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五五年秋季，北欧局势不久即将导致危机这一事实，愈来愈见明朗。
我国波罗的海沿岸产粮区危在旦夕，那里的供应一旦断绝，我国人民必将饿死半数。
我想，全共和国对于作为一个民族或个人的波兰人稍有好感者不足百人，因为当时我国同瑞典人的关系一直非常真诚友好，况且波兰人是一种最明显最顽固的天主教徒，瑞典人则和我国的宗教信仰相同，虽然他们比较喜欢路德教派，不喜欢加尔文教派。然而一旦看到事关金钱问题，一切私人情面便全被草草弃置一旁，所以当但泽被国王查理的军队拿下时，我国一支舰人立即派往该城——城市收复了，并把它交还给波兰国王。
这种形势并不十分明显。甚至在这件事发生以后，我们仍被人为是同瑞典人和平相处的，德·威特阁下极力促成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两大强国，即瑞典和丹麦之间的联盟，而以尼德兰联邦共和国作为“忠诚的居间人’，维护这两个敌对国家之间的和平，防止它们互相残杀。
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之惨，正如他在我们那次难忘的会见时向我解释过的英荷条约。在这两件事情上，都是阿姆斯特丹市粗暴地打乱了他的计划。州长是个“党派性很强的人”。他坚信“高尚人士”组成的政府，而这些“高尚人士”，当然都是他自己的亲属和亲属们的朋友，是我国各大城市的富商。
但是他是个才能卓著的人，有时他几乎不得不违反着自己的意志，暂时撇开他那一党的眼前利益；而在堤坝上新大楼里统治我们的各位市长，则相信世界仅限于本市的疆界以内，坚定不移地把他们自己的利润置于全国的利益之上。他们都是精明能干的长官，而且我要立即补充说，他们的政策照例符合于公认为对整个共和国最有利的那些政策。然而这是一种非常不幸的政府制度，因为它允许一个单独的城镇藐视其它各邻近城镇明确表达出来的愿望。
但从我国取得独立的初期起，情况一向如此，而且我想，这种情况将持续到最后一日，因为我不知道哪个人或哪个党有力改变这种局面，除非奥伦治王室的某个公爵能当上我国的国王，而这件事目前以乎不可能，因为那个家族只剩下一个人（另外还有住在我国北部的几个不足道的表亲），是个年轻孩子，况且患了严重的头痛症，看来注定活不太久。
在这个特殊的事例中，侥幸地证明阿姆斯特丹采取了较为明智的路线。
我的老友拜克尔兄弟去世后，市政便由凡·比宁根家族的一个成员接管。我国独立后最初半个世纪，给年轻人提供了许多良机。约翰·德·威特出任国家元首时，年仅二十八岁。康拉德·凡·比宁根在三十三岁时拥有的权力，已超过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古希腊的许多独裁者。他所隶属的那个家属，非但对波罗的海的粮食贸易深感兴趣，而且对东印度群岛的香料买卖也很热衷，他本人对自己此后二十年间所担任的职务，具有非凡的才能，这既是天才，也是多年认真研究的结果。他仪表堂堂，又善于演说——遗憾的是，这种技能在我国社会上受到可悲的忽视，因为我国同胞对各种词藻优美的演说，往往皱起眉头，只对讲道坛上异乎寻常的变相演说是例外。
但是这位市长阁下对讲道不太热心。事实上，他是个思想很自由的人，据说（虽然没有人能提供真凭实据），他喜欢辛尼加和马卡斯·奥里拉斯的格言，不喜欢加尔文和诺克斯的格言。但因为他是个富豪，所以这种指责在过去仅限于暗中嘀咕，直到近年来，当他遭到家人的咒骂，说他颠狂了的时候，人们才逐渐稍较公开地谈论他的异教徒倾向。
但在我现在所叙述的一六五六年，没有一个神智清醒的人敢于暗示这种可能性。市长阁下能用全部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来实现他的计划，使波罗的海变成另一个须德海，变成一个为荷兰的利益所左右的湖泊。他的朋友，住在海牙的州长，大体上同意阿姆斯特丹观点，但主张进行时稍加慎重。他同海军的关系，比凡·比宁根密切，而且他知道，即使是装备良好的舰队，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是一种很不可靠的东西，在紧要关头很少能依赖舰队。
骤然袭来的风暴和料想不到的大雾，就会使战争突然转胜为败。况且船只无法在一夜之间造茂。制造一条六七千吨的现代化大战舰，需要十四个月，但若不幸一炮打中火药库，战舰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便会葬身海底。
因此，虽然这位州长和阿姆斯特丹市长一样，急欲抑制瑞典君主的野心，使波罗的海产粮区继续对荷兰的贸易而开放，但他不大愿意拼上全部海军，去作这种冒险。
“英国会怎样做呢？”他向他的阿姆斯特丹的朋友问道。“如果英国护民卿利用时机，趁我国船只不在北方的时候，向荷兰海岸发动登陆，那会出现什么局面？”
阿姆斯特丹的长官们回答他说，因为共和国同英国处于和平状态，甚至同那个国家签订了停战条约，所以我们不必对那方面担心害怕。
“国与国之间的公文算得了什么？”州长回答，“当一个民族认为进攻另一个民族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一张条约几时曾制止过他们这样做？”
于是他引证许多事例，说明帝国、王国和共和国都曾把最神圣的条约当作废纸，因为这样做对它们有利，但是阿姆斯特丹不肯屈从。而且因为我们城市负担着荷兰州大半的捐税，又因为荷兰一州负负担着全共和国捐税的一半，所以阿姆斯特丹坚持自己的做法，我国海军连续五年一直忙于在北方作战。
在这次战争中，我获准提出的那些措施，有几条得到了实际试验，总的讲来，我欣慰地说。我的在船上工作的同行都很赞成，并热情地同我合作。
我本人参加了松德海峡的战役，当时在兰格尔指挥下的瑞典人吃了败仗，虽然我们也牺牲了一位最有才能的指挥官，即著名的韦特·德·韦斯，他有“海上野人”之称，说到做到，战无不胜，他象带有护身符一般闯过了许多次海上战斗。在这次，潮水把他的战船冲到岸边，他使战船迅速变为堡垒，进行自卫，一直战斗到他的部下伤亡殆尽，他本人受伤不支，奄奄一息。他的作为甚至在敌人中间也引起了无比敬佩，致使他们次日以庄重的军人葬礼将他的尸体送还我们。
我到场稍迟一步，未能同德·鲁伊特一同轰击努堡，并进入哥本哈根。
然而在我国这位海军上将驻守该城的那年冬天，我获准参观该城，发现这是个极为有趣的地方，觉得许多方面都很象我国城市阿姆斯特丹，但又深深感到这个民族远比我国同胞愉快开朗，而且地不象我国同胞那样倾向于暴行。
我觉得很难叙述这两个民族表面态度上沂以不同的原因。我听说，我们自从被放进“潮湿的摇篮’之时起，直到被送入水浸的墓穴之时止，终生生活在我国那片低地的恶劣气候中以及永无止境的雾里雨里，这就是我们那种沉闷的心情和沉闷的风气的主要成因。但是毫无疑问，丹麦首府的气候也非常恶劣，这地方同我国城市维尔一样，有如泥海上的一块浮冰。可见原因并不在这里。
另一些人对我说，“其不同音在于宗教。这些人是路德派教徒，而我们是加尔文教徒。”
我愿意承认，我宁肯跟随威丁堡的改革者进行探索，不愿跟随他的日内瓦的同僚，但是我在这里看到的路德派牧师的所作所为，并未确切使我产生精神轻松的印象。的确，我发现他们很象我国的牧师——电许比较略有人情味，但也决不显著，而且极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那种欲望，和我国阿姆斯特丹的牧师同样恶劣。有个年轻人却给了我一个最适当的解答，他是海军上将凡·华生纳尔的一个助手。
这位上将是个大财主，奥勃达姆村的贵族，荷兰议会中的一个异教徒议员，海牙附近大片农田的地主，原是骑兵团长出身。但在最近一次荷英战争中，他忽然受命指挥舰队，初次上船时对于海军战略的无知，正如婴孩对于弹奏有键的乐器。
他所以能骤然摆升，是因为他是反对奥伦治王室那一党派的忠实支持者，而德·鲁伊特、特罗姆普、艾弗申以及其他海军将领、则均有倾向于那个小公爵的嫌疑。然而无论如何，这位马背上出身的海军上将，证明了自己是个非常能干而又足智多谋的人，他由于和霭可亲的态度和乐意听取部下建议而取得了他们的敬爱。
当我应召登上他的旗舰时，他正患严重的足痛风。四面透风的船舱对这样的病人来说，绝不是理想的住处，但他极其坚决地忍耐住疼痛，以大部分时间同他的助手玩西洋双六，后者研究出一种着实令人钦佩的输局的技巧。
这个年轻助手是一个伏列斯兰的贵族和一个法国女人的儿子，但他立誓不再回老家，因为那里每一平方英尺的空气，都象一千万法兰德斯金磅一样沉重。
他是个颇有才能的业余政治家，发展了一种使我深感兴趣的社会理论虽然我不久便认识到，就他所谈论的而言，大多是先有欲望，然后才产生了思想。
“我国的祸根，”每当我们在甲板上踱来踱去，等候那位面貌英俊但颇爱虚饰而且特别注重外表的海军上将结束梳洗打扮时，他便对我这样说，“就在于缺乏准则，这是没有宫廷的后果。就某些方面来说，这是我们的优点，但就其它许多方面而言，这是我们的人缺点之一。固然我们不致忽然被从床上抓起来，关进某个监狱的地牢，象我的一个姨夫曾经有过的遭遇。后来花费半年多的时间，才找到我的姨夫在什么地方，然后又经过荷兰议会和伏列斯兰的共同努力，并由州长亲自连写五封信，才把他保出来。事情的起因似乎仅仅是，当马萨体的一个女儿的法语讲得太拙劣的时候，他笑得有点太响亮了。这位红衣主教发觉了他的笑容，于是陛下便责成他的忠实仆人手持一张小小的羊皮纸文件，开始‘以国王的名义’问罪。
“好！可以放心，这种事决不可能发生在我国，我们把这一点算作优点。
托上帝的福，我们没有君主。结果，我们的牧师就比较少，绞刑架也不象别国那样多。闯出的各种乱子，都是暴徒们干的事，而暴徒们又是受了牧师们的说教才颠狂到大肆破坏的地步，但这并不是莱个救世主一夜失眠或消化不良的结果。
“现在再谈我们的缺点。我们是个没有圆心的圆周。结果，从政治上说，我们彷徨不定，从社会上说，我们差得很远。我们被认为是个“国家”。巴黎或伦敦的那些可怜而天真的人，依然蒙在鼓里，以为我们是一个“国家”。
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我们根本不是个国家，而只是一些争论、号叫、斗争、吵闹的小省、城市和村落所组成的集团，各个组成单位又无不自命和俄国的大公领地相等；那时他们就会进攻我们，瓜分我们，就象马其顿的菲力普进攻所谓古希腊的独立民主国，并剥夺它侃的自由的做法一样。
“我们这些沿海居民是个快乐的海盗民族，谈到纪律全部格格不入，但是打起仗来个个英雄好汉，因此也许能够比波兰那样奇怪的内陆国存在得稍久一些，我们幸亏不是那种国家。今年上半年我曾在波兰度过整整六个月，或者说一百八十五天，那甲的每个车夫和脚夫，就权利而言都是伯爵或公爵，有权否决他所不喜欢的任何法令。
“不过我是在对你讲述我国社会制度的缺点。对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心所向的焦点——我们没有任何准则。行为准则、美的准则，风俗或习惯准则，对于天才来说可能都不需要，例如你常对我谈起的你那位画家朋友就是天才，他和他的厨娘同居，并且生了孩子，却仍若无其事地继续画画；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大才，我们没有准则，就会象海船没有罗盘那样迷失方向。
“还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到过伦敦，威斯敏斯特谈判期间，我又作为秘书到过那里。斯图亚特时代的伦敦和圆头党时代的伦敦，其差异令人难以置信。英王陛下的脑袋尚未砍掉时．我还很年轻，一个人很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不过那时这个民族尚且保有他们的风俗——他们尚且保有一种社会道德，这种道德告诉他们在各种情况下应当怎样行事，并推动整个社会机器运转得润滑而平稳，使各个有关方面皆大欢喜。
“但是两年前又去一看——天啊！真是截然不同！人们听到了那个社会机器发出咯吱声和嘈杂声。在街上遇到的男男女女，似乎每人都创造了自己的一种行事规律，由于这种规律各不相同，结果便意味着继续摩擦——为互相冲突的利益闹得一团糟，使我觉得自己好象被我的叔父韦特马萨姆请出去看狗打架，我那位叔父是因他的许多狗而出名的，他一生的主要消遣，便是请亲友们去欣赏让那些畜生抢东西吃的场面。
“我们曾数次参见英国护民卿，我一生从未见过更风趣或更文雅的人。
但这是因为他是个拥有土地的老派贵族，是在君主制度下长大的。
“然而再看法国或意大利吧，因为我相信你对我说过，你一度到过那里。
这两个国家都有国王和宫廷，宫廷就是同保持文明有关的一切事物的准则所在。如果陛下决定不再用手指去抓古希腊牛肉，而要用叉子戳着吃，那么全国，至少那个希望被认为是文明的地区（其它地区无关重要），人们便争先恐后赶往银匠铺，为他们各自的家族中所有成员订制一些叉子。
“或者比方说，陛下希望给自己修建一座新官殿。他自己不懂砖瓦灰泥工程，于是把全国最优秀的建筑师召来，说‘先生们，尽力而为吧。’我并无意说，你我两人也部必然认为，按照我们本国的趣昧来说，这些人都是最优秀的建筑师，但这没关系，他们必是些最优秀的，否则他们就不会接到这项工作。
“或者说，陛下倾心于一个美女，想为她举行一次世人从未见过的盛大宴会。他把最高明的提琴手和最出色的舞蹈家都请来，说：‘先生们，是你们向我们显本领的时候了，请不要使我们失望，因为我们皇家的不赏识，就会是你们的名誉的致命伤。’他们岂不要绞尽可怜的脑汁取悦于陛下？我向你担保，他们一定会这样做。于是他们的音乐和他们的表演也就为所有其他人树立了一个标准。
“或者再比方说，陛下希望给他那枯燥的宫殿四壁增添生气。他先打听出谁是他那个王国里公认的最卓越的画家，然后要这些画家拿出调色反和画笔，为他画出最优秀的绘画。我再说一遍，这种‘最优秀的绘画’，如果按照他的审美趣味或我个人的审美趣味来说，可能不是‘最优秀的’，因为碰巧我们都是具有深刻的鉴别力的人，但它对于那些温顺的一群群臣民来说，至少是一种典范，那些臣民所有的审美知识，不会比我那条名叫尼罗的狗对如何捉鹳的知识更丰富。
“但结果却是一种令人高兴的行为准绳，喜剧、悲剧、绘画、雕刻、烹饪、舞蹈和恋爱的准绳。
“在我们的共和国里，也有少数人远远超过了这种准绳，因为我们决不是一个没有能力和才干的民族——我甚至可以说，它是有天才的民族。但是我们的‘准绳”太低。我们实际上没有准绳。我们有的只是每个城市和乡村的每条街道上每个男人和女人（有时是每个小孩）随心所欲而提出的准绳。
这对他们来说倒非常好。这适合他们的要求。我们不喜欢这样做吗？很喜欢，我们自然懂得我们能够提出怎样的准绳！这么一来，当我们使自己上升到一个虔诚、繁荣和十分体面的国家地位时，我们在各项事业上都还保持住同我们的虔诚、繁荣以及高度的体面不相称的东西，还保持住我们四百年前的情况，即我们祖先用干草叉和大头棒ǖ死你们祖先时的情况。我们依旧是一群粗鲁的乌合之众，自寻烦恼的愚笨的庄稼汉，不是欢笑便是呜咽，而且照例是，该哭的时候倒笑了，该笑的时候倒哭了……”
然而就在这时，海军上将梳洗已毕，请我入室，所以我一直未曾听完这番有趣的谈话。但我想，我懂得年轻的阿依兹玛的意思。丹麦是个由单独一个大城市所统治的国家，这个城市自从六百年前建成时起，一直是皇族住处，是全国各地人士前来求教的礼仪学府。而我们国内则是各自为政——争先恐后！当我返回阿姆斯特丹时，发现这种人人为己之风达到了顶峰。
近八年来，我们一直在修建新市政厅。威斯恃伐里亚和约签订后，我们的独立一经承认，雅柯·凡·堪宾便受命绘制新的市中心建筑图样。老市政厅被认为过于简陋，同我们这个宏伟的城市不相称。况且那座楼房已嫌太小，所以当它在一六五三年七月一个难忘的星期六夜晚烧毁时，不曾有一人感到惋惜，当时伦勃朗的朋友西克斯市长的一个堂兄弟，抢救了市立银行的帐簿，受到知恩的存户们终生的热情感谢。
堤坝上老市政厅废墟后面那个地区，八年来一直围以高高的板墙，使我们无法看到。同时我们却已听说围墙里面发生的许多奇闻，当时围墙也已变成绝好的广告，用以说明我国公立学校制度的严密，因为离地面一英尺高处，写满了通常的污秽之词，表明即使我国最年幼的儿童也会写字，而且拼得正确。
每个市民都确切知道，究竟有多少棵挪威松树已经埋入地下，以使这座楼房具有必要的坚固性（我是唯一的例外，没有记数字的头脑，但数目约在一万二千和一万四千棵之间，可以构成一个面积相当可观的松林）。而且每个市民都知道，底层的宽度和楼房的高度，以及房间数目（我记得包括三个不同的而且互相隔离的牢房）、烟囟数目和屋顶上用以防火的蓄水池数目，都被人们仔细地一再计算过。但是最使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则是所有这许多富丽堂皇的大厅的室内装饰计划，因为这里将是市长阁下的官邸，高级法院的所在，参议员、警察局长、收税官以及组成我们乐于称之为“长官”的其它许多显贵的为公处。这势必需要许多幅绘画，有谁会比伦勃朗更适于担负这个重任呢？他早已向他们表明，他善用巧妙的手法处理最复杂的题材：只要他对那个主题真正感兴趣，篇幅的大小和式样问题在他却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自从我离美回国，就一直留意拜托所有可能对当局有影响的人士，请他们为伦勃朗进一言，因为他是这项重要任务的理想的候选人。我所接触的许多人都回答说：“对，这是个好主意。很好的主意。他就是道伊伦城堡里挂的那幅大画的作者？”于是毫无例外，他们个个应允尽力而为，至少要在打算约请本地画家绘制的绘画中让我的朋友接到若干订件。
但当我偶尔又遇到他们时，他们总是推诿搪塞。“哦，我们上次遇到第一市长阁下时，就向他提了名。”或者说“那间一百英尺长、一百二十英尺宽的客厅，正是该由伦勃朗去装饰的房间，不过屋顶尚未完全造好，所以无法判断光线效果，在屋顶完工前，不可能作出决定。”
同时我得知，鲍尔、弗林克、约翰·里文斯和其他几位画家，都在各自的画室里忙于创作将会安排在这座新大楼里的肖像画和寓意画，约翰·布朗科斯特这时也即将提出为新审判庭的天花板而精心拟定的绘画计划。
一般公众对这桩事情并不太感兴趣。只要当局认为向某些画家订件适当，那又何须议论它？当局当然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绘画，而且当局当然知道得最清楚。
后来大家知道，所有必要的雕塑作品实际上部已委托一个安特卫普人阿伊特·癸林来完成，这时到处听见有人发问：“我们本国就没有艺术家能同外国人。一样做好这项工作？但是由于每一个自命为具有高雅情趣的人都承认，比利时画家比我国画家高明得多——题材不粗俗，处理裸体远较精细（而且癸林碰巧又是我们时代最有才能的雕塑家之一），所以这种责问从未受到重视，而且总的说来，一般人都极其热情地赞成他们的统治者的选择。
弗林克和鲍尔在跟伦勃朗做学生的时期，我就认识他们，这时我去拜访他们。他们都很忠于他们从前的老师，希望能对他有所帮助。然而他们两人都认为，如果他们试图为老师进行任何游说，都可能造成对当局计划的私人干涉，这对他们就等于自取灭亡。
“即使现在，”鲍尔坦白地对我说，“我们也随时部可能被某一个佛兰德斯人取而代之，因为他学鲁本斯的手法绘画，比我们高明。鲁本斯在这里是伟人。他和约丹斯是我们的英雄。伦勃朗呢？哼，他画得不是太浓重，便是太晦暗，再不就是太怎么样，以致不能讨好于我们的公众。弗林克和我，以及曾经跟着我们这位老师学习过的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已经被迫改变了我们的技巧，变得稍带一些佛兰德斯风格，稍带一些鲁本斯风格——如果你能谅解——这是为了保持我们的订件人。如果我们一成不变，我们现在几乎要饿死，倘若你不信我的话，不妨去问任何一个画商，看他们是否有机会传出伦勃朗的画。不错。也常有人向意大利入售出了他的画。这也许是因为意大利的阳光灿烂，那里的人比我们能忍受稍较阴暗的东西。但是别的人呢？他们都不愿接触他。他们都不愿走近他。所以如果我们去见当局，提出伦勃朗的名字，他们就会时我们下逐客令，并要我们别管闲事，多做工作，而我们的工作就在于尽可能做到具有法兰德斯风格。”
我知道他们说得对，但仍不肯放弃机会。后来当我又到海牙时，我对德·威特阁下讲起了这件事。
“我对这种事是外行，”他承认道，“而且如果让人知道，我竟敢提出涉及到纯系那个完全独立的城市的内部问题的建议，那还了得。假使有谣言说，我赞成黄色的窗帘，那些市长们立即便会下令把那里的每个窗帘部染成浅绿色。不，我无论如何不敢插嘴，不过我愿意写封信交你带给我的舅父。
他是个理智的人，风雅的人，而且在本国不无威望。”
这种说法十分谦和，因为尽人皆知，在阿姆斯特丹，不得到这位著名的波尔斯布鲁克村贵族的默许，任何事情都办不成。
这个称号是他在晚年获得的，因为他买得了波尔斯布鲁克村的领主权。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柯奈里斯·德·格拉伊夫作为平民时，已是远近闻名的阿姆斯特丹的无冕国王，而且是共和国里最有力量的人物之一。他其实并不是德·威特阁下的舅父，而是他的前妻温达拉·拜克尔的舅父。不过这井没有什么不同。即使这两个人毫无亲属关系，他们也必会真诚地互相景仰。因为他们两人在才智和廉洁上都远远超过一般人，又因为都不贪图表面荣誉或显职（职位已经很高，不愁没有荣誉），所以他们之间没有力单纯政策问题而发生冲突的危险。
这位波尔斯布鲁克村贵族是否同他著名的外甥女婿一样热衷于结党，或者是否暗中倾向于奥伦治王室，谁都不得而知。他从不吐露自己的心事，也许他是个造诣很深的哲学家，因而做了出色的政治家。他的事就在于监视阿姆斯特丹，使它继续作为欧洲最繁荣的城市，因此，他希望同在海牙举行会议的总议会所代表的共和国政府保持和好。他的外甥女婿由于姻亲关系而成为总议会中最有威望的人物。这确实是最好的配合。丈舅作外甥女婿的总顾问，外甥女婿向丈舅提供他那一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情报。由于这种协作，产生了丰功伟绩，有他两人在世时，全国一直丰衣足食。国泰民安，所以他们的合作时期，恐将作为我们共和国的黄金时代而永垂史册。
但对艺术问题，我发现他几乎也象他的外甥女婿所伪装的那样无能为力。
我在希伦渠畔他的寓所里找到了他，这是他在不再做布商而上升为富商时迁入的宅第。但是他的接待，可说是最为愉快和热诚的。象所有做大事的人一样，他似乎有充分时间应付每件事情，而且让我坐下之后，立即满怀同情，谈起我遭受的那次损失。
“暴行，”他说，“彻头彻尾的暴行，完全不可宽赦。不过有什么办法？
暴徒总是不时要找个牺牲者的。遗憾的是，这一次这种寻常的闪电（它几乎象伟大的宙斯神的闪电一样合乎道理）击中了我个人深切关怀的一个人。你必将得到全部赔偿。你必将得到你所损失的一切东西的全部赔偿。不幸这种事情进行得相当缓慢。这是我国这种政府最令人遗憾的方面之一。如果我们生活在君主制度下，这种错误以这里处理类似事件所需时间的四分之一即叮解决。皇上签个字，困难便迎刃而解。但如果为着某种理由，皇上拒不签字，那你也就永远拿不到分文，你的子孙饿死在济贫院里，陛下也漠不关心。在这里，在我国的政府制度下，你至少有理由肯定，你在去世前总能拿到部分款子，你的儿子将能领得余数。我不知道政府做事为什么总是这样迟缓。但国库正象我在童年时代常用来捉黄鳝的那种巧妙的小圆篓，什么都能进得去，哪一样也休想出得来。不过我甘愿效劳，今大你有什么见教？”
我告以来意。他把双手朝上一挥，作出绝望的手势， “要求我做点别的事吧，”他说，“要求我做点容易的事，比如对皇帝宣战，或让东印度公司印出一份真实的去年的预算报告书。要求我派你到可汗的官廷去做全权大使。要求我让阿姆斯特尔河改道流入北海而不是须得海。但是请不要要求我在这种事情上拿我的地位和威信去冒险。”
我呆望着他，哑然若失。这是波尔斯布鲁克村大贵族，不得他的许可（正如人们所常说），连老天部不敢在阿姆斯特丹下雨，而他竟向我这个可怜的医生坦白说，他不能为他的新市政厅向当代最伟大的画家订几幅画，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我问了他。我虽问得谦恭而有礼，但毕竟问了他。究竟是怎样一些政治顾虑竟能使他给我一种如此令人失望的问答。
“怎样一些政治顾虑？”他忽然大嚷道，“政治算得了什么。我可以随意把任何人派到任何职位上，只要是政治方面的事情，但仅限于政治！而你谈的不是政治方面的事情。这是宗教方面——神学方面的事情，是我发誓终生回避的事情。”
“但是，”我回答，“阁下当然不必要求伦勃朗画那种可能使教徒们震惊的寓意画。他最擅长肖像画。你一定需要很多肖像画来装饰新的市政厅。
寓意画从来就不是他的特长。”
“我的亲爱的医生，”他说，同时注视着我，他那种神情，我从前发现别人在听到我提出特别愚蠢的问题时，也都曾有过，“难道你还不明白底细？
你也许认为，我们在市政厅大权独揽，为所欲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这样做，但我们必须小心行事。我们的屋窗上毕竟还有几块破玻璃，要换掉它们颇费周折。牧师们依然在支配着我们哲学家往往易于忽视的群众。而群众不可忽视，特别是在象这样一个没有宫廷、因而也没有人身保障的城市里。我们的某些同事懂得这一点，而且利用这一点取得卓著的成效。我记得有一位伐尔基奈尔。他的父亲在东印度公司赚钱很多。他是我平生遇到的最无趣的一个人，脾气象鲟鱼咬注了人那样讨厌。但他颇有才智，野心很大。他希望继承凡·比宁根的职位，只要那个可怜的人在漫无止境的航海中遭到船舶失事。他在市参议员中没有朋友。但他需要一个党派——一个支持他的党派。
我们眼看着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教徒。他没有丝毫真正基督徒的气质，而且是个可恨而恶毒的人。但是每星期日——一日三次——你都能看见他坐在新教堂的座位上。
“那些‘卑贱的人’把他当作他们一个自己人加以崇拜。如果我建议向一个公开犯罪和自己女仆同居的人订制一幅官方需要的肖像画，那他会说些什么，或者不说什么？他只用给个暗示，牧师们便会把讲道坛捣得咚咚响，对那个新的撒旦掀起老一套雷鸣般的攻击，并以那个繁华部市的妓女为题大讲其道，可能终于会酿成流血事件。
“现在我还根本没有考虑，他是否可能在所有人们中间发现是你向我提出了这个建议。你不过是个医生，竟然企图让耶和华给人们派定的痛苦落空 ——你是个破坏圣像的人，企图解除女人的最悲惨的负担。哼，如果我胆敢提出凡·莱茵这个名字，让他画一幅画，那我们就势必要把这整个城市变成军营。
“要求我做点别的事，那甚至不等你表达出你的希望，我就会满口答应。
但请让我安静地死去吧。我们的寿命不久就完了。我用大部分时间阅读历史书。每逢世界为理智控制五年之后，人类便坚持要它一连五百年服从他们的激情、偏见、愚蠢和自负的指挥。你看，我谈起这个题目就会滔滔不绝。人类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自己的愚蠢，但它又真实忠诚地喜爱这个敌人，就象那许多娶泼妇为妻的头脑简单的可怜虫，他们爱她，服从她，而她却使他们的生活变成一种人间地狱。
“我很愿意答应你的要求。我愿意发布命令，把新建的市政厅放火烧毁，只要这件事能使你高兴。但是至于向尊友凡·莱茵订件，这不行，我不肯这样做，因为我做不到。”
我明白了他的谈话要点，谢谢他的招待，便告辞了。
新市政厅的落成典礼，举行很多仪式。老教堂举行礼拜，新教堂祈祷上帝，同市府有各种关系的全体要人列队游行，堤坝上公演文娱节日，乐声悠扬，一派爱国的表现和闹酒的气氛，一如此类场合常有的情景。我全天在家闷坐，晚上去访伦勃朗，帮他察亮几块铜板，因为这时他又一次为铜版画的热情所冲击，往往一天工作二十小时。
但在结束本章之前，我必须跃过几年，叙述许久以后发生的事情。
一六六○年二月，依然在为市政厅的大回廊进行装筛工作的果瓦尔特·弗林克逝世了。他病了很久，人们早就知道，他己无法完成他所开始的工作。
正在这时，我的老友和同事丢尔普医生出任阿姆斯特丹市出纳官。他在世上获得的荣誉远过于我，当时己是我们城里最受尊重的人物之一。不过我们两人始终保持着愉快真诚的交情，而且我知道，他很景仰伦勃朗，因为画家曾在二十多年前为他画过肖像，当时他们两人还部比较年轻，刚刚开始各自的事业。
从那时起，丢尔普从未会见伦勃朗，而且最近一次他需要画肖像时，却请一位外国画家做了这件事。虽然如此，我仍决定为伦勃朗进一言，因为这时市政厅已不再是新奇事物，没有人对它过分注意，只有因公前往市府的人和必须接待外国来宾的阿姆斯特丹本地人是例外，他们直接把客人从船上接到堤坝上，瞻仰这“世界第八奇观”，并对客人说，把守入口的大力士高擎的圆球里，至少可容三人因坐在一张中等大小的桌旁迸餐——总之，因为市政厅及其装饰工作已不再为公众及牧师之辈所注意，所以这位出色人物丢尔普答应实现我的希望，通知伦勃朗把他自己的学生未能完成的工作接下来。
要画的是一幅历史画，表达伟大的巴退维亚的英雄喀劳狄·西维里斯，他曾使我国摆脱罗马人的统治数年之久。全部事件当然发生在很久以前，没有人确切知道事情发生的地点或环境，但是每一个懂事知礼的孩子部能熟练他讲出日期：“纪元前一百年，罗马人入侵我国，纪元前五十年，喀劳狄·西维里斯使我国摆脱了罗马人的奴役。”
伦勃朗表现的热情，低于我所意料。这个订件是他所谓的“饭后送来的芥末”，的确不错，仅仅作为变通之计而请他作画，不会使他很高兴。但他一动手，他的热情便迅速高涨。他断言，既然这是一次共谋反叛，那么场面必是在夜间、在黑暗中展开的，罗马人这时应该已经睡觉了。他挑选的一幅大画布将近六十英尺见方，这是他所采用的最大一幅画布，然后把这位巴退维亚族起义者画成一次盛宴上的中心人物，他正在宴会上向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解释他的即将进行的起义的计划。
要让整个场面沉浸在几盏油灯的亮光里这个问题，使他废寝忘食。他在这一点上花费了几个月的功夫，画出一种非常可怖而神秘的气氛，使我看了觉得惊异。一只眼睛的喀劳狄这个人物，在整个场面中占主导地位。他手中的宝剑闪出凶险之光。我期待着这件艺术作品产生巨大的感染力，渴望着它被挂在它的位置上的日子。
伦勃朗画这幅画，仅将拿到一千银市（不致多于弗林克所得），但我相信，这幅绘画将引起广泛议论，从而使他完全恢复他在邻居们心目中的地位，纯从实际观点未看，更重要的则是恢复他在画商心目中的地位。
但是市长诸君否定了它。他们断然而无礼地否定了它。有人说，喀劳狄·西维里斯看来太象汉尼拔。因为这位迦太基英雄也在战斗中打瞎了一只眼，他们这种责难不无借口，然而这对作为一件艺术作品的这幅绘画的价值，实际上毫不相干。
也有人说，它的色调太暗。还有人埋怨说，光线全画错了，没有人看见过会投下这种阴影的灯。这幅绘画根本没在大回廊里挂出。它立刻被送上顶楼，束之高阁，听候市长诸君有朝一日对这幅怪画另作处理，因为画幅太大，普通房间无法张挂；画得太美，凡夫俗子无法领会。直到今天，我仍未得知这幅绘画的下落。听说它被裁成四块，卖给了一个废物商。
约在一年前，我碰巧接待一个病人，他在上次驶往瑞典的航行中，跟凡·比宁根阁下做过秘书。他对我说，他在斯德哥尔摩看到过一幅画，很象我的墙上所挂的一幅草图。这里所说的草图，是《喀劳狄·西维里斯》的一小幅钢笔画稿，是若干年前我从伦勃朗的壁炉里拾起的（幸亏当时是夏天），伦勃朗在失望时把它扔在那里了。我问那个年轻人是否当真，他说的确不错。我问他那幅画有多大，他回答说，“约有你这个房间一边墙壁的一半大。”
于是我请他较为详细地对我讲了那幅画的内容，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喀劳狄·西维里斯》一画的中间的一部分。
但是那可能只是一幅临摹之作。不然就是那个年轻人看错了。因为虽然我曾向斯德哥尔摩写信，并在以后几年会见了从瑞典首都返国的每一个人，但始终未能发现那幅失去的杰作的线索。
弗林克死后在大回廊中留下的空位，被本地一个有才能的画家加以弥补，那人的名字我已遗忘。
伦勃朗只得把他所得的报酬让给这个年轻人，因为市长诸君认为，对一个实际上并未完成工作的人付以报酬，似乎有欠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