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 5月 31日左拉在巴黎结婚的时候，塞尚是证婚人之一。当时塞尚住在诺特尔·达姆·特香街 53号。他的生活一点也没有变化。他写信给埃克斯的朋友说“和从前一样，我落选了，但精神一点也不衰退”。还说“我仍旧在画画，不过光谈那种事是徒劳无益吧”。整个普法战争期间，塞尚始终没有打算放弃绘画。宣战的时候，不知他是否已经来到埃克斯，似乎从战争开始就在埃克斯，整个战争期间仍旧在南法画画。
战争使盖尔波瓦咖啡馆的小集团四散。因近视没有被国民军接受的左拉，带了妻子和母亲来到马赛，想在那里和莫里斯·劳克司办报纸，结果失败了。克洛德·莫内当初在荷兰作画，后来到英国去了。爱德华·马内作为军官出征，费勒德利克·巴裘也出征。奥古斯特·雷诺阿被征募，他一面羡慕在伦敦画画的莫内和皮萨罗，一面在波尔多和塔尔普从事公务。
塞尚当初没有列入动员计划，他离开风庐到妻子霍坦士·菲克所住的埃斯泰克，一同避开双亲的耳目而生活。左拉经常到埃斯泰克，但不久便到波尔多做国防军的《特利标报》的同僚古勒·皮查旺的秘书了。抵达波尔多是12月 12日，3个星期以后收到了莫里斯·劳克司从马赛寄来的信（1871年 1月 4日）如下：
关于总动员令有二个新闻，一个是困惑的新闻，一个是可惊的新闻。所谓困惑的新闻就是保尔·C……目前被搜索了，如他母亲所说，如果在埃克斯的话，很担心他是否真的能跑掉。当初保尔不觉得事态重大，经常在埃克斯露面，还往往在埃克斯住宿 3天以上。据说还和熟悉的各位绅士会餐等等，或许不确切地告诉了自己的住址，因为塞尚全部了解那些绅士（嫉妒他没有职务）要告发他，搜索他的情报。
绅士们同样由保尔知道你也住在一起——不知道你已不在埃斯泰克了，而且也不知道你是单身汉还是已婚者，所以同样当作逃避兵投登记下来。1月 2日据父亲说，刚才打听了青年游击队员（安提尔队长及其他 4人），他们查看名册，要将 4个逃避兵投的人带到马赛去。一查名册便发现保尔·塞尚和左拉两人的名字。于是游击队员还说这两个家伙躲在圣坦里（埃斯泰克的邻村）。
我对父亲说，这件事请置之不闻，还希望不要参与这种话题，自己的事由自己处理……次日早晨我跑到区政府去，在那里请求随便打开逃避兵役者的名册看一看，但没有看到你的名字。我将此事告诉了相信我的正派人物费伦，他回答说，左拉的名字出自塞尚的问题。塞尚本来是被搜索的，但一提到左拉，便觉得他不是埃克斯人，又是个已婚者，所以是为了要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情报。
莫里斯·劳克司给这封长信下了这样的结论：
区政府任何事情都不是教条的，在提到塞尚名字的人中间也听不到你的名字。
塞尚被搜了，实际上宪兵到过风庐，塞尚母亲让他们找，打开门窗请他们进来，并说：“二三天前他就动身走了，如果知道住址就立即告诉你们。”
一方面也有人说到埃斯泰克来搜过了，似乎没有找到，因为不让他们来埃斯泰克是不可能的。埃斯泰克离埃克斯只有 30公里，它是位于埃克斯和马赛之间的一个海边小村，塞尚没有理由藏身，似乎是离开隐藏地到外面去画山岩、村庄和海之类的风景了。如莫里斯·劳克司给左拉的信中所说，塞尚本人倒不特别担心。只有一个事实，他始终没有参加战争。后来安普罗瓦兹·渥拉尔问他，以怎样的生活度过这个时期，那时他这样回答：
战争期间，在埃斯泰克大大地进行写生，室外写生和室内制作各花一半时间。
这样看来，塞尚的生活是远离救祖国的热情、战场和朋友的了。大部分朋友不知他在何处，只知道大概在南法某一地方。共和国制发布以后，如果他在埃克斯的话，也不会不关心，但他不在埃克斯生活。
1870年 9月 4日的星期日晚上 10时左右，报告巴黎宣布共和国制的电报到达埃克斯的时候，群众大为震动。据《狄斯克纪念报》报道：“埃克斯的共和党员成群拥到市政府，宣布最近选举组成的市府和市会失权。市长和助理赶到，但除了在叫声和吵闹中折回以外，别无他法。共和党员集中在市会议厅，临时市会在欢呼中成立。”
在这次市会的选举中，以前选举失败的民主主义的名册当然有效，临时当选市会议员中，也有这个名册上没有记载的，其中有巴黎天文台的副台长天文学家巴那之兄商人勒蒂·维克多、文学家瓦拉勃莱格、银行家路易·奥古斯特·塞尚等，药剂师阿历克西斯为临时市长。《美萨其·特·普罗旺斯》报道：
市会成立了，皇帝的胸像和拿破仑三世的肖像画被执行死刑了。肖像画被撕成 8片，胸像被踢出屋外，最终被掷进喷水池中。
次日上午 10时，在法院的台阶上宣布共和国制。接着，9月 11日，全体议员署名之后市会宣告成立，向埃克斯人宣告如下：
市民们，站起来！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地前进。埃克斯市会向保卫祖国的各位同志宣告，对为拯救法国，为让人家尊敬我们的光荣纯粹的共和国而愉快地拿起武器来的人的家庭，保证一律答应他们的要求。
在这种真心实意的情况下，莫里斯·劳克司不得不给左拉如此写：
我一住在这丑就觉很郁闷。我目击了革命的经过，在那一群人中有令人佩服的巴耶和瓦拉勃莱格。他们欢欣若狂，狠狠地嘲笑我。这两个巴黎的懒汉到埃克斯来进入市会，请想象一下决议案吧。他们宣布目结得像一个人那样地前进！前进！！公子哥儿们反而是优秀的。
然而，新市会开始认真地工作。在第一次会议上成立了委员会，路易·奥古斯特·塞尚被选为财政委员，巴耶为土木工程委员，瓦拉勃莱格和莱提埃为总务委员。巴那和瓦拉勃莱格两人同时参加国民军组织的调查委员会。大家认为使保尔·塞尚避开紧急的搜索，大概是这两位在工作的缘故吧。
塞尚的父亲不太热心出席市会，实际上几乎没有露面。确切地说，不知他是否参加过关于将枪支弹药交给市里的市会。几乎一切会议记录上他都被记人“无故缺席者”的名单中，这不怕伤害自己的地位吗？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不靠市民选举而当选，而且做财政委员，这是全靠他的职权。同时与此荣职相称的政治上的信任等也总是有的，否则他不关心市会工作的借口便不理解了。或者是因为在家的时候就用心很深地躲进风庐了，或者是因为对市会不感兴趣，或者是因为感到无聊。塞尚夫人在马特伦街参加了国际伤兵救济协会东道国的妇女连。
事实上市会于 1870年 11月 18日改组了由贵族男爵或侯爵、伯爵等组织的旧委员会，还为重新组织素描学校的委员会而进行选举。这次选举的结果，塞尚在 20票中获得 15票，在候补人中占首位。另一方面巴那第一次只得 4票，第二次得 8票。塞尚似乎没有参加 12月 4日的会议，市长设置了素描学校和美术馆的新监察委员会。虽然这是过去非常希望得到的地位，但塞尚像父亲对市会不感兴趣那样，对这个职务不关心。1871年 3月市长所提出的报告书中塞尚没有签名，而这份报告书是上述委员会活动的唯一证据。
那时为了代替临时市会应该重新进行选举，但第一次选举延期，最后于4月中旬公布新市法，结果临时委员辞职。4月 30日和 5月 7日进行了选举，结果路易·奥古斯特·塞尚没有选上，任何名册上都没有他的名字，从过去漠不关心的责任中解放出来。在此以前，素描学校的监察委员会也于 4月 19日取消。保尔·塞尚无所事事，失去了对故乡美术馆的势力。《美萨其·特·普罗旺斯报》报道：
这次转移到国会选举。关于这一点，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蒲修·丢·劳纳的共和党候补人名单中有我们的同乡人埃米尔·左拉先生的名字。
于是我们觉得左拉一时真正成为埃克斯的郡长了，但以上全无根据。不过他放弃文学活动投入政界却是事实，一直到战争结束没有执过笔。他从波尔多将议会通信送给攸尔巴克办的《拉克罗修报》，除了给朋友写了许多信外，这是他唯一的笔杆工作。当时爱德华·马内于 1871年 2月 9日从巴黎给左拉写回信如下：
听到你的好消息使我大为安心，你不在消闭呀！最近我们在巴黎非常难过，据说昨天巴裘悲惨地死了，我总觉得受不了……这里目击许多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死法。你的房子有时住着避难者的家属，上面房间的家具全部堆在地下空里，还不怎么样损坏。不久我想去看一看在巴斯·比列纳的奥罗伦的妻子和母亲，必须快些和他们见面。因为经过波尔多，也许能和你见面。这样的话，不能在信上写的事也可以谈了。
3月初，左拉从波尔多写信给保尔·阿历克西斯说：
塞尚的消息一点也听不到，一定在埃克斯乡下的某个角落里。
在巴黎见到左拉的阿历克西斯，几周后从埃斯泰克写信给左拉说：
……塞尚不在，我和通称“隆裘斯”的吉劳（塞尚在埃斯泰克的房东）谈了很久。隆裘斯对我说，看样子那两只鸟飞去了……一个月以前就不在了，窝是空的，上着锁。他说了“去里昂等待巴黎炮火平息”就出去了。很奇怪，这一个月在巴黎没有见到他。我想当你拆这封信的时候，关于他的事已经比我知道得更多了，但愿如此。
然而左拉回信说：
你告诉我塞尚达到里昂等的事情好像是梦话，他只是想对吉劳隐瞒行踪，一定躲在马赛某个山里。我想尽快找到他，因为有不放心的事。
你动身的翌日，我给你写了信。寄到埃斯泰克的信一定失落了，如果只是失落那倒没有关系，但担心万一有什么意外的机会，那封信被送到埃克斯，落入保尔父亲手中，因为信里详细写着不为保尔着想的那种事情。至于什么事你是想象得到的吧，要找保尔拿回那封信。
因此请你承担如下的任务：一早给我到风庐去一下吧，装作来打听塞尚的消息，而且设法抽出一点点时间和他母亲单独谈，说为我打听他的确实住址而来……
收到 6月 30日的这封信以后，阿历克西斯立即开始打听保尔·塞尚。没有多大困难就打听到了，所以赶快写信告诉左拉，不久来了回信。7月初，塞尚收到了左拉的信如下：
亲爱的保尔呀！
收到你的信真高兴，因为我一直在担心你，互相不知消息达 4个月了。上月中旬，给埃斯泰克发了一封信，后来知道你已离开那里，所以信便不知去向了。找到你实在很困难，不过现在应该从这个苦恼中解放出来了。
你一定想知道我的消息，现在简单讲一下吧。本来约定回到巴黎后再通信，所以离开波尔多稍前就给你信了。3月 14日抵达巴黎，4天后即 18日发生暴动，信件停发，什么消息也不能告诉你了。其后的 2个月，日夜在炮火中生活。最后炮弹砰砰地飞过头顶，落在我家的院子里。5月 10日终于被恫吓拉去做人质，后来靠浦罗谢的旅行证逃出了，在保尼埃尔度过了最坏的日子。现在好像从恶梦中醒来时那样地平静，去了一下巴提约尔路。那里的房屋没有变，庭院也没有动，家具和盆景没有一件损坏。我觉得两次围攻好像威胁小孩的不愉快的滑稽戏。
给我消除这种讨厌的回忆是由于你一刻不停地工作。离开马赛以后我挣得了很多生活费。我两次回巴黎，这一次挣得比以前更多。我做《拉克罗修报》和《赛马芳报》的通信员，它们轮流给我许多钱。谈这种事是因为你一定认为我很可怜。我不会再有更大的希望和做更好的工作的欲望了。巴黎苏醒了，如我多次反复说过，我们的时代来临了。
1871年 7月 4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