没有宗教仪式，没有花卉点缀，没有音乐，爱因斯坦连死也是寂寞的，宁静地离开尘世。
爱因斯坦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寂寞的天才，尽管伴随着他的成功，有着无数的鲜花和赞颂，但他一概摒弃。这个寂寞的天才无论是生活还是心灵，都表现出一种对宁静的崇尚，这种崇尚是爱因斯坦的性格特征，也是他心灵本质的表现。他的孤独实质是一种丰富，正是这种孤独概括和丰富了人的存在，人的生命的概念。他对宁静的向往实质上是一种激情，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激情，正是这种宁静使他将人的理想对真理的追求体现在最普遍的形式之上。因此这种孤独的丰富和宁静的普遍性迸发出耀人眼目的奇光异彩。
爱因斯坦对于他自己崇尚宁静和保有孤独的性格说过这样一番话：“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做一个完整的人和他的社会生活图式
爱因斯坦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比别人更早地知道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而且他比其他学者更早地知道，科学的势能使学者有义务介入社会力量的斗争。因为科学的这种或那种实际应用的方向是由这些社会力量来决定的。爱因斯坦性格孤僻，努力工作，不断地创造出惊人的伟绩，但他决不是书斋的学者。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过：“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着我是因为，杀人是邪恶的。我的态度不是以某种思辨理论出发的，而是基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残暴与任性的最深切的反感。”
在 1931年爱因斯坦曾经这样告诫青年：
“……如果你们想使你的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爱因斯坦曾经表示：“我自己就体会到，既要从事呕心沥血的脑力劳动，又要保持着做一个完整的人，那是多么困难呀。”爱因斯坦所说的“做一个完整的人”，就是指做一个关心政治、关心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我们可以在爱因斯坦创建广义相对论的同时列出一张他参加社会活动和发表对政治事务看法的年表：1914年反对德国文化界名流为战争辩护的宣言《告文明世界书》，在同该宣言针锋相对的《告欧洲人书》上签名。参加组织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1915年写信给罗曼·罗兰，支持他的反战活动。1916年发表悼念马赫的文章。1920年德国出现反相对论的逆流，爱因斯坦遭受到恶毒攻击，他起而公开应战。1921年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工联会议。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创建筹集资金。1922年访问法国，努力促进法德关系正常化，发表批判马赫哲学的谈话。参加国际联盟知识界合作委员会。1923年向国联提出辞职。1924年加入柏林的犹太组织，成为缴纳会费的会员。重新考虑加入国联。1925年受聘为德苏合作团体“东方文化技术协会”理事。与甘地等人一道，在拒绝服兵役的声明上签字。为希伯来大学董事会工作。1926年接受担任苏联科学院院士。1927年在巴比塞起草的反法西斯宣言上签名。参加国际反帝大同盟，被选为名誉主席。1928年被选为“德国人权同盟”理事。1929年同法国数学家阿达马进行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争论，坚持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1930年不满国际联盟在改善国际关系上的无所作为，提出辞职。在“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同盟”的世界裁军声明上签字。同泰戈尔争论真理的客观性问题。1931年号召各国对日本经济封锁，以制止其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为参加 1932年国际裁军会议，发表一系列文章和讲演。1932年抗议德国和平主义者奥西茨基被定为叛国罪。列席日内瓦裁军会议，感到极端失望。同弗洛伊德通信，讨论战争的心理问题。号召德国人民起来保卫魏玛共和国，全力反对法西斯。1933年在帕莎第纳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纳粹在是年上台。纳粹搜查他的房屋，他发表抗议。后在德国的财产被没收，著作被焚毁。宣布辞去普鲁士科学院职务。给劳厄写信指出科学家对重大政治问题不应当默不作声。改变绝对和平主义态度，号召各国青年武装起来准备同纳粹德国作殊死斗争。纳粹悬赏 2万马克杀死爱因斯坦。渡海前往英国，后去美国，永远离开欧洲。发表演讲《文明和科学》。1935年为使诺贝尔和平奖颁赠给关在纳粹集中营的奥西茨基而奔走。1937年声援中国七君子。1938年给五千年后的子孙写信，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不满。在西拉德推动下，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抓紧原子能研究，防止德国抢先掌握原子弹。致电罗斯福总统，反对美国的中立政策。1941年发表《科学与宗教》。1942年在犹太人援苏集会上热烈赞扬苏联各方面的成就。1943年作为科学顾问参与美国海军部工作。1944年为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以 600万美元拍卖 1905年狭义相对论论文手稿。同斯特恩、玻尔讨论原子武器和战后和平问题，听从玻尔劝告，暂时保持沉默。1945年同西拉德讨论原子军备和危险性，写信介绍西拉德去见罗斯福总统，未果。连续发表一系列关于原子战争和世界政府的言论。1946年发起组织“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担任主席。给联合国大会写公开信，敦促建立世界政府。1948年同天文学家夏普林利合作，全力反对美国准备对苏联进行 “预防性战争”。抗议美国进行普遍军事训练。1949年发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1950年发表电视演讲，反对美国制造氢弹。1951年连续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扩军备战政策是世界和平的严重障碍。
1952年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斯曼死后，以色列政府请爱因斯坦担任总统，被拒绝。
1953年给受迫害的教师弗另恩格拉利写回信，号召美国知识分子抵抗法西斯迫害，引起巨大反响。
1954年通过“争取公民自由非常委员会”号召美国人民起来同法西斯作斗争。
被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公开斥责为“美国的敌人”。
发表声明，抗议对奥本海默的政治迫害。
在《记者》杂志上发表声明，不愿在美国做科学家，而宁愿做一个工匠和小贩。
1955年同罗素通信讨论和平宣言问题，并在宣言上签名。
驳斥美国法西斯分子给他扣上的“颠覆分子”帽子。
4月 18日逝世。
这就是与爱因斯坦科学生涯相伴随的社会生涯，这就是爱因斯坦不断地追求探索宇宙的奥秘不断地追求真理过程中出于一种社会的良知，为维护和平和正义，为维护作为人的权利而进行的战斗的图式，这一个活动的图式与他所创立的相对论宇宙图式同样辉映日月。
追求宇宙的和谐
爱因斯坦一生的社会生活图式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充分了解到，科学家不是生活在他那抽象思维和实验操作的真空里，科学家是一个人，他必然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道德和政治的气氛中，而这种气氛是受到他所在的那个国家所制约的。科学家辛勤地劳作是为了全人类的事业，是为了人对宇宙世界的认识，而这种事业和认识一方面推动着社会力量的进步，一方面也受到社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科学家的贡献，科学家创造的成就在付诸应用时同样由这些社会力量来定向，同时科学家本身也不应该脱离这个社会力量而置身事外，科学家就是社会一员。爱因斯坦在感到做一个完整的人显得困难重重时，心中所焦虑的是社会力量是如何对待他心目中的世界图像和他所追求的真理的。他始终怀抱着一个信念，世界是统一的、和谐的、完美的，其规律是那样的美妙，让人感到自身的渺小。人所置身的这个社会世界也应该是统一的、和谐的、完美的。因此他反对沉溺于抽象的问题之中，对人类最迫切的需要视而不见。他反对一碰到政治问题就采取最小的阻力政策，完全躲避到自己营构的知识专业中去。对他来说，单纯的才智不能代替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态度上对正义的维护。正像对待知识他永远是一片赤诚之心一样，对待社会问题他也总是光明磊落，不因强权而屈服，不因邪恶而退缩，不因凶残而躲避。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可以自慰，他作为一个称得上为人的人而更值得自豪，他要求真正的科学家是不愧为人的人。
是生活、事实、政治警告了爱因斯坦不能做一个书斋中的学者。他和他的理论都经受过风雨严寒的袭击，这种袭击相当一部分并非来自学术界，因而使他的大脑愈来愈清醒。他所遭到的围攻、歧视、误解、人身攻击，直至被抄家，被凌辱，著作被烧毁，财产被没收，被剥夺公民权，被悬赏，这一切都曾横亘在他的面前，他未曾低过头。如果说爱因斯坦对社会正义，对残杀是出于一种本能的直觉反对的话，那么当他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面临着恐吓与辱骂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奋起抗争的战士了。
爱因斯坦的两个情深谊厚的朋友曾劝说他要在科学和政治上实施选择，劝说他对政治问题可以默不作声，劝说他科学与时代潮流相混杂是不行的。但他大不以为然，他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家要关心政治，这就是理由之一。他认为，科学家通过勤恳的劳动，可以在消除专制、歧视、偏见方面作出贡献，可以在纯洁人的心灵方面作出贡献，科学家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其政治责任的。
爱因斯坦还认为，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人类事务。如果科学家能够有时间和勇气来诚恳地、批判地考虑面临的任务，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公正而完善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爱因斯坦深信，热烈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热忱，在为改善人类状况上所作出的贡献，要远胜过政治上的权谋，后者终究只会引起普遍的相互不信任。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大众对维护公正和反对不义的起码反应，归根结蒂是防止人类不至于堕落到野蛮状态的惟一保障。爱因斯坦因而不断地为反对专横的统治和压迫，为反对对个人信仰和公众的迫害而大声疾呼。他说：“我所做的仅仅是这一点：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正因为如此，他对维护人类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主义表示欢欣，他对出身于知识分子的马克思和列宁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表示敬意。
爱因斯坦有一件“一生中令人痛心的回忆”。这件事说的是 1940年8月在西拉法的推动下，为了防止希特勒法西斯抢先掌握了原子武器，爱因斯坦在敦促罗斯福总统下令研制原子弹的一封信上签了名。仅仅在事后，爱因斯坦就深感后悔，他认为人类科学的成就不应当转而为毁灭人类服务。
德国战败之后，这种恐惧消除了，但新的危险又出现了。西拉法写道：“到了 1945年，我们就不再担心德国人会用原子弹轰炸我们了，而我们担心的却是美国政府可能用原子弹轰炸别的国家。”
于是，他又去找爱因斯坦，以便借助他向罗斯福呈递自己的备忘录——竭力预防对日本城市实行原子弹轰炸。爱因斯坦的信是发出去了，但并未到达收信人手中。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使爱因斯坦深感痛心。安东尼娜·瓦朗坦叙述了她同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
“爱因斯坦说：‘实际上，我起了一个邮箱的作用。他们交给我一封写好的信，而我必须在这封信上签名。’我们是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的办公室里说起这一点的。灰暗的光线透过大窗户的玻璃照在爱因斯坦布满皱纹的脸上和似乎被他视线之火烧红了的眼睛上。他开始沉默不语，这是因内心隐思的问题引起的沉痛缄默。他那同平时一样炯炯发光的目光转向我。我说：‘然而是您揿了按钮。’他迅速转过脸去，从窗户眺望荒凉的山谷和一片被古老树丛遮住地平线的绿色草地。然后，爱因斯坦似乎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他所注视的树梢，低声地若有所思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是的，我揿了按钮……’”
“是的，我揿了按钮。”爱因斯坦这句话含有深深的忏悔，虽然确实原子弹轰炸的责任决不在他。他却感到十分痛心。
原子弹悲剧只是痛苦地反映了爱因斯坦很久以来就为之苦恼的事。他对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罪恶都具有一种个人的责任感，因而特别深刻地体验到非理性地和破坏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许多世纪的大悲剧。人类的理性在自然界中寻找和谐，并按其内在倾向把社会引向和谐，引向社会生活的合理组织。但在对抗性社会里，理性的果实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种科学思想、世界内在理性的每一种发现都可能成为非理性势力的武器。爱因斯坦在许多年中不止一次地讲过这些话。
爱因斯坦认为，认识过程，也就是干预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同人们的生活理性和科学的方法进行的改造是不可分开的。追求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是探索世界的客观的理性、秩序性、规律性、因果制约性的结果。从对宇宙的和谐的强烈的追求中萌生出的一种“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社会责任感”。因此他作为相对论的创立者，对上述应用的性质无疑负有极大的责任。正是这样一种同人类集体智慧相融合的，对整个科学所负的责任感，使得爱因斯坦面对着科学创造的漫长悲剧的新一幕感到如此沉痛。然而这一沉痛感并没有动摇爱因斯坦对人类能够消除原子弹战争的危险并把科学成果用于创造的信心。原子能本身并不威胁人类，新的自然力的滥用才威胁人类。爱因斯坦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发现，正像火柴的发明一样，不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防范它的滥用。”
广岛的阴影不时地萦廻在爱因斯坦心头。他曾向爱伦堡谈过这样一件事：
“我读了《纽约人》杂志上一篇关于广岛的令人震惊的报道。我打电话订购了一百本杂志，分发给了我的学生。后来，有个学生向我致谢，还兴奋地说，‘炸弹真神奇！……’当然，还有别的话。”
爱因斯坦对此说道：“这一切令人太沉痛了。”
爱因斯坦的沉痛不仅在于理牲的成果被用于了非理性好战和对人类的毁灭，还在于从事理性探讨的人不应忘记社会的良知和道德正义。因此对爱因斯坦来说，反对原子威胁的斗争是反对社会不义的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在爱因斯坦的身上积聚了科学的和伦理的共同标准。在他看来，社会的和道德的不妥协性是许多真正的科学家所特有的。献身科学要求这种独立性、彻底性、诚实的品性和勇敢的大无畏精神。日常生活中对原则的背弃，在社会良知上失去作为一个人的判断常常也会导致科学上的虚伪和怯懦，最终导致对真正科学探索的背弃。
正因为如此，他比同辈人中的任何一个科学家都更深切地经受过科学被用于军事侵略的悲剧的折磨。对爱因斯坦来说，科学是为某种超个人的和理性的东西服务的自由思想的同义语。科学为实际利益服务，不仅不违背自己的理性内容并且以充分的方式表现这个内容，但这个实际利益应该是根据理性和科学，根据真理和正义合理地对社会和自然进行改造的。合理的、和谐的社会实践应该是自由的和谐的发展的基础，是合理思维的基础。
爱因斯坦从抽象思维的顶峰看到了科学及其应用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