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伦勃朗蛮得健谈了,肯于对我讲起他的若干艺术观点

这是我所听到的伦勃朗的最长的谈话之一。而且他打破原有习惯,借此机会讲述了他的若干艺术理论。

尽管战争还在时胜时挫地继续着,但当时国外仍有大量的金钱。千万人都在倾家荡产;但是也有几百人精明透顶,会做投机买卖,经营海军迫切需要的粮食、木材、军火和其他一切供应品,大发横财。他们不知道该把新发现的财富用来干什么,只管到处购买奢侈品。

今天绘画大为畅销。明天就又轮到瓷器。小小的日本茶杯原来每只售价三枚银币,忽然猛涨到三千。瓷器狂接着被珠宝狂取而代之,等到所有奸商的太太们都戴上了胡萝卜那样大的耳环之后,珠宝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又变得俗不可耐,而纽伦堡的钟表匠继而又大捞一笔,他们做些异常奇怪的钟表,它们不但能报分,也能报秒,而且到了一个钟头,还能发出一种小小的声音,就象新建的市政厅上的那些钟一样叮当响。

因为奸商们也曾听说,犹太人区住着一个画家,他家就象个博物馆,一个人可能希望收集到的东西,那里样样都有,于是他们中间好多人都摸索到了通往市利街的道路。

最初,伦勃朗还觉得颇为得意,认为这意味着人们又对他的作品发生了兴趣。但是不久他就发觉,那些叽哩喳啦的客人和他们那些叽喳得更厉害的太太,丝毫不注意他的艺术——往往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称他为隆尼勃朗或伦斯基特——以荒谬绝伦的方式“惠顾’他——给泰塔斯一些糖果,抚摸他的脑袋,夸他是个很好的犹太小孩,然后他们问主人,一把土耳其的彩饰宝剑或一件东印度群岛的象牙雕要多少钱。这时他便对这样侮辱大发脾气 (因为他很知道他自己的作品的价值),他不会让这些可怜的发战争财的奸商付出惊人的巨款,买去他自己一时喜爱而买来的某件艺术品,虽然他的客人们情愿出十倍于原价的数目:相反,他会以粗暴方式下逐客令(他仍然能够非常流利地讲莱登的韦德斯蒂格村土话),于是这些惊异的客人只好离去,并在他们所有的朋友中间散布谣言说,朗姆波特这个人自己摆出一副所谓艺术家的气派,实际是个脾气很坏的恶棍,大家应当离他远点,别再跟他打交道。

这种谣言终于闹得满成风雨,说是约丹布利街那个画家,你记得吗,就是画过班宁·科克那幅怪画的人,是个愠怒执拗的野蛮人——脾气坏、性子躁的家伙——他那粗鄙的坏脾气已经使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隐士,他因为狂暴粗野而被他所有的邻居遗弃了。

这当然完全是无稽之谈。伦勃朗在本性上是个随遇而安、很讲交情的人,十分愿意和善待人,只是要求别打搅他。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那些暴发户就不喜欢有独立人格的人。他们曾经长期向那些比他们阔气的人们举手敬礼,如今他们也取得了一个迫使别人向他们举帽致敬的地位(通过他们的钱包和经济势力),因而沾沾自喜。任何人如果笔直地站立,走自己的道路,绝不乞求恩赐,而且也不接受恩赐(这越发恶劣),都是他们的智力所完全不能理解的,他们只可能用一种方法解释这个人的态度,那就是指责他高傲不逊,而高傲不逊同这个人的本性的格格不入,正如恶毒和妒忌,他甚至没有想到过世界上曾有这些东西。

我写到这里,产生一种怀疑。假设我这本日记流传到我的某一代后裔的手里(如果我的儿子能活到我去世之后),两三百年以后被他们看到了,他们会不会本能地感觉到,我夸张了我的朋友的性格呢?他们会不会说:“我们这个神秘的祖父在默察他的其他同时代人时,头脑似乎十分清醒,但一说到伦勃朗(我们听说过关于这个人的一些完全不同的故事),他就觉得不得不耽迷在最为高尚动听的字眼里,就好象他的朋友是一切美德的典范。然而,当我们默察他的生活时,象破产管理法院和阿姆斯特丹孤儿事务院官方监护人的记录向我们表明的那样,我们看到的是个不负责任的人,他跟我们的祖先所展示的这幅光辉的画面很少有相似之处。”

我说,我从未见立这样一个不会有任何妒忌,无意存心害人的人,这我并非是说,伦勃朗是个圣人,他在静剧沉吟一生之后,终于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变成了一个完人,绝不会企图(而我们大家却永远有这种企图)把每一个人都看作他的可能的竞争者,因而也就是看作他的暗藏的敌人。

再没有哪种说法比这更虚伪了。伦勃朗也是个凡人。他在我国一般俗人看来,是过时了,我们也不该忘记,我国比海面要低十五英尺。但跟他的大多数邻居相比,他有一个伟大的优点。象大多数其他艺术家一样,他有一个生活目的,他为解决自己的课题已经够忙了,没有空暇,而空暇是说闲话和发牢骚的温床。

这种追求单一理想的热诚,有时是以非常令人不快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我从未看见他读过一本书。他藏书很丰富——前厅里放满了书,但是每一本都跟艺术有关,例如莱登的鲁加斯的木刻,根据拉斐尔的蚀刻铜版画复制的铜版画,复制成铜版画的世界名画,鲁加斯·克兰纳赫的木刻,波伦亚的圭多·勒尼的铜版画复制品,以及其它许多这类的画册。两世纪来所有优秀画家的作品这里应有尽有——鲁本斯、提香、约丹斯、米开朗琪罗、米列维尔特、卡拉基、凡·戴克,以及其他许多画家,也不曾忽略阿尔布列赫·丢勒的著名的透视手册。

但就所谓“文学’而论,阿姆斯特丹任何一个普通人家,无论多么平凡,几乎都能夸口说,它的藏书比布利街这个奢华的博物馆要丰富些。

我这一生是在书堆里度过的。当我被请到一个没去过的人家看病时,如果可能,我总要浏览一下书橱。对不同的书名审视一分钟,就会使我知道我要看的病人的许多情况,他的习惯、兴趣,甚或他的疾病的性质,这比用在单纯的身体检查上的几个小时还有效。但是如果我试图把这个方法用在伦勃朗身上,我的诊断就会全错。

因为我觉得,在我和他亲密交往的这许多年中,我在他家至多只看见重五六本一般的书。其中有一本是以无韵诗写成的悲剧,叫做《米迪亚》,这是作者约翰·西克斯赠给他的。西克斯是个亚麻布商人(后来做了市长),伦勃朗和他做过一个短时期的朋友,并向他借过一小笔钱,结果受了很大的害。其余都是几本宗教书,如约瑟福斯的《犹太人历史》,《圣经讲道集》。

而且所有这些书,包括他的朋友科宾诺尔的某些有趣的书法家艺术作品,都是赠书,因为除了一个德国人所写的那本论战略的书,不知怎么曾经引起伦勃朗的兴趣之外,我觉得他一生从未花过一文钱去买书。我甚至不相信他曾经感到需要书。如果他感到需要,他必会成车地买书,因为他对金钱的价值根本没有认识,想买什么就要毫不在乎地买到手,就象一个很小的孩子,把母亲的最美丽的玻璃花瓶从桌上拉下来,让它掉在地板上摔得粉碎,还觉着自己做得完全正确,笑眯眯地借口说:“我需要啊。”

伦勃朗买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总是多少有点含糊地暗示说,生活根本不能这样过法,一个人必须随风转舵,并引用其它一些谚吾式的格言来劝他,但全部没有使他产生丝毫印象,而且从未激起其它反应,只听到这么一句赞赏:“可是这东西不是很美吗?”——从佐尔佐内的一幅绘画直到放置小泰塔斯的襁褓的一个黑檀木箱,几乎样样东西他都这样称赞过。

我有点担心这样滥买东西的最后结果,所以有时暗示他买书,别再买那些他的房间里已经堆满了的价钱贵得多的艺术品。有个时期,他对哈雷姆的无可比拟的法朗土·哈尔斯的一个学生阿德里安·布劳韦尔的作品大感兴趣。这个才能惊人的年轻人死在安特卫普一个医院的下等病房里,当时只有三十二岁。所以他的作品相当难得,在他去世十二三年以后(他是在四十年代初期去世的),他的作品大大涨价。

一天晚上,我发现伦勃朗家前厅里挂满了布劳韦尔的作品,收集得很是齐全,女人像、小孩像、点心匠像、赌徒群像,还有个在烧一种很油腻的菜肴的厨师,所有这些都是以极为美妙简练的线条和色彩画成的。

“这些作品不是都很出色吗?”伦勃朗问我,他已吻了泰塔斯,叫他去睡觉,这时手里端着蜡烛,正从楼梯上走下来。

我说不错,这些作品都很有趣,不过它们一定使他花了好大一笔钱。我指了指其中的一隔,它的售价恐怕要等于我家半年多的开销。我祝贺他的成功,并且说,他近来过得不错,这使我很高兴。

“近来过得不错?”他反问道,举起蜡烛,让我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一幅描绘一间小画室的绘画(也是布劳韦尔的作品),这幅画我刚才一直没有注意到。“近来过得不错?天啊,两年多来我连一件作品也没卖出。”

“那么就是你的印度公司的冒险买卖做得很兴隆。”(因为虽然他竭力对我瞒住这件事,但我还是知道他向一个颇为可疑的印度公司投了资)。

他有点惊奇。“哦,你说的是那三条船。你听说了那几条船?”(谁还没有听说呢?)“不,那几条船的事并不能叫人确切说是一种成功。有一条船上的水手出了事情,其余的也都患了严重的坏血症,他们驶到好望角就停下了。不,恐怕我向那项事业投的资已经算丢了”。

“但我想,购买布劳韦尔的这些作品是要现款的吧?”

“要的。我是借钱买的。这些作品不是都很出色吗?”

于是他把我领到侧屋,点着灯,给我拿出一瓶淡啤酒,至少花了两小时解释他对用钱的概念和艺术家对自己应负的责任。而且他对他的观点作了振振有词和言之有理的辩护,使我回到家里还深信他是对的,而我是个抱有顽固偏见的守财奴,从来看不破金科玉律般的“量入为出”的处世之道。这种道理(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长者)乃是共和国繁荣昌盛的基石。

“你一直劝我谨慎,”他开始说,“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劝我谨慎。你是个机智的人(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不大肯直截了当地叫我别买绘画。

金盔以及这个房间和其它房间里(他作个手势,表示指的是整幢房子)的一切东西,你曾经鼓励我买书——读书。‘如果他忙着读书,’也许你曾对自己说,‘他就不会在犹太人中间花费那么多时间,细看他们的骨董了。’但是读别人所写的书,对一个艺术家有过什么好处呢?

“你使我想起了从我十四岁起,就一直常来看我的那些人,他们也都曾在若干块画布上抹过一些颜料(恐怕他们抹得很糟)。‘我的亲爱的少年人,’他们常说,‘这一切都不错,都挺好,但是这不会有任何结果。你在这里学不到你的技巧。就艺术而论,我们北欧人都是些野蛮人。意大利,即南欧,才是你该去的地方呢。’ “接着他们便会背出一长串从阿姆斯特丹、哈雷姆、莱登、多德勒喜特,以及从共和国的大小村庄前往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去学‘绘画’的学生名单。

“我的态度往往使他们大为愤怒。‘绘画,’我常说,‘就只是看。你看见一样使你感动的东西,你就把他画下来,或者你有别的什么天才,你就把它描下来或者在一块大理石上把它刻下来,象希腊人从前常做的那样,或者你把它作成一支曲子,用风琴弹奏它,象老头儿斯威林克在我们小时候所常做的那样,有一天,他为刚刚听到的一场大雷雨深深感动,因而他把第一一六号序曲弹得极象大雷雨,教堂里听众中有七人听得昏倒在座位上,只得叫人把他们抬出去。’ “接着我还会补充道,绘画固然取决于你所看到的东西,但更要取决于你怎样看它,,一个高明的画家从一家平常的乡村肉店里扶梯上所挂的一头死公牛身上得到的启示,比一个拙劣的画家从拉斐尔本人的故乡村庄里五六所美丽的教堂上所得到的启示还要多。

“所有这些话,在我从小到大一直处在我周围的那些善良的人们听来,都象是可怕的异端。他们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耳语道,如果我知道什么对我有好处,我就不会这样心直口快,对那些意大利卓越的画家表示这种公开的轻视,而那些画家,全世界都认为是在古希腊的雕刻家以后而出现的最伟大的巨匠。在那些日子,我比现在性急得多,我常发脾气,把时间花费在愚蠢的争论上——竭力证明我绝未说过意大利画家不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画家— —我的意思只是说,生活在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应该受到意大利的题材的感动(灵感一词是神学家和业余艺术家最适用的字眼),但我们生活在荷兰的人,则应该受到我们所熟悉的我国的题材的感动,而不是千里之外某种东西的感动。

“然而不行,我算全说错了,就连康斯坦丁阁下那样胸怀开阔的人,又是我终生的厚道而坚定的朋友,都不能这样看问题,而且粗鲁地责骂我,因为我拒绝利用他向我提供的多次上意大利去的机会。有一次我对他说,他的那些可爱的意大利人很不重视他们本国的伟人,他们甘愿让他们的全部优秀绘画卖到国外,因而在这里,在阿姆斯特丹,人们从拉斐尔、佐尔佐内和提香的作品上所能得到的领会,比在佛罗伦萨和罗马还要深刻(当然要把他们画在教堂和修道院墙壁上的那些无法撬起的绘画除外)。他听了不知说什么好,后来回答说,无论如何,这种旅行对我是有益的,说我还太年轻,不宜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在气闷的画室里进行工作。不作任何活动而一天到晚坐在或站在画架前,有害于我的健康,还说什么如果我仍象过去那样干得太过火,我会夭折的……”(“这一点他说得很对,”我插进去说,但没有得到回答)……最后还对我讲起他在去威尼斯途中看到的绝美的风景,那种风景只在太阳象明亮耀眼的金黄色火球那样的地区才可能有,而在我们自己这个肮脏的国家里,太阳只象一个好奇孩子的鼻子在一块窗玻璃上弄出的一个油斑。

“但是我还是不会信服,并回答他说,如果一场大雷雨受到一个有能力观察和感受大雷雨的人所观察和感受,而且这个人能象某些意大利人观察和感受他们故乡礁湖上的日落那样深切,那么这场大雷雨跟他所十分喜爱的月光下的罗马会场同样地可为一幅绘画提供良好题材;十二年后(如果我记得对,这是一六四三年的事),我寄给他一幅铜版画,就是以大雷雨为远景的那三棵树,而且写信对他说:

“‘阁下还记得在我二十五岁那年,即将迁住阿姆斯特丹时,我们两人的那次谈话吗?你能否把这幅拙劣的铜版画作为我的最大感激的标志而惠纳,能否告诉我,当时我所说的雷雨能够跟日落画得同样有趣那句话是否正确?’ “他回信时照例客气地说,他渐渐理解到,我也许毕竟是对的,后来在一六五○年,公爵进攻了这个城市之后,他化装到这里住了几天,当时我请他看了后来卖给一个英国人的那幅描绘风车的画,并且又一次问他:‘阁下,这上面的磨坊,是否同佐尔佐内在他的音乐会背景上所画的那间小房子异曲同工?’(佐尔佐内那幅画藏在巴黎,不过我看过它的一些很精彩的临摹作品),他把我那幅画端详了好一会儿,就防佛在回忆很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然后好象自言自语地说:

“‘当然,那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很难在你的磨坊墙脚下按她原来的方法吹笛子,’我回答说:‘阁下说得对,不过波提切利的那些贵夫人也不能在这里用雪球彼此乱投。’他说是的,我也许毕竟是对的,但又说,我本来可以象我们去年埋葬的可怜的约翰·阿赛莱茵那样,做到两全其美。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认为他的作品比我的高明得多?’他回答说:‘不,当然不是,而且他其实是个法国人,所以这种比较并不十分公平。我碰巧看到了你为他作的铜版肖像画。这也许就是我偶尔提起他的原因。’ “接着,他猝然改变话题说:‘我想问你一件事。这件事我始终弄不明白,我一直想问,但没有机会,你到底在试图画什么?’ “我尽可能清楚地诉他(正象方才我对你所讲的那样),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认为,绘画的问题,无非是观察,感爱,感觉到某种特定的物象或意念,并把你所观察和感受的东西用线条或色斑表达出来。

“后来有一天,当我在我父亲的磨坊里工作的时候,我得到了一种体会。

我说的工作,并不是说我在我父亲的磨坊里画画。在那些日子,并没有人大力鼓励我做画家。我们一家都是淳朴的人,而且很虔诚。他们对艺术抱住素有的偏见,对艺术家尤其如此。每逢有人提到画家这个词,他们立刻就会想起巴比伦和所多玛。我第一次对他们说,我要做个象鲁加斯·凡·莱登那样伟大的画家,因为我最先看到的就是他的作品,当时他们就摇摇头说:‘不行,’他们要我做个虔诚的基督徒,出人头地。

“我似乎是有相当机灵的头脑——我比我的弟兄们聪明得多。他们中间有一人能够在磨坊里继承父业,其余的都学了某种手艺,使他们能在某种体面的工匠同业公会里做个相当有身份的成员,保住饭碗过一辈子。但是我却要上大学,得个学位,让我的父母能够夸口说:‘我们的儿子是法学博土,’同时也让他们得到一种安慰,觉得他们在把我们养大成人的整个过程中共同付出的艰苦劳动没有落空。

“这个打算成了泡影。我虽然确实进了大学,但作为一个学生,我彻底失败。我从未听过一堂果。我在一个大本子里写下了我的名字,然后收到一张纸条,如果你愿意相信,它非常庄重地向我宣告,伦勃朗·哈门士·莱登西斯,现年十四岁,是光荣的莱登大学正式注册生——不管它意味着什么— —而且被赋予了同这个卓越地立有关的一切权利和特权。

“但这毫无作用,我从未接近过一位教授或一本书(那时我象现在一样不注意读书),反而到雅·斯瓦宁堡那里去学习了,他是我们城市里的名人 ——是曾在意大利学过绘画的一个人——他学得十分精通,所以回国时甚至带回一个意大利女人:每逢我们请到一个漂亮的模特儿,学生们都兴高彩烈的时候,他的这个妻子便用盘子和刀子投他——有一天,斯瓦宁堡来到韦德斯蒂格村,对我的父母说,我有才能成为一个最有成就和最合时宜的肖像画画家,不过要请他们为我付学费,这时我的父母才对我做了逃学者的行为予以原谅,而且因为斯瓦宁堡的收费比大学学费低一些,所以他们决定不妨让我在我已经去了的地方学下去,让我仰仗自己最突出的才能独立自救。

“但是在那以前,我只在没有人看着我的时候才能画画,而且在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我的哥哥柯奈里斯和我常常到路旁磨坊里帮助父亲做工作。

“你上磨坊去过吗?你去过的。你不曾在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日子上磨坊去过?唉,那你真错过了机会。因为在那样的日子,风车的翼会给室内创造奇观。磨坊的窗户一般都很小,但当太阳明亮地射出光芒,特别是在春天,当空气被一连三星期的风雨刷洗得一尘不染的时候,磨坊的整个内部便充满一种奇异而非常明亮的光线——一种奇怪的光线,跟我所看到的任何亮光都不一样——虽然我必须补充说,我没有到过很远的地方,所以如果我说,这种光线只在我们这片有如浮冰的地方才能看到,也许完全不对,但在我们这里,太阳和雾确实往往给光线造成各种奇迹,无论在我们的室内或室外。

“对,那天正是四月里的这样一个日子——我记得日期,因为那天的经验使我产生了深刻印象。那天是四月十四日,柯奈里斯和我给派去清点堆放在楼下的若干袋粮食,并把它们扛到磨粉的二楼,整齐地垛在一个角落里。

我们清点了粮袋,把它们扛上二楼,我的父亲检查了粮袋,发现有一两个袋子需要缝补,叫我们去找针线立刻补好。我找到针线,在一个角落里坐下缝补麻袋,柯奈里斯又给另派到别处去干活。我要把这件工作做完,并不需要多久,但我怕如果我对父亲说,我已经补好,他就会另外再给我找个活干,所以我不作声,很安静地坐在我的小角落里,装出很忙的样子。外面刮着一种时急时缓的东风,风车的翼从窗口掠过,发出恰克—恰克—恰克的响声,很象一种喉音,象扳动毛瑟枪的扳机那样的声音,后来那些巨大的木臂忽然一挥,在空中掠过。每当那些风车的翼掠过一个窗口时,光线便给遮去也许只有百分之一秒钟——只有一瞬——短得无法以时计衡量——但还是可以看得出的——的确看得很清楚,因为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屋里就变得漆黑。

“现在你也许还记得,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全国遭受着鼠疫的危害——或许是被围困和牺牲的许多人所产生的结果——但无论如何,我们的房子里和地下室里到处都是老鼠。于是有些人一辈子什么事都不做了,专捉老鼠— —专业的捕鼠人。他们一般都是些老兵,很脏,很能入画,我画了很多捕鼠人,因为他们是看来很有趣的流浪汉。

“那天早晨,就有个捕鼠人在我们的磨坊里捉老鼠。那个磨坊里老鼠很多,我们有时担心,它们真会把那座旧房子抬到它的老家诺德外克去。捕鼠人喜欢在黑暗里工作,不到天黑是不会回去的,一个装满了老鼠的巨大的铁丝笼子就用一根牢固的链条挂在磨坊的椽木上。那些老鼠——个子都很大— —真会把任何一种绳子都咬断,但是它们虽然似乎全都用后腿直立起来,一直在啃那条吊着笼子的钢链,它们还是没有机会跑出来。然而由于那些生着明亮的圆眼睛和讨厌的长尾巴的小动物在急急爬动,搭搭作声,笼子也渐渐开始左右摇摆,它在墙上映出一种奇异的影子。而这时,磨坊风车的翼一直不断地从窗前掠过,每当它掠过窗前的时候,房间里就变到漆黑,但接下来的两三秒钟里,它又充满了明亮的阳光。

“不过这种情形我从前就看见过千百次,它从未作为非常惊人的东西而引起我的注意。然而忽然间——的确象扫罗受到了神的启示那样,我注意到了它——我发现,那个笼子不仅象我一向所确认的那样,是在亮光和空气里挂着,而且它是一个被许多不同种类的空气所包围的物体——所有这些空气都是结构不同的东西。在最初,我一点也弄不清楚,我不指望用三言两语把我的意思向你讲明白,但你当然知道,有许多种类的颜色,象黄色、蓝色、红色和配合而成的色彩。我们画家应当完全懂得那些色彩和色彩的配合,这也就是我们画画的方法。我们是用色彩的涂抹来讲述故事的,正如别人用线条或借助于文字或音符讲述故事。至少说,这是我从前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我曾经尽力学习如何运用那些色彩。

“但是那天早晨磨坊里任何色彩都没有,至少说,自从我很小的时候某个人送给我第一盒颜料的那一天我就熟悉了的那些色彩,连一种也没有。那个老鼠笼子前面的光线,跟它后面的光线不同,后面的又和左面的有所不同,并且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光线并不一直保持原样,而是时刻在变。当然,我说‘光线’,即指空气,我说‘空气’,亦即指光线。我实际指的是充满于我们各个房间、各幢房屋和整个世界的那种空间——即我们所呼吸的那种东西,鸟儿从中飞过的那种东西。后来我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这就是我从扫罗变成保罗的时刻):所有这种空间——这种空气——是否真有我们所谓的颜色,是否可能用颜料把那种颜色表现出来?

“让我给你作个比方看,”他说到这里拿起泉上放的一只锡镴酒杯—— “让我给你作个比方看。你看这只酒杯。它离你大约三英尺远。而现在(他把酒杯向自己身边移过来),它只离你两英尺远。假使我想画这个酒怀。我可以运用纽伦堡的大师丢勒在他那本小书中所讲述的透视规律而得出对距离的幻觉。当我用铅笔或者钢笔和墨水画它时,这一点就够了。但是当我用颜色画它时,我就应该能够用另外一种方法创造出对距离的印象——用自然所用的那种方法,或者说,用我所认为的自然创造距离的那种方法。因为近四十年来,我一直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包括星期日,这使我那好心肠的父母都感到惊愕——力图解决这个问题,而今天,还象我当初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时一样,没有什么心得。

“你的法国朋友,即那位男爵,有一天对我说,他有时谈起的那些著名数学家的工作方法,和我们所料想的完全不同。泥水匠盖房子的时候,先挖地下室,然后修筑底层,接着再造第二层,这样一层一层地造起来,直到盖好屋顶为止。但是数学家似乎倒是先盖屋顶,然后再把下面几层填进去。他们有疑问,’那位法国人说,他们先‘设想’二乘二等于四,并把他们的‘设想’认为是既定事实,然后再倒退着验算,通过这倒退的验算,他们终于“证明’,二乘二确实等于四。我可能说得有点含糊,但我想,他就是这样论证那种过程的。数学家们首先‘设想’和‘推测’,然后‘证明’。当然,这并不是能使我自己的或萨斯基亚的亲属感到高兴的念头。他们听了不是没精打采地痴笑,便是跑去找他们的牧师,建议把我关进疯人院。而且我也不很相信,我已经把自己的意思向你讲得很清楚。

“但是从那一刹那起,从我看到挂在我父亲磨坊椽木上摇晃着的铁丝宠子里那些激动的老鼠那一刹那起,直到今天,我一直坚信,世界上的每个物体部被一种东西(把这种东西称为光线或空气或空间或其它什么都可以)围绕着,而这种东西无论如何一定可能借助于光线、阴影和五六种原色而被表现出来。

“有时我甚至认为,至少在我的某几幅绘画上,我曾经相当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承认,我又在倒退着工作,先把画作好,然后再力图发现我当初为什么好样画。那些经常寻求异国情调和异常情调的人们,背后说我有一种秘密。这是胡扯!我好比一个研究植物问题的数学家,我从一个公式出发,现在正在力图证明这个公式有作用而且是正确的。”

这话说得似乎很有道理,但我警告他说,我曾经听说一个数学家忽然想起一个似乎完全正确的新公式,可惜他在证明他的论点之前就去世了。

“对,”他回答说,“我有这种危险。我也可能在我探索到应当如何确切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而去世。但我心满意足。有几次在画人像的时候,我曾经取得过似乎可以证明我的理论的某些效果。然而在我去世以前,我所希望知道的就是——我究竟怎样取得了那些效果?为什么当人们观看我的一幅绘画时,他们能够说:‘画上那个人确实是在房间里一把椅子上坐着的,而不是仅仅以椅子和房间为背景靠在那里’;或者说:‘那个天使的确是在穿过空间而浮动,不是坠落或静止在一块云彩上,而是在浮动!’ “如果那天早晨我父亲没有叫我在他的磨坊里补麻袋,我也许已经在我的工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现在我把我的一半或更多的时间,用之于在我以前正没有人解决过的问题上——据我所知,甚至没有人想到过这个问题。

鲁本斯是个伟大的画家,但他根本没有想到三十年来我一直力图画在画上的这样一种东西是存在的。哈尔斯大大接近了这种东西。布劳韦尔这个人(你责备我,因为我买了他的那么多的绘画)在这方面创造了奇迹。我听说西班牙有个给国王画画的人(他的名字叫委拉斯开兹或者委拉兹开兹,我不大清楚),似乎是在这种基础上进行工作的。我从未看到过他的任何绘画,只听别人叙述过某一幅画,总是很难想象那幅画究竟如何。

“公众当然不懂我在力图做什么。也许在四百年后,如果我的绘画还留下几幅,公众就会互相跟对方说:‘凡·莱茵这个人至少走的是正确的道路,是在往正确的方向走。’但是我的邻居们——他们看到我的某一幅绘画倒画得很好,而在另一幅绘画上,当我试用一种新方法,以证明二乘二等于四的时候,他们就完全看不出是怎么回事,他们就讥笑:‘这个人只是个业余画家。他对待自己的艺术不严肃。他画的东西跟我们自己看到的不一样。’ “我绝不应该象他们那样去看事物!他们可以让我饿死(他们很可能要这样做),但是他们夺不去我的这种信心:我是对的,他们错了。任何人都能学着去画实有的东西。然而要画一个人仅仅觉得有,但还不能证明实有的那些东西——这,我的高明的医生啊,这才是使人生富有兴趣的一种工作。

同时这也就是使别人害怕我的一种东西。现在我们到后屋里去吧。”

“去下盘棋?”我问。

“不,不再下棋了。人生太短暂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短暂得没有空读书和下棋——短暂得只好研究一个问题,而这一个问题我也解决不了。

不过如果你愿意跟我来,我就会让你看样东西。你记得一两年前我作的福斯培斯医生的铜版肖像画吗?嗯,当时作得不对。从那时起,我又在上面进行了许多次干刻,现在我终于觉得,我知道了必须怎样做,才能把它修改对。

我愿意让你瞧瞧那幅画,然后你就会理解,怎样可能(即使只用黑白二色)使互相投射在一起的各种不同的光线,看来象倒进一怀水里的酒一样。等我们谈论那幅画时,亨德丽吉必会给我们烧一壶比乔普,但是如果我继续买画而不买书,请别冉责备我。第一,那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我无论如何要买画的。第二,我需要画。它们经常会教给我一些新东西。我已经将近五十岁了。我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岁月已经过去了,但仍有这么多工作要做。多得可怕。”

我们到了后屋。伦勃朗点着两支蜡烛,找到了福斯塔斯医生那块版子。

泰塔斯在修筑在墙壁里的一张床上睡得很熟。亨德丽吉去拿酒和香料,打算为我们准备饮料。酒壶是在火炉前地板上放着的。我朝她那边瞧看时,她正好弯腰去提酒壶。于是我这医生的眼光忽然看到一个明确无疑的、我这一行应该注意的事实,她怀孕了,而且已经有七八个月。

这也是个空间问题,但是伦勃朗似乎把它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