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非但未曾因为作出这次惨痛牺牲而有所改善，反而变得严重多了。
债主们依然在我家门外兜来兜去，象豺狼那样顽固地日夜围住我的住宅，一看到伦勃朗画出新画，他们便攫为己有。我认识破产管理法院的两位职员，所以去拜访他们，我发现，他们很了解甚至同情我们的处境，但要提出解决办法，对他们来说绝无可能。
我们的国家虽则背弃了古老的信仰，取缔了旧有的圣哲，然而他们的地位却又为一个新的神灵所占据，它的名字就叫做“崇拜资财”。小孩们不再祈祷往日以“你们要学仁爱”一语教导他们的那些过时的圣男圣女，却毕恭毕敬地跪倒在一个严厉冷酷的神灵面前，这个神灵对他们说，“你们要学发财。”
这种变革究竟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我在这里不能断言。我只愿意说，这种变革确已发生，凡未考虑到有此神存在的人们，全都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
伦勃朗为内在的创作欲望所驱使，只知道疯狂地画画；他能看到在他之前从来没人想到过的东西，可惜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善男信女们从早到晚乃至半夜三更，都在争先恐后奔向那个新的神灵的庙宇，而他经过那里，却竟视而不见。
他受到了惩罚。
他被驱逐在外。他永远恢复不了他在社会上层人士心目中的地位。（可叹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们这些热爱他而不计较他的多次失败（原因也许有几分就在于这些失败）的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使他的晚年过得比较幸福？而当我们似乎全都拿不出主意之时，倒是忠实的亨德丽吉向我们指出了摆脱困境的道路。
她身体很不健康。逆境给了她一次可怕的打击，她迅速地衰弱下去。伦勃朗认为，他自己是个病重的人，已经日薄西山，他总是对亨德丽吉说，在他去世以后，她应当怎样照应泰塔斯和小姑娘柯奈丽雅，但我知道，他的寿命比她长得多，而她虽然从不叫苦，但至多能再活三四年。
我想，她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她是个难以置信的勇敢的妇女。家里没有一样重活是她认为她所干不了的。她照料着小姑娘柯奈丽雅。她为伦勃朗和泰塔斯做饭，不肯让我家苒蒂替她做。她给他们补衣服，为他们织袜子，她把家庭收入的每一文钱都记上帐，虽然我不知道，她怎样会在饿狼般的债主们永不间断的监视之下，保住了这一点少得可怜的钱。
后来有一天晚上，她想出一个计划。她来问我，她是否可以单独和我谈一会儿，我当然应允了。因为那是六月的一个令人舒畅的夜晚（每年六月，我们只能过两三个令人舒畅的日子，其余的日子常常是大雨如注），所以我带她到花园里去，在那里，她把她的打算告诉了我。
“我们不应当再指望那个可怜的人管钱了。”她说，“钱的问题他一窍不通。他的心在别的事情上呢。他会拿出自己最后一件衬衫或仅有的一条裤子，调换他所看见的一幅画，只要当时他碰巧需要它。住在那座大房子里的时候，我没有真正地快乐过。对我来说，它太堂皇太富丽了。我不配住在那里。我整天担心自己会碰坏什么东西，到后来，屋里摆得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而且我从来猜想不到，下回他还要买回些什么。虽说一想到住在这里打搅你，我就觉得过意不去，但就其它方面来说，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畅快。
不过我知道，只要仑勃朗一摆脱法院的纠缠，他就又要去买东西了。并不是因为他需要它们——这件事很难说。那些东西本身对他并没有什么意义——原因不在这里。但是它们好象能弥补某个地方的缺陷——它们是他的内心的一些装饰品——说到他的工作，他在某些方面是我所知道的最奇怪的一个人，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最懦弱的一个人。
“所以说，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让他保持他现在的情况，也许倒是好事。不过他一定得重新画画和做蚀刻，不然他就活不下去。所以我一直在考虑的事情是：假定我和泰塔斯两个人开一家小画店，我们就能雇用伦勃朗为我们画画——我们付他工钱，就象一个本匠付工钱给他所雇用的助手或砌砖匠那样。我自己的一个哥哥是石匠，雇了两个人给他帮忙，其中一人有一次和妻子闹纠纷，妻子企图扣领他的工钱，但后来法官说，她不能领，所以我才想到了这个主意。
“当然，泰塔斯还很年轻，我又根本不懂绘画，不过你可以帮助我，弗兰新或德·扬夫或他的其他朋友都能帮忙，但我希望，你能对这件事加以考虑，也许肯去请教律师，问问我们可不可以那样做，要是可以，那我们就又能自己找个住处了，因为我们这样打搅你的日子已经够久了。”
我握住她的双手，对她肯定地说，她可以在这里住一辈子，同时我深为感动，这非但由于她的心地善良和忠诚，而且，我不妨坦白说，也由于她的建议的深明事理。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约伦勃朗一同到奥弗屠姆渠畔散步。自从一六五○年春天在那里度过一个难忘的日子之后，我一直没有再去过，当时我在那里遇见了奥兰治公爵，并用他的竹手杖试探过海渠水是否在上涨。
我们随带一些面包和干酪，因为我知道，每当我为伦勃朗而必须另外花一点钱时，他说是觉得难堪，如果我们到饭馆吃饭，他必会不高兴。
我们坐在渠畔，眺望着小小的白色云朵，它们看来很象一群绵羊，在辽阔的蔚蓝色牧场上安静地啃吃青草。我讲了短短的一篇话，这是那天早晨我事先小心地准备好的言词。因为我知道，伦勃朗对于具体谈论他的经济困境，几乎有一种自然的反感，但是只要我们还想使他重新自立，事情就非谈不可。
这一次又和往常一样，他一听出谈话的趋势，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写生簿，四处张望选材，想画一幅蜡笔画。但我说：“不必忙，写生画不妨等到下次再画。现在请听一听就要对你说的话。我并不是要向你讲道。我只是想看看我们是否能找出个办法，让你能重新工作。”
他立刻猜疑起来。
“你是想说，我打搅你的日子已经够久了？”他倔强地问道。
“伦勃朗啊，”我说，“你是个大人，你的儿子不久就用得着刮胡子刀了。做事别再象小孩子那样了。这几年对你来说，可真够苦啦，所以即使你的神经受点损伤，我也不责怪你。至于我这方面，你尽管放心，你可以在我家住一辈子，这你也知道。”
“当然，”他回答，“我很抱歉，但我觉得，我仿佛给锁起来了。脑袋里千头万绪。这些思绪似乎来得比往常更快。我需要个空旷的地方。我需要一个我能在里面随便活动的自己的房间。你知道的，有时候我觉得很难不叫苦，因为当我在版子上刻好一幅作品，希望印出来看看怎么样的时候——只印一份校样就够了——而我所能做到的，只是给它涂点黑色阁起来，等到两三天后，也许才会有一位朋友惠然允诺，把他的印刷机借给我使用几分钟。
况且我也不能把你的房子变成印刷间。油墨气味和硫酸气味会弥漫在整个住宅里。你的病人就不愿来看病了。他们会认为，你在忙于炼制一种很厉害的毒药。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你要感谢我，”我打断他的话，“那就清你静听大约十分钟，并注意我要说的话。”
“那好吧，”他说，“我愿意照办。”于是他合起写生簿，又把它装进口袋。
“嗯，”我说，“现在我们了解你在经济方面的处境。”
“我很难把这称为处境！”
“不必计较这种小节。我现在是要同你谈经济学。推敲措词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你是个善于理财的人，你也许做了西印度公司的会计，而不会——”
“哦。而不会怎么样呢？”他打断我的话。
“而不会画了几幅公众将来才会承认的绘画——”
“在我去世三百年后，公众才会承认。”
“也许，也许还要早些。你的朋友们所要做的事，无非是要使你回到自己的一个地方去，让你能够工作。”
“但是我工作又有什么用？只要我画成一幅画，赫茨比克，或德·科斯特，或奥尼斯，或者那些高尚的爱国者中间的某一位，立刻就会带着法院的指令，来把画挟在腋下给拿走。法院只肯暂借给我几个吉尔德（他们从不付给全价），那么再过二十年，我也仍然欠债。”
“这正是我们所要防止的，或者说是亨德丽吉所要防止的，因为正是她想到了一个主意。我们愿意帮助你。不过我们还是从头谈起吧。我并不想批评你，但我认为，你在选择律师的事情上不算幸运。”
“他似乎是个好人。”
“也许是的，但这并不能完全使他成为一个高明的律师。你怎么找到了他呢？”
“哦，当我在画南教堂的时候，他在旁边停下脚步看我的画，我偶尔和他交谈了几句（他出生在哈捷斯武德，认识我父亲的一个姑母一她活到年岁很大的时候才去世），他向我作了自我介绍，并把他的住址告诉了我。”
“巧妙的自我推荐！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我同基尔蒂的哥哥发生纠葛的时候。”
这对我来说倒是新闻。我问他，那是什么纠葛，几时发生的。
“哼，”伦勃朗说，“你记得萨斯基亚去世时我家的那个保姆吗？”
“我想，我永远忘不了她。”
‘对的，她很坏。但我很替她难过。后来我不得不把她送回果达镇一个疯人院里去。而且我答应支付她的生活费。无论如何，打发她走了就行！那个时期我很忙。她有个哥哥彼埃特，把她带回果达镇。我给他很大一笔钱。
那些日子我的信用还很好，要多少钱都能凑到。嗯，两年前，这一切事情发生的前夕，我想，我要把那笔钱追回若干。那人拒不肯给。也许我没有权利再付了。我便去访那位律师。他打听到，那人当时就在阿姆斯特丹。他是一条船上的木工，当时即将启航赴印度。律师怕他企图逃掉，我们叫人把他押在债务人监狱里。这是我做的一件蠢事。但我当时正处在可怕的境遇中。我憎恨那个女人，很想刁难她的哥哥，惜以出气。刁难是个恰当的字眼。我对那次所做的事并不觉得很得意。后来弗兰新为我找到一个正派的律师——阿诺特·艾布姆——你认识他的。他把这个案子公正解决。
“那么现在总算‘解决’了——不管公正或偏颇，但求‘解决’？”
“彻底解决了。”
“再没有麻烦了？不打官司了？法院里没有案子了？”
“没有了。只剩下恐怖院的那些案子了。”
“倒也很好，”我回答，接着讲了亨德丽吉建议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个上策，”我结束道。“你认为怎么样？”
他默不作声地坐了一会儿，拾起草地上的几颗石子，投到渠水里。
“怪事，”他终于说道，“这就是人家认为不配参加圣餐式的那个女人。”
“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说。
“对，”伦勃朗说，“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当然同意。我们回去告诉她吧。明天我就又能开始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