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奇怪，一个人在海上最容易忘记时间。况且我为视察我国波罗的海舰队而作的几次旅行，又是在不同定的时期进行的，因而使我对其中任何一次都没有很清楚的记忆。那几次旅行在我的记忆中变成了一个模糊的人斑点 ——它包括不舒适的船舱里不舒适的铺位，包括划向旗舰时的小船上潮湿而沮丧的可悲时刻，包括稍后便又划回海岸的那同一条小船上潮湿而沮丧的可悲时刻，包括同服务多年但很顽固的海军医生的争吵，包括船长们举行的愉快的宴会，他们终生只有一个愿望——邀请海军各部门首长来到他们的船上，然后让他们待在舱面参加大会战，还包括德国北部和丹麦的平坦的海岸边那些平稳的长帆船，以及那些不愿死亡但又不可能希望导救的伤病员，因为他们缺少最起码和最基本的医疗护理。
在这种模糊的记忆中，某些地方还穿插着短暂的休息时期，那是在岸上度过的一星期或两星期。在这些短暂的休息时期中，有一次，在为州长准备报告书而忙碌了一天之后，我决定出外散步，而我散步，总是一转弯就到伦勃朗的家里去。
那座房子看来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一进去，立刻知道有点不对。
大门里边的桌子上放着两顶陌生的帽子，我听见楼上传来生客的吵闹声。我走进住室，发现亨德丽吉在安排小姑娘柯丽雅睡觉。她要我到房子旁边的小花园里等候她。不久以后，她就来找到了我。
“我们熬过了可怕的一天，”她一见面便这么说，“我累坏了。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跟你一起坐一会儿。”因为虽然我们都真心喜欢她，在各方面都真心把她当作伦勃朗的妻子看待，但是每当她同自己依然认为的社会上层阶级人物在一起时，她仍旧消除不了羞怯之感。
“出了什么事啦？”我问她。
“唉，还是那种常有的事。来了些讨帐的人。食品店的，卖面包的和卖肉的。接着又来一些讨帐的人。画商们，放高利贷的。他们的名字我都不知道，但是闹得挺可怕。”
就在这时，伦勃朗来到了门廊里。
“我把那两位打发走了，”他说，“真不知道今天还会来多少讨帐的人。”
“也许没有人来了，”亨德丽吉说。
“不，只要他们一开始来，那就会整天络绎不绝。能给我弄点酒喝吗？
家里还有没有烧酒？我得工作一整夜，把他们的搅扰弥补起来。”
亨德丽吉拿来了烧酒。伦勃朗喝了两杯。
“这种日子真可怕，”伦勃朗说，“我刚刚开始画两幅新画，那些傻瓜就来同我谈还钱的事！哼，我还没有拿到分文呢。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不是吗？”
这时又有人敲门。
“别去开，”伦勃朗对已经站起的亨德丽吉说，“别让他们进来。他们很快就会走开的。”
“不过明天一早他们就又要来的。”
“那我就能争取时间工作一个通宵。”
“你近来做些什么？”我问他。
“大多是画油画。目前我在做一幅铜版画，金匠约翰·鲁特马的肖像。
这是他的家人约定的。但其余的都是绘画。《圣经》上的题材。近来肖像画订件不多。而订件的人，又都不肯付钱。
去年我为一个西班牙人画过一幅，是他女儿的肖像。他曾预付七十五枚吉尔德，后来他说，他认为画得不很象，要求退款。他至今还在约着律师追还定金。不，战争害得肖像画事业一蹶不振，况且我现在年岁大了，不肯坐在画架前让人指挥着画画，譬如他们要求画出手里拿一只死鹦鹉的小姑娘威米叶，要求小姑娘舒西叶的肖像一定得穿着那件褐黄和粉红的衣裳。即使肖像画上要画死鹦鹉，那我也要随自己的高兴把它安排在某个地方。所以我才要画《圣经》题材的绘画。我画这种画，模特儿不会跟我顶嘴。如果我想把约瑟夫安排在这里，把波提乏安排在那里，他们也不会说‘啊，先生，但是我们却想转个身，脸朝另一边。’我把他们安排在哪里，他们就待在哪里。
当我画雅各为儿童祝福时，没有人要对我说，他床上的被单应该是什么颜色。
这一会儿外边那些敲门的人似乎已经失望了。至少他们总算不再敲了，”他义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今天天气挺好，”我说，打算开始谈谈。
但是这话却只激怒了他。“天气挺好？我的天哪！天气真太好了！是的，我相信，全天都有阳光，不过如果叫你过一天我这种日子——”
“出了什么事啦？”
“哼，还是那件旧事。”
“来了些讨债的人？”
“那已经不再是旧事。那已经成为一种传说。但这回是泰塔斯的事。”
“不过那孩子身体挺好啊，不是吗？”
“比从前好。但这回是他继承遗产的问题。”
这时我才明白他谈的是什么。这就是我在洛德威克给我的那份报告中发现的那个问题。
长久以来我一直担心的事情似乎终于发生了。年轻的泰塔斯的舅父们和姨母们曾经要求算帐，而伦勃朗显然没有理睬这回事，并把他们的信件搁置一旁，甚至未曾分神作复。于是他们坚持公开检查他的帐目（而这个可怜的人却似乎根本没有听说过记帐这种事！），要查明他们外甥的那笔实际并不存在的财产是否至少有一部分依然原封未动，确实存在。
后来他们又以依法起诉威胁他，并暗示说，他们将要求要孤儿事务院扣留布利街那所房屋，拍卖其中的财产，让泰塔斯得到他母亲的一份合法遗产。
这件事发生时，如果我在城里就好了，因为他很可能找我商量，我至少可以带他找一位能对他提出忠告的可靠的律师。但是伦勃朗惊慌失措，曾请求当时偶尔进入他的画室的第一个人为他找律师——“任何律师都可以”— —而那人不巧是个名誉扫地的画商，他当时来访，是希皇卖给伦勃朗一幅伪造的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他回答说，“可以，某某人是个出色的律师。在他们哪一行级别最高。”
他让伦勃朗去找了一位滑头律师。这人大概知道，事态已经不可挽救，但为至少捞到他的委托人的一部分可靠的诉讼费，他建议伦勃朗把布利街的房屋正式移交给泰塔斯，作为“这孩子继承的母亲遗产的一部分”。
这种移交的意义，在任何一个对这种事情不象伦勃朗那没有经验的人看来，都会是一目了然的。这是要耿骗其他债主而抚慰奥德林堡姻亲们的一种试图。这位律师怎样劝得伦勃朗同意采取这种下策，我不得而知，除非伦勃朗对所谈的事也许丝毫未加注意，而只是含糊而痛苦他说声“是”或“不”，问声“这件事要纠缠很久？现在我可以重新开始工作了吗？”
但是要使这种移交成为“正式的”（泰培斯的舅父们和姨母们最乐意接受），那么移交契约当然必须交由孤儿事务院加以证明，这是一个有名的严格而认真的机关。
孤儿事务院诸君似乎并未提出问题，因为他们深知，如果房屋不再属于移交人，而多年来一直属于一伙债主，世上就不会有人敢于出面恭顺地请求他们把那座房屋登记为“孤儿财产”。但这次，这些可敬的人们错了。伦勃朗完全不懂处事方法，甚至没有想到对他们说，这座房屋已经高价抵押出去。
移交办妥之后，次日早晨，所有其他债主当然都知道了这件事。当时如果说是火上加油，还算温和的讲法。我在前厅看到的那两顶帽子，便是两个大债主脱下的。他们坚决要进来。他们称伦勃朗为骗子，我很唯责怪他们怒火太盛。他们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撤销那张把父亲的房屋作为母亲的部分遗产而移交给泰塔斯的契约，他们威胁说，如果他不立即给他们出一张字据，答应办到这一点，他们当天就要向破产管理法院递状子控告他。
伦勃朗失神地听完他们的话，然后清他们稍候一时。他要去问问亨德丽吉，究竟应当怎么办。但是画室的门一直是开着的，光线还很亮。当他从那扇敞开的门前经过时，忽然发现了他久已想在波提乏的着色头巾上加以修改的地方。他拿起画笔，进行这种小小的修改。这么一来，他把他的客人忘得一干二净，一直继续工作，后来听得大门砰然一声响，他才忽然想起他方才上楼来的原因。
最初，他对自己的失礼颇觉难堪，但在傍晚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烦恼已经化为快乐。
“他们总该满足了，”他说，“他们在这样一个好日子打搅了我，总该满足了。现在他们大概要让我安静了。”
然而就在这时，又有人在敲大门，那种敲法听来出自官方，不容置之不理。
“我去开门吧，“亨德丽吉说“你最好去吧，”我接着说。
“嗯，好吧，”伦勃朗就这么说了一句。
稍后，亨德丽吉转回来。后面跟来一个身穿黄褐色长外衣的小子，看来极象一个案件承办人的助手。
“我可以同伦勃朗·凡·莱茵先生说句话吗？”那小子问道。
“不必客气，”伦勃朗粗暴地回答，“什么事？”
“没有别的，就只把这个交给你。”
伦勃朗不知不觉接过了案件承办人助手递给他的一个黄色大信封。
“什么东西？”他问。
“破产通知书，”穿黄褐色外衣的差役回答。
“哦，”伦勃朗说，“来得这么快？不过我想你也没有什么办法。”
“我的确没有办法，先生！”那小子说，“这碰巧是我的差事。”
“那么也许你要喝杯酒？”
“那我决不反对。”
亨德丽吉又拿一个杯子来。伦勃朗把它斟满，但他自己并没有喝。
“祝你健康，”那小子说，只见他举起杯来一饮而尽，用手背擦了擦嘴。
然后他深深鞠个躬，向我们大家道了晚安。稍后，我们听见他砰然一声关上了大门，四周安静如常，后来南教堂上开始报时的钟声打破了沉寂。
“几点钟了？”伦勃朗问，“近来天黑得这么晚。”
“十点了。”我数着钟声回答说。
“那我还是回画室去吧。我想，我得过一段艰难的日子了。不过我还年轻。我画画把自己画进了这种困境。现在我要再把自己画出这种困境。”
但他从未做到。
从那天起，直到逝世之时，他一直是个“债务未清的破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