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征得泰塔斯的监护人的许可，因为他的事情现在和他父亲的事情纠缠不清，致使后者每采取一个步骤，都必受到破产管理法院和孤儿事务院诸君的责难。
维尔乌特不久就发觉自己太忙，抽不出必要的时间处理这件事，于是由一位劳伊斯·克雷伊尔斯接替了他，我和这个人从前没有见过面，但他给我一封简短而谦恭的便函，说他很愿意在下星期五上午十一点钟接见我和我的朋友们。然而阿布拉汉姆·弗兰新和我一致认为，如今这个世道，由委员会办事总是一事无成，我们决定一切事情都由我们两人去办。等到一切谈妥，我们再向其他朋友交代办好的事情，并请他们对这个新家庭给予他们认为合适的帮助。
我们在指定的时间被迎接到克雷伊尔斯的事务所里。我们发现他很忙，抽不出太多时间同我们谈话，但同他这个人很容易共事，因为他一开始就讲得很中肯，而且处理整个事情爽快利落，就仿佛这仅仅是个数学问题，不过这也的确如此。
“二位先生，”他说，“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的处境。请让我向你们断言，在法庭上宣誓是要兑现的——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保护这孩子的利益。
况且，我喜欢这个年轻人。遗憾的是，他的健康情况稍差一些，不过我听说，他的母亲就很娇弱，而他似乎象母亲，不大象父亲。虽然如此，但我很少看到过象凡·莱茵父子之间这样快慰人心的亲爱的关系。说到父亲，我对他并没有深切了解，但在业余，我有时也买几幅铜版画。不，我并不是在赶时髦。
我当初收藏铜版画的时候，现在购买铜版画的那些人大多数还在新市区靠挖沟每天挣十枚铜板。我是个忙人，抽不出很多时间研究艺术，但我承认老凡·莱茵的天才。就我的审美趣味而言，他的某些绘画色彩稍欠鲜明，但当他画得得心应手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谁还比他强。然而谈到日常事务，唉，但愿上帝原谅我在最初研究这个案子的文件时所说的话！
“我并非想说难听话，但就这件事而言——当然，我完全是根据事务观点讲话的，因为我知道这孩子多么孝敬他的父亲——或以较为切合实际的方法来看这件事，那么，如果父亲去世而母亲在世，对孩子会有莫大的好处。
不过这是无关紧要的话。母亲去世了，我们只好同他的父亲打交道。
“你们想知道我对你们的计划有什么意见。那好吧，我真心赞成你们的计划，只要我的那个幼年人的权利充分得到保障。这最后一点我很难彻底坚持，因为我认为，从经济上讲，老凡·莱茵不会改正他的作风——他年纪太大了，而且即使他比现在年轻二十岁，恐怕也同样改正不了。我真希望你们看到过我必须弄清的那笔混帐！简直一团糟！
“当破产管理法院的估价人清理他那所房屋时，收集起三满桶的帐单— —旧帐单、新帐单、已付帐单、未付帐单、拒付帐单。我听说，屋子里十分整洁，但在各个食橱里，在许多绘画和镜子后面，他们到处发现帐单。
“但还不仅是帐单。更为不堪设想的是，他们几乎发现了同样多的票据、付款通知书和支票，都是开给伦勃朗的，而他竟没有分神拿去兑换现金。他们甚至还发现十几个装有钱的信封和若干小袋子，这是他随手一放，后来就完全忘掉了的东西——简直太粗心了。当然，我曾试图根据某些单据追回款子，但当事人有许多已经死亡，已经去世多年，或者已经迁走，无从追查。
我们因此而损失的款子不下数千吉尔德。
“在一般情况下，我会把这种事称为‘过失’，如果它是其他任何人的事，我就会考虑提请法院予以处理。但是凡·莱茵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不知道生活中的事实。例如，我问他是否还有他可能继承其财产的亲属。他说有的，他姑母有个孙子，名叫彼埃特·凡·麦迪姆布里克，等这人去世时，他也许能拿到几千吉尔德，因为他上次同他的一个哥哥见面时，听说至少可以到得这样的数目。
“我调查了这件事，发现他说的是实话。他将能从这个远亲——让我们姑且称之为表亲——那里继承一点钱。但是我又发现，这个神秘的表亲，亦即他在正式文件中称之为他父亲的姐姐的儿子的儿子，原在一条船上做事，早在本世纪初难以查明的某一天，已随船前往东印度群岛，据报告，他所乘的那条船在驶离特克塞三天后，即在葡萄牙海岸旁沉没；最近四十五年来，这位彼埃特·凡·麦迪姆布里克音信全无，但据莱登市法院所解释的法律，至少须在此人第一次失踪五十年后，方可正式宣布‘死亡’；因此，在一六六五年前，继承人得不到任何遗产，而且即使到那时，连全部累积利息在内，凡·莱茵应得之数恐怕也不会超过八百吉尔德。你们两位自会明白，这只是个渺茫的希望，而他却在牢牢地依靠‘我姑母的孙子的遗产’，仿佛这是十拿九稳的东西，是中国皇帝送给他的一箱珠宝。
“两位先生，我对你们为尊友所做的一切将予以支持（我因为尊重他的伟大的才能而对他颇怀好意），同时我将使用我所有的各种手段，保护年轻的泰塔斯的利益。所以无论你们做什么事，我都主张要订合同，至于其余的事，你们将会发现，我完全站在你们这一边。”
我们对克雷伊尔斯的耐心和亲切表示感谢，并问他对订合同是否有什么建议。
“没有，”他回答，“最好是订一份协作合同。我有个朋友，即公证人里斯廷，专为我做这类的事，他是个很可靠的人。当然，如果你另外有人，请不妨提出来——”
但我们肯定对他说，我们没有更适当的人，并一致认为，目前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我们的朋友找个能住的地方——一个既能开设画店又能使伦勃朗工作的地方。房子一找到，我们立即再上克雷伊尔斯这里来，请他拟定一些必要的文件。然后我们告辞，开始寻找房屋。
但是这件事却很不容易。战争期间很少建筑过房屋，致使人们为极其低劣的膳宿而付出很高代价。他们住在破旧的仓库里，改建的马棚里，没人住的地下室和顶楼里，以及城市的郊区。许多人家不得不满足于在正常情况下连养猪都认为不够合适的住处。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一个地方，但这完全是侥幸，这种侥幸也就是别人的不幸（事情往往如此）。
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访，他对我说，是一个朋友介绍他来的。他的右手上一个小伤口里弄进了脏东西，受了病毒感染，问我是否肯为他动手术而不引起剧痛。他姓林格尔巴赫——琼奈斯·林格尔巴赫，他父亲是梅茵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德国人，他本人是个画家，在意大利工作过，希望到巴黎去，因为他听说，画家们在那里比在荷兰的日子好过得多。哎呀痛啊——但那一刀并不象他想象的那么痛。自从他踏进屋子，便这么东谈西扯，直到手给用绷带包扎整齐，手臂给用吊腕带吊起而离去的时候才住口。
三天后，他又来找我换药，当时我正在留心找房子，所以在他离去之前，我问他是否知道哪里有房屋出租，他回答说，“哦，知道的，我当然知道。
我父亲是鲁辛渠畔迷宫——就在鲁辛渠尽头——的业主。你也许知道他？老头儿大卫·林格尔巴赫？二十年前他经营过鲁伊尔斯渠畔的‘柑桔园’，他是在阿姆斯待丹修建迷官的第一个人。不过后来他不得不拆掉几幢房子，腾出他现有的一片空地，但在我家正对面，还剩下三幢房子，其中一幢没人住，至少有半幢。这是我昨天偶尔看到的。”
“房租很贵吗？”我问。
“今天我要上父亲那儿吃晚饭，”他回答，“我顺便进去看看，问问，明天告诉你。”
第二天，他带来了我所要听的消息。
“那幢房只有左面一半招租，”他说，“里面有个大房间，我自己就曾经想占用——那间房子有个朝北的大窗子，能做一间出色的画室。其它四个房间小得多，另有一间厨房，租金每年一百五十吉尔德，不过你要租，可以稍微便宜些。房东名叫凡·里斯特。他就住在那幢房子里。我和他谈过。他似乎是个很正派的人——不是一般俗人。你最好去见见他，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如今能租得的房子非常少。”
当天下午将近黄昏，我约伦勃朗前往鲁辛渠畔。亨德丽吉说她走不动，留在家里没有去，但在圣安桑奈水闸旁的转弯处，我们遇见了泰塔斯和我的儿子，他们两人原是一道回家的，这时也和我们一同去了。
我们看了房子，见到了凡·里斯特，当即签订租约，租金每年一百二十五吉尔德。
一星期后，凡·莱茵一家人迁入新居。
老朋友们都向他们家捐赠些东西。弗兰新送给他们四张床，丢撒特捐献一些床单和枕头，凡·登·伊克霍特和罗夫曼置备厨房用具，苏索夫筹划桌椅，我赠给他一个黄铜技形大吊灯，这个吊灯一向挂在他将近两年来用作画室的我自己那间房子里，他很喜爱它。我们租来一辆大车，把他正在画的那些绘画和我们已经追回的那些铜版全装上去，然后让亨德丽吉坐在上面，抱住柯奈丽雅（她这时已经相当大了，能为这次料想不到的横穿市区的旅行而感到无限高兴和快活），我们送她们前往新住所。
我们到了那里，发现一切都很混乱，床铺、桌子、面盆和椅子乱七八糟地放在前室里，床单、枕头、锅子和盆子以最有诗情画意而极不调和的方式堆在卧室中。我们原以为伦勃朗会站在门阶上等着迎接我们，但是我们到处找不到他。
后来亨德丽吉四处打量她的新居时，推开了后面那个大房间的门。伦勃朗正以难以想象的最不舒服的姿势，在房间正当中的地板上坐着，埋头完成一幅大画，那幅绘画就靠在装着家用瓷器的一个大桶上。
“哦，”他说，连头也没抬，“你们都来了？希望你们能原谅我，光线这么好——我想我还是开始工作吧。”
“对，亲爱的，”亨德丽吉说，“你只管画吧。”于是她又回到我们这边，不慌不忙地开始打开装着柯奈丽雅的衣裳和玩具的那个小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