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我在久居新世界的年月里听到的故国消息

我在海外的新荷兰所遭遇的奇异惊险事件,几乎使我付出生命代价。我在漫长的逐渐恢复健康的期间,给我的儿子写了许多封信,详述了我的那些遭遇。信里很少涉及我同伦勃朗的交往,所以不准备在这里重述。感兴趣的人们可在别处读到那些信。这里所要谈的是,我学到了对于我这一行很有用的许多东西,我发现了直到那时我从未设想过的关于我的同胞的许多事情。

当我终于又能旅行(我曾跌断两腿,受到了在我们的居留地仅被看作野蛮人的最体贴的护理),重新回到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长久失踪,曾引起很大的恐怖。柏纳多显然仍旧和他的莫霍克族朋友们住在一起,他把听说的关于我的谣传,写信告诉了德·佛莱斯船长:说我到达了属于“五民族”的领土的最远边界,说我遭到了不幸,正在太平洋以东数英里处小湖地区附近一个印第安长官家里医伤,而且说,我也许在那年初冬,在契卡索人向温嫩多加人发动的著名猛攻中牺牲了。

这个真假情报相混合的奇怪消息,使那位出色的船长专诚跑到首府,想从猎兽和捕兽的人们那里打听到更详细的情况,因为那些人每年春天总要集合在一起,把海獭皮和熊皮出售给西印度公司的商人。他们的确听说小湖地区发生过一场骚乱,但是有人认为,那只是奥尼达人和阿尔哀琴人的一场争执,也有人确实知道,那只是开由斯人和折洛歧人的一场小小的边境冲突,这两个民族都住在将近一千英里之外的南方,当时在跟定居于维基尼亚的英国人公开作战,但是似乎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告诉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因此,他听说我已经回来,感到非常高兴,并写信对我说,他打算两星期之内来到新阿姆斯特丹,希望能够看见我。同时,在过了若干年比较自由的生活之后,我已经习惯于随随便便,受不了住在租界里的那些拘束。而且因为在过去两年里,安德烈市长的钱,我只用去了很少一点(我遭到不幸时身上所带的一切,都由安布洛秀斯神甫小心地用他的一件旧袈裟包起来,放在担架上我的枕头底下,当时就是他使我幸免遭受屠杀),所以我决定花费几百吉尔德,自己买一所小房子。

我从一个叫做华尔法埃特·格利茨松的农场里买到了一小片土地。买得限便宜,因为这片地方靠近一个大沼泽,但是这个一年当中多半年都是一片汪洋的沼泽,却使我幻想着自己是住在湖滨。我在斯塔腾岛找到两个印第安人,他们说,他们能够给我造一所象五民族的部落中常有的那种木房子,后来证明他们果然是能干的工匠,不到一个月,我的房子就能住人了。

房了一造好,我就给柏纳多送个信,要他来和我住在一起,但他给了我一封相当神秘的回信。那是一小张羊皮纸,上面潦草地画了一个外貌跟柏纳多本人有点相象的印第安人,下边题了几个神秘的字:“十个失踪的部落又增加一个。”

于是,我放弃了跟他见面的希望,只好等到我能再上北方的时候去看他;

同时我在等候佛莱斯船长,他因为林赛拉尔威克殖民点最近出了乱子(这是一种常有的事:一个贪婪的庸夫把荷兰烧酒大量卖给某些土著,使他们喝得醺醺大醉,在各村乱窜乱撞,打死了三个女人和两个小孩之后,他们自己才被枪决)而误了来期,但他终于在八月初赶到,当时正值一连串的大热天,我那个可爱的沼泽几乎完全干涸,它那强烈的气味,使我想起了我在维尔河滨泥泞的洼地里度过的幸福童年。他不但来了,而且带给我一个我最欢迎的包裹,因为里面包有让-易斯在前两年寄给我的九封信。

“我最初听说你回来,就该把这些信托人送给你,”他对我说,“不过人们总是对这样的小包不经心,所以我想,还是等一等,我亲自把它带来。

我本可以送到城堡里,但是总督现在又很不愉快。因为已故但未追悼的威廉·基佛特的市参议会又出了麻烦,所以这时候我还是不见他好,他正在扮演尼罗和赛曼·马卡比两个人的角色,在他的小屋里跺着脚兜来兜去,抱怨说,整个殖民地每个人都是奸细,应当绞死。我知道,那老头子的用意是好的,但他一发脾气,就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讨厌的人。”

“恰恰相反,”我回答,“为办理这块土地最后的买卖手续,我昨天还曾看见他。我要把这片沼泽也买下来,否则不知哪个老实的农民就会到这里来,全靠习惯力量把沼泽排干,而我是喜欢保持住我这个小湖的。我发现总督象黄油那样柔软,象六月天那样温和。你决猜不透他是在干什么。”

“向你宣读了他给八人委员会的最后一封信,把那些虔诚的先生称为一群搜刮钱财的恶棍,一群鄙卑、欺诈、行窃的无赖?”

“完全不是!他是在写诗。那首诗描写日落和红色的天空,以及悠然自得地走回家去的一个幸福的农夫。”

“那岂不同样糟糕吗?”

“更加糟糕。我想,这是从装了一条木腿而且秃顶的替巴拉斯时代直到如今最为伤感的一首诗。整个事情是相当悲惨的。因为这老头无疑是在竭力把事情办好,而家乡的经理们却仍然象往常一样悠闲懒散。总有一天,所有这一切都会突然告终,大祸临头。老头子知道这一点,但他无能为力,所以他在写些挺有情趣的小哀歌,歌颂那粉红色的日落和古罗马主妇们的美德,藉以消遣。现在请把我的信给我吧。”

船长把细心地用皮包裹住的一小束信札递给我。“皮包请保存好,”他说,“你看信吧。我听说,我们的总司令官正在这附近给自己安置一个住所。”

“对的。房子已经动工。你去看看吧,三点钟回来,我们吃午饭。”

船长出去了,接下来的四个钟点,我一直在了解大洋彼岸故国的生活。

共有九封信。我原以为这都是让-路易斯的来信,但发现有一封是赛里姆写来的。这封信很短,语调颇为悲伤。

“自从你阳柏纳多离开以后,”他写道,“这个大城市就变得十分冷落。

让-路易斯固然是个风趣人物,但他在把更多的数学问题同菜肉蛋卷混在一起,吃饭时他总是先请我从汤里得出立方根,在布丁里找出小数点,这我就不高兴坐下吃了。

“也许上帝的确只是个抽象的东西,的确只是笛卡儿最近某一天就要为我们算出的一个公式,但是我的头脑不够聪明,领会不了我们这位朋友所理解的东西。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待着。

“近来赛蒙·加里诺维亚斯牧师的来访,使我异常高兴,他是老实人约翰·基本奈的儿子,你必能根据我们的戴麦米尔之行想起这个人。这老头在圣安桑奈城门外面那条路的左边开了第三家旅馆。他的这个大有前途的后代希望成名,并企图通过使土耳其大王的外交代表改宗来达到这个目的。你看我会不会裹着绿色的大头巾,穿着和我的高官身份相称的红色长礼服去浸礼呢?嗯,我看是不会的,但他显然觉得我会这样做。他认为这件事会是他那体面的法冠上一根漂亮的羽饰。

“他进攻我的方法很奇特,使我深感兴趣。他居然不怕麻烦,向我读了译成西班牙文的可兰经。他对我说,他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伊斯兰教和加尔文教是一样的,两者的教义都相信有关人类生存的一切事实的预定。这无疑是个新观点,在可能对这种事感兴趣的人们看来,理应很有趣。

“但我听了讨厌,而且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在我这个爱好和平的亡命之徒看来,愈来愈有引诱力。如果这个唠叨不休的加里诺维亚斯再来纠缠三次,我就要乘船回祖国。

“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我们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到底都在干什么?当一个人有了这种心情的时候,你就可以等着听他的任何坏消息。

“拥抱你和出色的柏纳多。记住我的话,如果你不注意,柏纳多那个人就会变成当地的土著。他和我一样,是个道地的流浪汉。他几乎和我一样孤独。阿拉使我们幸能这样相象。再见!”

接着是一段附言:“你的好朋友伦勃朗曾来访一两次。他对土耳其人有一种真实的感情。他要求我给他做模特儿。我问他,他是否缺乏模特儿,他说:‘不,不过我的模特儿大都是荷兰的流浪汉。我固然可以给他们穿上绫罗绸缎,缠上头巾,但那并不能使他们变成土耳其人。他们依旧是荷兰的流浪汉,只不过偶尔穿上了穆斯林教徒的漂亮衣服罢了。’也许最近某一天我就要答应他的要求了,只要那个黄口小儿般的牧师不再来纠缠我。”

这封信是我多少可以预料得到的。我又开始翻阅让-路易斯的字迹工整的四五十页长信,我发现这些信包括着近两年来的全部历史,其中涉及我和他两个人。

法国人往往使我生厌。他们的行为也常常使我愤恨。他们相当不可靠,而且漫不经心。他们对于居家常有的整洁美德没有概念。他们喜欢争吵而且自鸣得意。但是当我对法国及其各种作品厌恶透顶的时候,却竟有一个法国人会做出、说出或写出一些东西,使我看了忘却我对他那个种族感到的种种厌烦,使我觉得世界上如果没有法国,就会象婚札上没有音乐那样索然无趣。

让-路易斯的这些信有起始,有正文(说是核心更恰切),也有收尾。它们告诉我的事情既不累赘,又很全面。它们好比他有时为我们做的饭菜那样恰到好处,既使人觉得充分满足,而又没有相伴而生的那种不舒服的过饱感觉。我很喜欢这些信札,所以我把它们交给总督看一看,他对我说,这些信给他提供的关于故国现状的情报,比他的经理们全部冗长的报告都更充分而精彩。他请求允许他把这些信再保存一个时期,后来当我出乎意外地上船回国时,他忘记了把信还给我。他把那些信送到“德赖依·克罗宁号”船上转交我,但是那条船驶离维尼基亚海岸之后,再也没有消息了。因此我只好凭记忆重述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有一条消息说,在写信之前,让-路易斯曾到霍特渠畔我家看望过,发现我的儿子十分健壮。那孩子完全忘记了我(这当然是可以想象的),他眼看就要长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很懂礼貌,每星期上伦勃朗老师那里去两次,学习绘画。他对这种艺术似乎赋有决定性的天才,伦勃朗花费许多时间,帮助这孩子取得进步。

接着他又谈了些更重要的事情。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实现了,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已经媾和,后者已被完全正式承认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老公爵未能活到他自己长久以来那样英勇为之奋斗的事业取得这种最后胜利的时候。

他在几个月前去世了。他的结局很悲惨,多种疾病集结在身,这是他在永无止境的战役中度过的艰苦生活产生的结果。先是两腿肿得使他上不了马。继而一连几次肺病发作,最后,他头脑糊涂,在临终前的两星期里,他的护士们只得象照顾小孩子那样护理他。

他那个同英国女人结婚的儿子,已经继承了他的职位,做了军队的总司令,可能要引起相当严重的祸害。因为他是个野心勃勃的青年人,希望取得他父亲和叔父曾经享有过的伟大的战略家的盛名。众所周知,这位年轻的公爵曾利用他的全部权势避免缔结和约,希望至少再给共和国的领土增加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两个城市,但是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非常害怕这一着。他们唯恐安特卫普一旦变成荷兰的城市,就会跟他们争权夺利。他们控制了斯刻尔特,只要安特卫普依然是敌人手里的一个城市,他们就能继续控制斯刻尔特;而且封锁住斯刻尔特,他们就能把他们的由来已久的竞争昔置于死地。

所以阿姆斯特丹断然宣布赞成立即媾和,而且象往常一样,阿姆斯特丹得胜了。

市长阁下和公爵殿下现在互相认为是公开的、直言不讳的敌人,大家担心的是,性子暴躁的年轻的威廉恐怕正在计划突袭这个大大打击了他的骄傲感的城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事情,但是国内这两个最有权势的集团之间的摩擦,已使人心惶惶,这一点为害很大。

这件事偏又发生在商业情况十分萧条的不凑巧的时候。只要共和国跟西班牙作战,我国商人就能利用我们西班牙敌人的经费而组织世界规模的走私体系。但现在,西班牙是个友邦,而不再是可资任意掠夺的敌国,因而这种走私事业就等于失去数百万吉尔德的经费。

其次还有那直接或间接从事造船、造大炮、造火药,以及为永远处在战场上的陆军和很少驶回港湾的海军运送各种各样军需品的为数甚多的工业。

当然,造船厂现在尚可开工,因为商船、风篷和绳索也许还象从前一样需要,但是也有许多商品都已经没人问津。这对原来的投资人来说,意味着很大的损失,而且还意味着千千万万人的失业,这一点,凡是朝港口的方向走过的人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在从前,运输行必须去找兵贩子和人贩子帮忙,希望能使它们的船上有人干活,而现在,它们那里的办公室被成群结队饥饿的人们包围住,而且往往带着同样饥饿的女人和小孩,齐声要求给予机会,让他们到波罗的海或者东印度群岛去。

另外还有那些海军士兵和水手,他们全都失业了,日甚一日地把组织抢劫作为正当的谋生之道。所有这一切,当然大大影响金融市场,有两三家大商号原指望战争会继续下去,在仓库里囤满了大量存货,现在却在廉价抛售,它们的这种失败严重动摇了公众的信心,使大家认为还需要数年之久,局势才可能有希望趋于正常。

当然,正象让-路易斯数次指出的那样,穷艺术家将首先发觉这种现款的缺乏。伦勃朗曾经对他说,已经有六个多月不曾接到过肖像画订件,其他画家似乎也并不比他的日子好过。凯旋初期,用以庆祝荷兰民族种种胜利的寓意画,曾多少有所需要。但是两幅最重要的作品,都约伦勃朗的两个学生弗林克和凡·德·赫尔斯特去画了。老师自己却给丢在后边。他曾经试图作一幅想象的历史画,表现荷兰的局势平定,而且为这幅画作了许多草图。但是这幅画没有人要,直到让-路易斯写信时,它仍然在伦勃朗的画室里竖立着。

他的许多其它绘画也都是如此。他所画的东西近来似乎没有一样是成功的。

他虽然仍旧偶尔接到一幅肖像画订件,但他正在迅速地被一些年轻画家取而代之,因为这些人不但索费低廉,而且百股迁就,能让模特儿们随便摆出怎样的姿势。

的确,那八封信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于约丹布利街那家人的深刻而严重的忧虑,那个可怕的保姆仍在他家,变本加厉地叫嚷着喜爱小泰塔斯,但却变得一年比一年更使人忍受不了。看来她的确常常象是发了疯。她往往拼命纠缠着去见她主人的那些倒楣的客人,不让他们走,一定得听完她的全部苦楚——她怎样卖力地照应小傣塔斯,她怎样为了他而甚至决心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遗留给他,她怎样累死累活地操劳家务,并且手指着主人的画室门口说,因为“他”太懒惰,太不经心,什么事都不管,不过这种重活她也支持不了多久啦。她能讲出许许多多关于她自己和著名的凡·莱茵·伦勃朗的事情,那些事情要叫大家知道了,真会惊讶不置;讲完许多事情之后,竟还要问,他们看见过他给她的珍珠和金戒指吗?如此等等,唠叨不休,叫那些不加怀疑的客人们听了困窘不堪,他们渐渐开始宁可不上这位画师家里去,也不愿出席那个生一双野兽眼睛的保姆的诉苦会,听她哭诉伦勃朗亏待她。

谁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会导致什么结果,但是有几个朋友终于联合起来,直接去找伦勃朗,建议他找个熟悉神经错乱症的医生,把这个女人检查一下。

伦勃朗象往常一样,耐心地听完大家的话,谢谢他们的善意关怀。他也同意应当辞退这个女仆,但他又暗示出几个困难,这些困难使他无法做得象他所希望的那样果断。

这些神秘的“困难”究竟是什么,让-路易斯未能告诉我。有些人认为,伦勃朗惜了基尔蒂一笔钱,他当时还不起她。萨斯基亚继承遗产的事一直没有解决。凡是有关金钱的案件,都会使法院调查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情况,而一般人认为,伦勃朗不能让地方长官较为仔细地打听他的私事的安排。

他比从前更加努力地进行创作,他在印制大量的非常优美而有趣的铜版画。但是他跟一班老朋友完全停止了交往,因此谁也知道不清,他怎样处理他应该为孩子经营着的那些款子。甚至谁也说不出,给孩子留下的钱究竟还有五千或一万吉尔德。样样事情全部混乱不堪,而且由于伦勃朗自己从不记帐——用钱毫无计划——今天买一张运输行的股票,明天又买一幅拉斐尔的绘画——这就不可能对他手里的钱作出任何揣测。

几个好朋友提议替他把事情安排一下——把这一团混乱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但他十分客气,同时也十分坚决地谢绝了。说是等他一完成那幅他寄予很大希望的新的铜版画,他自会立即料理这种事。那是一幅描绘基督为人医病的绘画,他指望能卖到一百吉尔德,卖到铜版画的打破记录的售价。那幅画会使他重新得到公众的赞扬。那时他就可以稍微喘口气,不再象最近三四年来这样,一直为谋生而赶制作品,他会请个能干而可靠的公证人,帮助他结算帐目,整顿一切。在这之前,他只好尽可能对这个女仆迁就忍让,同时她对小泰塔斯也很能经心照料。

这还是从前那种老调,但收尾不同。这种收尾使让-路易斯认为,伦勃朗所以不愿或不能打发保姆卷铺盖,恐怕另有原因。自从萨斯基亚去世,伦勃朗一直过着十分孤独的生活。据大家推测,或者他可能已经答应跟基尔蒂结婚,或者她已怀孕,再不就是故意假装怀孕而贵怪主人。对她那样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很难猜出真情,所以根本没办法,只好等着事态本身来收场。

随着时日的演进,似乎愈来愈清楚地可以看出,一种危机即将发生,它会使伦勃朗摆脱他那个可憎的同伴。同时他的朋友们都在希望并祈祷这种危机早日发生,免得使事态发展成为一种公开的丑闻。教会讲坛上已经发出一些旁敲侧击的讽刺,说什么有些人在画救世主为人医病的绘画之前,最好先把自己的疾病医好,而且有一个牧师居然暗示说,在《埃美阿斯的晚餐》一画上,有个人物很象某个著名画家家里的仆人,那个画家自己也很喜欢请人吃晚餐,只是晚餐的性质迥然不同。

所以问题是,要趁这种低声的抨击还没有变成太公开的言论之前,就得让那女人平安无事地离开,但是谁也无法预测,将来会出什么事,因为大家知道,伦勃朗无论对好事或坏事都很固执,就象据说现在在领导新尼斯兰政府的那个勇敢的战士一样。用这句好听的恭维话暗示了斯屠维山特阁下之后,聪明的让-路易斯结束了他对约丹布利街的事情的叙述,因为他知道,信件有时要被官方启封审查。

接着,他对我讲了许多关于欧洲局势的议论,其中大多数我都已知道:

英国人即将处死他们的国王,因为他犯了一系列似乎比较含糊的罪恶,但因为陛下已经取得当代或任何时代最为老练的大骗子之一的名声,而且已经屡次背弃他的诺言,谁也不肯再对他有丝毫信任,所以他也许还要被宣判死刑,不过他究竟将被绞死,或者仅仅斩首而已,目前准也无法预言;政府也许会落在一个叫做克伦威尔的人的手里,这个人当然要宣称自己是国王,并会给荷兰共和国引起许多麻烦,因为大家知道,他极力赞同保障英国全部利益的非常激烈的政策。法国国王和他本国贵族之间发生了颇为有趣的争执,一个名叫马萨里尼的意大利人,臭名昭著的红衣主教黎塞留从前的一个支持者,现在把握住了法国政府,因为他使自己变成了老皇后的一个少不了的人物,那皇后原是一个生有连鬓胡的不太聪明的西班牙女人,却被他奉承为具有高雅的西班牙风姿,他年轻时候看到过那种风姿,因为他当时是科伦纳公爵的随员中的侍者,曾经随同那位高贵的先生到过亚尔喀拉大学,给伟大的塞万提斯先生的陵墓献过花圈;这个狡狯的西西里岛人,耶稣会教育方法的得意门生。样子很象葡萄牙籍犹太人,他象一个从英国男爵口袋里摸钱的意大利娟妓那样,公然从公共宝库盗窃财物,所以不久便会击溃贵族的反抗,而法兰西君主国是否会走它的英国对手的道路,还大可怀疑,虽然荷兰共和国有许多人都在指望这种结果。阿姆斯特丹同丹麦和瑞典人关于松德海峡通行税的“素有的”纠纷,依然处在“素有的”状态,即将以战争或者条约加以解决。其它并未发生什么重要事情,只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学者笛卡儿博士曾经回他本国作短期访问,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的红衣主教当时奉送他三千法郎的年俸,并答应在官廷给他找个职位,这对于《方法谈》和《哲学原理》的作者来说,似乎是一种奇怪的野心,不过,即使是很有学问的人,也总得吃饭;以及如此等等,长达四十八页。

当我在第三次重看这些信的时候,佛里斯船长回来了。

“一种奇怪的感受!”我对他说,“旧世界忽然又在新世界里被我感觉到了。我想不通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旧世界的事物从前使我很感兴趣。它们从前使我非常感兴趣。它们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它们只象是有个人在这座房子另一部分一个房间里弹奏音乐而已。我很想听,但这种音乐在我听来毫无意义,它只是一种低沉含糊的响声——不很有趣,反而有点令人讨厌和不舒服。我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原因就在于新鲜空气和视野。我们的这种奇异的视野。在欧洲,一种视野只意味着陈旧的和熟悉的事物的终点。在这里,它意味着新奇的和陌生的事物的起点。这种视野将会迷住你,正象它已经迷注了我们大多数人。除非在阿姆斯特丹统治我们而从未看到我们的那些老傻瓜强迫我离开这里(如果他们继续执行现在的政策,对大洋彼岸千百万人民扮演不管喂奶的保姆角色,他们很可能这样做),我永远不回祖国了。在我国那种美好体面的小城市里,我会因为缺乏新鲜空气而窒息致死。再过六个月,你也会有同样感觉。”

我承认,我已经被这种辽阔无边而令人愉快的幻觉迷住了。

“那你就把你的儿子叫来,在这里作为医生开业吧。拉·蒙塔格不会介意的。他年岁越来越大,不愿意在夜里出诊。其他都是些庸医。在这里落户吧。讨个老婆,过幸福日子吧!”

我本来也许要听从他的劝告,但是在整整两个月后,我收到一封便函,上面仅仅写道:“我希望你能回国。我迫切需要你的帮助和你的友谊。”下边签了一个大写字母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