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874年 4月 15日至 5月 15日，在卡普森大街 35号摄影家纳达的工作室举行“无名画家、雕刻家、版画家协会”的第一次展览会。巴提约尔集团的成员不指望向没有能力正确评价的审查员提供作品。他们拒绝了香爱丽榭年例展览会、由审查员鉴别的奖牌以及政府的奖励。评论家说，他们为了崇高的信念，以自己的费用、危险和损失，将自己的作品诉诸公众，希望在公众中取得公断，不论支持或讽刺，成功或失败。这种方法要有一种勇气，同时又证明了他们的巨大信念。
在没有序文的目录里，记着 30名艺术家的名字，其中有布丹、塞尚、德加、乔曼、莫内、贝特·莫里索、皮萨罗、雷诺阿、西斯莱等的名字。有几名参加者害怕公众反对，不希望塞尚的作品参加，但卡美尔·皮萨罗固执己见，朋友塞尚是大家的同志，应该参加这次示威。
巴提约尔集团中有两名重要人物没有参加这次展览会，一个是当时多少在正规的官方沙龙展出的马内，另一个是埋头于《卢贡·马卡尔》的历史中的左拉。他不想把注意力引向朋友方面，同时也不想让公众理解这次展览会。不幸得很，这次展览会又是公众完全不理解。
公众站在展出作品前面的态度，和过去站在落选沙龙的马内的作品前面完全一样。大家对展出者的损失感到可笑。左拉在《杰作》中把充满好奇和嘲笑的展览会的气氛记述如下：
女士们用手帕掩着嘴不住地笑，先生们大笑得腹痛。这是一个哄笑的漩涡，在觉得滑稽可笑的群众中逐一传遍。不久逐渐进入高潮，爆发了无聊的事，不管美丑，全部成了哄闹……谁都交叉手臂，笑得跌倒……大家指着画互相叫喊，哪幅画都非常成功。随机应变的话，口口相传不断入耳。不学无术的人评论绘画，他那圆滑而愚笨的嘴里说普无聊的话，讲着奇怪的感想，给予愚蠢的恶意的嘲笑。这些就是目睹独创作品的资产阶级的愚蠢。
当时某评论家还说：“公众的良心感到愤慨，这是可怕的、无聊的，同时又是污秽的。这种绘画没有常识。”而所谓真正评论家的人，在“是试验良心的嘲笑”这一理由下，拒绝写这个展览会的文章。约翰·普罗维尔在《罗拉贝尔》杂志上这样说：
谈一下关于塞尚吧，即使是审查员中唯一著名的人也认为，塞尚简直像基督背十字架那样亲自将作品背到沙龙来，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画会入选。对黄色的过分偏爱，过去一直在损害塞尚先生的前途。
无名艺术家协会的画家们的手法是：手枪中装入一些颜料对准画布发射，标题叫做未完成的画。这种手法大家感到新奇。路易·鲁罗瓦在 1874年 4月 25日的《喧噪》杂志上发表了如下的文章。
印象派展览会那天我去观看卡普森大街的第一次展览会，这完全是个难受的日子。当时是同风景画家约瑟夫·文桑先生一起去的，他是贝当（学院派大师）的学生，曾数次获得政府的奖状和勋章。这位鲁莽的观众来到这里并不特别抱着恶意。文桑先生一面像看别处展览会一样地看画，一面在想：这是好的，那是坏的，不，与其说好，不如说坏，但总不能认为这是无损于艺术的良好风尚、对形体的赞美和对大师的敬慕。哎呀！形体也好大师也好，这里不再需要他们了，一切都变了。一进第一室，约瑟夫·文桑先生就立即在乔曼先生的《舞蹈家》面前遭到了第一个冲击。“真遗憾，这位画家色彩倒似乎懂一些，但不能很好地画素描，舞女的腿简直像裙子的纱一样，软绵绵的。”他说。“你不要严厉批评，这种素描也可以说反而简洁。”我这样回答。文桑先生深信我是在讽刺，便耸一下肩膀，不想再回答了。
我以直率的态度静静地将他带到皮萨罗先生的《拉浦尔田野》面前。善良的文桑先生看到这可怕的风景画大概认为自己的眼镜玻璃被弄糊涂了，小心地擦一下镜片，然后重新戴在鼻上。
“哎呀！这究竟是什么呢？”“这……大概是在深耕的垄沟上面下着一层霜吧。”“这些是垄沟？那是所谓霜吗？……那不就是在一块脏画布上用调色板乱捣一下吗？无头无尾，没上没下，不分前后。”“也许是如此……不过，这不就是有印象吗？”“诚然，这是个滑稽的印象！噢……这幅呢？”“这是西斯莱先生的《果树园》，右面的小树画得很好吧，很明朗，不过，那印象……”
请等一下，别给我讲印象这个名词好吗？……它既不在这里，又不在那里。但那幅雷诺阿先生的《梅龙的风景》——水中有什么呀！譬如，前景中的阴影不也是相当可笑的吗？”
“使你惊奇的就是那个色调的颤动。”
“喂，这是柯罗的格调吧。柯罗，假借你的名义行了多少罪恶。就是你，使那些乱七八糟的构图，那些浮飘的着色，那些四溅的泥浆成为时髦的东西。三十年来美术爱好者所愤恨的东西开始流行了。你的画勉强被人们接受不过是由于你的安详的顽强。再说滴水也能磨损石头嘛！”
这个可怜的人物就这样非常安静和平地踯躅着，我实在不能设想那不幸的事故——为了光临这令人发指的画展而将发生的事故。他甚至看了克洛德·莫内的《离港的渔船》也忍受着，不作更大的诽谤。这或许是因为在前景中那些细小而有毒素的人形能产生后果之前，我就把他从对于这幅画的危险的沉思中拉开了。尽管如此，不幸的是不谨让文桑先生在《卡普森大街》这幅画前停留得时间太长。
“这就认为是成功吗？……那里就是所谓印象吧，不这样认为的话，我便一点也不懂那是什么东西了。……但请你告诉我一下，在那幅画下达的无数黑色东西是什么？”文桑像嘲笑美菲斯特（哥德《浮士德》中的魔鬼）那样信口地说。
“呀，那是散步的人。”“那末说来，我在卡普森大街上散步时当然也是那种样子。……那是多么大的窍门！你不是把我当做笨蛋了吗？”“不，没有那样的事，文桑先生。”“不过尽管如此，这种斑点活像泥瓦匠涂喷水池花岗岩那种涂法，这儿一点，那儿一点，支离破碎，真可怕，我……”
为了使文桑的心情安静下来，我想让他看一下色调纤细柔和的利比内先生的《圣德尼运河》和奥丹先生的《蒙马特尔山岗》。但命运又偏偏不是如此，文桑先生停留在皮萨罗的《卷心菜》面前，脸色由红变紫了。
“这是卷心菜。”我用能使人理解那样的细声解释。“好一颗卷心菜，那么不是完全等于漫画吗？……我发誓这一辈子再也不吃卷心菜了。”“然而，这不是卷心菜的罪过呀，是画家……”“静一些，要不然我要干一些可怕的事了。”突然间文桑先生发现保尔·塞尚先生的《缢死者之屋》而大声怒吼。将这块小宝石涂得很厚的手法，完成了那幅《卡普森大街》的未竟之业。至此，文桑先生已经神志昏迷了。开头他的疯狂是相当轻的。他持着印象主义者的观点，让他自己走他们的路线。“布丹是个有才能的画家，但为什么用这样过细的笔致来画这个海景呢？”他站在布丹的海滨画面前对我搭起话来。“这么说，你认为他的画画得太细致了吧。”“当然嘛。现在给我讲一下莫里索小姐好吗？这位年轻人不想仔细再现无用的细部，例如当她要画一只手（《读书》）的时候，有多少只手指，她就正好画多少笔，这样就算画完了。对于一只手的素描刻意求工的笨人们，是一点也不了解印象主义的，而伟大的马内就是把这种人从他的圈子里赶出去。”
“那么说，雷诺阿应该是走正确的道路吧，在他的那幅《收获者》里面，画得过分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我几乎要说，他的人体……”
要给她脱去最后一点的薄纱，披露她的丑态。记得马年先生的《奥林匹亚》吧，若将它和塞尚先生的比较，则在素描的正确和纤细方面好得多了，马年的是幅杰作。
最后，这位“棒球手”精疲力尽了。文桑先生的旧脑袋四面八方受到攻击，精神陷于分裂。他在看守这里所有宝物的市政警卫前面停了下来，把他当作一幅肖像画，为我作一种非常强烈的批评。
“他是够丑的吧，”他边耸肩边说，“从前面看，他有两只眼、一个鼻和一张嘴，印象派画家不会这样为细部浪费精力。从这个画家在无用的细节上所消耗的精神和时间，莫年恐怕要画出 20个市政警卫吧。”
“请走吧。”那个“肖像”市政警卫催促文桑先生说。“你听他，他甚至说话了，可怜的笨蛋把他乱涂起来要耗费许多时光！”为了将适当的严肃性赋予文森先生的美学理论，他在那惊奇的警卫面前手舞足蹈起来，用一种憋住气的声音叫道：“嗨——呵！我就是印象，就是把莫内的《卡普森大街》、塞尚的《缢死者之屋》和《现代奥林匹亚》，以及复仇的调色板带走的印象！”路易·勒罗瓦自不待言，谈到新绘画上的“印象”的作用，最早的不是这位勒罗瓦。在美术评论中，这个名词已经当作赞辞来使用了。事实上，10年前卡斯泰涅里在柯罗的画前说过，“一定要照样接受他（柯罗）所给予的印象。”他还对约翰金德的画明确地说过，因“所有一切在印象之中”而爱。1867年爱德华·马内的特别展览会厅言中记着“画家只考虑其所给的印象”。大家认为，在《喧噪》杂志发表勒罗瓦的这篇文章以前，“印象派”这个名词早就在马内及其新朋友之间产生了。不过公众将“印象派画家”这个词汇适用于巴提约尔集团并加以承认，则是这篇文章出现之后才开始的。反对者使用这个词汇显然含有恶意，巴提约尔集团则引以为荣，加以承认。而且印象派画家们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倾向的定义，还进一步找到了同志之间的结合以及和先驱者柯罗、约翰金德、马内等的结合。
3年后路易·勒罗瓦先生写道：“我愉快地想起了给小孩取名的事，他们高举了我给第一次展览会命名的旗帜。”而且还如勒罗瓦所说，对于印象派画家来说，不管旗帜之类，什么东西都行，只要他们所寻求的东西与公众的理解共鸣，公众就会大举来观看他们的展览会，但这些成群的参观者往往是嘲笑的群众。5月上旬，卡美尔·皮萨罗从蓬图瓦兹写信给狄奥道尔·丢勒说：“成功了，评论家陷害我们，责难我们不在学习。我要回到自己的学习，学习比读评论之类强得多，从评论学到的只有一种东西。”
在展览会吃闭门羹的塞尚，对自己在巴黎的情绪已经不习惯了，突然向朋友皮萨罗说声再见，就回埃克斯去了。一回埃克斯便开始作画。昔日的老师埃克斯美术馆馆长、画家基伯立刻来看他，因“被巴黎的报刊诱发好奇心”，想看一看塞尚的画。
塞尚向卡美尔·皮萨罗报告了当时的情况：
……我所确信的是，基伯老师看了我的作品认为，不能抱着所谓向“坏”处发展的正当观念，以及老师要来看一看巴黎的巨恶党徒的工作。老师还说：“看了你们的画，不能认为绘画面临危机。”关于这个问题，我讲到了你从研究模特儿转向研究色调，同时还努力讲了要好好地去理解自然。此时老师闭目背向而说，十分明白了。老师和我都很满意地分别了。不过他是一位大好人，他鼓励我要坚决忍耐，因为忍耐是天才之母呀！……
尽管展览会光彩地失败了，可是塞尚好像没有发生灰心的事，自信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关于尝试的价值当初就没有想错。秋天塞尚又回到了巴黎，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此信最早谈到自己的信心和希望。
皮萨罗不在巴黎约一个半月，到布列塔尼《法国西北部》去了。你知道他对待我很好，但以厚意待我的最终却是我自己。此时，比我周围更强的人来了，那人可以认为是自己。当然这是为自己而这样想的。我仍旧在工作，不过不是为取得愚人的赞赏而工作。以庸俗的意义讲，怎么受到赏识也不过是工匠的事业，其结果，作品便成为非艺术的、庸俗的了。为了愉快地作出更真实更聪明的东西，我只有努力把工作进行到底。不管多少时日，一定要实现自己的志愿，而且不单是空洞的装饰。请相信总有一天能获得更热心的、可信赖的赞赏者，你看怎样？
现在画一点也不好卖，资本家连一分钱也不想从钱包中拿出来，但这种情况没有理由老是继续保持下去…… ∴∴第一次展览会以后 10个月，克洛德·莫内、雷诺阿、西斯莱、皮萨罗、贝特·莫里索等为了挣生活费，在奥狄·德鲁伏大饭店进行大拍卖。这次拍卖，几家报社给予同情，做了预告。但大拍卖在公众骂声下结束，只带来一点卖画钱。然而这时有机会和有见识的美术爱好者结识，特别是得到了和关心雷诺阿的维克托·肖开相识的机会。
翌年即 1876年，和第一次同样，在官方沙龙开幕的一个月前举办了第二次展览会。这次会场是丢朗·吕厄画廊。除塞尚在埃克斯而没有参加这次展览会外，展出成员几乎跟第一次相同。宣传机关的反响又是世情骚动，某些变化无常的好事者，要想把这个展览会的开幕和左拉的小说《攸杰纳·马卡尔阁下》的出版结合起来。A.漏尔夫先生在《费加罗周报》上登载的《巴黎日志》里，对这两件事作如下的注释。对《卢贡·马卡尔》丛书的作者左拉抱着相当宽大的态度写道：“这是天才作家的作品，虽然我也觉得不够机智聪明，但那部作品有很大兴趣和决定性的价值。”
但对左拉的画家朋友却说，“五六名精神异常者，其中有一名妇女，他们是一群疯狂的、被野心迷住的不幸人”等等。虽然如此，还似乎觉得讽刺他们的词语太弱，而且他还作为结论写道：“完全缺少艺术上的一切教育，让他们永远不能逾越存在于对艺术作品的尝试和他们之间的鸿沟。”
这种文学评论和印象派画展评论的对比，表明左拉和他的朋友已经开始不是志同道合了，同时还令人想起左拉在心理上进行有兴趣的急变。如果左拉的作品开始被仍然继续拒绝印象派画家的艺术的某些知识分子接受下来，那末左拉就对自己的美术评论怀疑起来了，就终于疑惑自己太幼稚，想错了。
然而第一次展览会的时候，左拉还站在难关上。评论家回忆往事，以前像菲拉古斯的文章那样剧烈攻击，反而加快了左拉的小说《提莱兹·拉贡》的销路，所以停止了对左拉的经常性攻击。对左拉还是不动笔为妥，扩大“一种暗杀的统一战线”（罗勃伦·左拉著《埃米尔·左拉》第页）。关于《布拉逊的征服》，一行评论文章也没有写，6个月却卖了 1700部。《小酒馆》是作为连载小说刊登于《朋匹布利克报》上的，但因是否继续登载而使顶订者陆续解约，连载中断了。不过以单行本出版的《小酒馆》是左拉最早的大众化成功。因为工作和斗争，以及《卢贡·马卡尔》丛书必须一年写两册的合同，左拉对朋友们的团体展览会和个人展览会已经视而不见了，也不作辩护了。
然而，印象派画家不缺乏评论家——为自己的问题而努力献身的评论家。左拉的朋友丢勒保护他们，新雅典咖啡馆的常客小说家丢朗提，发表了关于《新绘画》的小册子。他写道：“伟大的光线使色调变色，日光受到物体的反射，用那种反射过来的光线，将色调集中在有光的统一体上，它被棱镜光谱的 7种光线溶解在光明这一无色的光辉中——他们发现的正是这个东西。”
狄奥道尔·丢勒还准备了关于《印象派画家》的小册子。他在小册子中把塞尚只当作“最近似初期印象派的画家或印象派的弟子”来记述。
继丢朗提和狄奥道尔·丢勒之后，1877年印象派画家所组织的第三次印象派画家团体展览会的时候，出现了他们的朋友、新评论家年轻的乔治·里维埃。由于他那拥护新艺术的热情，他在左拉离开以后的空位上就任。
∴∴ 1877年 4月，在罗布尔提埃街的公寓举办第三次展览会。根据乔治·里维埃所说，“作品的陈列责成雷诺阿、莫内、皮萨罗和卡攸保特办理，4人一致意见，将大厅最好的壁面留给保尔·塞尚”。展览会期间，乔治·里维埃出版了《印象派》艺术周刊，在刊物上宣言：“为色调而处理题材，不是为题材而处理题材，这里才存在着印象派画家与其他画家之区别。”接着，发表了激昂的、充满赞辞的文章。他首先从塞尚起笔，如下写道：
这 15年时间，一直最受报道机关和公众非难，被残酷对待的艺术家，那就是塞尚先生。他的名字虽然没有给与侮辱的形容词，他的作品却获得了成功——几乎要发疯似的嘲笑，而这种嘲笑，今天还在继续着。
某报指着今年展出的男人肖像叫做“巧克力色的比罗瓦尔”。这种嘲笑和叫声都出自恶意，这一点他们也不想隐瞒。为了捧腹大笑，人们来到塞尚的作品面前。虽然这怎么说，但我认为，像塞尚先生那样的作品与嘲笑是不相应的……
在作品中的塞尚先生是黄金时代的希腊人，在他的画中有着古代绘画和古代陶器的静寂、英雄的清澄。例如，在塞尚的《沐浴的人们》这画前讥笑的无知的人，我认为与诽谤巴特农神庙的野蛮人一样。
塞尚是画家，一个伟大的画家。连画笔或铅笔都没有握过的人说，他不懂素描，还论驳他的画不完全。这种不完全才是用精湛的技巧而获得的洗练的结果。
再者，色调与色调之间的关系极美，而且他的极其正确的静物画，在真实性中有着某种肃穆的东西。当塞尚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他自己觉得非常有感受，因此他用他的独特技巧将那种感受移到画布上。
乔治·里维埃还说，保尔·塞尚是发现“技术与伟大”的极少数人之一。在这个展览会，公众仍觉非常可笑，特别是集中嘲笑塞尚画的肖开肖像。海关官吏、热心的收藏家维克托·肖开是通过奥古斯特·雷诺阿介绍给塞尚的。雷诺阿和塞尚经常到这位美术爱好者的地方去共进晚餐。肖开有着德拉克洛瓦的素描、水彩画和油画所组成的值得注意的收藏品，不久收藏品中又增加了塞尚、雷诺阿及其他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塞尚喜欢氏时间盯着满装肖开所收集的素描、水彩画的厚纸盒。后来塞尚写信给肖开说：“德拉克洛瓦在你我之间起了介绍人作用。”
塞尚是德拉克洛瓦的艺术的拥护人，他画了几幅朋友的肖像。1877年展出的肖像画，因其异常的色彩而吸引公众，并且打动了公众的心。那是一种非常明朗而安静的绘画，其中一幅肖像画令人想起了奥斯卡·瓦伊德的话：“以灵魂画的肖像画，不是模特儿的肖像，而是画它的艺术家的肖像。”在《肖开肖像》中，头发中发蓝的绿色反射，胡须中几颗蓝色的斑点，皮肤上红与黄的色调，嘴巴周围发绿的部分，最后是浮在鼻尖上的明亮的斑点，这些东西使公众张惶失措。肖开先生在展览会上自由散步时，以一切忍耐，顽强地对正在嘲笑的观众进行说服：这里才有投在一切物体上的光线反射，官方展览会上官方画家的画中，那种皮肤永远是玫瑰色这一类东西全是在盲目的因袭之下画成的。即使肖开如此说服，也是无用。这幅肖像画使《喧噪》杂志的勒罗瓦先生写了如下给读者的劝告：
如果与女士一起去展览会，你要寻找什么地方最有趣的话，那末请赶快到塞尚先生的男人肖像画前来……那个呈鞋底似色彩的、奇妙的、景致的头，一定给女士非常强烈的印象，而且生婴儿之前恐怕要得黄热病吧。
《普契·巴里琪安报》的评论，则将大部分观众在塞尚的画前所感受的东西最认真地、不作讽刺地归纳如下：
保尔·塞尚是个脾气暴躁的、幻想的、真正顽固的人。看了他的《沐浴的人们》、《男人头像》和《女人的脸》，便知道自然给我们的印象和作者所感受的印象不同。
而且这次展览会的评论比前次的评论不粗暴，也不严格。奥斯卡尔在《克利埃·特·法兰西报》上说：
评论的狮子温和了，野兽开始有天鹅绒的脚了。人们开始认为最早对印象派所抱的敌意，不过是从惊奇中产生的、稍微粗野的、拙劣的表现。
但是，这种“天鹅绒”的脚是有爪的。里维埃证明说：“在法国，对新事物的恐惧心非常大，而且还有一概嘲笑创造性东西的倾向。”为了肯定里维埃的证明，可以读一下《罗坦报》的评论家保尔·马西兹先生发表的文章，他对印象派画家作如下考察：
……他们（指印象派画家）紧闭眼睛，沉重地垂下手臂，面带被侮辱的高傲神色。他们是一些精神空虚而又顽固地抱着无视他人意见的人，所以没有必要和他们纠缠不清。
然而，连对雷诺阿、莫内和莫里索开始有几分宽大的评论家也不尊重塞尚的画了。《阿尔提斯托》杂志的主笔阿赛·瓦塞委托乔治·里络埃写关于印象派的论文时，请求里维埃，“为了不使杂志的读者发怒，关于皮萨罗和塞尚的事请不要提到”。
塞尚对新绘画的失败，内心似乎感到幻灭。因为如给奥克塔夫·莫奥的信上写着的那样，以后在孤独中工作，决不再和朋友一同展览了。
这种决心，第一是由于他的怀疑，而且对这次展览的收获不够满意，决心进一步用功。第二是由于开始懂得评论家和公众的评论并非全部弄错，他的作品中确实存在着素描和配色的缺陷，他接受关于这方面的某种责难。第三是由于要实现放弃印象派画展的决心，这是因为这种骚然的示威，自己被认为是个滑稽人，还担心这样一来便会玷污自己所梦想的真正艺术家的名声。为什么这样说呢？不和朋友一起展出作品以后，塞尚每年仍旧给官方沙龙送去作品。这点完全如卡美尔·皮萨罗的信上所说的那样，“即使新奇的事也不稀罕了”，每年光是收到《落选通知书》……为了实现人选官方沙龙的希望，他从 1879年至 1883年之间，其后从 1886年至 1887年之间，每年牺牲了朋友的展览会所给予的，在公众面前展出作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