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英战争已经结束。因为船只回国了，所以我遇到许多船长（因为现在我的空闲时间约有一半是在海军裁判所里消磨的），听到一些无与伦比的英勇故事，使我不得不改变我对人类的大部分原有的看法，或者至少是对我所隶属的这一部分人的看法。
从前每当我拜访让一路易斯，坐在他那海滨高楼里的时候，我常常无意中亲眼看到我们的勇敢的水兵出国的情景。酩酊大醉、须发蓬乱的男人们，和酩酊大醉、披头散发的女人们，结成紊乱的人群，啼饥号寒、浑身稀脏的孩子到处可见，偶尔有人丢给他们一颗烧酒泡过的葡萄干，哄他们暂时不哭。
这群人被数目众多的城市警卫队士兵向前推着，慢慢走下码头，他们的神情和行动，恰象被赶往屠宰场的一群哀号的绵羊。
鼓笛乐队不时试图掀起爱国气氛，甚或演奏赞美歌，但是刚刚奏出几小节著名乐曲，一片尖厉和撤泼的声音便打断了乐手的曲子，唱出亵读神明的小调，这种小调仿佛是直接从地狱里发出的，于是整个人群立即随声附和— —他们一边行走，一边即席编词，尽情而疯狂地蹦蹦跳跳，乱踢一阵，同时作出一些粗俗的、连城市警卫队的士兵看了都不禁面红耳赤的姿势，他们一直重复着这种演唱，直到冲撞尖叫几小时后，终于到了上船的站口时才肯停止；在这里，这些烂醉如泥的“牲畜”乱七八糟地给推到许多平底驳船里，立刻就被转送到停泊在莱辛霍夫防波堤外面的大船上。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们，后来我们听到了关于历次战役、冲突、胜利和一次偶然失败的第一批含糊的报告。
但是几年以后，有一天，一些高级的全权大使，聚集在伦敦威斯特敏斯特区中心一个大厅里的绿桌旁，在一张黄色羊皮纸文件上签名盖章，不久以后，疲惫的战船便费力地一摇一摆驶回港口——没有了帆，没有了桅，出国作战时把这些船只涂得崭新的那种油漆连一点也没有了。这时女人们又一次来到这个古老的防波堤旁，面色呆板的孩子们围在禽朽的码头前，每逢一船水兵靠岸时，他们就一齐拥上前去，细看水兵们的面孔，许多面孔在给火药熏黑后还来恢复本色，或者仍然裹着绷带，那些绷带清楚地表明粗笨的海军医生技术低劣。
接着便是一些焦急的问题：“是你吗，派伊特？”或昔‘你们听说过克拉阿斯的消息吗？他原是‘西尔维尔·斯特尔号’上的水兵。”或“约翰，啊，约翰哪，你回来了？”有时候回答是：“是啊，我回来了，精神还挺好，”
然而更常听到的则是粗暴的回答：“回家吧，娘儿们回家，你的克拉阿斯牺牲啦，”或“人家用担架把你的派伊特抬回去啦。他的两腿打断了。”这么一来不是咒骂，便是哭泣（这取决于听到噩耗的那个女人的性格，现在她得依靠给别人擦地板和门廊而度过晚年），于是静默的人群一声不响地离开大群的旁观者，孤零零地向两星期前还是人人称道的“英雄豪杰”所住的市内一个地区移动，那些英雄人物如今却得在次日一早便不停地挨门求告各个工场和机关，而那里张贴的“概不雇用水兵”的条子，向他们说明了一个知恩的国家确实多么深刻地赏识他们的自我牺牲的勇气。
说也奇怪，这些酩酊大醉、漫无秩序和须发蓬乱的暴徒，原来都是些必须由全副武装的城市警卫队押送到练兵场去的人们，因为深怕如果无人押送，他们就会放火烧毁城市；然而这些一模一样的无赖汉一旦上了战船，竟认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妻子儿女和他们认为是个家庭的那间小屋而战斗；他们居然会完成闻所未闻的英勇事迹，作出难以置信的忠实行为，所以如果说，个人的英勇是升天堂的护照（古希腊人曾信以为真），那么他们每人都有充分权利，要求至少在天国占据十平方码的地位。
这些“普通水兵”都是爱说话的人，就连他们那迟钝的头脑，也不愿回忆他们所看到的许多情景，厌恶永远存在于他们鼻孔里的血腥味。但是一篇篇短小的叙事文章渐渐出现在酒馆的闲话中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作品远远胜过我国的安然待在家里的抒情诗人所创作的任何诗篇，荷马本人在最富灵感的时刻也未能想出这种勇敢热诚的功绩。有些人直到他的全体船员仅剩五六人时，直到他们那条水上藏尸所般的战船无可挽救，注定要沉没时，还继续战斗，并勇敢地跳吐敌船，赤手空拳，几乎生俘了他们以前的侵略者。
一次会战正酣时，一个水兵设法拉着绳索跳到悬有海军上将旗帜的船上，爬到桅顶，摘下了英国旗子，从而在英国其它战舰中间引起一次最可利用的混乱，因为敌人以为他们的领袖阵亡了。这个水兵在试图跳回自己的索具时，一个闪失，在四十英尺低处的甲板上碰得脑浆四溢，但是敌人的旗帜仍然被紧紧地噙在他那没有了知觉的牙齿里。
海军上将特罗普的儿子在利佛诺港指挥一条战船，管辖该港的大公禁止他在那里进攻当时驻扎在同一个港湾的英国敌人，但他半夜醒来时，发现他的战船已落在破坏停战协议的英国人手里。他不甘投降，跳下船去，游水三小时以上，才终于被一条荷兰单桅帆船救起。他驾着这条帆船驶回自己的战船，并收复了它。
在接着展开的一次战役中，约翰·凡·加仑船长的一条腿被炮弹炸断。
他非但不肯进入病员船舱医伤，反而命令军官将他抬到舵楼顶上，从那里，他可以更有效地督战，就在这期间，他渐渐失血至死。
有一次，一个护送一百五十名商人的小船队，同实力雄厚得多的英国军队展开战斗，一连三天三夜，大部分时间炮火不停，后来因为弹药全部打完，这才放弃了战斗。虽然如此，它们不但救了全体商人，而且胜利地躲开了打击，仅仅损失两条船。
能有这种英勇作为的人，理应得到比他们通常所得到的待遇更好一些，我深为感激的是，州长坚决支持我，使我能够为他们做些事情。
直到那时，没有手术间的那些战船上（在大多数战船上，医生都是在枪炮中间进行工作的）的手术间，都安排在吃水线以下深深的船舱里。因而这些地方一片漆黑，根本没有新鲜空气医生们只好借助于一支烛光切除四肢（对一般伤势的处理），而且由于靠近火药舱，不许他们生火烧熨斗，所以他们没有合适的办法封闭动脉，只好用大量的麻布去包裹，这种方法一百次中有九十次无效。
此外，把如此严重的伤号顺着狭窄的船梯抬下来，真是人们对自己的死对头都不愿施加的一种苦刑。为改变这种状况，给我国战舰上的医务人员提供较为良好的条件，我建议海军裁判所悬赏五百银币，征求最好的设计图样，把伤病员船舱从船底移至上层甲板，且不致过于严重地妨碍满布在上边两层甲板上的大炮的操作。因为悬赏金额很大，所以实际上全共和国所有的海船工程师都参加了竞争，一连好几个月，我的办公室一直象个造船厂里的制图间。
我记得那个时期，我有一次奇遇。一天夜晚，女仆对我说，有一位看来象外国人的先生要见我。“他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小小的战船模型，”女仆补充说。”他大概也是个那种滑稽的人，”她指了指满布在墙上和地上的设计图和说明书。
来访者果然是女仆所预言的那种人。他是来让我瞧看他自己的发明的。
可惜那件发明和我所关心的问题毫不相干。那是一种不需沿用当时所采取的拙条安排陋能加大炮火角度的新设计。我对这位神秘的生客说，他把他的小模型送错了地方，他应当把它拿到一定对它很感兴趣的海军裁判所里去。他回答说，他已经到过三个海军裁判所，但是没有一处表示过要对他的发明稍加研究的丝毫愿望，现在他在考虑把它卖给英国人或法国人。
我回答说，那样做似乎不是一种太爱国的行为，他立刻同意了。“但是，”
他接着说，“我该怎么办？我是个穷教师，有个女儿又是瘸子，我需要钱，我想你也许能帮助我，因为我听我的一个学生谈起过你，”这时我才发现，他就是著名的福兰西斯卡斯·凡·登·安德博士，我久闻大名，但一直没有见过他。
这位凡·登·安德是生活在神秘领域中的一个奇特市民。他在四十年代初期来到阿姆斯特丹，开过一个书店，但生意萧条，几年后，由于缺乏现金和顾客，他不得已把它关掉了。然后他开办一所拉丁文学校，显示出他是我们城市历来最有才能的教师之一。他有一种真实的天才，能使不规则动词的学习津津有味，由他教来，即使最难学的六韵脚，也会象许多温顺的小猫那样听话。没过多久，我国的富家子弟就都知道凡·登·安德先生的学校里“所有高卢人被分为三部分”这个事实。因为这位博士是安特卫普的土著，喜欢人家用法文称呼他“先生”，而不爱听比较严肃的荷兰文的“先生”这个词。
他当然知道，邻居们对他的前辈觉得有点奇怪。但在人们尚未到他故乡城市里进行打听之前，他就把自己的出身完全告诉了我们，并且讲出了使他北迁的原因。
当时看来，他似乎是作为一个耶稣会会员而开始谋生的，但他丢卓了信仰，被迫逃亡。这个故事当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而且很能使他讨取市长们的欢心，因为他们引以自豪（这也无可厚非）的事情是，阿姆斯特丹是全世界最宽厚最自由的社会。但是我当时发现，凡·登·安德不仅仅是个优秀的古典文学学者。他似乎还对医学下过几年功夫，而且无意之间谈出的几种看法（在回答我这方面同样是无意之间提出的几个问题时）表明，他对这一行也很精通。于是我劝他忘享他那个无论如何不能使我感兴趣的战船模型，因为我所关心的是拯救人们的生命，而不是毁灭他们，我把他让到楼下餐室里，请他吃些茶点，因为我认为，愉快地接待一个同行，总是有收获的，即使你不希望以后再看到他。
于是我们谈起了许多事情——谈到耶稣会神甫们使用的良好的教法，他们能使他们所用的教材重合各个学生，而不是使学生适合他所应学的教材（象我国教师们的做法）；也谈到了我们两人都感兴趣的其它若干问题，后未这个比利时人十分出乎意料地说：“但当然，我早已知道了你的一切和你的观点。”我问他，这怎么可能，因为这才是我第一次高兴地和他会面，但他回答说：“不，但是我有个学生非常景仰你，他是葡萄牙籍犹太人，名叫本尼托·德·埃斯宾诺莎，”这时我才想起，年轻的巴鲁克·斯宾诺莎经常对我谈起的就是这个人，并且说，作为一个教师，此人至少抵得上五六十个普通的犹太法学家和犹太法典教员。
我把这种评论转告了凡·登·安德（哪有不爱听偶然的几句奉承话的有才能的人呢？），他听了十分得意。
“那位葡萄牙人聪明绝顶，”他对我说，“不过人们都打算苦害他，”
谈话既已采取了这种特殊形式，我们就十分自然地进而谈起开始带有令人恐慌的成分的话题——有增无已地向我们城市源源聚来的犹太人的问题。因为大约就在凡·登·安德博士带着他的小船来访的一星期前，又发生一件荒唐事，事情本身虽然丝毫无关重要，但它很容易导致流血事件，幸亏在那一星期，指挥城市自卫队的那位军官不但是个纪律严明的教练员，而且对于滑稽事有一种幽默的理解和—种养之有素的嗜好。
犹太人在我们城市里，不必居住在犹太人区，这和他们在西班牙、波兰和德国的一般情况不同。他们高兴住在哪里，就可以住在哪里，但为习惯力量所驱使，他们必定集结在同一地区。但当然，葡萄牙籍犹太人都住在葡萄牙籍犹太人会堂的周围，波兰籍和德国籍犹太人则住在中欧、北欧犹太人庙宇的附近这两处都在我所注的市区以内，我常在弗鲁恩堡岛或称弗里堡岛（这是人们不久以后对它的称呼）一带散步，对这些异邦人的风俗习惯十分熟悉，甚至到现在，他们虽在我国住了将近整整一个世纪，却仍用葡萄牙语和意第绪语彼此寒暄，在使用我国语言（也应该是他们的语言）时，就仿佛它是一种不值得引起他们注意的外国语。所以我当然也完全了解那位著名的阿朗佐·本·伊曼纽尔医师，一般人称他为诊舌医生或看舌头先生。
他的真名不叫阿朗佐，他也不是他所伪装的意大利人，更不是一遇机会做便冒充的但丁的那位著名的犹太朋友的直系后裔。他是法兰克福一个医生的儿子，他自己也学过医生这一行，但后来，他爱上了一个基督徒姑娘，结果那姑娘并没有到他家当媳妇。当他试图同他钟爱的对象通信时，女方的父母喊来了警察，在法兰克福群众的一片喝采声中，那些警察把他推到了梅茵河里（如果你肯相信，当时是一月天），等他爬到一块大浮冰上的时候，警察向他开了枪。
警察没有打到他，但他永远离开了德国。他终于在一个曾到波伦亚师从马尔丕基学习解剖的法国医生那里找到一份差事。这孩子很有点小聪明，他在意大利那个著名的大学里读书的那两年中，就学得了相当多的医学知识，当时他白天给主人擦皮靴，利用夜晚时间阅读他的医学课本。后来这位法国人返回巴黎，伊尔·西格诺·多托·阿朗佐·本·伊曼纽尔继续向北流浪，终于来到这个建立在百万条死青鱼毫无价值的骨骼上的城市里，他到这里觉得十分安适，决定就在这个地方度过余生。但由于这个城市似乎已经有了足够的医生和药剂师！所以莫利兹·斯克马尔兹（这是我后来发现的他的真实姓名）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他不想死在济贫院，就得设法标新立异，广泛引人注意。
他在他那有限的行李中，还带着一件他从前的主人丢弃的医生工作服。
另外他又置备一顶犹太法学家从前必戴的那种有檐的帽子，就这么一打扮，现在他就开始在弗里堡大街上兜揽生意，凭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一意第绪语和德语一希伯来语，宣称汹发现一种新的医病方法。凡愿把病医好的人，只需在自己房间的窗子里面伸出舌头让他看看。然后他便作出诊断，送给病人一些特效药。看病是免费的，但酌收药钱，抵偿药瓶、瓶塞和贴纸等等的成本。
长此以往，自有收获。此人不久便已发财致富。每天上午八点钟，他就来到这个著名的岛上，慢慢地从阿姆斯尔河走到威伦堡瓦尔河，然后再折回去。
他随带一个象煤炭一般的黑人，并诈称这人是阿拉伯人，是伊实玛利的一脉相传的后裔，而伊实玛利是夏甲的不幸的儿子，所以这个故事如果被居民中一部分基督徒听到，必会引起严重反感，但是这位先生一越过圣安桑奈水闸，进入基督教区，那个老实的黑人立即被改名为赛巴尔达斯，变成海军上将戴·鲁特在对突尼斯海盗的一次战斗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努比亚奴隶，并诈称他来阿姆斯特丹，为的是按照海得堡教义问答接受正确的信仰方面的教诲。
很难相信，这个天才的骗子竞使犹太区居民产生那样深刻的印象，只要赛巴尔达斯又名夏加苏一摇响他左手拿的大铜铃（他右手提着一个小皮包，里面装着这位医生的假药），几十户人家的窗户便会打开，到处看见抱住小孩的焦急的母亲，她们举起孩子探身窗外（有一次，一个小孩当真跌到街上，但因摔在一个垃圾堆上，所以伤势不重），所有这些不幸的孩子都得向这位名医伸出舌头，医生奥秘地哭丧着脸，对舌头诊察几分钟，然后用一种听不懂的土话（想必是阿拉伯语）向他那位黑脸佣魔喊喳几句，于是那黑人便奔进病家住宅，给他们留下一瓶“万灵长生不老药”，换些钱来。若是男用药，索价一枚吉尔德，病者如果是女孩，则仅索铜板十枚。
有一次，我有机会化验了两瓶这种药，一瓶男用的和一瓶女用的。据我发现，其成分不外是一种无害的印度罗望子液和水的混合剂，每瓶仅值两分钱。但当我把这个数目告诉一个已经买了七十瓶药的人（一个十分可怜的屠夫，每星期至多赚三枚吉尔德）时，他却勃然大怒，言外之意说我企图摧垮我同行的营业，因为我妒忌他的成功。
这可能是毫无疑问的事。因为那位诊舌医生确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在行医方面如此，在社会方面亦然。远近四乡的人们向阿姆斯特丹蜂拥而来，有的请他看病，有的只次赏一下他在这个冠冕堂皇的基督徒城市正中心所进行的娴熟的表演。我不知道诸位市长为什么从未干涉他。不过看来市长们不是认为理睬他这种人有失尊严，便是相信（象从前的许多政府那样）闹出点笑话，对这些顽固的异教徒的灵魂会有好处，他们那样执迷地依恋他们自己喜欢的犹太人区，致使市长们往往让犹太人区自行其是，并要警察也这样做（除非遇到凶杀或强奸事件）。
但是葡萄牙籍犹太人远比他们的波兰籍和德国籍的邻居有教养，有修养，他们对这种滑稽戏感到深痛恶绝，竭力促使逮捕这个江湖医士，而巨如果可能！希望把他从阿姆斯特丹驱逐出境。
然而市政厅对于他们的请愿和恳求继续装聋作哑，最后，他们自己动手处理，掀起一场十足的暴乱，当时倒楣的诊舌医生险些儿淹死在阿姆斯特尔河里（他似乎曾经企图拚命挣扎脱险），而且多亏警卫队那位军官足智多谋，一枪未发便恢复了秩序，否则当时无疑会有若干人牺牲。
但是这次事件引起了纷纷议论和惶惶不安。因为异邦人原是十分悲惨地来到我们这里寻求藏身之处，逃避外国迫害的，如今他们却对主人忘恩负义，在他们居住的城市正中心掀起对阵战，这还成什么世界？何况事情的起因，只是为了他们不能赞成或反对一个理应交由警察处理的傻老头？
犹太人中比较开明的人士（姑且不论他们生来就隶属的那种宗派），试图抚慰市政当局，答应尽力防止类似的失当事件的重演。但是那些犹太牧师们，特别是中欧、北欧教堂的牧师们，不愿听取任何和解，煽动他们的喽罗继续捣乱。最后，只得派武装警卫队巡视着整个犹太人区，为时达六星期以上，奉命执行这项额外任务的警卫对这件事愤恨至极，甚至扬言要烧光整个弗里堡岛。
前一年在莱登大为流行的鼠疫，这时又以变本加厉之势开始出现在阿姆斯特丹，这也许有助于使这批乌合之众趋于冷静。阿朗佐·本·伊曼纽尔医生受到一种温和的暗示，要他上别处施展他那种仁慈的医术，于是和平和秩序渐告恢复，但是许多人开始自问，事情将有怎样的结局。
“仅在不久以前，”他们这样议论道，“那些人还跪着来见我们，请求我们给予他们藏身之地，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迫害，这一切我们都做了。况且我们允许他们信仰自由，虽然他们的信仰是对我国大多数公民的咒诅。后来他们要求允许他们开设肉铺，过自己的星期日，坚持穿那种和我们当时所穿的截然不同的衣服，而且继续使用过去曾是他们的残酷工头的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波兰人或德国人的语言，所以这些外国人中一百个里难得有一个会用荷兰文写一封普通的商业便函。而如今，在利用各种可能的方法表示了他们希望同这个使他们安居乐业的国家分裂之后，他们渐渐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里，企图解决他们的私人争端，就仿佛他们拥有了这个城市，就仿佛上帝派给我们的长官并不存在，而他们倒可以凭着勤勉和智慧统治我们大家，这是绝对不行的！
“不，这是绝对不行的，如果他们继续这样胡个乱为，那末他们最好回里斯本，回马得里，回华沙，因为我们既不特别需要他们为感激我们的宽厚而对我们说声‘谢谢’，也不愿让我们的社会由这些傲慢的家伙来统治，他们是在我们从我国清除了他们和我们的共同敌人之后而来到我国的，如今他们却要坐享不劳而获的利益，况且试图对我们说，我们应该怎样管理自己的政府。”
这种指责很欠公允，因为绝大多数犹太人，无论是葡萄牙籍或德国籍的，对于他们经常称为救星的那些人，几乎是狂热地感激，他们不但忠于我们整个国家，而且十分豪迈地倾向于他们所定居的城市。然而他们的牧师是一批任性的人，和我国正式教堂的牧师极为相象。他们通常都属于社会下层阶级，很少有机会从事买卖，所以才选择牧师的职业，因为这一行能为他们的野心提供出路。但是希望统治别人的傲慢的家伙，无不先从发现“不满情绪”入手，从而纠合他的喽罗；所以犹太牧师，同我国可爱的牧师们恰恰一样，永远在发掘危险的言论，据以发动最狂暴的攻击，而完全置真理于脑后。
这个时期是麦纳塞的倒楣日子，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在伦勃朗家里度过的，大抵是谈他的即将出版的那本书的插图，但事实上他之所以来，原因在于他不愿待在自己的书房里，因为在那里，他随时可能被他的一个同行犹太牧师的来访所搅扰。可怜的麦纳塞！他最初的伟大梦想，是要找到在新世界的居民中间失踪的那些部落的后裔，这个梦想已成泡影。接着，为忘却他的苦闷，他埋头研究旧约全书，而且这件事他做得那样狂热，以致不久以后，他匣开始听到神秘的语声，后来有一天，他来到我们中间，大胆宣称他已偶然找到一本至今未被发现的预言书，它会使直到如今尚不理解的一切，全部了如指掌。
我深为他那种魔术所困惑，一直不大理解他到底在试图证明什么。不过他说的事总同尼布甲尼撤有关，甚或同尼布甲尼撒的梦有关，想必是一本讲述救世主的来临的预言书，这不是我们所崇拜的假救世主，而是尚未具形的真救世主，等等。
后来他又把那个巴比伦国王的梦，同大卫用来砸歌利亚的那块石头联系起来，同雅各做他那场著名的梦时用作枕头的那块石头联系起来，所有这一切都纠缠不清，但麦纳塞本人念念下忘他的新想法，所以劝伦勃朗（我想他很不乐意）为他的书作些插图，这本书将向不加怀疑而又漠不关心的世界解释这些秘密。
这本书是用西班牙文写成的，而不是用荷兰文，这也许就是伦勃朗不曾充分认识到他该画些什么插图的原因之一，以致作出些很不高明的插图。因为这一时期他自己困难重重，烦恼不堪，所以朋友们不便再对他说，这些插图如何低劣。但是这本尼布甲尼撒之梦的出版者作为一个商人，只从盈亏角度来看投机买卖，并不为这种高雅的艺术情趣所感动，索性把伦勃朗的插图扔掉，另请一位普通的穷画家作了一组版画，从一般观点来看，这组插图远比原来的令人满意。
但当这件事发生时，麦纳塞本人已不再待在我们中间。他的救世主的预告使他无法安静。他虽未找到失踪的部落，但他打算在伟大的预言实现时一定到场。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处境已经不太愉快。凡·登·安德医生曾对我说，这个年轻的埃斯宾诺莎不久总有一天，会成为在我们城里犹太人中间造成严重困难的祸首；他这话说对了，麦纳塞不得不同意他的说法。但他为这一点而非常沮丧。
“那些犹太牧师，”麦纳塞抱怨道，“似乎已经忘记当我们在外国遭受许多年的痛苦和迫害时所认识到的一切。在这里，我们能够有自己的幸福的新家庭，而他们却全在提防出乱子。首先是德·阿科斯塔，不过他不太聪明，而且有点颠狂。但是埃斯宾诺莎这个人比我们大伙合在一起都更有头脑。牧师订不让他自由发展，而试图使他变成犹太人教堂的使者，变成一个穿黑色小外衣的小人物，每星期五的夜间他匣到各家巡视，看他们是否把食橱收拾得干净整齐，看他们吃的是否以正当方法剁掉了头的鸡。真可怕！
“这位埃斯宾诺莎骄做不逊，他不肯屈服。他要反抗，于是基督徒们便会说：‘瞧那些犹太人，他们始终是这个样子。常常内哄，甚至同他们在尼布甲尼撒时代的做法一样。’说到尼布甲尼撒——我对你谈他的梦吗……？”
于是这个可怜的人便又撇开原来的话题，对你谈起他的伟大的发现。
可怜的老实人！不久他便离开我们，前往英国，因为那里义一次准许犹太人入境了，我相信这是四个或五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在伦敦，他为争取充分权利，使自己的同胞能在那个新共和国取得生存权而进行勇敢的胜利的奋斗。最初他常写信给我们——以流利的西班牙文和不甚流利的荷兰文写成的短函。后来他抱怨太忙，没空通信，因为护民卿已经赐予他年金，他当时可以把全部时间用在为救世主的来临准备道路的工作上，而救世主的出现，几乎随时都有可能。此后我们很久不曾得到他的消息。但在一六五七年夏天，我偶尔到维尔逗留几天，检查我继承叔祖的那些房屋的修理工作，因为房屋急待更换地板和楼梯。一天清晨，米得堡的浸礼教牧师来访。他先请求原谅，因为在这样不适当的时候打扰了我，不过利导堡的医院里有个病人——他似乎是个犹太神学家——问起过我，因为知道我当时在维尔，所以他觉得有点责任转告我。我竭诚向他道谢，并和他一同步行返回米得堡，在中午到达了那里。
那病人是麦纳塞。他生了一种肺病，当我走到他的床边时，他已经昏迷不醒。我听说，他是在两天前到达弗拉兴岛的，随带着他那个死在英国的儿子塞穆尔的尸体，因为他想把他埋在阿姆斯特丹。他在到达弗拉兴岛之前已经得病，曾昏倒在送他上渡船前往另一岛屿的马车上。因而马车夫将他送进教堂。那里的女主管告诉一个牧师说，她收留了一个似乎是垂死的病人。但当似乎看出病人是个犹太人，况且又是个犹太牧师时，正式牧师们就几乎没有热情在病人的最后几小时中给予照料了。
这位浸礼教牧师在听说那个虔诚的女人的推断后，表示愿意伺候病人，他听见病人在发烧昏迷时一再提到我的名字，于是不辞劳苦跑到维尔通知我。
我们两人一同看护病人，到傍晚时，他清醒了一会儿。他认出是我。他微笑着咕哝道：“我喜欢我的阿姆斯特丹的所有的朋友。请转告他们这一点。
并且叫他准备好。时候就要到啦。救世主要来了。他一定会来的！”
麦纳塞就这样安静地与世长辞了，两天后，我们埋葬了他和他的儿子塞穆尔，这就是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和我们一个忠实朋友的结局，正当我们一小伙人为一个较为理智和仁慈的世界而奋斗的时候，我们也未能拯救这个朋友，而我们这些人，又迫切需要他的耐心、幽默和从他那时常反复的沉吟中引来的一句令人满足的话语：
“ja，am Ende，wcnnwirnurWirkLiCKwUssteN——如果我们早点知道就好了——如果我们早点知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