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我的两位老友永别了,寂寞之中,我更加常访伦勃朗

然而回到阿姆斯特丹,最初生活相当枯燥,我们想念我们的老朋友。赛里姆已在他的祖国变成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回国的船长们讲了一些精彩的故事,谈到他的官殿如何奢华,还谈到他有二百名妃子,并由至少三百名宦宫做卫士),柏纳多杳无音信地失踪在美洲的荒野中。让一路易斯和我试图继续我们的星期日散步,但不久我们就发现,漫游中的两人对话,很容易蜕化为坐下来的一个独白,同时啤酒也喝得太多。

我们暂时想尽办法邀请伦勃朗参加,但我从未见过有谁会这样彻底厌恶各种活动。我常常奇怪他,而且对他说,任何人要过他所过的那种生活,都等于在用自己的画架和座椅给自己掘墓。每逢说到这里,布依诺医师便极为热诚地支持我。我长篇大论地讲解生理学基础,大量引用我从让一路易斯那里听来的名言,而让一路易斯的这些话,则是从笛卡儿先生的著作中摘引下来的。我常解释说,人体就是一种机器,正和风车没有了风就不能运转、或水车没有了水便会停顿的道理一样,人体也需要新鲜空气和活动,才能保持健康。

我在他的某些画稿背面画过一些图解,向他说明人的肺其实就是风琴的两个风箱,必须依靠适当的活动,才能使风箱永远不停地翕动,因为否则风琴就发不出任何声音(这个隐喻有些含糊)。我常从风琴的比喻再回头说到没有风便会停顿和腐朽的帆船,而风仅仅是在运动中的新鲜空气。但是我如果对悬在港口附近市府设置的绞刑架上的骨骼讲了这番话,也同样会产生我使他产生的全部印象。

伦勃朗从不发脾气,我惊羡他的耐心,然而一天晚上我终于发现,他根本没有听。他只管继续作画,让我随便唠叨,仅在一星期前,他还向我诉苦说,他的心脏有点难过——他常在半夜里由于心脏激烈跳动而醒来,而且两边肩胛骨痛得厉害。我要他请布依诺医生为他检查心脏,并且说“你常在什么时候最显著地觉察到这种痛苦?”他记不太清,但他觉得,往往是当他在版画印刷机旁工作了一整天之后。“你知道吧,”他脱口说道,“我的那些学生用意很好,他们总是尽力而为,但是如果我需要一幅印得确实很好的版画,我就得亲自动手。近来我一直没有接到很多的肖像画订件——在有战争的时候,这种情况你是知道的。人人担心害怕。人人都要尽量节省。肖像画毕竟是一种奢侈品。不过人们还是肯买铜版画的。它们是有利的投资,我接到了几百份订件。所以在晚上,当那些学生们都已就寝的时候,我常去亲自动手拓印若干份。”

“你几点钟开始?”

“大约七点钟。”

“什么时候传止?”

“哦!有时候很早,但有些晚上,我一直印到四五点钟。”

“不停地印?”

“也停的。有时我也停顿一刻钟光景,喝杯啤酒。会口渴的。这是艰苦的工作。”

晚上七点钟到清晨四五点钟——这就是说,在他那间闷热的小屋里一直站立九小时,推着那种连拉车的马都几乎曳不动的印刷机的轮子。

“人是活的!”我回答他,“没有人支持得了那种紧张的劳动。这种事你已经做了多久了?”

“哦,不很久。从去年元月开始,也就是那些版子有了订件的时候。”

去年元月——这就是说,这种不要六个月便会把砖瓦搬运工人也累死的繁重工作,他已经干了整整十五个月。

“不过,”我说,“当你做这种工作的时候,你当然就不画画了吧?”

“画的,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画室里画画,直到没有亮光的时候才停止。然后我带着蜡烛到印刷间去。”

“几支蜡烛?”

“照例是一支。有时我的眼睛发昏,我就再点一支。”

“你的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发昏的?昏得很厉害?”

“不太厉害。我们一家人的眼睛都很好。这是父亲的遗传。母亲遗传了衰弱的肺,父亲遗传了健康的眼睛。不,我的眼睛没有毛病,我仍然能够不用眼镜作干刻。不过作了五六小时之后,我就会发现自己淌出大颗的泪珠,就好象我是在大风里行走;作了十小时之后,我就感到奇怪的疼痛。”

“怎样痛法?”

“就象有人把一根大头针刺到我的眼球里。和我刚才同你讲的我的鬓角的痛法不一样。鬓角痛只在我的心脏奇怪地跳动时才会发生。但有点象针刺那样恼人,有时我只得停顿几分钟,等疼痛过去了再工作。”

的确,对这个人简直毫无办法。

“你可曾想到过,”我问他,“如果你再那样干下去,你可能弄得双目完全失明吗?要是眼睛瞎了,那你才真会做个出色的画家呢!”说罢我准备站起就走。他立即改变了口吻。“别生我的气,医师,”他向我恳求道,“你大概是对的,我无疑是错了,不过有什么办法?我不能停止工作。我必须继续干下去。”

“为什么?”我打断他的话。

伦勃朗在他那件蓝色的工作服上擦擦双手——这个习惯使风靡一时的意大利画派中他的几个敌人说,他把他的最好的作品挂在他的肚子上——从屋角里一把低矮的椅子上拿起一瓶硫酸,他弯腰拿起瓶子,拔出软本塞,瞧瞧它,闻闻它,然后说道:“这是两星期内换上的第六个软木塞。硫酸太浓。

我对学生们说过,他们配得太浓了。我一定要找个玻璃塞子。”然后补充说 “我还能够把这次工作做完,如约交出订件。虽然我的整个脑袋都发痛,但我仍然可以这样干下去。你问我为什么象个疯子一样拼命干?那好吧,我愿意告诉你。这是因为我确实有点颠狂了。”

“从我这一行的角度来说,”我打断他的话,“我从未发现你颠狂。”

“当然你没有。我并不是象那个泼妇那样颠狂法。你用不着把我锁起来。

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平常的、精神很正常的、颇受尊重的社会成员,而且我也知道,无论我怎样力争,我也决乎当不上。这就是干我这一行的实情。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进济贫院。但这只是因为我侥幸继承了萨斯基亚的全部钱财。遗产虽然迟迟难以拿到手,但无论如何,它使我有了信用,这几乎跟手里有钱一样能办事。你可以买到你所需要的一切,人们决不会有疑问。他们都很乐意卖给你。

“但是如果我没有那笔钱,我真不知道我早就有了怎样的遭遇。我的作品卖不出去。

“起初,也就是我从莱登迁到这里的最初十年,我算得上一个奇人。我是个很受欢迎的画家。在那些日子。许多记得大暴动的人们还都活着。当然,你我两人从理论上说,也都经历了那次暴动。但是我们看到了什么结果呢?

一无所有!我们照样交税,而且有时在街上,会有某一个失去了四肢的从前的士兵向我们讨东西吃,如果他过分纠缠,我们便喊警察把他捉去。

“人民——我所指的是你常同我谈起的你的祖父,或我自己的父亲、我自己的祖母那样的人,也就是逃过劫数保住了性命的男男女女,但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和儿女都给绞死了,烧死了,绑在车轮上轧碎了——似乎多少理解我当时企图画出些什么。他们出身都很贫寒。我也是一样。

“曾经有个时期,我常假装我是一个大贵族。那是我刚刚结婚时的事情。

我喜欢穿得阔气。萨斯基亚是个可爱的姑娘。我喜欢把她打扮起来。我喜欢想象着我们真是上流人士。她倒是的,但我是个磨坊主的儿子,我的哥哥是个鞋匠,全世界所有的绫罗绸缎和一切的装饰打扮,都绝对不会使我有任何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老一辈人喜欢我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年轻的一代害怕我。我想他们也认识到,我是个相当好的工匠。我会画画的,如果我自己肯这样说,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不会按照他们要求我用的那种方法去画画,这一点他们也知道。

“当然你会说,我应当讲求实际,应当试图按照他们要求我用的方法去画画。哼,我愿意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曾经试过,而且很下功夫地尝试过,但我做不到。我简直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我有点颠狂了。

“一个平常的卖葡萄干或青鱼或干酪的人,或者为谋生而画画的人,总是仔细研究他的行情,行情毕竟就是他的面包和黄油。他的顾客的口味一有转变,他就赶快跟着改变他所力图售给他们的那些货物的性质。如果顾客们需要干青鱼,不要泡在盐水里的那一种,那他就会买几公顷土地,把鱼挂在阳光下,晒得象岩石一样硬。如果顾客们需要涂上红色而不是黄色的干酪,那他就把它涂上红色而不涂黄色。如果时尚趋向于意大利风景,上面要有意大利天空和吃着一种东西——那种食品叫什么名字?通心粉?——的意大利乞丐,那他就给他们画意大利风景,上面有意大利天空和成把地往大张着的嘴里填塞通心粉的意大利乞丐。

“我个人并不想责备那些人,只是因为我有时听说,人们指责我太骄傲或者太高傲,不肯改变我的绘画方法去画画。这并不是因为我太骄傲或者太高傲。我只是改变不了——这就是全部实情。所以我固守自己的路线,而且我想,我要固守到走迸济贫院或者坟墓里为止。如果你在我的坟上立一块石碑,在上面写道:‘这里埋着一个傻瓜’,那么在你一生的经历中,要算你在订制那块墓碑的那一天做得最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