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尚在埃克斯度过了 1865年的冬天。1866年 9月底，瓦拉勃莱格写信给埃米尔·左拉说：
下午经常和保尔见面，保尔仍是个最好的伙伴。他也变了呀！从何预/，呢？你瞧，像黑人哑巴的他，也发表理论，发展理论了，这是多大的罪过。
即使论及政治（理论上），他也接受我，而且谈到暴君的可恶时，他也给我回信。
塞尚还在素描学校学习。塞尚及其朋友人 K马利翁经常和德国音乐家 H。
莫尔西泰特见面。莫尔西泰特”用理查·瓦格纳的高尚的音乐震撼朋友的听觉神经，，演奏瓦格纳的作品给他们听。在 1867年，还让塞尚画了几幅各种式样的画，标题为《但霍查序曲》。塞尚非常爱好音乐，经常到巴黎去听歌剧，而且，到老年时还能想起（疯女》、《白女人》、《恶魔罗贝尔》等歌曲。
1866年 2月，塞尚又到巴黎，他和左拉的友谊立即恢复了。左拉在一周内选定一天，召集全部朋友到自己家里来进晚餐。后来左拉在做写作《杰作》的准备工作时说：“简直像恋爱幽会那样等待那一天。·于是星期四成了小组生活的特别日子，交谈绘画、诗和评论。当星期四的集会变成不是幼年时代老友的集会，而是作家和评论家在曼当别墅里给他捧场的集会时，左拉在 《杰作》中再现了这个时候的集会。
1866年的星期四聚会最热闹、最亲密。塞尚、巴那和纽玛·柯斯特在左拉组织下，和乔治·已乔、卡美尔·皮萨罗、埃克斯学院雕刻奖获得者诽力普·索拉里等老乡重逢。他们各谈各的计划和梦想，所有的人都由于要进行互相帮助的愿望而活跃起来。
索拉里花完了雕刻奖金，塞尚和索拉里一样，也花光了自己的生活费。塞尚非常喜欢这种只梦想做大事的朋友。索拉里是个“对生活费之类毫无感觉，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性格变化无常，任何时候都同样冷静，对利害关系毫不介意的浪漫艺术家，而且是个懦夫”。
左拉家里这种集会的气氛，还表现在左拉写给留在埃克斯的安东尼·瓦拉勃莱格的信中：我毫不隐讳地说，你像我们一样奋斗，你每天反复试验。在边战斗边前进的我们之间，如果有你，该多么好呀！
然而，战斗是很辛苦的，大家常常到左拉家去“呻吟”，去“感叹时代的冷酷”，只有左拉取得了成功的王冠，以酬其努力。2月初，左拉成为《埃凡纳曼报》的编辑，负责新刊介绍栏。这时塞尚在准备参加沙龙的作品，正如他上一年写信给卡美尔·皮萨罗那样，“使当局涨红了脸，陷入忿怒和绝望。”塞尚深知，即使是提供展品，也不可能被接受，但对要以自己的作品去激怒“布格罗沙龙”审查员的思想，却是一种喜悦。后来左拉回忆道：
他显然抱有这种见解，尽管是出于使审查员陷入失误这个目的，还希望经常展出作品。他还承认沙龙所起的作用，艺术家出人头地的唯一战场是沙龙。
特别是去年（1865），审查员十分宽容，连马内的《奥林匹亚》也允许展出了。就在这一年，塞尚的展出品还是落选了。不过公众的反抗相当激烈，这次决议根本不让步。
塞尚还去会见了《奥林匹亚》的作者。1866年 4月，瓦拉勃莱格从巴黎写信给马利翁，记述如下：
塞尚拜访过马内，此事已经告诉过你了。马内在基依迈那儿看过塞尚的静物，此事恐怕你还不知道吧。据说马内认为塞尚的静物是用心画的，塞尚觉得非常高兴，激动得难以自禁。关于此事，不论何时他都不大讲出来。马内似乎也来看过他……
对于塞尚来说，马内的这种鉴赏成了为 1866年沙龙继续提供展品的行为的巨大精神支柱。塞尚选出 2幅画参加沙龙展出，其中一幅是朋友瓦拉勃莱格的肖像画。
在截至收件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刻，他把作品搬进了安丢斯特丽宫。他将画装在手推车上，由朋友推拉着运去。到达宫殿后，塞尚便慢慢地将画从车上拿下来，给宫门前成群结队的学绘画的学生们看。
塞尚没有弄错，完全知道自己的作品会被拒绝，但还是抱着很大希望。
所以马利翁于 1866年 3月给朋友莫尔西泰特才会写出如下的话：我今天收到了巴黎朋友的一封信，保尔不希望入选展出。他的画家朋友们在准备为他开庆祝胜利会。其后不久，安东尼·瓦拉勃莱格从巴黎写信给马利翁说：保尔当然会落选的，愚蠢的审查员见了用调色刀或手枪画的我的肖像画会叫起来吧。争论已经开始沸腾起来了，杜庇尼说了几句辩护话。他说，比起每年既不为毒也不为药的当选作品来，还是大胆的作品令人喜欢。但是，反正他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
马利翁又将这节话继续添油加醋一番，写信给莫尔西泰特说：我从那里打听到各种消息，写实派的所有作品都落选了。塞尚、基依迈及其他人也都落选了，只接受了显然已近黄昏的库尔贝的作品……
事实上我们胜利了，这次集体落选和大驱崔就是一个胜利。我们除了自己展览，除了与守旧盲目的笨蛋作殊死斗争的道路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现在是斗争的时刻，与老朽者敌对斗争的是青年，是与老人相反的青年们。充满远大前途的命运的现在与海盗的黑暗的过去进行抗争。我们是下一代，下一代人不是被称赞为可以判断事物吗？我们，只有我们才是未来的希望。我们的敌人除了趋向死亡之外，别无他途。我们有信心。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创作，由创作来确保我们的成功。这确实是保尔·塞尚的见解。塞尚知道自己的作品落选，和马内、雷诺阿及其他人共命运以后，他便写了一封激烈的信呈美术监督官纽魏尔克，要求重新设立落选沙龙。等待此信的回音是无望了，4月 19日塞尚又呈一信如下：
拜启。我曾为日前刚被审查员拒绝的两幅拙作奉呈一信，迄今未见回音，故今特奉此信，再次向你表达写信的动机。我相信阁下确实已经收悉我的来信，所以愚见认为不需要再向阁下申速论旨了。如果能再向阁下申述一下我并不愿接受人们不想鉴别拙作而做出的不适当的审查，那便心满意足了。
因此我写此信，请阁下支持我这个要求，希望诉诸公众，无论如何要展出拙作。我无法相信除此以外别无办法了，即使阁下去打听任何一个处于我的地位的画家，谁都会否定审查员，要设法参与筹划展览会，向正直的人们公开展览。如果再设落选沙龙，纵然仅我一人，也不歪曲初衷。我殷切期望，认为各位审查员和我这种人不和会使你为难，同时，殷切期望，公众对我和各位审查员并非一视同仁。
希望阁下不要再保持沉默，因为愚意认为凡有礼貌的信都值得你复信。
鲍特里街 22号保尔·塞尚谨启不用说，这封信不过是个人的请愿书，但它却表明了一群信仰马内和库尔贝的青年画家的共同观点，因为他们的展出作品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这个请愿书的起草似乎是左拉参与筹划的，这是因为在这个请愿书中也能看到热情、讽刺而又机智的文笔，令人想起一系列具有这种特色的沙龙文章。而这些有关沙龙的文章是由左拉执笔，加上塞尚以画家的鉴赏眼光从旁间接协助而成。自不必说落选画家有要求举办落选沙龙这个愿望，左拉也要求举办落选沙龙，连审查员之间也有这个要求。奥古斯特·雷诺阿的小事情很好地表达了当时的情况。雷诺阿对自己作品的命运总觉不放心，所以到安丢斯特丽宫去等候审查员出来。柯罗和杜庇尼出来了，雷诺阿不敢以自己的名义去问，说自己是雷诺阿的朋友，来问一下他的画是否入选。于是杜庇尼便这样回想说：
你的朋友真不幸，落选了。我们尽一切努力不让他落选，反复讨论 10次还不能入选。为了你的朋友集中了 6票，但仍不行呀！如果碰到他的话，请你给我这样说：“不要灰心，提出请愿书，要求举办落选沙龙。”然而当局不肯决定，解释说在公安秩序的前提下设立落选沙龙是不可能的。 ∴∴埃米尔·左拉不放过这个机会，为画家同伴执笔，决心帮忙。《埃凡纳曼报》的编辑部也慷慨应允左拉负责“沙龙栏”，所以左拉便立即写下自己的见解，作为对审查员的备忘录而公开发表：
我认为审查员将遭到激烈的谴责。既然决心要说没有礼貌而又可怕的真理，就必然会使大家不满。不过这样能将不满的郁积和一切忿怒从自己心中消除，使内心觉得愉快。
左拉可以从朋友那里收集有关审查员的资料，特别是基依迈，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材料，弄清了审查员如何被选出，又如何完成其工作。2年前已经有人就落选沙龙发表过对待这个问题的报告，因而左拉不是最早公开非难“只给切断展览的艺术血脉、使之成为脱离公众的尸体”之辈。不过这次左拉却以充满活力和讽刺的辩论布置论战，而且还登载在读者众多的、在市井和文士、社交界、剧坛之间颇得声望的报纸上。
左拉开头就先驳斥说：“今天的沙龙不属于艺术家，而属于审查员。”而且还向众公诉说：“艺术家可以合法地指出那些不合格的审查员的名字。”沙龙组织法第 2章第 13条关于这点规定如下：“审查委员、授奖委员由入选艺术家及受奖艺术家所选出的四分之三人员和政府所选出的其他的四分之一人员组成。”但在那里漏写了所谓受奖艺术家就是审查员所信以为友的人，也就是不必通过审查员的审查而展出作品的人。左拉描写当时的审查员如下：
审查员中或者有对入选落选漠不关心的善良之士，或者有头脑顽固的陈腐之士，他们否定不作任何竞争的暴发户，也否定作任何新尝试的革新者。还有些人虽然是现代作家，但机灵地赢得小小成功而骄傲自大，不管来靠拢自己的人是否朋友，或发怒或恫吓。
这样，要想在官方美学范围之外的道路上前进而努力达到其目的的艺术家，确实首先看到落选的不幸，因此左拉才大声疾呼了。“所谓展览会是为广泛宣传真正的实干家而创设的。纳税人谁都交纳了税。不可为流派、系统这些问题而开放门户或关闭门户……可是有些人站在艺术家和大众之间，而那种人是绝对的权威，但只表示了真理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他们的判断力如何呢？左拉又举一个明显例子，古斯塔夫·库尔贝的学生采纳了某画家的意见，用两个名字在沙龙展出作品。结果，这位画家用自己姓名署名的展出品落选，用雅号署名的却入选。
这些署名为“克劳德”的文章纵令读者厌烦，但还是让公众的注意引向《埃凡纳曼报》的《沙龙》栏了。
过去左拉对审查员的责难只停留在要求设立落选沙龙这一点上，现在，大家督促他说明和辨析艺术家是否有才干这一问题了。因此左拉在标题为《艺术的时机》的文章中陈述了自己对那个问题的见解：“我们的时代是斗争和热情的时代，我们有我们的才能和天才。”但是它不能被那个是“堆满俗物”
的沙龙所接受。左拉呼喊道：“那里虽有 2千幅画，但连 10个有才能者也没有。”
而左拉自己对所谓艺术作品如何解释呢？他写道：“艺术作品就是通过气质而达到创造之一隅。”重新提出了曾在关于浦鲁东和库尔贝的文章中发展过的观念，驳倒了以往的说法。这个定义无疑是左拉与塞尚之间关于艺术长期交谈的结果。不过饶有趣味的是，这时塞尚还未达到发现气质和自然的均衡，对自然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尚需年月。
左拉的第三篇文章是献给爱德华·马内的。在左拉与《埃凡纳曼报》的读者一起巡观充满拙劣作品的安丢斯特丽宫大厅之前，将读者导向马内的画室，论述了他所称赞的唯一艺术家。光是以好意来长篇大论地描写那位谁都会嘲笑的画家这件事本身，就足够惹起剧烈的抗议了。等到这种批评过去以后，左拉说“马内先生应该和库尔贝一样列入卢佛尔美术馆”。公众对这种诙谐表示愤慨。谈到沙龙，首先写落选画家，把他们当作大师那样对待，这种情况已经不是流传一时的事情了。为此，大家坚决向《埃凡纳曼报》总编辑德·维尔美逊先生提出了无数抗议书，下面举例来看一看吧：
拜启。读了今晨的贵报，鄙人觉得很奇怪，您是否还在做总编辑？因为深知您对读者一贯抱有尊敬的思想。
然而，令晨的贵报情况便不同了。责报刊登了署名为克劳德的人所写的文章，那样愚弄读者的作者，鄙人未曾遇见过。
也许马内先生与那篇文章的作者有何种关系或者友谊，把那种庸俗画宣布为现代画坛的第一人。这样的作法实在是滥用读者的耐心，同时又是无礼地玩弄公众。
他还诽谤了公众最爱好的画家，依靠诽谤来给庸俗画奠定基础。要想做个艺术家，这种作法实在是一种恶劣的行为。
鄙人认为，首创刊各种报纸的您，在这里所应负的使命在于一面让读者高兴，一面做启蒙工作，这是成功的基因。然而，如果再登载用上述之徒的趣味来写的文章，那末毋庸置疑，许多有识之士将会抛弃如此把读者以笨蛋相待的报纸。
相信那篇文章恐怕是在您没有发觉的时候刊登的，因为这种文章的印刷是个疏忽，所以表明您对读者仍是位亲切的、情谊深厚的人。
如您往常所说，有一个表达一切主张和见解的论坛就好了，但对待过分的机智和恶意的放肆之类的事要有个约束。
鄙人的愿望只是以此抽信来表示对您的刊物怀有感激之情，希望责报不堕落为愚昧文章的收容所，若能看到这一点则深感甚幸。
谨启另一位署名为“艺术家、一个资产阶级的订阅者”的读者，写信给德·维尔美逊先生，同样慨叹说：
克劳德先生——毫无理论、审美知识和理论批判能力———热衷、激昂于空洞和诽谤之中，讲了过分、多余的话……
克劳德先生郑重地把嘲笑马年先生的作品的人们称作笨蛋。然而，为什么马内先生不满足于平凡的呢？为什么要做俗恶的、可笑的人呢？又为什么要用石灰袋来弄脏人物的脸呢？人们以怜悯的心情注视着那种不得已的丑，在这种讽刺式的丑面前怎么会不笑呢！？……
你看怎样？总编辑先生，为了您的多数读者，希望您摆脱长期以来和克劳德先生接触的精神痛苦，否则，说实话，取消订阅贵报的人立即会不断地增加。
再者，署名为 A.P.的一名画家写信给《埃凡纳曼报》编辑部，要求“若把评论文章托给改邪归正的人去写则评论本身更臻高级”。
德·维尔美逊先生在公众愤慨的舆论面前必须屈节。他站在公众和左拉之间的立场上，最后决定给公众的要求以权利，除“克劳德”以外再增加一位艺术评论家狄奥德尔·贝罗开先生，给他们两人各提供 3个版面。因此，已写了 5个版面，还打算写 16或 17个版面的左拉，只好写最后 3个了，而且还同意贝罗开在自己的文章旁边对已否定其才能的官方画家表示好感。在左拉为献给写实主义派而写的《克劳德的忏悔》第 5章末尾，刊登了总编辑的坚定的判决书。
从把世人论驳是不是一画派旗手这件事阐明于世的意义出发，左拉攻击了沙龙的“写实派画家”，证明在他们的画面上除了主题以外，不能期望任何写实主义的东西。左拉说，判定一幅画是不是写实主义，决不只是主题，还应该从技法和个人气质来判断。他说克洛德·莫内的《卡美伊》（《穿绿衣的女士》）是唯一值得称为写实主义者的沙龙作品。他还宣布说：”我对一切流派不满意，为什么？因为所谓流派连人类创造的自由都否定掉了。”
左拉还强调其独立性，进而在标题为《堕落》的第 6篇文章中非难库尔贝、米勒、卢梭，坚决责备这次沙龙展出的作品与他们的本来面目不相符。然而他对这项评论工作开始觉得有些疲劳，他觉得若再用当初那样的论调继续下去，谁都会觉得不愉快了。现在人们讨厌他高谈阔论其思想了。于是翌日的《埃凡纳曼报》发表了贝罗开的面面相顾的奉承讨好的文章，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处呢？左拉想对谢尔·杜庇尼、卡美尔，柯罗和卡美尔·皮萨罗作深刻的研究。但可以预料，他的见解最后只能迎来侮蔑。他已经没有力量和勇气了。再者，在其效用性极少的文章中，即使列举了他所赞赏的艺术家的名字，也真正有多少益处呢？左拉罢休了。虽然还有分两次登载文章的权利，他只合并一次写了《告别美术评论》，提出辞呈。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我内心非常高兴。试以一名难以诊断病痛在何处的医生来想象一下吧，医生用手指碰一碰濒死的重病人的身体的每一部分，病人突然发生恐怖和痛苦的叫声。我觉得如果看到了人们所惧怕的地方，我就找到了患部。那么我对你们想不想治好病一点也没有妨碍，但是现在我已知道你们的患部在什么地方。
于是左拉达到了其目的，发现越是平凡越被称颂、越被理解这个可悲的真理。然后他总结说：
啊！如果艺术不是游戏，如果以潇洒和虚荣心学绘画的学生稍微少一些，那末我们的艺术家便是个强壮有力的人。如果过战士的生活，认识其天职，忘却理想而想起自然；如果公众变得聪明了，停止谩骂有个性的新作品，那末在展览会的墙壁上将会挂上另一种相异的作品，具有深刻真理的新奇的、人性的、栩栩如生的作品吧。
左拉将上述几篇文章依样辑成一本小册子，一点也不作润色，这恐怕是认为该讲的都讲了吧。这本小册子的封面和第一页上记着“鉴赏绘画，我首先追求的是人，不是画面”，作为题名。
这本小册子，1866年春以《我的沙龙》之名出版，除正文外还添加了给保尔·塞尚的献辞和注，以及德·维尔美逊所收到的 3封读者来信作为附录，而这 3封来信不加任何注释及按语，只简单他说”为了实证某些读者对我采取什么态度”。这 3封恶意中伤的信，左拉是作为给《我的沙龙》的勇敢的作者献赠颂辞而加以登载的，13年后这本小册子被编人著作《我的憎恶》的时候，左拉除掉了这个附录。
给保尔·塞尚的美丽的长篇献辞，至少是感谢塞尚所给予的直接帮助的颂辞。大部分见解是和塞尚交谈时产生、再由左拉加以发展的。这篇献辞的形式，与其说献给年轻的画家，宁可说写给少年时代的朋友。左拉写道：
我和你交谈，感到非常愉快。在公众、陌生人和我之间正在进行的那场论战中，你一定相信我是多么痛苦呀！我感到被理解的事情太少了，当我知道憎恨的眼睛在自己周围瞠目而视的时候，我每每气馁，笔从手中落下来。在今天的情况下，10年间和你的共同讨论成为令人满意的话题，我感到亲切而喜悦。我写这样的文章只是为了你，因为今天作用心读了它，明天便会真正懂得以深厚友情来爱我。
试以这些来想象一下我们吧：只有我们两人，在没有名望的某个角落里，处于一切争夺之外，内心契合、目光会意的旧友正在交谈。
我们谈论艺术和文学由来已有 10年了。你记得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吗？
我们经常研究过去，调查现在，发现真理，努力想创造出一种必然的、完美的宗教。有时讨论着天便亮了，不觉大吃一惊。我们畅谈各种可怕的见解，研究并抛弃所有的学说。而辛劳的结果是，我们认为除了强有力的个人生活之外，一切不过是虚伪和愚蠢。
持有回忆的人是幸福的吧！像缪塞所说的白面青年那样，在我的生涯中有你，你是我的青春的一切。你在我的一个又一个的欢乐之中，你在我的一个又一个的悲哀之中，我们两人的精神在兄弟友爱中并行发展下去。现在，当我们即将站起来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自己，因为我们的心灵和肉体都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对自己的思想感到满足，孤独地、杜绝社交地在两人的形影中生活，在亲切而轻薄的公众中迷了路。我们一直从一切事物的内部去探索人，希望在诗画的曙先中去发现个人的抑扬。被称颂为权威的天才，肯定都是创建完美的世界的人，他们一直拒绝学生或弱者到处偷偷贩卖独特的剩饭。
你知道吗？我们不知不觉地成了个革命家。我只是大声讲出了 10年来低声讲过的事情。我想争论的风声一定传到你的耳里，你也知道大家对我们的宝贵思想如何表示热烈欢迎的态度吧。啊！在阳光普照之下，在辽阔的普罗旺斯的土地上，纯洁地生活潮的可怜的孩子，养成了这种疯狂的行为和恶意！
你当然不知道吧，为什么说我是恶意的人？为了将我带到谢兰东监狱里去，公众已给我定做了几打囚服。我不做只受双亲和朋友表扬的事，我是个傻瓜、坏人，又是个寻找丑闻的人。
你一定认为这是可怜的，而且又是可悲的。那么历史不是照常在进行下去吗？我不是照常和别人讲话或保持沉默吗？我们说，让我们回忆过去那种长篇会话吧。不管怎么细小的新真理，表面上总是要挑起忿怒和骂声的，今天我果然受到了病骂和诽谤。历史极其伟大，尽管对社会不足取，我也不想辜负这些文章。虽然光凭文章本身没有多大价值，但可以说这是我试验公众的试金石，现在才知道我的思想如何不吃香。
不久再想谈一谈我的观念。我对自己的观念有信心，预知数年后我的观念将被万人承认，这是理所当然的吧。今后纵然将我的观念扔在我的脸上，我仍不怕。
埃米尔·左拉 1866年 5月 20日子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