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海牙回到阿姆斯特丹时，听说亨德丽吉病得很厉害，泰塔斯正在把那间小小的前室佈置成一家画店，干得很起劲，伦勃朗本人忙着在画市政厅约订的一幅寓意画的草图，后来那幅画没有得到当局的赏识，终于给丢到市参议会顶楼上肮脏的角落里。
但当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后来的这种结果，不过他总算又忙起来了，单是这个事实就使他兴高采烈，连亨德丽吉也偶尔露出笑容，泰塔斯也又开始梦想着做个著名的画家，而不是终生当个绘画和骨董零售商。
他们见我回来都很高兴，希望知道我在莱茵堡看到过的年轻的斯宾诺莎的一切近况，以及莱登的教授们说些什么（他们到那时为止，并未发表意见），他们留我吃午饭，并且对我说，这幢房子很不错，但当然，债主们仍然常来讨帐，企图发现一些可能被认为是属于伦勃朗的东西（“我所有的只剩身上穿的这几件衣服了，”伦勃朗插话说），然而鲁辛渠离市中心毕竟很远，只有真正关心他们的那些人，才肯走这么远的路程；顺便提到，我的那位法国朋友曾经数次来访他们，但他看来很憔悴，而且是由他的水手陪他乘马车来的，当他走上门阶时，水手就得搀住他，但他要求他们答应，不给我写信说他病了；弗兰新也来过，他刚从哈雷姆回来，在那里时看见过哈尔斯，即老头儿弗兰斯·哈尔斯。我当然知道他们说的是谁。弗兰新对哈尔斯说，他是伦勃朗的好朋友，哈尔斯听了笑得很得意。
“请代我问候他，”哈尔斯说，“请对他说，现在我可以称他为兄弟了。
还请对他说，他是个幸运的人。因为他破产时，城里还有几个最高贵的人物荣幸地做了他的债主，而我的财产则是遵照一个面包师的命令卖光的，一个普通的、一般的、平常的面包师，我曾为他画过幅肖像，描绘他在吹着牛角告诉人们新鲜面包已经出炉时的情景，企图讨好他。而且在我破产时，司法长官们在我家所能找到的只有三条褥垫、一张桌子和一个五斗橱，而我听说，他当时还有一所房子，象已故的所罗门国王的宫殿那样，里面放满了东西。”
弗兰新还带来其它一些消息。哈尔斯虽然已有将近二十年不曾动笔，这时又在画画了（他无论怎样也售不出任何一幅作品，所以画了又有什么用？），他想来看伦勃朗，因为他有一个奇异的发现，但他年已八十，自己不能够利用这种发现了。“但请告诉伦勃朗，”他说，“贫穷是任何一个画家都可能遭遇到的最好的事情。因为如果你穷了，你就买不起年轻时你父亲出钱买给你用的那些贵重颜料，你就得仅仅使用两缸或三缸颜料，在这时，你才会不用红、黄、绿、蓝等原色来绘画，而学会暗示各种颜色——仅仅暗示事物——暗喻事物，一旦你能够这样做，而且做得确实很好，那么人们有时就会象从前一样，象你还能用虹的各种色彩绘画时一样，明白你的意思。”
那老头儿如此等等他讲了很多，因为他已经有点糊涂，不断反复唠叨，前言不对后语，不过当时他正在济贫院住了很久，难怪他不如早年那样精明。
哦，对了，他们几乎忘记告诉我，克雷伊尔斯捎信来说，曾经侵吞实际应归泰塔斯所有的一部分破产拍卖款项的凡·赫茨比克，同泰塔斯之间的案子（“我的天！”我自语道，“又是一个案子？官司永远打不完了？”），可望于年底前作出判决，他目信，凡·赫茨比克必须退还给泰塔斯数千吉尔德，这将大有帮助，因为他们现在仍然必须省吃俭用……这样谈到夜晚，我终于动身回家（这时是十点钟，我险些儿被几个爱打闹的酒鬼推到河渠里，他们是从老头子林格尔巴赫的迷宫里给撵出来的，因为早已过了关门时间） ——当我终于到家时，我比长久以来任何时候都更愉快。因为在我即将离开时，亨德丽吉的双颊胀得绯红，兴奋得睁大了眼睛，把我拉到屋角里，低声说道：“他整天工作，一切都很好。”
的确，至少在这个时期，曾经顽固地紧跟着这个可怜人的那种厄运，似乎已经离开，另找新的对象了，因为不但债主们渐渐开始不再纠缠他，而且我终于为他找到一个委托任务，这恰巧又是他最喜欢画的一种绘画。
除了我的儿子之外，我在阿姆斯特丹市只有一个亲属。我和他怎样算是堂兄弟，我并不知道。我的祖母曾经向我解释过无数次，但我对那人不甚感兴趣，所以总是不肯细听，而她还要说下去，“你明白了吧，他的母亲的堂姊的祖父，是你父亲的叔父的侄子的伯父，”或者讲些诸如此类的话。但是我们彼此保持一种表面的亲热，很少超过单纯的礼貌范围，每逢过年，我们总要互相走访直贺：“你好，堂兄，祝你新年愉快，诸事顺遂。”但仅如此而已，因为我们除了偶然的一点血统关系和已故的玄祖之外，毫无共同之处。
这个姓凡·隆恩的人比我小几岁，是个规模较小的布商。但因为他没结婚，空闲时间比他的大多数同行都多些，所以数度当选为布商同业公会的经理委员会委员，这一年他又出任此职，这是我在罗金街转弯处偶然遇到他时听他讲起的，他的布店（他也经营零售业务）就开在那条街上，并和一个老仆人和三只很胖很懒的大猫一起住在那里。
我祝贺他重新荣任显职，并向他打听，他和他的同行是否已经打算找人画一幅群像。这只是为了要找话说，并不是真要问个究竟。他说没有，他们还没有考虑这件事。于是由于突如其来的一种激情，我不觉伸出双手搭在也肩上，脱口说道：“我给你们找了个合适的人。他是个出色的画家，索费又不会太多。你们什么时候找他画？”
但是这位枯燥的绸布商急忙四下张望，看看是否有人可能看到我这种不适当的举动（他为人很古板，在私人交际中一本正经），然后简短地问道：
“堂兄，你说的是谁呀？”我回答：“一个名叫伦勃朗的人，兄弟。”他又说：“堂兄，我可从未听说过这个人，”我说：“那也无妨，兄弟。我愿意陪你见见他，然后由你自己决定，兄弟。再见吧，兄弟，明天上午十点钟我来看你。”
天晓得我怎能劝说这位枯燥乏味的梳羊毛人和他那些同样难以启发的同行，使他们相信伦勃朗是他们的合适的画家，但我终于劝得他们签订了一幅绘画的订件合同，而且价格公平合理，这是事实。
我很想看到伦勃朗将怎样处理这幅画。他久已不曾画过这类的绘画，而在这期间，正如他自己多次对我表述，他曾屡遭坎坷，致使一切都已不似当年，只有他的皮肤、骨骼和诚恳朴实的面庞一如往昔。二十年前，无论他需要多么大的画布，需要什么样的颜料，都能办到，而且丝毫不去考虑终须为绘画付出报酬的那些人们的意见。
这一次他不得不考虑到他的画室的贫寒，他必须精打细算，不浪费泰塔斯给他赊来的任何一种鲜明的沉淀颜料和昂贵的赭石，又因为伦需要钱，迫切地需要钱，所以他必须仔细考虑订件人的情绪，把他们每一个人都画得同样的注目。
我不是最有能力的绘画鉴赏家，但我深深感到，伦勃朗从来不曾象这次这样画得接近他的理想。我想起了弗兰新从哈雷姆带回的那个不够连贯的消息，在我从莱登归来的那天晚上，亨德丽吉把那个消息转告了我，那其实是那位老画家的奇怪的遗嘱，他劝告这位年纪较轻的画家“暗示色彩”和“暗喻事物”，而不必以具中彩状和色彩把它们展现出来。”
这幅画上的一切都是暗示性的东西，然而观众确实感觉到，那些诚实而平凡的绸布商活灵活现，就仿佛观众在参加他们的一次会沙——观众意识到，那些绸布商对于他们的同行赋予他们的这种崇高的职务暗中深感自豪，同时观众也明白，这种深受羡慕的显职所以落在他们身上，完全是由于大家承认他们的廉洁无私和商业道德的完美无缺。
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优秀的一幅绘画，而且有一点我坚信不疑，那就是任何画家都不曾借助于这种难以置信的朴素的手段而取得如此辉煌的效果。
我很高兴，这幅绘画完成后第二天，我便赶往罗金街那所门外挂着带有鹈鹕鸟印招牌的宅第，那块招牌向人们表明，这就是基拉德·凡·隆恩父子 （这老头是所谓的“子”中尚在世间的一人）的绸布庄，我看见这位光荣的经理委员会委员在喝一碗扁豆汤作为午餐，他相当惊讶地望着我，因为他不习惯于这种熟不拘礼。我说：
“你好，兄弟，看过了你们的那幅绘画吗？”
他回答：“看过了，堂兄，我们没有一人对它产生特别的印象，不过钱我们还是要付给那个人的。”
我立即转身就走，他在后面喊道：“堂兄，你不坐一会儿，在我家吃顿饭吗？”
我回答说，“不了，谢谢你，兄弟，改天再来打扰你吧。”
我回到家里，同我儿子谈论他要建造的一种新型锯木场——一次能处理三棵树的锯木场。他曾去拜访过我们的一个邻居，霍特渠畔残留的唯一的木材商，那人对他的设计很感兴趣，要他继续干下去，先制出一个模型，然后 （只要能同木工公会商量好）他很可能请他在萨安德克街为他修造一所这样的工场。
这孩子（他比我还高，但因为我对他宠爱备至，所以始终只当他是个小孩子——这种感情有时在我们中间引起相当大的难处）对我怀有一种独有的深切敬爱，立刻发现我的情绪有点不对。
“出了什么事啊，爸爸？”他问，“伦勃朗叔叔又遭到了什么麻烦？”
“没有，”我坚决地说，但他知道我在撒谎。
“真糟糕，”他自言自语道。“真糟糕。伦勃朗叔叔是个很好的人，我非常喜欢他，但他就是不机灵。在大家都需要工场的时候，谁还肯继续画画呢？”
我想，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不过必须承认（至少在当时），我想不起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