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要写的是一六六一至一六六八年，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然而说来遗憾，几乎没有一件事曾使我个人或我的朋友感到快慰。
首先是亨德丽吉重病在身。自从柯奈丽雅出生大约一年以后，她就一直不曾完全诙复健康，当时她患了一次感冒，不肯躺在床上充分休息，以致发展成为肺病，这不久便使我担心，她也将遭受痨病的袭击。命运的悲惨似乎难以置信，无法形容。当初萨斯基亚就死于这种可怕的病症，而如今，亨德丽吉又将走上那条老路。
伦勃朗对于这类症状，感觉特别迟钝，丝毫未曾发觉。他有时指出他的妻子胃口不好，整天没精打采，每逢她拒绝陪他到住宅四周的荒野里去散步时，他就要温和地抱怨几句，但他总是草率地结束道：“哦，没关系，她的健康情况很快就会好转。等春天来了，我们送她回去一趟，换换环境，那就会使她恢复健康。”
但是春天来了，她的病情大大恶化，夏天到了，她也毫无起色，到秋季，有一天她要我把那位帮助她和泰塔斯为他们那家小画店草拟合同的公证人请来，但又叫我小心谨慎，不能让他在伦勃朗在家的时候来，因为她不肯让伦勃朗知道她觉得多么不好受。她还能够稍微走动几步，她希望瞒住伦勃朗，不到临终，不让他知道自己的病情。
我知道，伦勃朗将在八月七日携泰塔斯拜访他的朋友约里斯·德·考列利，那人当时住在海牙，曾经卧病数月，但这时已经痊愈，能到阿姆斯特丹作短期逗留，处理一些私事。所以在那月七日，我和公证人里斯廷一同步行到鲁辛渠畔他们的住所，亨德丽吉立了遗嘱。
她这个可怜的女人能留下的东西太少了，但她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遗赠给她的女儿柯奈丽雅，如果不幸女儿夭折，即遗赠给她的前房儿子泰塔斯。
而且她讲明，只有伦勃朗才能做她的女儿的监护人，并坚持写上一段文字，说明倘若泰塔斯继承了她的财产，那么她的资金（当时算是她的）每年应得的红利，均应付给伦勃朗，直到他去世之日为止。因为她不会写字，她只在这份遗嘱的最后划了个十字。他们要我也签上名，但正在这时，克利斯蒂克·丢萨特忽然来了，他带着自己一星期前完成的一幅小画，想请伦勃朗过目。公证人认为，丢萨特做个证人比我合适，因为这份不平常的遗嘱很可能作为一篇忠贞无私、一片赤成的遗训而展示于后代子孙，倘若由我作证，伦勃朗或泰塔斯就可能认为，其中奇特的条文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所促成的。凡·莱茵一家人所住的这幢房子的另半边的一个住户，做了第二个证人，并拿到一个吉尔德的报酬。
在根据法律办妥一切之后，亨德丽吉累得筋疲力尽，只得躺下休息。
曾经有几个星期，她似乎略有起色，但在十月里，她偶尔从窗口看到一个喝醉的流氓企图刺杀一个女人，他卑鄙地举起折叠式的大洋刀时，那女人极为愤慨。这场激动害了她。她倒在床上，再也没有起来过。
她又活了将近一年。她从不诉苦，而且直到临终，总是勉为其难地忙着做活。她对伦勃朗和两个孩子（泰塔斯完全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母亲，而她对待自己的女儿萨斯基亚的儿子，显然毫无差别）的爱，在她觉得自己日渐滑出人世之外的时候，非但不曾减弱，反而有增无已。她下定决心，绝不让任何人受她连累，所以不到最后一刻，伦勃朗和泰塔斯都看不出她的病情严重。
一天早晨，伦勃朗发现她昏倒在地板上。她显然是想下床打开窗子，呼吸点新鲜空气。她时常感到一阵阵的窒息，那时只有新鲜空气，才能使她稍觉轻松。泰塔斯尽快地跑来找我。等我赶到鲁辛渠畔他们的住处时，亨德丽吉已经过世。
当天下午，我们讨论即将举行的葬礼。伦勃朗想把她埋在老教堂里，同萨斯基亚合葬在一起。但在他的前妻去世后，他已迁居另一市区，法律规定，所有死人都必须埋在“距其最后住处最近的教堂里”。如果死者家属希望另作打算，他们必须付给殡仪馆主人一种额外报酬，“在送殡行列前往他们选作墓地的那座神圣大厦的途中，每经过一个教堂，便须多付一笔报酬”。
这种办法根本无须考虑；费用太大。
次日清晨（这是一六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伦勃朗把埋着萨斯基亚遗体的那块墓地卖给了一个名叫彼埃特·凡·根宁的人，他讨的是现金。第二天，伦勃朗用这点钱在南教堂里买了一块墓地。亨德丽吉就安葬在那里了。
上帝一定很高兴地迎接她上了天堂。但是离别了丈夫和孩子，她在那里必然感到孤苦伶仃，因为没有了这些人，她自己确实也就没有了生存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