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伦勃朗的儿子小泰塔斯，已经长成一个将近十五岁的孩子，我自己的后代也己到了相当年龄，在这种时候，做父亲的总是望着他这个同长辈相象的小辈而自问：“我到底该让这孩子干哪一行？”
说来遗憾，泰塔斯给伦勃朗的烦恼，比我那孩子给我的烦恼要多些。首先是，他一点都不强壮。他继承了父亲的脸型和母亲的娇弱——不仅是她那美丽的双手，纤细的骨骼，而且还有她那随弱的肺部，以及总的抵抗力的缺乏。这确实很不幸。如果翻一翻就好了！如果他继承了父亲的体质有多理想，他父亲的体格象一匹驾车的马，但面孔却象个善良、诚实、勤劳的铁匠或木匠，完全缺乏他的贵族夫人所有的妩媚与活泼。
让路易斯和我常常考虑这样的问题：总的说来，续承良好血统和受到良好教育这两点，究竟哪一点对人更有益，教育对出生于淳朴家境的人究竟能起多大作用，继承了良好血统的人是否可能完全辜负他的出身。后来我们两人得出结论，认为我们试图确立的任何规律，部有许多例外，所以我们最好撇开这个我们无力解决的课题。
讨论过程中，让路易斯忽然为“教育”想出一个非常聪明的新定义，说它和单纯的“才能”有所不同，因为他确定了一条规律，即“才能”可使一个人不受“教育”即能顺利做事，而“教育”则使一个人没有“才能”也能顺利做事。但是我忽然问他：”对的，不过这同我们所谈的题目有什么关系？”
这时他回答：“完全无关，可是现在己是深夜两点多钟，一个人应该不再会讲得头头是道了。”我们于是就寝，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这是件憾事，因为就泰塔斯的情况而论，我觉得我面临一个至少我个人很难解决的问题。这个可怜的孩子从父母那里似乎恰恰继承了那些根本无可救药的弱点，设法使他顺利发展。他那副漂亮的外貌对他很少有用，因为他是个男孩；绘画天才他当然有，但很微弱，不显著，几乎看不出。
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乖乖的、有点温柔的男孩，待人彬彬有礼（这是亨德丽吉的教导，虽然我一直未能看出，她自己在哪里学会了这种礼貌），而且心地善良，但缺乏体力和精力。我问他父亲，以后打算让他做什么，伦勃朗又用他那种草草结束同他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一切话题的含糊的方法回答道：
“哦，我想他会做个画家的。”
我接着又问：“可是他将来怎样生活呢？”这时他说：
“哦，可以的，我想他总有办法生活的。”
说罢他又安静地续继画金匠约翰·路特马肖像，这幅肖像他已经画了很久，现在须全盘审查一遍。
但是那个天真而相当无能的可怜的孩子，将来在这个已被战争闹得天翻地覆的世界上怎能活下去？
他的父亲虽然有过很难做到收支平衡的时期，但至少曾在正常的世界上工作过。然而伦敦和约已经摧毁了全部原有物价。即使统治我国城市和农村多年、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不可能遭遇任何意外的那些富商，也有很多人倒了运，从此一蹶不振，不得不放弃三四代以来已经习惯的奢华，恢复了远较朴素的生活方式。社会阶层较这类富商稍低的人们中间，也很少有人不曾受到那次大动乱的某种程度的影响。或者是他们的船只被英国人击毁，或者是在本应集中全力垄断大麻市场之时，他们却做了木材或军火的投机买卖，而同时，其他一些历史较短或野心较大，但也许不太保守而且无疑很欠慎重的商号，却在适当时机捞到了全部合法利润，大发横财。他们现在正在收买那些失策了的人们的城市房屋和乡下房屋，正在置备高贵的马车，偶尔还买件战袍，挂在那些车辆的门上。但是他们对家具、艺术和音乐的审美趣味，和他们在公共场合和私人交际中的举止一样低下，他们购买的绘画，几乎全部来自安特卫普和巴黎，那里的名副其实的绘画制造厂，这时都在为“荷兰趣味”开工。
软弱的小泰塔斯尽画些软弱的小肖像画（这是他父亲那些肖像画的无力的、因而也是拙劣的缩影），他将来怎能向这种繁荣的新时代里毫无教养的人们售出自己一牛乍品，是我很难预见的事情。不过这孩子年纪还很轻，等他到了成年，也许会决定做点别的事。
至于我自己的儿子，却从未引起过我的烦恼。他似乎根本没有继承任何人的任何特点，包括他的母亲和我个人，以及他的祖父和祖母。他倒很象他的曾祖父，即我的敬爱的祖父，我对这种生物学上的奇迹感到十分高兴。因为看到那些独立自主、热情充沛和富有能力的特质，又在同我自己有着如此密切的血肉关系的一个人身上显现出来，我觉得比什么都可喜。
这孩子对我从小就热爱的工作毫无兴趣。他对病人倒也很好，而且也以一种温和而欠明确的方式表示为他们难过。但他不喜欢他们。他自己十分健康，所以不可能对生病的人感到深切同情。他祖父的性格，也没有通过一种对军事的向往而在他身上表现出来。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不在乎打仗，不过打仗似乎是一种蠢事。它的破坏性太大——漫无目的，不符合讲求实际的趣味。他希望制造些东西。他希望不但用头脑，而且用双手制造些东西，因为他生就一些象钢钳般有力的手指，他喜欢使用它们。他从小就忙着做些风车、玩具马车和小疏浚机（这是我听说的，因为他出世后最初十年，我一直在美洲）。但当我从新阿姆斯特丹回来时，他已不再摆弄那些用他在海滨讨来或偷未的硬级盒和破船帆做成的小小的磨粉机（他那忠实的保姆对这个过程，比对他在他那有点执拗和强横的经历中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惊奇），他已经结束这种消磨时间的玩耍，渐渐把他的实际机械试验，列成某种抽象数学公式的各项——这种公式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但他却对我解释说，它代表风速、木与木的摩擦和石与石的摩擦，以及其它一些我所永远不能理解的机械领域中错综复杂的细节。
他究竟在哪里学到了这一切，我一直未能发觉。我最初把他送进一个以善教拉丁文和希腊文而著名的学校。但是他在那里一无所得。他在上句法课时打瞌睡，他的笔记本里都是些新的升降机设计图，并没有可怕的希腊文动词，而这后一种知识却被公认为文人雅士的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每逢我向他说明这一点时，他只是作出痛苦不堪的表情，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是，他竟说我是在吹牛（他用了一种甚至更加不恭的说法，我决不能在这里重述），并且说，如果我这番话的意思是叫他在某个大学里消磨五年光阴，酗酒和追求城里的年轻女仆，以肯于光顾那些学府的游手好闲的青年人当时认为非常时髦的种种方式全盘葬送自己，那么，他就无意做什么文人雅士，他说，他同“母牛磨粉厂”（圣安桑奈城门外一家有名的磨粉厂，他常在那里消磨应该到校念书的许多时间）的厂主进行十分钟谈话，无论如何总比漫无目的地把一本枯燥的希腊文文法乱翻整整四年所学到的东西要多些。
于是我谈起古诗的优美，他沉着地望着我说：“但是，爸爸，你可听到过开足马力的磨粉厂的营营声吗？还会有什么声音比这更奥妙或更优美？”
我这才开始发现了一件甚至亚当也必然明白的事情，而亚当当然并不是智力的明灯（可惜我们这位始祖是个如此愚笨的人！如果他是象雅各或约瑟那样聪明的人就好了！那么他在那场愚蠢的苹果斗技中，十拿九稳会击败那和华，但如今对这件无可挽救的蠢事，已经懊悔不及）。我逐渐明白，我们根本不能教会子女做任何事情。我们可以使他们受教育，希望他们能有所得。
但是他们究竟能够得到多少，取决于他们性情中某些神秘的因素，这种因素的实质，恐怕我们永远无法理解。
但是我完全知道，如果一个孩子对某些学科有一种明确的倾向”，那末纵有种种障碍，他也能“学得”那些学科。但是反言之，如果他没有这种“倾向”，他便会保持我们医生所说的“免疫力”，虽然我们能够尽量使他多受教育，他也永远不会使那门学科成为他的智力装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过去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直不象现在这样清楚，这是我的儿子试图在这方面教育我将近二十余年之后的结果。但总的讲来，我可以高兴他说，在我能够证实这一点之前，我早就怀疑这种教育原理的存在，而结果，我的孩子从未给我任何麻烦，我也尽可能不给他麻烦，因为我是他的父亲，所以或多或少也是他天生的对头。
可怜的伦勃朗！有时在星期日，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出外散步时，我便替他难过。小泰塔斯总是满心不高兴，想要回家给他的绘画着色或看书。半小时后，他便抱怨说，他疲倦了。一小时后，他便坐下来哭，因为他实在太弱，很容易疲乏。
而我的那个野孩子，却总是一心一意摆弄他在前一星期搭配起来的机械装置——把它放在经常刮着劲风的阿姆斯特尔河的水中试验，并且常说总有一天，风车不仅可以抽水、磨粉和锯木，而且可以辗米、榨油和创造其它各种天晓得的奇迹。
这时泰塔斯总是望着他说：“我恨风车。它们难看。它们发出嘈杂的声音。”
回答常常是：“哼！难看！它们就是有用！有用的东西就不难看。”
伦勃朗虽然常听这种幼椎的谈话，但他似乎从未听出他们谈的是什么。
“他们年幼，”他有时评论道。”他们两个将来都会抛弃这种看法的。”
但是我对这话有怀疑。
可曾有人确实“抛弃”过甚至在他出生之日以前便已印入他的脑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