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奇怪，但确有某些事情，是一个人不能对另一个人讲明的。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很有礼貌地使他的朋友注意到自己是个流氓或小偷这一事实，但是无论以何种借口和如何谨慎，他都不能告诉他的朋友说，他的袖口实在需要洗一洗，他的领子需要浆一浆，或者他那件大衣在穿了许多年、沾了许多餐的菠莱和荷包蛋之后，已能使十几个流浪汉满怀妒忌，唾涎三尺。
一个人即使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能当面去问：“请原谅，嫂夫人是否就要生双胞胎了？”
然而这一次，命运是以很受欢迎而已小心谨慎的方式参与事件之中的。
亨德丽吉出了意外，而伦勃朗的家庭医生这天出城了（他早晨就乘般出发，到奥德凯克去送殡了），所以来请我，因为我就住在邻街。我赶到时，发现伦勃朗在后面大房间里画画，亨德丽吉在将近十二年前萨斯基亚临终时所睡的那张床上躺着喘气。我当然认为，她这样显然觉得气急，是同她的怀孕有关，但是伦勃朗立刻对我讲了方才发生的事情，这时我才明白，她的病因原来简单得多。
这天早上她象往常一样，到楼上打扫画室。前一天晚上，有两个学生曾用一种新的混合剂在这里腐蚀一块铜版，这种混合剂应当比一般的“硝镪水”
更有效。它包括硝酸和硫酸铜，以及若干其它成分，但硝酸是用在这种特殊混合物里的主要东西。那两个聪明的学生专心致志埋头干活，忘记了盖住装硝酸的瓶子。忠实的亨德丽吉没有注意房间里这种奇怪的气味——细心地打扫擦拭——呼吸了这种有毒的空气——感到胸口渐渐开始疼痛，眼睛开始刺痛——流酸泪——她终于惊慌地离开了房间，对伦勃朗说，她快要昏倒了，请他立刻派人请医生。
这并不是个很难医的病症。我要求去看看她方才打扫的那个房间，因为我认为，她可能试图烧掉一些破布，这种东西有时会冒出一种很危险的浓烟。
我们一进画室，伦勃朗立刻发觉了这是怎么回事，他把两个窗子都打开，找到装硝酸的瓶子，把它盖好，然后喊来那两个学生，那么熟练地打了他们两耳光，这使两个年轻人也许直到老死还记得，一瓶硝酸可不是好玩的，应当象对待装上弹药扳上扳机的枪支那样小心。
于是我们把亨德丽吉从不大通风的后屋里搀出来，让她躺在花园里的躺椅上，她立刻开始觉得舒服了点。几分钟后，她就睡熟了。因为无论如何，我的这个上午或多或少是给浪费了，所以我决定索性再坐一会儿，让这时情绪还很烦乱的伦勃朗安下心。
“多少由于我自己的不当心，所以我在这座房子里已经失去了一个妻子，”当我们回到画室的时候，他立刻说道。从敞开的窗子里刮进来的一阵温和的旋风，不但驱散了硝酸的臭味，而且把伦勃朗正在画的亨德丽吉的肖像也刮掉了。这幅肖像表现的亨德丽吉，戴着萨斯基亚那副大珍珠耳环，这是他在大约十五年前买来的，而且在著名的反毁谤案件中显得很突出；他妻子的某些亲属指控他们夫妇是败家子和无用人，他不得已提起那次诉讼。那次反毁谤诉讼没有得到结果。法院虽发现伦勃朗在这件事上是对的，但因为他仅仅是个画家，萨斯基亚仅仅是个画家的妻子，所以他们俩都是无足轻重的“平民”，他们要求的赔偿金额从一百二十八枚银币被减低到八枚，结果，这次起诉使伦勃朗大大地得不偿失。他显然还保存着这副珍珠耳环，因为在这幅肖像上，亨德丽吉戴的就是这副耳环。当伦勃朗用一块软布把画上的灰尘掸掉时，我发现这是一幅很精彩的作品。也许他把亨德丽吉画得比她实有的“女士”风味稍重了一点，但她那双漂亮的眼睛中敦厚善良之情全给画出来了。
我很喜欢这幅画，我对他讲了这一点。他在画架前坐下，在白色中搀点褐黄，点出了耳环（方才掉下时多少碰坏了一点），并且说：“如果你认为敦厚善良都画出来了，那我很高兴，我对这一点很下功夫。她对泰塔斯和我一直很好。我愿意为她做点事。”
“我方才进来时，不得不给她壶查一下，”我说，“因为老实对你说，我第一个印象是认为她怀孕了。而且我发现她是怀孕了。你说你要为她做点事，是否就指的这一点？”
我知道，我犯了一次可怕的大罪。我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相信、难以置信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一生犯了一两次这种罪，他将永远忘记不了，他将在最为料想不到的时刻，在不眠之夜，重新想起它，懊恼得背上打冷战。我一说出这几句话，立即悔恨万分，但是已经迟了。
然而，伦勃朗拿起调色板上放着的一把小刀，往上面抹了一些生赭土，用它轻轻地在背景上点了点，倒退一步，以便更清楚地端详他所画的东西，然后用毫不介意的声音说：“不，我指的可不是那一点。我是在考虑这幅画，因为这是我所画的最好的绘画之一，在我们将来死了很久之后，人们将会瞧着它，赞赏它——还有她。至于你方才提到的另一个小话题，我要遗憾地说，那是我们的一个错误。这件事的发生，我们两人都很高兴，它虽既成事实，但它是个错误。这种事从前就发生过一次，但那时你还没有回国，婴儿死了。
很可惜，因为那是个女孩，有个女孩倒是很好的。也许这次我们更幸运。”
他说这番话时，就仿佛他在对我讲起他打算画的某一幅新画，我确实相信，这番话在他看来，意思也不外如此。这幅画只是生活中一件小事，是一段有趣的插曲，其中讲述的是，人以其智力同不自觉的自然势力进行的搏斗。
婴儿是生活中一件小事，其中包括自然以其无理的势力同人的智力进行的搏斗。有时人得胜。但往往是自然得胜。这没有什么不同。每一样“实有”的事物，在伦勃朗看来，都是现有事物规律的表现。有些人力图用烦恼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些人则力图用工作解决它。伦勃朗在创作——绘画，铜版画— —儿子。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提出疑问——也没有人期待或作出答案——但愿永远如是。感谢神恩。
“不过，”我说，因为我这个人毕竟是在具有深刻的中产阶级正义感的环境里长大的（一个人能否从他的记忆园地上清除象杂草一样的不可侵犯的尊严呢？），“不过当然，萨斯基亚已经去世，你是个自由人，你可以同亨德丽吉结婚，而且我认为，”（那天早上我怎么这样莽撞啊，是什么可恨的妖魔缠住了我？）“你也应当。”
“对的，我应当，”他忽然用他童年时代的土话回答道。“当然，这我知道。我应当，这甚至是十二分地正确，但是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你是个自由人啊。”
“我是的。我绝对自由。我高兴同谁结婚，就可以立刻同谁结婚，只要女方愿意嫁我，只要在教堂里作过结婚预告。这我都知道。我和她谈过这件事。但是办不到。”
“为什么？”
“有遗嘱在。”
“你指的是萨斯基亚的遗嘱？”
“对。可怜的萨斯基亚用意很好。她爱我。她留给我一份遗嘱和她的全部财产。”
“不过那份遗嘱是非常好的。”
“当然。不过财产可并不怎么样。它们在羊皮纸上看来很吸引人。但它们并不存在。也许它们是存在的，但我那些亲爱的伏列斯兰的姻亲把它们抢去了。我不知道，而且老实对你说，我不再过问了。这无关重要。我要做的事太多了。我可能应邀为新建的市政厅画一幅画，我认为我已经发现了在那副画上引人注意的一种新方法。我愿意让你看看画稿。我认为现在我知道了这幅画应当怎样画。主题是波提乏的妻子。二十年前我试图画过这类人物— —一个裸体——但我不喜欢它。我喜欢把我的人物画成穿有衣服的。裸体对古希腊人来说是好东西，他们就是用那种方法创作塑像的——他们看惯了裸体，我们则不然。我们一生中至多不过看到三四个裸体，我们不能画那些不是我们每天常见的东西——不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东西。对的，我要重新来画那幅画。波提乏的妻子，或类似的人物。后来我买了一件古老的甲胄——花了三百吉尔德——相当贵，但东西做得很好。我将利用它来画各种东西，因为我从未画出太阳照耀下的黄铜所实有的样子，我也要再试作几幅风景画，我至少已有二十几幅铜版画要作。你知道的，这工作足够十年做！——只要我能活那么久。如果我要去解决所有其它那些问题，那我别的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了。”
“那些问题都很难解决？”我打断了他的话。
“非常的难。我的唯一办法就是继续忘记它们的存在。最近总有一天，公众会回到我这边的。他们将会理解我在力图做什么。我是个快手。不要一年，我靠画画就能使自己跳出这个穷坑。那时我就能还帐，就能同亨德丽吉结婚。我喜欢她。非常喜欢。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善良的姑娘。她给予我所需要的一切。我要不同她结婚，就不算个正派人，但她必须等到那时。而且她也不介意。她常说，等一等对她没有什么不好，同时又可以使这个家庭不受牵累。”
“但在这段时期，你能保住大家不说她的闲话？邻居们当然会发现她怀孕，会议论的吧？”
伦勃朗放下他的调色刀，眼睛里带着怒火瞧着我。“那有什么关系？”
他卤莽地问。“那有什么关系？他们反正要议论的。他们一直在议论。他们还要一直议论下去。他们活在世上就只有这点用处，议论，别的他们什么事都不会做。他们就会——《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他们就会劈柴打水和议论那些比他们优越的人们的丑事。这些邻居们，真是！该死的邻居们！我根本不考虑他们。亨德丽吉也是这样。让他们继续拆墙脚和成桶地在周围泼水吧。他们就只有这点用处。但是这座房子是值得挽救的。亨德丽吉喜欢它。
泰塔斯喜欢它。我在这里面过过幸福日子。有几幅很好的作品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创作的。我们应当挽救这座房子。这就是目前我们工作的目的。”
我听不出前后有什联系，并且对他讲了这一点。
“你记得那份遗嘱吗，萨斯基亚的遗嘱？”他问我。
我对他说，我只是依稀记得，我没有那种善于记忆文件语言的头脑。
“哦，”伦勃朗说，“愿上帝保祐萨斯基亚，她不但很喜欢我，而且对我非常信任——绝对信任——她要在遗嘱里表示出她的情感。她的亲属曾经说过我一些相当卑鄙的话——说我是个败家子和挥霍者——说我不知道金钱的价值——钱象水一样从我的手指缝里流出去，还说我宁肯花五百吉尔德买一幅使我感兴趣的绘画，却不愿拿这点钱尝还食品店的债务。也许他们是对的。
我对数字一向弄不很清楚，当我想到我正在贡献给世界的东西和我已经贡献给它的东西时，这样的琐事就无关紧要了。
“无论怎么说，萨斯基亚总算把一切都留给了我——毫无保留而且直截了当——没有监护人监视她儿子的利益，没有公证人好奇地干涉我们的事情，孤儿事务院也没有来人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一切由我处理，只是有几个条件。我要让泰塔斯受到第一流的教育，年龄一到，就让他在某一行立足。不过，如果我死了或者再结婚，她的财产要直接移交给泰塔斯。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如果我再结婚，泰塔斯要接受一切。如果我同亨德丽吉结婚，按照遗嘱上的说法，我就得上法院去，填写无数的表格，发几十次誓，把一切移交给泰塔斯。可是现在我所得到的就只是口头应允和屡次的口头应允，只是诉讼和家庭纠纷，其它一无所得，更没有现款，这叫我怎样移交‘一切’呢？
就连我要买这座房子时，我也得借钱。我本来应该出得起全部房价的。但是伏列斯兰反复无常，我们要想从那些人手里拿到分文，都必须大费周折。
“而同时，所有的人都当然认为我是个富翁。他们总是说：‘伦勃朗，把这东西买下来吧！’或者说：‘我弄到一幅小小的意大利绘画。你一看见立刻就会买去的。’再不说是：‘伦勃朗，我的孩子们两星期没吃过一顿饱饭了，我的妻子就要生第七胎了。你是个有钱人。给我十枚吉尔德吧。’谈到理财，我是个不中用的人。我们小时候从来不曾有过钱。后来竟被认为是个大财主，实在好笑。不过在过去有什么关系？那时认为总有一天，那笔遗产会全部拿出来，那我就有将近五万吉尔德用以偿还我的全部债务。
“同时我还在画画，不过自从画了班宁·科克那幅绘画以后，公众似乎不再喜欢我的作品了。我有什么办法？迁出去？放弃这座房子？如果我低声说句要卖房子，我的债权人立刻就会一齐扑到我背上。如果我想把帐拖下去，我只有硬撑着场面。一旦我失去信用，我们一家立刻就得进济贫院。泰塔斯、亨德丽吉，和我自己。从前那些认为我毫无问题而鼓励我借钱的厚道的朋友们，也会象一群狼似地向我扑来。那就一切都完了。所以说（他在亨德丽吉肖像的前景上点了最后一笔），请不要问我：‘你为什么不跟那个姑娘结婚？’因为我办不到，她知道这一点，她对这一点很能谅解。这在她并不好受，但她常说，她了解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暂时最好让事情维持原状。”
我大体上同意他的意见，但我这个人喜欢做事情循规蹈矩。我不把衣服穿整齐、胡子刮光、头发梳好，就不能工作。我的工作室必须干净整齐。我的书桌必须干净整齐。否则我的脑筋就使唤不动。作为一个习惯于这样拘泥、几乎是过分注意小节的人，我喜欢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有条有理。我知道，我没有本领处理经济问题，所以我让在这方面比我强的人去处理。但是如果我觉得并不是随时打开抽屉就有钱可用，或者我不确切知道，在两三百吉尔德以内，我到底欠别人多少或别人欠我多少，那我简直没法过生活。我知道，过分重视这种事有点愚蠢，但人毕竟是人，而我也是一个人。所以，虽然我竭力避免讲起话来太象教师，但我不禁说道：“不过，伦勃朗，我的朋友，你必须大致了解你的处境！”然而他以毫不在乎的方式在工作服上擦了擦手，快活地对我笑笑，回答说：
“我连一点也不了解，这是实话。”
于是我试图跟他辩论。我向他解释说，如果不先大致知道他究竟欠了多少债，那他永远还不清。跟不知数目的债务搏斗，就象在一个黑暗的地下室里跟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是一样的，规律和秩序是唯一的道路，一个人沿着这条道路才能够有希望杀掉破产恶魔。但是他不会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反而试图分散我的注意力，领我到印刷室去，三个学生正在那里印制一大幅铜版画——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立刻发现前景上那个有胡子的法利赛人的阴影里有个缺点，便叫一个学生把他当天下午买来的钢针磨尖，因为他不愿意再去腐蚀版子，想用干刻的方法修改，终于，他把我完全忘记了。我瞧着他在一支烛光下进行工作（这对他的眼睛来说，是一种可怕的紧张，对任何一个必须靠艺术为生的人来说，都有严重损害），我在那个房间里停留了大约一小时，后来觉得即使在那里坐到早晨四点钟，也不会被他注意到的，于是我下了楼，发现亨德丽吉睡得很熟，她的意外事故不会有什么恶果了，我便回去了。到家发现康斯坦丁阁下从他的乡下住处写来一封信，其中虽未谈到绘画，但谈了许多政治方面的事情。
“如今在我们中间那些喜欢多少从哲学角度默察历史的人们看来，”这位老绅士写道，“真是奇怪的时代。我从童年起就常听说，历史不会重演。
但由于人类的某些感情是永久不变的，所以直接由人类的这些感情所产生的某些政治情况，彼此也有一种很密切的相似之处。
“且以自治政府——你也不妨称它为民主政府或其它什么——这种怪物而论。一般人只是微弱而模糊地感觉到，他们应当独立自主——管理他们自己的事——所以他们要求共和国——要求共和政治——在这种国家里，每一个自由人都将有权对国事表示己见。只要他所隶属的国家或者他所居住的城市或村庄继续处于和平状态，他就十分安谧，身边挂着宝剑，喜笑颜开地高视阔步，拍着自己的脊背说：‘我是一个逍遥自在的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以及其它等等。但当他一旦发觉危险的兆头——当他一旦面临危机——他的勇气和高兴全都烟消云散，奔到市场大叫大嚷：‘领袖！给我一个领袖！给我一个比我自己坚强的人。给我一个只要出面领导，我就能够服从的人。我仅仅是个懦弱的小人物——方才那些漂亮话只是自我欺骗。拉我一把吧，告诉我应当怎么办。’ “我们当初一获得自由，就觉得我们再也不需要任何一个骑马的人——任何一个骑在骏马上的年轻英俊的将军。于是我们驱逐了奥伦治王室。我国人民从此要自治了。一般群众当然没有机会过问政治。他们从来没有，而且多半永远不会有。我们的市长、司法官、市参议员和商人要统治这个共和国。
“同时，在北海彼岸，我们的英国邻居们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在本性方面比我们激烈或理智，所以砍掉了他们的统治者的脑袋，宣布他们自己的国家是共和国——正和我们一样——而代表人民愿望的国会，要统治国家。这种事态在两个国家里正好持续了三年。后来这两个国家打起仗来，这是必然的，因为两国同时需要同一种东西，现在请看吧！英国名义上虽仍是共和国，但它是被一个得志的将军统治着的，这位将军虽然仅仅称自己为‘护民卿’，不过他的权势之大，是旧日国王们所梦想不到的。因为首先他拥有一支三万人的常备军，而每逢斯图亚特王家胆敢要求自备一排警卫，在圣詹姆士皇宫花园里维持秩序的时候，人们便喧嚷着说他是暴君和杀人犯。某个州里的一个谁都不曾听说过的无名的乡绅，竟掌握了任何统治者都不可比拟的大权；曾经梦想当权的教会为他涂油、穿靴和上靴刺。所有可怜的小民一齐拥到他的王旗下高呼：‘我们的领袖万岁！’如果他要他们从多佛海峡的悬崖上跳下，他们也许就会照办，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懦弱而又缺乏信心，但对领袖的力量坚信不疑。
“而同时，在北海的这一边，我们却渐渐对若干年前的勇敢感到懊悔不及。我们惊慌失措。我们不知道同英国的这场战争将怎样结束。正当我们决定要自治的时候，正当我们认定，自由的人屈服于小小的德国强盗兼男爵的后裔便是愚蠢的时候，我们却似乎失去了勇气，而那陈旧的历史又将重演。
“两年前，我们驱逐了洛格王，而今天，在群众的热情欢呼声中，我们又在试图引进斯托克王。昨天你的老友约翰·德·威特被任命为荷兰州长。
这个衔头本身没有什么意义，掌握在那人手里的官府却意义重大。它会使他成为整个共和国的独裁者。如果他需要，他就会招募一支陆军，建立一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强大海军。他会把他希图得到的金钱全用光。他自己也就是外交部长和司法部长。他手下有一个完整的特务系统，专门注意着他的邻居。
根据议会的正式决议（几天前才通过），要鼓励每个普通公民监视他的邻居，如发现邻居有不忠情绪——当然是指不忠于约翰阁下的情绪——应立即报告警察。
“奥伦治王室从不敢做的事情，这个内地三等小市镇里的酒商（也许德·威特一家人是经营木材的？）的儿子倒敢故，而且人人都说：‘多么了不起！多么精明！多么高贵！’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很危险的敌人作战——因为我们害怕自己的影子——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接受一个比我们自己能干和坚强的人的领导，我们就决不能希望打胜仗。
“请看！这个国家立刻就有了新的勇气。自从多佛海峡发生战争以来一直跌价的股票现在上涨了。公债利率已从百分之五跌到百分之四。我们完全可以消除战争第一年带来的危害。特罗姆普去世了。凡·加林去世了。我们已经损失六百多条商船，但是约翰·德·威特已经掌握大权，我们相信，一切都会一帆风顺，我们会打胜这一仗。
“我不愿意作出任何结论。
“不过我已经读了柏拉图。
“我想，我已经读了关于共和政治这个稀奇题目的一切著述，以及关于由一般公民而不是由少数特殊人物组成政府这个更加不平常的题目的一切著述。当一个人无事可做的时候——当日常杂事已经做完而祖国使每一个人都很安闲的时候，读书很有启发。不过一旦需要行动起来，那种著作立刻就变得非常无聊——变成一些没用的书，其中讲的尽是毫无实用价值的学问。
“这都非常难以理解，但就我本人而言，我始终在为一个公爵服务，我将满足于这样做，直到老死。
“再见了。
“如果你能看到我最近种的杨毒（我自己的发明，我自己的专长，我自己的手所悉心培植的），你必会高兴。我也会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你到了这里，我必须承认，我很希望能有你那样令人快慰的同伴。”
我把信放在一旁，去睡觉了。
次日早晨起身很早。
夜里我拟定一个小计划，它似乎能够产生良好结果。
决不能让伦勃朗继续走他正在走的道路。
该有一个人出面帮忙了，我有意做这样一个人。
我拿起帽子和大衣，没有象每天早晨那样向左转弯上医院，却向右转弯，朝着让-格易斯最近二十五年来一直居住的地方走去了。
因为虽然这次我是想做个活动家，但谨慎从事，总不致有害。
我敲门进去，瞧！让-路易斯在一大盆水的前面躺着，水里漂浮着一只小纸船。他的身边跪着一个红胡子巨人，在拉风箱，他就利用这个风箱在纸船附近制造一阵劲风。
“请进来跟我合作吧，”让-路易斯喊道，但他依然保持住他那不舒服的姿势，一点没动。“进来跟我合作吧。我在装朱庇特，这一位就是我的伊奥拉斯。我在研究一个新问题。我发现了一种新东西，比对数要有趣得多。而且它会使我们大家富裕起来。进来跟我合作吧。你吃过早饭了吗？没有？那你等着跟我一起吃吧。这里这个凶手跟着阿尔及利亚一个州的总督做过五年司厨，专做美味洋葱汤。再等十分钟，你就会知道那个老总督为什么宁愿淹死他的三个爱妻，都不肯放弃这样一个厨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