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另一封信，不知怎的，我竟一直保存下来了，这封信的性质和前信截然不同，它谈的是同我们国内的利害多少有关的事情。
“上星期的今天（让-路易斯写道），我决定去访伦勃朗。但在沿着欧德斯堪斯街行走时，很偶然地碰到了你的那位住在罗金街的老书商，他也经销伦勃朗的一些铜版画。他首先向我打听你的消息，然后问我是否听说了伦勃朗最近的一些烦恼。我说没有。这老头显然已经结束一天的买卖，所以似乎很喜欢找机会跟人聊天，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一同到我家吃饭，因为我决定把自己的事情留待以后再办。将近半年来，我一直没上约丹布利街伦勃朗的家里去。上次我去访他，曾经闹得很窘，所以我暗自发誓，今生决不再到那里去。那个保姆基尔蒂仍旧住在那里，比从前更加凶狠而令人难以解释。但不久以后，据这位书商对我说，她和她的主人就已公开决裂，那以后，她的所作所为十分奇怪，只得把她的亲属给叫来，大家决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观察几个月。但她设法逃掉了，并开始对伦勃朗进行一系列小小的迫害— —现仍在继续中。例如，她上法院告状，并发誓说，她从前的主人向她借了一笔钱，没有还他，第二次她又诉说道，他答应和她结婚，但没有实践诺言，第三次她竟然明确地说，她和她从前的雇主发生过肉体关系，他对她的企图实现以后，便把她撵了出来。以及如此等等。一直闹到有关方面全都真相大白才算了结，原来她已经疯颠到顺口胡说的地步，于是立刻把她押送到她的老家果达镇，交给当地的精神病院看管。
“精神病院也许是个有点恭维过分的字眼。只要你回想一下我们阿姆斯特丹的疯人院是什么样子，你就会想象到象果达那样一个小省偏僻的小镇里疯人院的情景。那些疯人院似乎只是当地监狱里另加的几间房子，只在狱吏偶尔想起来的时候，才给那些可怜虫们吃点东西。但无论如何，那女人总算不再为害了，我很高兴，因为现在同过去一年半相比，我有较多的机会去看伦勃朗了。我始终很喜欢这个人，虽然他打破了色彩方面的各种自然规律，因为上帝认为色彩只能有‘白的’和‘黑的’。
“但这只是书商对我讲的故事的一半。因为所谈的那个女人似乎还有一些亲戚，他们全都鄙卑得很，只要遇到时机而不致有什么严重危险，他们便会敲诈勒索。何况就这件事而言，危险本来很小，因为伦勃朗是世界上头脑最糊涂的一个理财人，只要他一时需要几个吉尔德买面包或者买肉，他一定会向他儿子的保姆借一点钱。毫无疑问，他这个人很愚笨，不过你也知道他愚笨到什么程度。当他在工作的时候，就是魔鬼的钱他也有借，只要省得别人打搅他就行了。全部家事，用你们贵国的话说，真是一团混乱，一团糟（我想，这是我学会的第一个荷兰字）。确实是一团混乱，不堪救药的一团糟。
零碎东西满布在布利街，我简直料想不到会得到什么结果，我要等几天再去访他，而且作些细心的侦察，然后告诉你。
“我送走客人（有才智的书商是世上的风趣人物，可惜象三月里的晴天那样罕见）以后，认为坐下工作已经太迟，睡觉又嫌太早，心里仍在想着布利街，我拿起帽子和大衣，去访犹太牧师门纳塞。我见他正在家里招待许多客人，而且发觉这个古怪的老头子已经养成一种新的嗜好。如果柏纳多（我已有五六年不曾得到他的消息。最初他倒常来信。他还活着吗？）确实找到那些失踪已久的部落，带着好消息回来，他将成为一个大为沮丧的人。因为门纳塞牧师甚至会不肯听他讲话；这回他反而要对柏纳多大谈他自己拟订的把犹太人带回英格兰的宏伟的新计划。他完全被这个念头迷住了。他听任他的印刷所倒闭，往往忽略他应当教那些犹太小孩子学习犹太教法典，他那样全神贯注地考虑这个奇异的计划。
“据我所知（因为象往常一样，大家都在异口同声地议论），他坚信救世主即将回到人间，犹太人这次为了不失良机，应当散居在全世界的每个地区，准备迎接住这个期待已久的神灵，无论他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选择什么地方降临。这虽然不是这位善良的犹太牧师表达自己意见时的说法，但也可以使你对他的想法有个相当精确的概念。他一定是根据东印度公司得出了他的‘宇宙的’观念，因为那家公司已经给它从前的属地增加了很多领土，如果现在来到地球上而不碰到某个荷兰商人的钱包，绝不可能赚到分文利息。
“谈了半小时之后，他才终于停庄喘口气，这时我赶快向他问起，他希望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自从十三世纪末叶以来，英国就不许有一个犹太人入境，但他回答说，那只是件小事。杜绝犹太人进入那个王国，正是英国国王们干的事。他们所以这样做，是为泄忿，因为犹太人同他们本国那些头脑迟钝的萨克逊臣民相比，是较为聪明的商人。他们究竟多么憎恨和害怕犹太人，大家从那位著名的宫廷苦文人威廉·莎士比亚的那部小作品中便能看出。莎士比亚终生没有看到过犹太人。他出生时，英国已经整整二百七十四年不曾有过一个犹太人，但他还是写出了夏洛克的可怕的悲剧，企图使犹太人不受欢迎，并取悦于皇后。然而上帝——公正而愤怒的上帝——已经重重责罚了那个忘恩负义的国家的邪恶统治者。其中最后一个已经象普通罪犯那样给砍了头，现在新时代正在到来。一个真正踏着那和华的足迹前进的人，已被请出来，领导他的人民走出邪教和残忍的荒野，不久将又许可犹太入进入英王国各地和英国所有的殖民地，因为公正的克伦威尔不但尊重犹太人的宗教原则，而且承认基督教对阿布拉罕的后裔应有的感激。
“这时有个十六七岁的黑眼睛小伙子开口了，他相当枯燥他说：‘毫无疑问，克伦威尔是这样的，亲爱的老师。他无疑因为我们高尚的宗教原则而喜欢和尊重我们。不过他也许还相当赏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而具有的商业才能，这一点你想到了吗？’ “这位卓越的门纳塞听了勃然大怒。‘巴鲁奇，’他大喝道，‘你是要做阿索塔第二，反对你自己的民族？你胆敢来到我家当面对我说，这个高尚的英国人，这个摩西第二，这个拥有十几个国王的大权而依然过着比他的无数最简朴的臣民更简朴的生活的先知，竟会仅仅为贪图金钱的卑劣欲望所驱使？我实在为你感到耻辱！’ “但是那位不知姓什么的年轻的巴鲁奇，仍旧十分冷静，不慌不忙回答说‘不，亲爱的老师，我丝毫不愿追随可怜的尤利尔，我认为做一个违反世界良好秩序的罪人，就是自缢。我完全和你同样景仰克伦威尔将军，但我听说，他这个人对一切事情都很认真，不久以后，人民就会尊称他为自己的君主和保护者。如果他接受这种荣誉，那他很可能不但要保护人民的灵魂，而且要保护他们的钱袋。几千家犹太人商店由阿姆斯特丹迁到伦敦，在现在这样的时候不会是不适当的。这会是克伦威尔阁下的帽子上又一根羽饰。’ “我听到这里打断了他的话：‘我认为这样好的一个清教徒是不肯戴羽饰的，’但是那小伙子只朝我看了看（他生就一双我从未见过的乌黑的眼睛），便又继续说：‘我说的是他的象征性的帽子，先生。在这座房子里，每当老师不赞成我们的意见时，我们就常用象征性的说法，’于是他解释说，就在那天下午，他曾经给请去翻译他父亲的一个邻居收到的伦敦寄来的一份拉丁文文件，人家在那份文件里向他（指他父亲）提供了商业上的种种好处和机会，只要他父亲同意结束生意，从阿姆斯特丹迁往伦敦。
“因为这个话题并不特别适合我的兴趣，不久以后我就向他们告别回去。不过这份关于门纳塞家这场辩论的真实准确的报告，将会向你表明，世界上的这个地区在刮着什么风。人民处于困境。他们为获得自由而奋斗了三个世代。如今他们自由了，而北海彼岸却有一个对头，企图切断他们的喉咙，他们逐渐认识到，这只是他们的困难的开端，而不是结束。他们还得十分谨慎地驾驶他们这条新近造好的小船，如果他们不希望驶出港口不到十二英里就翻船。
“如上所述，他们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焦急地望首舵楼甲板，船长和大副理应在那里和睦相处，把全部思想和注意力集中在航行的困难上，但是人民看到这两个重要人物在进行一种不光彩的争吵，它几乎随时可能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拳击。整个事态令人十分气馁。那位年轻的公爵一不留神，就会闹场笑话而毁灭。阿姆斯特丹的长官们如果继续暗示，只应当由他们统治共和国，公爵和议长都只为点缀外观而存在，那么总有一天早晨，他们会发现自己被关在洛文斯廷地牢里，门外站着一个说来有趣但很凶恶的公爵的警卫。
“如果他们再不越过本国城市和村庄极为狭隘的界限而看得稍远一点，那么这个国家将会有何种遭遇，只有上帝才能预言。他们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却已经取得了这样庞大的殖民地，使他们变成前所未有的最大一个帝国的主人。但是他们试图采用本来是为中世纪某个族长所管辖的五十几个小村庄而拟订的那套法制，来统治这样一个帝国。如果对他们说，现在他们统治的是个大国，应按大国办事，他们就会面红耳赤，惶恐不堪地回答说：‘哦，先生！’然后尽快逃到某个传统自治市熟悉的城壕后面最近的一个安全地带，匆匆通过一个议案，调整城市扫垃圾工人的工作钟点，或者规定喂奶保姆按其很有帮助而令人称心的工作所可讨取的工钱。目前我所能希望的，只是你和柏纳多能在发生战争以前平安回国。否则你们将不得不永远滞留在你们的森林里，而我们这里需要你们。
“至于我们大家的那位朋友，大约一星期前，当我想买一条鱼做晚餐（我仍然遵从着小时候我父亲的听忏悔的牧师教给我的饮食准则）的时候，你猜怎么样！我在鱼市上正好碰到约丹布利街那位出色的画家！我以为他会设法回避我，因为我们上次的会见不太愉快，但他迎面向我走来，握住我的手说：
‘想必你已经听说了发生的事情吧？’我回答说：‘听说了，’他有点羞愧地微笑一下，然后望着我说：‘呸！’我回答道：‘是的，的确，呸！’接着我们两人一齐哈哈大笑，这是我好几年来第一次听到他大笑，所以我断定，那个可怕的女仆的纠缠已经告终。
“后来我问他是否已经加入我们的圣教会，在买小虾做星期五的晚餐，但他说：‘没有那种危险！他们已经说服了老诗人翁德尔，应该暂时满足了。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意大利贵族来访，他问我是否愿意按照拉斐尔的手法给他画一幅圣母像。我对他说，我已经按照伦勃刚·凡·莱茵的手法画过很多圣家族。他是个非常温和而有趣的年轻人，他说，这正是他所需要的。罗马有个艺术奖励人（可惜他不能把那人的名字告诉我），对我的作品极为重视，认为我是当代最伟大的画家。当然，我的主题多少受了我的生活环境的影响，但是如果我愿意稍微作些改动，例如给我画的爷母和圣子加上一片后光，— —这只是我本人无疑会看得出的很小的一种改动——那么他那方面就会不计较价钱。我对他说，我蒙他过奖，深为感激，然而我所以按照我画画的方法画画，是因为那碰巧就是我画画的方法，要叫我改变我的绘画方法，和叫我改变我的头型一样困难。他后来要求允许他看一看我近来的作品，我让他看了我为一幅大画《慈悲的人》所作的一些草图，和我为明年必须完成的大幅绘画《基督和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作的另一些草图，以及完成了一半的绘画 《阿布拉罕宴请天使》，他表示对每幅作品部很喜爱，并对我说，他将写信告诉他的主人，而且尽快地给我回音。你瞧，如果我愿意买些够画十几片后光的黄颜料，我就又可以变成富翁了。’ “‘你当然不肯这样做的！’我说。
“‘我当然不肯这样做，’他回答，然后向站在他后边的一个提着大菜篮的女人转过身去，完全是随机应变地说：‘你最好再买一条大比目鱼，因为如果我没有猜错，我们这位朋友今天晚上要在我们家里吃晚饭。’这话说得那样令人高兴，使我一下子忘光了我从前对他那异乎寻常的做法所怀有的全部气愤。那天晚上我同他一起吃晚饭，我从未在任何人那里看到过这样大的变化。他家整齐清洁，看来使人十分舒畅，虽然地毯已经开始显出破旧的迹象，门窗和地板不妨重新漆一遍。
“小泰塔斯现在已经是个十分漂亮的孩子了，长长的金黄色卷发很象他母亲，他也被允许站在餐桌旁。从我初次看到他的时候起，他一直带有一种被猎获的动物的表情，现在这种表情已经消失。饭菜做得鲜美可口，端来时也不象从前那样啪地丢给我们吃。我问他在哪里找到了这个可贵的仆人，他对我说，她是靠近德国边境一个小庄子里的农村姑娘，但她来到阿姆斯特丹，想找个普通女仆的活干，有个朋友叫他把也找了来，因为朋友知道，那个泼妇给送进疯人院之后，他正在另找仆人。
“‘我对她没有了解，’他坦白说，‘只知道她似乎没有别的亲属，只有个姐姐住在布里佛尔特村，离这里约有一星期的路程。这一点对我非常合适，因为我已经讨厌有兄弟姐妹住在附近的仆人，他们遇事立刻就会接到通知，发誓抵赖。再说，她还是个高明的厨娘，房间也收拾得很整洁，对待小泰塔斯就象亲生母亲一样好，用钱方面又很精明，这个优点在这种特殊的家庭里恐怕不是不合适的。’“‘她同时也是个漂亮的女人，’我冒昧地说。
“‘对的，’他回答，‘她给我作模特儿真太好了。我在考虑利用她画一幅将来打算画的大型油画——拔示马像。’ “我瞧瞧伦勃朗，又瞧瞧那个女仆，这时她已变成保姆，在跟小泰塔斯说，该道晚安去睡觉了。
“‘你要记得大卫！’我警告他。
“‘我已经想到了这件事，’他回答，‘不过这种事的危险其实很小。
我有了这样一个仆人，简直太高兴了。这种类型的人如今很少见。一般仆人现在都宁肯到工场里干些枯燥的工作，象烘制烟草或做纸盒，也不愿给一个老鳏夫做饭。’他站起吻吻他的儿子，叫他去睡觉，并且走到门口，给那个如今很少见的类型的仆人开开了门，我看见，他象对待一个高贵的夫人那样跟她道了别，这时我忽然发觉：她的确是个高贵的夫人，即使她不会读书写字。
“后来伦勃朗带我到印刷间去，我们看了他的一些铜版画，他又让我瞧瞧他要怎样对那块数百枚银币的版子作第十六次或第十七次修改，当我在午夜以后不久回到家里的时候，觉得我们之间好象根本没有发生过误会。我们成了比从前更知己的朋友，等你回来时，你会亲眼看到一个奇迹——这个人明确地表现出种种迹象，说明他会成为一个正常的和很有修养的人。他也似乎在经济上很困难，但谁会关心？他在创作比从前更好的作品，但境遇又有什么不同？再见了，愿你早日回国。我们想念你。”
这封信消除了依然留在我心里的最后一点关于是否应该回国的疑问。这毕竟不完全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我原是奉命来做一件十分明确的工作，我已尽最大可能完成任务。我变得非常喜欢这个新地方。我在这里一直是愉快的。
但是既然负担这次航行费用的安德烈阁下和他的弟弟目前处于困境，或者在跟公爵争执过程中即将陷于困境，那么我就该回国把情报告诉他们，这种情报目前对他们来说，也许具有最大的价值。我把我的计划写信告诉柏纳多。
我的两个英希干族仆人中年长的一个表示愿意亲自去送信。两星期后他回来了。
“你的兄弟仅仅摇摇头，”他对我说。
“别的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我决定不卖掉我的房子。我对那个地方已经恋恋不舍，不忍心全部放弃它。我算了算帐，发现手里还剩一千多吉尔德。我对两个仆人各赏价值一百吉尔德的黄金，送他们返回祖国。这点钱能使他们今后永远过富裕日子，他们他完全应该得到这样的报酬。我将把这笔开支向我的主人加以解释，他们无疑会赞成的。至于那座小房子，我叫人给它做了牢固的门和百叶窗，请假把钥匙寄存到城堡里。斯屠维山特阁下亲切地答应说，他每隔一星期，便派手下一个人去看看房子。
我不相信冗长的告别是好事。同一个亲密朋友告辞，很象施以不关紧要的外科手术，它对身心两者都没好处。这许多年来我所采集的药草（我和安市罗秀斯神甫一起采集的不计，那一批在伊利族人放火烧掉我们的卡乌加村时给烧毁了），都给安全地装在大木箱里。我还搜集了相当多的活的植物，这些都放在粗糙的木盆里，摆在轮机舱附近的桅楼甲板上，它们在那里可以尽量少受海水的浸蚀。
然后我正式拜访了斯屠维山特阁下，他在祝我一路顺风时所表现的感情，使我深受感动。
“这恐怕是我们两人最后一次会面了，”他说，他用他那条木腿不耐烦地跺着地板，一再重复我从前听他用过的那些词汇：“一百年后，这个地方具有的价值将比爪哇和马六甲群岛加在一起的价值还要不知大多少。但是国内的人们不相信我。他们不相信我。等他们相信我的时候就太迟了。”
说到这里他确实哭了，但究竟是因为怒还是因为愁，我说不出，虽然我看多半是因为怒。
六月末的一个下午，我向那个山城眺望了最后一眼。一大早我就乘船出发，连续几个钟头我们一直是随着落潮驶向港口。我们的右边是斯塔腾岛，左边是布鲁克伦和新乌特来支的农场。我们驶过了从深入内陆的海湾通向大海的一条狭窄的孔道。远处，科尼宁岛上的白色沙滩在阳光下闪耀。三四条印第安人的独本舟一直跟在我们的船后边。他们是驶回希姆斯特德的渔民。
他们一直追到大船的近旁。最近的一条小船上有个人向我们挥手，并喊了些什么。我原以为他说的是他的本国语，我俯在栏杆上，用手罩住耳朵细听他的话。这时我听懂了。这是荷兰语。“Goedereis！”
这个印第安人是在祝他的白种人兄弟一帆风顺。
这时所有的帆都扬起来，我们转弯向东驶去。
一小时后，我向这个新世界看了最后一眼。
七星期后，我回到了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