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得孙河畔一个衰老的葡萄牙医生和来自平凡地区的一个偶然怀孕的农村小姑娘，似乎远不能引起阿姆斯特丹大街上公众的骚动，也不会导致我本可以用来使伦勃朗免于丢丑的一笔巨款的损失。然而世界上竟有比这更奇怪的偶合，而且这段插曲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如果没有这段插曲，那些人决不会听说我这个人或我做的工作。
亨德丽吉怀孕了。在她那次中毒、伦勃朗把我请去时，我发觉了这一点。
不久以后，别人也发觉了这一点，于是麻烦从此开始。这并不是伦勃朗的朋友之间的事。他们了解情况，知道他为什么不能跟这个姑娘结婚。就连极其体面的约翰·西克斯阁下一家人（世界上还有任何家族，比一个力图挤进略高一等的世袭地方官僚阶级的亚麻布织造或啤酒酿造世家，更注意自己的尊严？），对于这一行为也似乎并未吹毛求疵，而这种行为使他们震惊的程度，必不亚于他们的某一个近亲的破产。
我一向不很理解出现在伦勃朗和这个亚麻布富商之间的友谊。不过当时我根本不曾看到过那个年轻人。伦勃朗屡次建议，要我和他同去拜访约翰·西克斯，而且指责我神经过敏，说我是个假绅士，他一再要我相信，在西克斯家里，我只会发现最简朴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一点，我总是一成不变地重复说，我并不怀疑克洛文尼尔斯堡瓦尔街那个风趣的家庭中的文雅高尚，也不怀疑他的朋友们会以最大热诚接待我。不幸的是，他们的作风不同于我的作风，我的作风不同于他们的作风，世世代代的风俗习惯和偏见各不相同，我们最好不去试图共处。
到最后，证明我是对的。因为在伦勃朗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大的经济危机时，约翰·西克斯把伦勃朗出给他的那张借据卖给了一个专业典当商。伦勃朗从那些年代的交情和友谊中所得到的，只是以非常平凡的诗句写成的一本非常平凡的制腊戏剧的赠本。而西克斯家则落得了许多绘画和铜版画，这些作品将使这家人在它最后一个子孙死去以后，还久久闻名于世。
这真应了我国常说的一句俗话：同强者一起吃樱桃，确实是个坏主意。
他们吃了樱桃肉，而你即使很幸运，也只能拾到樱桃核。
然而对这个不幸事件，约翰阁下和他的亲属都表现了我所难以料想的宽宏大量。当然，他们从未见过亨德丽吉，也从未有过任何举动足以表明他们承认她的存在。然而至少他们仍和她的丈夫（因为她现在总是这样称呼伦勃朗）保持住真诚友好的关系，而且大多数人的友谊，都很难谈得上如此深厚。
人们大惊小怪。
人们不以为然。
一旦容忍了这种事情，世界还成什么世界？
而且由于大多数人都习惯于把自己的偏见当作是一部分奠定秩序井然的宇宙结构基础的神圣法则，所以约丹布利街的丑事，就不可避免地变成家庭议论和茶会闲谈最常有的话题。因为虽然在社会上层阶级中生几个私生子（已故的摩里斯公爵所有的儿子均系私生，但都受到奥伦治王室的宫廷牧师的洗礼，并在共和国供职，取得崇高的荣誉和尊严），依然被认为合乎礼仪，但是一个画家家里即将出生的私生子，却仍旧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事，不应该被牧师们所忽视，因为牧师们应该日夜监视着须德海上我们这个新甸山的道德。
侥幸的是，这次牧师们至少又算走了运，现在我不得不对这件事加以叙述。
锡兰有句古话说“祸不单行”，在事后的日子里，我常想起前人这句至理名言。在一般情况下，小凡·莱茵这姑娘的出生，只可能引起一场暂时的家庭风波，但是一些令人遗憾的小事件最不幸的结合，使它演变成举国的丑闻。
事情完全起因于伏列斯兰的一个小村庄。我忘记了那个村庄的名字。那是一个可怕的村子，在那种村子里，人看来象母牛，母牛看来却象人，那里从未发生过事情，因而到后来，居民们由于单纯的无聊和激昂，愿意相信任何一个会使他们稍微激动的消息。
在那个可悲的村子里，半数的人已经死去多年，但是因为没有人肯对他们讲，所以他们在世时并未发觉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偏僻的村子里，有一边的城墙早已需要修理。这种重修工作，反过来又引起几座坟墓的暂时迁移。
因为这些坟墓的最后一个占有者也已死去三十多年，所以绝想不到，建筑师们除了几个骷髅和骨架之外，还会发现别的东西。但当掘墓人突然发现一具完好如初的尸体时，试想他们多么惊奇！
“一个奇迹，”看到尸体的人大喊道，“这人是个圣徒。他很神圣。所以不会腐化。”， “相反，”一个年轻而热诚的候补神学家低声说，他是在这里准备他的大考的。“相反！这人是个头号罪人，连蛆都不肯吃他。”
因为相信一个逝世的邻居的罪恶，当然要比相信他的美德愉快得多，所以人们由衷地高呼感谢神恩，而且立即开始追查这个可怜人的生前事迹，以便发现他犯下了怎样的罪恶而活该遭遇这样的命运。
这件事相当困难，因为这个人已至少死去三十五年之久。他在世时是个微不足道的鞋匠，做人并无出色之处，只是有些过分地尊重他的上帝，即耶稣基督的明智教训。他为人极其慈善，认为把自己的全部东西让给穷人十分之一是不够的，所以常常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让比他更可怜的人们有饭吃。
邻村有个老农民清楚地记得他，并以最高尚的词句谈起他。他生前去做礼拜的那个教堂的执事（这时已八十多岁）也强调说，这样善良而虔诚的人，在这个不足道的世界上是罕见的。
的确，在最初，说他是圣徒的那些人似乎是对的，但那个候补神学家不肯信服。“所有这一切，”他争论道，“只能证明这个人也还是个很聪明的耍赖者，能够巧妙地隐匿他的邪恶事迹，终于在死了之后，还不曾被人发觉。”
于是对于这个人生前事迹的追查，当然仍象过去那样兴致勃勃地继续进行。
后来发现这个神秘的死尸所留下的寡妇还活着。她是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妪，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做过任何不够光明正大的事情。她只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嫁给了哈雷姆的一个木匠师傅（而且冠冕堂皇）。当然，这一切家庭琐事平淡无奇，完全可以使那些最顽固的专事毁谤的人们泄气。但是那位年轻的牧师继续嗤之以鼻。那老妪已经老糊涂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待在小小的家屋里——照料着五六只猫，对那些愿意听的人们（为数很少）讲述她的丈夫生前是个怎样的好人。她也很迷信，而且十分怕死。那个无耻的牧师利用她对来世的畏惧，利用对地狱的可怕所作的有声有色的描绘，终于哄骗出她的全部经历。横穿墨西哥大沙漠干透了的荒野地带的西班牙探险家，在发现第一块黄金时的高兴，也比不上这个牧师在听到颤抖的老妪终于向他讲出她丈夫唯一的绝密恶行时所感到的喜悦。
她从未同他结婚。他们从未通过神圣的婚礼结合起来。他们的同居是罪恶的，但这样做的用意极为善良；如今她讲出了这个故事，而且后来在共和国里传得尽人皆知，因为这是个悲惨的故事，我们的民歌歌唱家把它编成小曲大唱特唱。
这件事确实是她的错，她愿意把全部责难揽在自己身上。她当年是个任性的姑娘，失身于一个歹徒，那人随即遗弃了她。她的父亲怀疑到她已怀孕，把她撵出家门。她挨村流浪（她本人是邻省格罗宁根人），后来才到了伏列斯兰的小镇里。当时天已很晚，饥饿难忍，她敲了他的门，因为他当时还在工作，而且他坐在那里钉板凳时，样子看来很和气。他让她进去，给她吃顿饭。第二天她病得很厉害。他留她住下，把住在隔壁的一个老妪请来看护她。
她病了将近整整两个月。等她病情好转，她怀孕的事已经变得很明显。于是她对她的恩人讲出了真情。他说，他愿意同她结婚。但他又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是有妇之夫。不过他的妻子在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不久就失去了理智，因为那孩子很小就死亡了。她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宗教狂人，终于在一个牧师的帮助下私奔了，当时的许多牧师依然蹂躏着那个国家，尽管张贴了要对他们严加制裁的布告。这木匠曾经带他妻子见过宗教法官，但她当场参加了天主教，进了修女院。丈夫这方面为叫她回来而作出的一切努力全然无效。做法官的红衣主教公开吹嘘说，他战胜了反基督的人，事情最后闹到议长那里，连议长也无能为力。
这件事发生在二十年前，此后丈夫一直没有听到妻子的下落。屡次试图打听她是否还活着，但均未得到答案。大家认为她是在一个修女院里住，而那个修女院的院长却回答说，世界上凡是托给她照应的人，只要她们一跨进这个神圣门槛，就都算死去了；以后寄给她的信件，也全被原封退回。鞋匠离开了他家乡的村子，亦即事件的发生地点，迁到伏列斯兰北部那个被遗忘的小镇里，借以回避他从前的朋友们。在他新迁住的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怀疑他结过婚。他为了怜悯上帝指引到他门前的这个可怜的姑娘，才决心实现一个不顾死活的计划。他散布消息说，他有意和她结婚，但她希望在格罗宁根她娘家的人们中间举行仪式。他们也确实上格罗宁根去过两星期，然后作为夫妻一同回来。此后不久，孩子便出世了，乡老们得意洋洋地笑话他们这个老鞋匠，说他显然不是他们一向认为的那种圣人。但因我国农民中间配偶成双的人们不到万不得已，总是不肯结婚的，所以这件事不久就给忘记了。
没有一个人对自己亲生子女的扶养，比这个卑微的鞋匠扶养别人的孩子更经心，至于这女人自己，直到她的“丈夫”因为年纪大和工作重而去世的那天为止，终生不曾有过一个不幸福的日子，丈夫死时，她十分体面地埋葬了他，然后定居原处，珍爱着他的纪念品，照料着她的几只猫，度过她的晚年。
我初次听到这个故事时，觉得颇为奇异。但经过伏列斯兰小村里那个可悲的犹太教信徒的捏造之后，它变成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勾引和拐骗的故事，使所有虔诚的基督徒心里充满了最大的喜悦和满足。人们如此不拘形式地使这个可怜的皱缩的尸体重来人间，而上帝对这个尸体所加的惩罚变得显而易见，并且确有数千次的讲道，都大谈这个灵魂的可怕的苦难，说它既不能升天堂，也不能入地狱，卑鄙得连撒旦所住的最低下的地牢都进不去。
这种歇斯底里的大嚷大叫有个优点：不会持久。但是正当这个事件的详情细节开始在阿姆斯特丹闹得满城风雨时，正当约翰·加尔文的每一个自尊的信徒都在《旧约全书》中翻寻合适的讲词，支持上帝对鞋匠的事件时，画家伦勃朗·凡·莱茵和他的女仆公开同居的事，引起了一个名叫塞伯德阿·哈锡文达斯的牧师的注意，当时闹出的事情，是我国人民可能终身引为耻辱的丑闻。
我无须叙述这件事的详细情节。它们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一六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阿姆斯特丹宗教协会会员举行全体会议，作出决议说：“因为一个名叫亨德丽吉，又名亨德丽吉·雅芙尔斯的女子，同一个名叫伦勃朗·凡·莱茵的画家公开姘居，为时已久，住在后者的布利街的住宅里，所以应当命令她在本传票发出八日内前来宗教法庭，向法庭说明她对这种可耻行径所能提出的理由。”
这个消息是在一天晚上六点钟左右在伦勃朗的家里宣布的，当时伦勃朗和亨德丽吉在做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正在他们家的门廊里作短暂的休息。送信人是西教堂的职员，兼做教区小吏。这个职员是邻居都很熟悉的。消息虽没人知道，但他们都能够猜到它的性质。所以不久整条街上，接着是第二条街，第三条街，全都哄传着这样的新闻：“那个画家和他的女人要受牧师们的审问了。他们活该！我们不是常常这样说吗。那种行为是落不了好下场的。”
虽然没有一个人敢“说”闲话，但有许多人都在“看”笑话，这远不是处在亨德丽吉的地位的女人所想望的事情。不过这些好邻居们猜错了一个细节。这份叠得整整齐齐、盖有阿姆斯特丹宗教协会图章的文件上，并未提到伦勃朗的名字。那天夜晚我去访他们，看到了这份文件，并问起他为什么没有同亨德丽吉一起受到传讯，最初他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后来他恍然大悟。
“我不是教徒，”他说，“这也许就是他们不传讯我的原因。许多年前，我忘记究竟在什么时候，我就退出了，或者说是告辞了，总之是办了一个人在同教会分手时所办的手续。我通知牧师说，我不再参加礼拜，以后拒付教费，请他们从教会户籍簿中删除我的名字。他们回答说，我不能这样做，除非我拿出证据，证明我已加入另一教派。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去同我已认识多年的老牧师安斯洛商量。我问他，如果我加入他的教派，是否会有异议，并说明我不是个经常来做礼拜的人，而且也许甚至不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他说，没有异议，门诺教派的信徒不主张在信仰上纠缠别人，什么时候我高兴来，他们就会很乐意地接受我加入他们的教派，不过如果为着某种缘故，我决定不加入教会，他们也不会麻烦我或纠缠我。
“所以我加入了门诺教派，我从未懊悔过。安斯洛是个好人。我喜欢听他讲道。他从来不说我如何邪恶，而只是竭力向我表明，只要稍加努力，就可能变得如何善良。是的，他是个好人。我加入了他的教派，现在觉得很高兴。如果不是为了亨德丽吉的事，我便会加倍高兴。”
那姑娘本来一直在细看她手里的文件，这时抬眼望着我们。“对的，”
她相当冷淡地说，“我不怀疑这一点。不过我该怎么办呢？”
伦勃朗一句话没说，“便把她手里那张传票拿过来，撕个粉碎。
“别理它，”他回答，“别理它，忘掉它。牧师们当然会对我们感到非常厌恶，但也不过如此而已。然而他们总不能派一连城市自卫队来，把尔带去当众坦白。你只管放心——完全放心——保险没事。”
于是他把那些碎纸屑抛到空中，引得那两个在人行道上玩耍的犹太小孩子大喊道：“哎呀，哎呀！看啊！看啊！下雪啦！”接着便抢起“雪花”来，直到那份教会文件化为乌有，只剩一些肮脏的纸屑满布在布利街上的时候才罢休。
伦勃朗豪放地宣称，牧师们总不能派来一连城市自卫队，把亨德丽吉拉到他们那庄严的密议室里去。这话虽然完全说对了，但不久就证明，那些有势力的人物也并非完全没有防备。他们还拥有另一些发世怨忿的手段，而且他们立即利用了这些精神折磨的利器。
巴黎的贵族小姐对牧师们这种多管闲事的表现，当然可以弹指而笑，但是亨德丽吉不是巴黎的贵族小姐，而是出身于一个简朴的荷兰小农村的一个简朴的荷兰农家姑娘，带有农民的传统观念，尊重她从小就知道了的品行标准。公开被传到阿姆斯特丹这个大城市的宗教法庭上，指控她的“淫荡和通奸”（虔诚的教徒们从肮脏的字眼中究竟能寻得怎样的乐趣，倒很费解。如果有九种光明正大和一种卑鄙龌龊的办法，都能表示某种思想，那么他们必然采取后一种）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这在她看来，是跟指责她在都市商场的中央脱下衣服同样可怕胁一件事。一星期后，在给她送来第二张传票时，我发现了这种严重考验的效果，不过这张传票根本没到她手里，因为伦勃朗从教区小吏的手里把它夺过来，甚至没有拆封，便扔到了路旁水沟里。
每遇这种情况，他那位曾经是大暴动初期的著名战士的老祖父的精神，便会忽然突破他自从同萨斯基亚结婚以来一直保持住的那种端庄的外表而流露出来。
“给我滚开，你这个该死的乌鸦！”他向传递了消息之后正在匆匆退去的那个可怜的家伙大喝道，“滚开，不许你再来，不许你再纠缠我的妻子。
如果你的主子有话对我说，那就让他们亲自来讲，我要把他们捽到安桑奈·斯鲁伊斯水闸里。你这个怯懦多事的老笨蛋！干你自己的傻事去，让我画我的画儿吧。”
这番话毫无疑问都很自然，而且是多少料想得到的（偶尔痛痛快快骂一场，这比任何事情对人类健康都更有益），只不过有点不中肯。因为宗教法庭毕竟没有时伦勃朗说，不许他画画。它只是告诉他的女仆，不许她罪恶地和他同居。而且它继续这样做，一直逼得可怜的亨德丽吉苦恼不堪，十分悲惨，走投无路，只好服从他们那庄严的命令，出庭认罪，恳求他们那庆严的饶恕。
她究竟在什么时候出了庭，我倒没弄清楚，因为这件事她一直瞒住伦勃朗。一天下午，她悄悄地从家里溜出去，等她回来时，事情已经办完。她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睡觉了。那天半夜里，伦勃朗打发泰塔斯叫我立刻来一趟。
享德丽吉似乎在发烧。她神智昏迷。她讲起地狱的烈火和撒旦，还说撒旦手执一束熊熊燃烧的庄稼做成的火炬在追她。后来她仿佛十分痛心地哭起来，一边呼唤她的母亲，一边说，她本是个好姑娘，而她所以做出这件事，是因为这个人对她太好了。“他待我很好，可是你和父亲待我不好，”她继续嚎陶大哭。
我给她喝了点热牛奶，在她前额上敷了一剂冷膏，不大一会儿，她就安静下来。第二天早晨，她欢欣愉快，就仿佛根本没有出过事。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日，我又按照老习惯，在午餐后来访，我问她（确实对自己要说的话欠考虑），“怎么样，亨德丽吉，今天上午的讲道是说的什么呀？”
但她神色沮丧，相当冷淡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没去。”
三天后，我发现了她没去的原因。因为她的罪恶的生活方式，人家禁止她参加圣餐式，作为惩罚。
这也许是良好的宗教纪律。但对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妇女来说，这并不是世上的一件大好事，我们不久以后就会看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