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时候常听人说，人生是悲剧，后来稍大几岁的时候，我有时竭力使自己相信，人生是喜剧，但如今，当我迅速接近人们常说的七十高龄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两个定义都是错误的。
人生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它是乐剧，一种原始时期的乐剧，如果哪个剧作家现在胆敢把这种乐剧搬上舞台，他的作品必给哄下台，他本人也必给当作骗子而为观众公然嘲笑。
先以我哥哥为例，他是个最为安分守己、敦厚可爱的人一一一个吃苦耐劳、勤勤恳恳的工匠——这样的人理应成为一个快乐家庭的一家之主，他以自己的大部分岁月追求难以发现的幸福，到头来却死在一家普通饭店的门阶上。再以我本人为例，我对生活只有一种兴趣一一安静地坐在我的书房里，努力探索一种减轻病人痛苦的方法。我是个十分怯懦的人——对人生有点怕惧，完全愿意和旧有的几个忠实朋友在同一个城市里、同一条街上、同一座房子里住一辈子——但却忽然被迫流浪到天涯海角，在白种人从未到过的一个荒凉之地度过了八年漫长而孤寂的岁月。
这件事非常奇怪，然而似乎是根本不可避免的。命运的摆布在已有的每个事件里都可以显然觉察得到。我作过全人类开天辟地以来就在进行的那种斗争。我反对，我反抗，我诅咒，我坚决要求得到答案。但天神只是悄悄地对我说了声“不可避免”，就又冷淡而超然地退缩到高高的云朵后面了。
我显然不能再在这个城市里住下去，因为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会使我想起我所遭遇的横祸。我的朋友们看出了这一点。他们劝我出外旅行，到意大利参观几所大学，在那里，我会看到和听到跟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很有关系的许多事情。但我缺乏这种勇气和精力。
我虽然照常做着我的工作，按时到医院上班，各处走走，看看我的病人，但是我却象人们在纽伦堡发明的一部自动的机器一一这部机器早已旋紧，而机器的钥匙都被一个粗心的仆人放得找不到了。
我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衰弱。象北欧这一带大多数人一样，看来我也必然要患忧郁症。我从前一向鄙视这种不体面的“阴郁的性子”，认为这是精神脆弱的一种表现。而如今，天啊，我也在迅速变做它的一个牺牲品。
再过几星期或者几个月，我就会开始为自己感到悲哀。我很知道，那就是末日的开端。下一步便是慢慢走向墓地的行程。这决不是因为希望过早地夭折，而纯粹是因为缺乏再活下去的兴趣。
后来，正当我要开始告诉大家说，乐曲已经奏毕（我竟想到了这种表现法），天空已经失色，花朵已经失香了的时候，总之，正当我要开始变成我自己和对我抱忍耐克制态度的人们所十分厌恶的一个人的时候，那种经常潜藏在专门揭示人类愚蠢的大剧场两侧的“出乎意料的不可避免”或“‘不可避免的出乎意料”的命运，突然跳到舞台中央，用巴兰的驴子颚骨大快人心地痛击我的脑袋，把我揪起来，活活抛到大海大洋的彼岸，让我在异常陌生的环境中间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使我不久就得忘掉自己的全部灾难，或者蒙受被狼、熊吃掉的耻辱。我的这些奇异惊险的经历是从我在一天早晨收到的一封便函开始的。那封便函里说，市长安德烈·拜克尔阁下邀我于某月某日趋府小酌，并于饭后作私人谈话。
这件事的本身就颇为神秘，因为我们这个繁华城市的市长，照例是不肯招待象我这样的普通市民的。固然不错，我曾以医生身份上他家去过一两次，但这很难说是社交的引进。我的大多数邻居当时仍然认为我是高级的理发师。如今医学研究固然已经渐渐被提高到科学的重要地位，但实际上我们中间只有少数人比单纯的大夫或丸药供应者的地位略高一等。但在三十年前，阿姆斯特丹这个主权城市的市长绝不肯跟卑贱的伊斯库雷皮亚斯的门徒同吃一块面包，除非是市长有求于他，而且的确迫不得已。
市长安德烈·拜克尔共有四兄弟，他们在父亲去世时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接着便又平分天下，就仿佛这也是某个郊区的一部分不动产。有人说，我们的共和国不应当称为尼斯兰七州联邦，而应当称为拜克尔四州联邦，这话确有道理。我从前一直对财政不太关心。也许这不很对。我现在虽关心了，但方法欠明确。数目字和统计表对我丝毫不起作用。如果你今天对我说，去年我国进口八十万棵柠檬树，四百万磅大米，五十万磅扁桃，或者说十年前，东印度公司付给我国百分之二十二·五的红利，去年只付了百分之十八，那么我会很有礼貌地回答你说：“对的，的确，这多么重要啊！”但是一小时之后，我就会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如果你对我说，冉森的父亲是因某种疾病死去的，他的祖父是因某种病痛过世的，那么，即使在五十年后，如果这个冉森请我看病，在我进入病人房间之前，我对诊断就已经有了五成把握。
我的祖父是大家所说的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屡次向我标榜拜克尔一家人，想唤起我这个年轻人的羡慕之情。“他们是我国的栋梁，”他常说， “诚实和勤劳的人。他们毫不愚昧。如果在别的国家，他们必会成为公爵和大贵族，住在富丽的楼房里，摆出一副气派来。”（每逢谈到这里，我的祖父就会竭力表现得象个直率朴实的民主主义者）“你瞧瞧拜克尔一家人！他们必有两百条船和比任何人都更多的大公司的股票。他们的收入百倍于那许多到处炫耀自己的头衔和祖先的德国小公子。但是他们仍然住在他们的码头、啤酒厂和仓库中间，他们对我说，他们每星期只吃一次肉，跟一般市民一样。”
然而这些啤酒厂、码头和仓库，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北极公司和南极公司的股票，在我看来毫无意思。不过我了解这著名的四兄弟的父母，我和那位为他们行医多年的医生是好友，我随时都能劝告他们中间任何一位应该吃什么和喝什么，以及要戒绝什么，我能够相当准确地预告他（只要他有兴趣听），究竟哪一种疾病会终于把他带进坟墓。既然肉体和灵魂不是两个不同的实体，正如中世纪的神甫们告诉我们的那样，而只是对于同一个神秘的东西，即对于我们所说的生命的两种不同说法，所以我觉得，我去参加这次奇怪的宴会并不算毫无准备，在宴会后的谈话中我也将能坚持己见，因为我对主人的可能有的思想动向的了解，要比他对我的了解深刻得多。我想不出会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市长也许打算多少改变对市立医院的领导，需要先和一个医生商量一下，然后再在市长们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但是不久我就体会到，原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酒席的精美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全家出席作陪，并介绍我认识东家的各位女士，这对我这低微的行业中的一员来说，是个了不起的光荣。
我甚至被领到一旁，接受一个满头褐色浓发而且非常漂亮的六七岁的小姑娘庄重的问候。她十分优美地向我施个礼说：“您好，医师，“于是我深深鞠个躬，彬彬有礼地吻了她的手（因为如果认为小孩子观察大人的礼貌，不会象大人观察他们时那样仔细，那是错误的）。我说：“你好，亲爱的，你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叫文苔拉，先生，我妹妹生了耳下腺炎，所以我到安德烈舅舅这里来住了。”说罢她又向我施个礼，羞答答地跑回她舅母的身边。舅母吻了她，说道：“再见吧，可爱的曼茜莱，时候到啦，该坐上你那辆白马曳的马车回去了。”这时她请求道：“再给我一只梨子好不好？”
于是她挺神气地走开了，小小的右手里紧紧握住她的梨子，左手撩起她的长绸裙，生怕下台阶时会绊跤。
我此后好多年没有看到她，后来在一种截然不同的场合又曾和她相遇。
因为后来她嫁给了被许多人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德·威特阁下，生了好几个孩子，但自从一六六五年最后一次分娩，她一直没有完全复元，所以请我看病，我对她说，就她的情况而言，再也写不进为神所救而永生者的名册里了，如果再生孩子，她自己和婴孩都有生命危险。这么一讲，似乎使她满心忧虑，她说：“因为我的丈夫大部分时间忙于国事不能回来，如果有婴室里没有小孩，叫我怎样消磨孤寂的时间？”
再回来谈我们的宴席吧。酒席很精采，而且时间不长，这种宴席值得备加称赞。有蚝，有汤，还有一只好大的卤阉鸡。“今天晚上我们本来应当杀只公鸡来敬伊斯库雷比亚斯，”安德烈阁下在切鸡的时候说，“但是因为今天不是招待伊斯库雷比亚斯本人，而只是他的一个可靠的门徒，所以我们认为，阉鸡也同样可以。况且这种鸡要比发育得比较完善的公鸡鲜嫩得多。”
于是他敬我一只鸡腿，这又是一种根本没想到的光荣的象征。
“这些善良的人一定有求于我，”我暗自说道，而且不久就发现，我想得果然不错。因为宴会一结束，主妇们立刻向我们告别，主人和他的弟弟柯奈里斯请我同他们一起上楼，他们把我领到这座房子前半边的一个大房间里，这里的四壁全被书架和地图所遮没。他们让我在一个大地球仪旁边一把低矮的椅子上坐下，这时女仆端着托盘进来，上面放了几瓶法国酒、马六甲和马德拉群岛的酒，以及一些酒杯。安德烈阁下给我倒一杯，说：“尝尝这种酒吧。这是勃艮第的产品。是在曾经忠实地为法国国王服务了五十年的一个人的领地上酿造的。后来这个人做了一件本身倒是很光荣的事，但它违背了他的君主的个人利益他给囚死在巴黎监狱里了。我的弟弟和我同他有些来往，为使他的妻子不致进入济贫院，我们买下了他的荡葡园。请吧，为你的健康干杯。”
柯奈里斯阁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装满烟草的大铜盒子，递给我一个新的陶制烟斗，说道：“请尝尝这上好的烟草。这跟华尔特·列里走上绞刑台时所抽的那种烟草同样的好。他也是浪费了五十年岁月侍奉一个皇后，皇后体谅他的全部劳苦而称他为无神论者，叫他向她那个做国王的愚笨的情人逢迎取悦，后来因为他没有能给国王找到那个任何人都知道根本不存在的金矿，国王立刻砍了他的头。”
说到这里，兄弟二人都举杯说“为我们自己的健康干一杯吧。上帝知道，我们是生艰难的时代里。”
我的面部表情流露出，我对这种奇怪的举动有点莫名其妙，这时他们叫我重新点着我的烟斗（我常常忘记保持这种陶制烟斗不灭熄，希望能有人给我们发明一种比较令人满意的办法，来吸尼古丁的香味），柯奈里斯说“请不必担心，亲爱的医生，我们还没有发狂。”安德烈补充说：“这不过是个小小的玩笑，现在我们谈正经事。”于是他长篇大论讲了一通。我觉得这番话十分重要，所以那天晚上我一到家，立刻把我所记得的全都写下来，以下就是我那天晚上的笔记。
“医生啊，”他开始说，“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也许你认为，我们多少有点颠狂，但我敢向你担保，我们兄弟二人都十分健康。不过有一件事，我必须求你帮忙。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守秘密。在一种公开的会议上，从来是任何事情都办不成的。如果上帝得同天使长组成的十几个委员会一起讨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一天到晚被一群普通的小天使包围住，那他就没法统治这个世界了，因为小天使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不懂上帝在谈什么。我们打算向你提出的事情，只可能有益于我们祖国的福利。但是如果想叫我们的计划顺利实现，我们必须严守秘密。至少要严守若干年。”
等我点头答应时，他才又接着说“我不想给你讲解目前政治局势，不过你也决不是个迟钝人。否则不用说，我们绝不会请你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尊敬，虽然我做得不够委婉，但你善于观察，善于倾听，你和我同样了解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也了解今后几年将要发生的事情。
“你当然早已听到了人们对我们的议论。他们说，我们把共和国当作我们自己的财产来管理。那么到底怎么样呢？我们都是生意人。我们的责任就是说明利润。是否有人敢说，叫我们不要赚钱呢？我们赚钱固然是为我们自己，但通过为我们自己赚钱的过程，也就为其他每一个人赚了钱。我们的城市过去是否象先父加入了政府之后这样富裕？我们的共和国过去是否象近来有了我和我的兄弟们教导大家做事以后这样强大？有许多懒散的游民在酒馆里虚度他们的宝贵光阴，喝着淡而无味的薄酒，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我们是暴君，说我们应该给刺死，说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是人民管理国家。也许他们说对了，但是这既不是古罗马，也不是古希腊，这是尼斯兰七州联邦共和国，而且我们的时代是一六四二年。
“不，这种‘人民之声’，这种关于民主、关于布鲁塔斯和凯撒的胡说八道，在任何地方都吓不倒我们。老实说，它也不会对我们有太大的损害。
我们大权在握，我们认为我们是在为公众福利而行使着这种权力。因此我们要把权力牢固地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些乌合之众终于会发现，我们的这种权力是在力图有所创建。我们是和平的市民。
我和我的兄弟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但是我们必须有法残杀。而战争一旦结束，他们就又回到他们的小木屋里，安分守己算完了。他利用人们和人们的感情，就象老音乐家斯威林克运用他的风琴那样自如，因此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十分稳定的政府。在他的心目中，我们的共和国本来能够存在下去，甚至可能比威尼斯或热那亚存在得更长久。但是他被刺了，我们得让他的儿子们管辖。
“他的儿子都是些卓越的战士。老摩里斯除了同枪支或马匹、步兵或炮兵有关的事情之外，从来不曾想到过别的东西。夏天他进攻城市，冬天他进攻女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得不到他所向望的东西。
“可是他是个德国人。他的父亲固然也是德国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人们从来不认为他是德国人。他属于全世界，但是摩里斯因为有许多豪华的宫殿，宫廷和寺从，所以始终使我认为他是个普通的争城夺地的人。他身上总有着一股子马匹的臭味和放坏了的啤酒气味，每逢他到我们家来吃顿饭，我就得把窗子敞开一个星期。
“现在我要对你讲一些我们这一行的秘密。一般老百姓都相信，共和国总督和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是好朋友，两方面都在为我国的根本利益而诚心诚意地合作。止他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吧。只要我们继续稳坐在市政厅里那些舒服的椅垫上，我们就能提供一些这类的亲切的神话故事。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同床异梦，这个事实我们还能隐瞒多久？等街上的人们发现一切都不对头，还需要多久？事情已经爆发过一次了，那时的情景令人难忘，我用不着再提醒你。你的年岁不小了，一定记得那个可怕的星期一，十三号。我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人物那天被刺了，而且是被他五十余年来终生律，有秩序，有繁荣！任何人胆敢干涉我们，必被高悬在市政厅的窗外，决不留情！
“不过有一件小事使我们非常担忧。同西班牙的战争不久将有结束的一天。我们现在实际上是独立的，但是一旦签订和约，全世界都必将承认我们是个主权国家。那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奥伦治王室将会怎么办？我们一向同王室的那些德国人保持着友好关系。老威廉是个伟人的人物。我听我们祖父谈起过他。他很了解那老头。我们的父亲也同样了解他。一个非常伟大、聪明、机智而毫无偏见的人。一个士兵固然算不了什么，但那时世界上遍地是兵，政治家就象元月里的玫瑰那样稀罕。可惜得很，正当我们迫切需要他的时候，他被刺了，如果他能多活几年，许多事情都会和现在截然不同。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可挽回的事哭也无益。
“他的几个儿子也都很有用。不过是在其它方面。老威廉是个有学问而又风趣的人。他有眼力，明事理。他见义勇为。他懂得如何支配他所掌握的一切。如果他需要教会支持，促进国家利益，他就会同福音堂的牧师们联合起来。如果他觉得他们做得太过火，企图左右大局（因为那种人不识抬举，得寸进尺），他就会巧妙而坚决地使他们想起他们的应有地位，回到克莱欧的盒子里，直到下次用得着他们的时候再出来。需要打仗的时候，他不但找得到军队（请注意，他的国库里往往是一无所有，况且你听说过为爱打仗而打仗的职业士兵吗？），而且统一了各种不同兵员的意志，做到了做不到的事情，那种兵倘若由一个才智稍差的人去率领，真会不等看到敌人的影子，便早已自相为之效力的人们刺死的。因为他了解了前人很少怀疑的事情，那就是我国当时是在迅速趋向君主专制，也就是说，如果公爵（共和国总督）忘记了我们这些人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实际上是他的雇主，忘记了是我们在养活他，就象付给佣人工资那样付给他一些钱，那么我们的共和国立刻就会变成德国的另一个小公国。
“但当然，如果没有某个政治组织支持摩里斯执行他的计划，他早就垮了台。我不知道是哪个聪明人建议他跟教会合伙，但他确实这样做了。从那时起，我们谁也不曾有过充分的保障。奥尔登巴奈维特的遭遇，几乎每天都可以轮到我们任何人的头上。现在的这位总督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他常常发怒，暴跳如雷，这样的人从来就容易被控制。况且他只顾忙于用兵。在战场上他真算一个勇将！霸勒杜克、马斯特里赫特、布雷达、鲁尔蒙特、威捷尔等城市都被他接连攻克，就象高明的棋手吃去对方的小卒子那样巧妙而又轻而易举。而且步步得力。但是他在健康方面每况愈下。等他把我国最后一个城市里最后一个西班牙人赶走时，他就要寿终正寝了。他的肺部不健康。
请记住我的话，我们将在他的棺材上签订和约。
“到那时，所有那些现在在我们的军队里过着军官的阔绰生活的德国公子们怎么办？战事一结束，我们将立刻遣散我们的军队。那些尉官、校官和辎重兵监都要失业，他们当然不高兴。他们已经过惯了每天三顿或四顿大餐的花天酒地的日子。你觉得他们会满足于他们故国的那种稀薄的麦片粥，或是波美拉尼亚湾的啤酒汤吗？我很怀疑，而且如果我们所听说的英皇军队和瑞典人正在德国领土上互相追逐的情形是真实的，那恐怕就更不行了。
“好了，你自会得出结论的。他们必会希望留在我们这里，因为这里一切都好，又舒服又温暖，而且在这里，就连叫花子也不肯尝一尝他们那里常吃的薄粥，除非里面放有半磅左右的食糖。那么他们将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
当然是使他们自己变为少不了的人物。谁所少不了的人物呢？公爵；因为只有这个人还需要他们服役。
“做共和国薪俸最高的官员，固然很不错了。但是如果跳出薪水阶级，变成一个独立的小君主，当然是更加称心如意的事。我并不是要说我们那位年轻公爵的任何坏话。他只是个小孩子。不过一个小孩子处在他的地位，十六岁时就足以使我们看出他的性格上的某些征兆，我不能信赖这个黄口小儿。我一刻也不能信赖他！如果他仅仅是立志继承他父亲的职位，他为什么急急忙忙跟查理国王的女儿结婚？查理急着等钱用。他在跟他的人民周旋。
我不能过分责备那里的人民，因为他们的可爱的君主很象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在向他们搜刮大量的金钱。但当然，他需要他能得到的一切帮助，所以我们的幼君才能在高贵女郎大跌价的时候娶了个公主来。
“那么下一步他将干什么呢？他有军队，因为我方才已经向你指出，军官知道他们能在哪里吃饱饭，阿姆斯特丹或者海牙的一个舒服自在的小宫廷，自会使他们过得非常愉快。
“但是单有军队是不够的。我们对银行依然有信用。我们可以派人到瑞士雇来十几团步兵，或者从英皇那里雇来六七个军团，随带骑兵、马匹和一切装备，完全可以结束这一切蠢事。而且海军是在我们这边的，如果万不得已，我们就让海军登陆，他们都是勇猛的好汉。但是我们国内还有另一批人，他们很不喜欢我们，甘愿集结起来投靠任何人，只要那人答应给他们一个甚至是同强者作对的机会。这就是教会。
“我本人是个善良的基督徒，从前我的父母也是的，今后我希望我的子女都是。但是那些愚蠢、偏狭而自以为了不起的野孩子（市长在这里用了许多难听的字眼，我决未料到他会说出这种舌，我觉得还是不重述为妙），在某个神学院里混了四年，然后回到城里，讲些不伦不类的关于惩罚和地狱的故事，吓唬那些无知的良民，并且居然对我们——我们！——说，应当怎样管理我们的市政府和我们的国家！不，谢谢，我宁肯象老王威廉在世时人们所做的那样，让大水冲毁这个国家，奋战至死，也决不肯对这些家伙作丝毫让步。
“我想，我们市政厅的全体人员郁有这样的想法。嗯，当然，这一点牧师们知道，公爵知道，他的叔父、侄子和那些私生的小亲族们都知道。这你就明白我国的局势了。同西班牙的战争一结束，内战就要开始。交战的一方是我们，是已使我国变得象今天这样繁荣的一些商人，另一方是想当国王的公爵和一些无知的人，这些人相信公爵对他们许的愿，认为他是他们的救星，会引导他们走出他们喜欢称之为异教的荒野，进入那个可怕的家伙加尔文所允许的境地。”
听安德烈市长谈到这里，我觉得应该恭敬地提出几点疑问。第一，奥伦治王室真有过象他方才所暗指的那种野心吗？如果他们想使自己变为我国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当然早就能够多次地做到这一点。第二，他对那些曾经在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中最初几年里奋战过的男男女女所作的估价是十分公平的吗？那些人曾经毫不在乎地饿死战死，曾经心甘情愿地默默忍受过几乎足以摧毁任何其他民族气节的艰难困苦。但是市长立即作了答复：
“我谅解你的异议，”他说，“但是你就看不出，自从我们实际取得了自由之后，一切都已经完全变了样？我愿意把这件事大大归功于那位有学问的加尔文博士的教条，那种教条完全适用于当时的情况。对于被围困的城市来说，那种教条是极好的行动法则。它使男人们坚强不屈，使妇女们不可战胜。它甚至使小孩子刚毅无比。它是一种就连头号恶魔亚尔伐的老兵也无法摧毁的倔强的教派。当亚尔伐攻克哈雷姆，淹死我国数百人的时候，人们临死还要抓住那些刽子手，想把他们也给拖到水里。
“但是这种宗教对和平时期的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实际用处。它象铁匠的大槌，要有效地使用它，就得垫上铁砧子。把铁砧子一拿开，它就成了一件没用的工具，传递时砸伤人们的脚趾，放下来又碍大家的事。我国的牧师们过去懂得，现在也仍然懂得这一点。他们一定要永远站在某个被围困的城市的壁垒上。他们一定要偷偷地在街上走来走去，寻找暗藏的奸细。他们一定要煽惑鼓动和怂恿激励他们的可怜的信徒，就好象敌人仍然围在城门口，准备象罗马教皇的军队那样抢劫奸淫。他们一定要使人们经常对自己内部的某种可怕罪行痛恨入骨或者起而闹事。所以他们要永远使国家不太平，永远煽动老百姓徒劳无益地追逐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妖怪。
“有一天，他们叫嚷着要砍奥尔登巴奈维特的脑袋，以处他死刑的可怕情节取悦于人们。然后他们一定要指派一个委员会，调查这老头儿的所作所为，让公众看看他是个怎样的无赖汉，你瞧瞧！委员会回报说，他们平生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光明磊落。这方面的调查以此告终。但是他们立刻就又获得了另一群异教徒的线索，这一次是发现了某一个倒楣的教派的成员，这个教派认为，象日内瓦的老头子那样看待三位一体是不妥当的。
“三位一体和人间俗事毫无关系，我们要真正弄清楚在这件事上谁是谁非，还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对这种事情他们却不操心。他们那种人的想法跟我们不同。所以说，他们是散旦的雇佣。全是该上断头台的家伙！他们逼得可怜的霍特比兹上吊自缢；德·格鲁特做了瑞典或法国某地的亡命之徒；成百个完全无害的牧师、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某些优秀善良的人们，都被剥夺了生计，过着面包师助手的生活，变成了补鞋匠，逃到德国北部某个可怕的市镇里避难，他们在那里只得让自己的子女求乞度日。这都是神教院的人们做的好事。
“他们对某些人说来是理想的牧师，因为那些人相信，他们已经看到魔鬼顺着一根长长的黑色扫帚柄滑到我们的烟囱里，相信我们正在做准备，等到结束暴君统治的必要手续一旦办妥，我们就要虐杀甸山的后裔。”
“你认为我说得太过火？那么请回忆一下在你年轻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在我们终止这批新起的牧师的暴虐统治之前，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城市里进行的那些战斗。那时发生的事情给我们一次教训。这个联邦是建筑在生存和允许生存、信仰和允许信仰的原则上的。这在过去是威廉一世的信条，在今天是我们的信条。我们希望使自己永远站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我们就要战斗。同时，象有眼光的商人一样，我们要对将来有所准备，这就是我们请你光临的原因。我们看到你来作客，觉得很高兴。不过我们也希望使你成为一个实业家。我来另外点起两支蜡烛，请你看点东西。同时请再喝杯酒，再装上一袋烟。”
安德烈阁下走到一个食橱旁，拿来两支蜡烛，插在铜蜡扦上，端到墙上挂的一幅大地图前面。他向我招招手，叫我走过去，我上前一看，知道那是麦卡特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一幅新地图，据说这种地图对促进航海术起过很大作用。
“这是一幅相当老的地图，”安德烈阁下评论道，“不过暂时还能用，布雷阿兄弟答应最近给我们绘制一幅新的来。现在请看吧，”他向我指出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各个不同地区，“这些地方都属于我们，这里的全部岛屿，”他指着马来半岛说，“都是东印度公司的属地。这里，锡兰已经归属于我们四年之久。老头儿卡本蒂尔已经征服了福摩萨。我们有了一条从对马海峡进入日本的畅通的途径。这虽算不上了不起的途径，但十分有利。这里，在科罗曼德尔海岸和马拉尔巴海岸，我们至少掌握住二十多个港口，我们在马斯卡特设有贸易站，控制着波斯湾的贸易。再往南边来，就是毛里求斯岛，听说总督凡·迪亚门打算派塔斯曼去看看爪哇和南极之间是否真有几大块陆地，因为这样的传说由来已久。
“尽拿这些琐事纠缠你，真对不起。我讲话的声调，就象一个教师在给一班小学生讲地理。稍等一下，你就会明白我的意图。这里，在美洲的西海岸，我们占有几个海港，我国船只可以在这里得到淡水供应，然后启航北上，到斯匹茨卑尔根群岛，我国的捕鲸公司已经在这里建设了一个钱财象鲸油一样丰富的城市，再过来就是巴西，我们在这里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咖啡、茶叶和烟草大帝国，虽然这些地方不幸属于西印度公司，而且天晓得他们在这里经营得有多糟！这边就是西印度群岛。老头子哥伦布误认为这些岩石岛屿是蒙古大帝国的一部分，显然是失迷了路途，但我们已开始在这些地方种植作物，到一定时期，自会有利可图。北面的这个地方，是我们根据哈得孙的发现而占得的土地。我们要请你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毛里求斯河口的那一块陆地，以及非洲大陆尖端的另一小块土地，就在所谓好望角的这个地方。
“我对你说过，我们胆心同西班牙人讲和之后，立即可能发生的事情，担心士兵们加入庞大的失业者队伍，以及现在在我们的武器库、海军造船厂和火药厂工作的人们在另找工作时要过一段十分艰苦的日子。所以我们希图早作准备。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请你光临的原因。你能够帮助我们，而且我愿意告诉你怎样帮助，不过请先坐下，再喝点这种酒，再抽一袋烟。这一袋烟会使你想到忠于公爵的人们必将有怎样的命运。不过我们还只是市长而已。”
酒杯又都斟满，安德烈阁下拿出一张纸，给自己削了一枝新的鹅管笔。
“我手里拿一张纸和一支笔，就能想得更周到，”他说，“你先听了一篇实际政治方面的谈话，然后又听了地理方面的。请允许我再讲一点数学，对我们商会会员来说，这恐怕是唯一的实惠的科学。请到我的书桌旁边来，我要让你看看我们经过多年的细心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他草草数笔，便画成一幅图画，它很象一块跷跷板，两头用细绳系着两个小汤盆。
“这是什么？”他问。
“一架天平，”我猜道，我说对了。
“这架天平就代表我们的共和国，”他继续说，“这就是目前的形势。
天平是完全平衡的，”于是他又在两个秤盘里各画一个小方块，在一个方块里写上“公爵”，在另一个方块里写上“商人”。
“要想使我国继续繁荣，就应当保持住这种平衡。我们商人对于有一个坚强的中央政府，没有任何异议。我们自己的事情已经够忙了，顾不得过问那许多行政事务，那种事情由总督来管要高明得多，因为他对行政训练有素，天晓得在多少世纪以前，他的世家就把行政当作是专业。我们希望共和国里有这样一个人，至于他希望称自己为总督或者国王，或者其它什么，我们其实并不怎么介意，只要他不干涉我们的事情，让我们随便赚钱就行，没有钱，共和国就象没有帆的船那样毫无办法。恐怕我渐渐把各种不同的比喻混为一谈了。我不是个文人，我希望，我已经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了。”
我告诉市长说，他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
“那很好，”他继续说，他在已经标上“公爵的货船”那个秤盘里又画了一个方块。然后他在这个方块里写上“教会”，又一次拿给我看。
“假使我在天平的一端另外加上这批货物，那会怎么样？”
这一堂数学问答课渐渐使我感到了兴趣。
“那就会失去平衡，”我回答。
“要想恢复平衡呢？”
“那你得找一个足以抗衡的重量放上去。”
“你说得真对，医生！你当初就该做数学家，而不该去制造丸药。你会建议放上怎样一种足以抗衡的重量呢？”
我想了想，为使谈话不致过于严肃，我说：“你不妨用道德上的劝告试试看。”
拜克尔两兄弟互相望望，然后举起酒杯。“我们一定要为这句话干怀。
用‘道德上的劝告’去对抗牧师们！真是妙计。不过你可知道第一个试图以道德劝告来压倒君主大权的人落得了什么下场吗？”
我说，知道的。我想我记得非常清楚。
“所有其他这样的人所落的下场呢？”
我又点头表示知道。
“那就得了，医生。现在请放聪明点，再猜一次吧。”
“金钱，”我暗示道。
“这回你说对了。需要多少钱呢？”
“一大笔钱。”
“很大一笔钱，”市长说。
“甚至更多，”他的弟弟补充道，于是市长继续谈下去。
“怎样赚钱？”他问我。
“勤勤恳恳，艰苦朴素。”
“对，这是你从小时候学读书写字所根据的字帖里看来的。但实际上，怎样才能赚钱呢？”
我对他说，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我只对一个问题感兴趣，那就是怎样使病人恢复健康。钱到底是怎样赚来的呢？
“嗯，”他用教师开导一个很笨的学生时竭力保持耐心的口吻说，“方法多得很。我不想远远追求摩西和凯散的时代，甚至也不谈论那些高贵的男爵和爵士，他们现在还在试图讨娶我们的女儿，只要我们愿意陪送足够的嫁妆。我知道，希腊人和腓尼基人，或都叫做其他什么人，都常常在地中海沿岸零售他们的商品，在中世纪，犹太人也做了很多买卖，而且就象急需一小笔借款的某个微不足道的小君主那样，常常卖光一切。然而总的说来，从前威尼斯和热那亚，纽伦堡和安特卫普，以及我们这个城市，部使人们更善于经商，他们赚钱的方法是，把几船的同胞用狗颈圈勒住脖子捉了去，强迫这些人为他们的利润干活，就好象这些人是马或者狗，他们当然是马，除非杀了一匹头等种马的人，要比仅仅谋害一个农奴的人们受的惩罚来得严重。
“不过这都是一去不返的事情了，至少在世界上的文明地区是如此——这文明地区当然是我们这个地区。至于幸福的世界上其它地区情形如何，并不会使我关心。从经商的观点来看，它们稍微落后一点也许倒是好事。同时我们要竭力谋取‘利润’。什么叫做利润呢？我出九角九分买来的东西卖了一元，我就发财了。我出一枚银币买来的东西卖了九角九分，我就要进济贫院。做生意实际上非常简单。这仅仅是要买得便宜卖得贵。其它的一切都是废话，都是有关‘股东的权利’之类的小册子里该写的东西，那种小册子尽是聪明的律师们在酒馆里喝过几瓶酒之后写成的。买得便宜卖得贵，这就是全部秘密，这件事你怎样才能做得尽善尽美呢？”
我再次承认我根本不懂。
“你不懂？你真的不懂？不过说来简单透顶。你只要掌握一种合适的小小的垄断权就行了。一旦掌握住它，你的苦恼就会从此结束。你可以安静地坐在你的办公室里，雇一个人给你计算利润。不久以后，你就需要十几个人给你管帐。”
我有点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这就是你们需要我干的事？你想叫我放弃医师业务，做个记帐员？”
市长阁下蓦然跳起。“哪有这种事，”他失望地摆了摆手，“世界上到处都是能干的记帐员，老实、聪明、勤快，他们甘愿为每星期五枚银币干一辈子，直到老死也不会有别的想法或愿望。想叫你做记帐员？哪里的话！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宣布说，拜克尔家需要一个新的记帐员，我们的门口便会站成长队，一直排到萨安水闸。不，我们并不是想叫你改行去做记帐员。”
我惊奇地望着他。“那么，市长阁下，我究竟怎么会在你的计划和打算之中出现了呢？”
“很简单，我们想叫你去为我们找到那个小小的垄断权。”于是市长阁下又拿起鹅管笔，开始画个示意图。
“要想使我们自己对抗住我们预见到的和担心的政治结合，”他一边说，一边在画他的锅钩形示意图，连头也没抬，“我们需要很大一笔额外的岁入。
为了这一点，我们需要完全把持住一种生活必需品。大多数生活必需品早已落在别人手里。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各种香料。这项生意做不成。西印度公司垄断了奴隶买卖。这项生意也不行了。况且这是一种肮脏买卖，我算不上一个神学家，还不能用圣经里某些章节麻醉我的灵魂，那些章节对搜捕奴隶加以推崇，认为是半宗教性的义务。再说北方的情况，那里出产鲸油和鲸骨。
但是这一切都给一个公司把持住了，他们不让任何外人向他们的渔场里望一眼。此外我还听说，他们已经使用残忍凶狠的方法追逐那些可怜的不会说话的鲸鱼，要不多久，斯匹茨卑尔根沿岸一千英里之内就连一条鲸鱼也不剩了。
而且假使法国的裁缝宣布说，妇女们以后不再穿胸衣，那时这种鲸骨工业会怎么样呢？它不出一月就得倒闭。
“我们可做的生意看来似乎不多了，是不是？当然，我和我的兄弟都是那些公司的股东和经理，我们有红利可分。但是我们的对方，即公爵的党羽，也是股东，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比我们得票更多。这正是我们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有自己的一种垄断权，它得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一家人和我们少数亲戚的手里，它得是一种完全独占而绝无外股的垄断权，我们要能随意利用才行。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可以垄断的买卖。
“让我再给你列举一些数字。人要活命就得吃东西。这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家日常所吃的主食是面包。这也毫无疑问！面包是一种叫做粮食的东西做成的。对于这一点，恐怕不会有什么争论。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大都不是我们共和国所出产的。我们责成我们的两个最能干的记帐员对这个问题研究了三年。他们审阅了港务部长的全部报告，仔细看完了国内岁入监督官的税收统计表，数字就在这里，”（他拉开写字台抽斗，拿出一个蓝色封套，里面装有一叠资料）——“你瞧瞧。去年单单我们这个城市就需要四万二千吨粮食，但其中三分之一供给了啤酒厂，你知道的，我们造的酒实际上供应了全国各地。共和国的其它地方另外消费四万吨粮食。进口总数是十六万吨，这可见另有将近八万吨粮食又出口了，而且我可以肯定对你说，利润很可观。因为即使在现在的情况下，我国实际上也在垄断着全部粮食运输。
我国驻哥本哈根的商务代表报告说，从波罗的海穿过海峡驶向北海的七百九十三条船中，有七百零二条船上飘着我们共和国的红白蓝三色国旗。这不是一种坏的标志，对不对？而这七百零二条船中，至少有五百九十条是驶向我们这个城市的，其中半数以上载的是粮食。那些粮食产于德国旧日的属地波兰、库尔兰和爱兹兰，以及属于波兰和俄国的乌克兰尼亚。
“在往昔，这一行十分容易干。当然是丹麦人和他们那苛刻的通行税把我害苦了，不过只要我们肯付（虽然我们往往付出惊人的数目），我们的船只就能通行。但是波罗的海周围的政治局势如今渐渐使我们担心害怕。波兰正在一天天混乱下去。那是一个共和君主国，在那里，一个愚蠢的爵士（无论他是醉是醒，不过照例是醉的）就有权力推翻其他一切人所需要的任何法律——这样一个国家注定迟早是要瓦解的。瑞典人已经征服了爱兹兰和利弗兰，但考斯道夫·阿多发已经去世，他的女儿克利斯廷娜（即使她很有才智，能把格劳秀斯请去做她的一个顾问），我们不妨说，是有点‘精神失常的’。
我听说，她已经开始看见了鬼怪，想上罗马去告诉教皇如何统治世界，然后就进修道院。所以那个国家，我们根本不必估计在内，至少在目前是如此。
所有的瓦萨人都一向有点颠狂——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很出色——但总是有些靠不住。
“另外还有俄国那个著名的大公，他现在自称为‘凯撒’，娓娓动听地胡说自己是古时拜占庭皇帝的权利和特权的继承者。这些说法最后将导致什么结果，只有天晓得。我们有个代办驻在莫斯科，他对我们说，自从沙皇伊凡（你记得吗？就是打死自己儿子的那个人）即位以后，俄国人就一直在谈论他们对整个波罗的海东岸的‘继承权’。那些继承权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确实了解，那里有很多野蛮人，他们一旦打起仗来，无论瑞典人、波兰人或普鲁士人，都抵挡不了。
“那些地区的小规模战争，比方说，即使只打两三年，也会害得我们全饿死。我们需要粮食，西班牙需要粮食，意大利需要粮食。我们需要，是因为我国沼泽比陆地面积还要大，到现在还没有人发明一种方法，在沼泽里种植象稻子那样的庄稼。西班牙和意大利需要粮食，是因为他们那里遍地都是修道院，连自己种几公顷麦子的地方都没有了。但请想一想，如果我在波罗的海的供应基地给截断了，那对我们的运输业将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一多半船只将要停顿下来。其余一少半中，大多数也必将无事可做，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黄金从海外购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那么，医生，该拿出什么对策来呢？”
我承认自己不知道。
“对策很简单。我们必须不再满足于运输和贩卖别人的粮食。我们必须自己种。而我们能种粮食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好望角上。但是东印度公司决不会让我们在那里落脚。直到现在，他们自己还没有占住那个地方，不过我听说，他们几乎任何时候都可以占住它，他们的特许状使他们有权利宣称整个南美洲是他们的领地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会徒劳无益。我无意去做第二个列马利。那个可怜的家伙声明说，他经由合恩角驶至东印度群岛一事，并未违反公司的委任状；毫无疑问，他完全有权这样做。但是老头子科恩还是从他那里把船要了回去，年轻的列马利纯粹因为灰心失望而送了命，他的父亲上诉到最高法院，打赢了官司，但当最后一个法官签署了最后宣判之时，老头子已经变成一个破产者，这种情形也会轮到我们头上，如果我们企图去干那种蠢事。不，出路只有一条。请你过来一下，”市长阁下端起一支蜡烛，回到墙上挂的地图旁，指着北美洲大陆的中央说：
“现在我们就要对你说明你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这个地区当然全部属于西印度公司。一六二一年的特许状把这个地区划给了他们。但是那个公司一直没有经营好。我说不准原因在哪里。我想，大概是东印度公司把我们可以利用的多余资金全都吸收去了。在东印度群岛，几乎每一种农作物都能生长，而且那里的土著是性情温良的小个子棕种人，即使你对他们十分刻薄，他们也都肯为你干活。在美洲，土著们宁可死，都不肯为别人干活。而且气候恶劣。不出产胡椒、肉桂和肉豆蔻。只有少数的海獭皮和小干鱼，就连这些东西，你也得拿实物跟那些头发上插着羽饰、有力的右手里握住战斧的赤身裸体的红种人去交换。
“而且他们曾经被他们后来撵走的人欺负得苦恼不堪。他们渐渐变得失常了。哈得孙那个人可能是个能干的航海家（我想他是的），但他对他的主子忠心耿耿，几乎同我们雇来为我们打仗的那些英国人一模一样，他把苏特芬和德文特两个地方出卖给了西班牙人。我愿意说，他驶入毛里求斯河，算做了一件出色的工作，但是如果阿德利安·布洛克没在曼哈顿岛沿岸沉了船 （那次战争也是件怪事，但在那种情况下，又是一件十分侥幸的事），如果布洛克不是那种勇敢的人，那么我们今天对美洲的了解，就不会比当初更详细，那时哈得孙第一次在他的‘缺月号’船上宴请了美洲土著，并用荷兰的烧酒把他们灌得醺然大醉。那是一种十分可怕的做法，那个恶劣的开端似乎给我们要在那一地区进行的一切事情都增添了一种特别的不吉利。我们已经派了许多能干的人，作为摩鹿加群岛和爪哇的统治者，但在毛里求斯岛，统治者一个更比一个糟。皮埃得·麦缪特固然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但其余的，我的天哪，是多么可悲的一批笨汉啊！梅伊只是个普通的办事员，甚至称不上廉洁。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把他给派去，除非说，在当局迫切需要一个人的时候，他碰巧就在手下。克罗尔是个逃亡的牧师，而且完全不可靠。凡·特威勒是个傻爪，他认为，如果他从事一种小小的私人投机，他的良好的人事关系不致象当局后来听做的那样，使他蹲监狱。现在统治那个殖民地的是基埃佛特，他是个未付清债务的破产者。你现在还可以看见钉在绞刑台上的他的画像。
“他似乎是那种倒霉的‘精力充沛的’人，他那种人一定要经常‘干’点什么事，特别是当他们座着不动也可以充分达到目的时，他们也要没事找事。他使他的公司跟土著们狠狠地打了一仗。我忘记了那些土著的名称，大概是叫阿尔哀琴人或者类似的民族。
“叫做‘幸福号’的那条大船，上星期载着海獭皮驶入我国海港，我和它的船长谈了很久。若干年前，当我们的啤酒厂比现在多，需要粮食也比较多的时候，他常为我们做事。他娶了一个有点钱的妻子，把钱投资于西印度公司，他自己也到那个公司去做事，因为据他说，要想看到人家用他的资金在干些什么，进去故事是唯一的办法。他在整个美洲，从特拉斯克河直到兴鲁滨角，都做过生意。我们是老朋友，他知道他可以相信我。经过五分钟的谈话，我从他那里知道的情况，就比我从那些学识浅陋而又爱绕圈子的统治者们冗长的报告书里所得知的情况要多些。
“他告诉我们说，跟印第安人闹纠纷完全不必要。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非常识性的东西我更喜欢，但非常难以找到），都能够避免那种麻烦。
那个地区的野蛮人似乎完全是无害的，只是以我们的观点来看，有点脏，有点懒，但却很象小孩子，脾气挺好，一旦他们发现你企图哄骗他们，他们就会忽然完全失去自制力，杀人放火，乱打一阵，等到他们出了气，便又笑了，好象根本没有发生过事情。
“我们这位朋友跟他们相处过十二年或者更久。他访问过他们的村庄，在他们的帐篷里过夜，当时他根本没有带武器，而且几百英里内只有他一个白种人。但他并没有出事情。他对我说，要不是那些可怜的野蛮人的妻子和女儿有点不开通，而且表现感情时索然无味，他就几乎宁愿在任何一个印第安村庄落户，而不愿回到他那处于伏列斯兰最偏僻的内地的故乡。
“由此看来，你根本不必害怕。你不会给狼吃掉，或者给烧死在火刑柱上，或者让狗咬死。我知道，在奥伦治堡附近传道的几个耶稣会传教士，曾经碰到过这种惨事。我为他们惋惜，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肯待在家里？比方说，阿尔哀琴族，或者叫做别的什么民族，有几个和尚和男巫，就在我们的鱼市附近水闸上劝告那些正在买卖小虾和贻贝的亲爱的公众们，叫他们停止买卖小虾，去听山上下来的白妖精的讲话，那妖精劝告男男女女把面孔抹得鲜红，头发上插根羽毛，一口气说出四十次‘哗啦，哗啦，哗啦’，以避免黑妖精的冷遇，这种事可以设想吗？你能想象到这样的插曲以及这些可怜的野蛮人会落得什么下场吗？嗯，我是能够的，我想你也能够。
“不，印第安的土著一点也不会使你烦恼。你是个机智的人，我们给你一船小玩艺儿、小镜子、念珠和手镯，这些东西似乎能使那些头脑简单的自然之子看了高兴。将来等你有空了，我们希望际从那里越过大洋，到新阿姆斯特丹去。我们在请你光临之前，已经搜集了关于你的许多情报。我们知道，你对于减轻我国医院里进行的外科手术所引起的痛苦这个问题，是深感兴趣的。告诉你，我不想说那种手术是不必要的，不过那种罪我自己受过一次。
那次手术不算怎么严重，但是我每逢想起他们对我采取的医治办法，我仍旧会变得脸色发青，浑身发冷。这很好，你就向大家宣布，你要上美洲去一趟，因为你想考查那些不断传到我们这里的关于某些药草的故事，那个新世界的土著们就是利用那些药草减轻病痛的。”
我打断了市长阁下的话。“对不起，”我说，“为什么要撒谎呢？”
但是这个相当直率的问题连一刻也没有难住说话人。
“第一，”他继续说，“这也不完全算散谎。我的书商常把出版的各种关于美洲探险的书籍送给我。在伦敦、塞维里亚和里斯本，都有人经常供给他这类的书籍。我看不懂那些葡萄牙文的书，但我请一个年轻聪明的犹太人把那些书籍翻译出来，那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似乎是唯一的逃出了宗教法庭的人，能对后人讲些当时的故事。”
“我认识他，”我说，“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真的？呃，他是个聪明人，应当有一份比现在所干的更好的工作。我们自己已经提出要录用他，但他似乎满足于就这样混下去。嗯，正象我方才所说，我仔细读了叙述那些神秘土著的每一个字，最引我注意的是，他们似乎懂得很多事情，而对于那些事情，我们虽然常常学习，却还没有丝毫的概念。他们的确似乎能够使自己的身体对于疼痛失去感觉。这也许只是一个滑稽的传说，正象华尔特·拉利先生用一种铜冒充黄金而被揭穿的那个著名传说一样，或者象那个西班牙老头子的‘青春泉水’的故事一样，土著们把那老头子扔到密西西比河里淹死了（你瞧，我熟悉美洲地理），所以如果你肯花几年工夫，采集一些灌木和野草之类的药材，拜访一些戴着鼻环的医生，恐怕不致是白费光阴。”
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但是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因为，”安德烈市长回答说，“这就是一件说了实话就会垮台的事情。
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是控制能用很低的成本种庄稼的大片土地，这我就谈到了事情的要点了。根据我们最可靠的情报来看，沿海地区岩石过多，森林过密，不宜种庄稼。据我从一切书上的叙述所见，深入内地几百英里之后，就有一片片的大平原，在那里，庄稼几乎一夜之间就能长好。也许从大西洋到另一个海洋（多半是太平洋，不过我们还不能肯定。我听说，哈得孙声称在遥远的北方发现了另一个海洋，大概是能通到墨西哥的一个小海洋）之间的土地全都这么好。不过夫列什河和南河之间的整块土地，都属于西印度公司。
那个组织的经济非常困难，如果我们提出要买几十万平方英里之地，而且付给现款，经理们必会十分乐意听。
“等你回来告诉我们说，那里的土壤适于我们的用途，我们立刻这么办。
我们有这笔钱，我们打算使这件事完全成为家事。本市以外任何人都不得投资分文。只要我们有办法，就不组织任何的十七人或十九人委员会。这一次，这个企业将得到妥善经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大大地依赖你的报告。如果你告诉我们，那片陆地能长庄稼，我们就购买大片土地。我们已经在拟订一种殖民制度。共和国有千千万万人愿意到海外去，在爪哇或巴西，甚至在新尼斯兰落户，只要他们能不被迫处在半农奴的情况下到那里去。假使我们发现，没有奴隶劳动我们就不能经营农场，我们将从非洲运来足够的奴隶。我本人不太赞成这种做法，但是如果这是赚钱的唯一途径，那么我们将也要象其他人一样这么做。
“但是我们内心的打算，跟作为我国两家印度公司永久支柱的那些贸易场，很少有相似之处。我们需要一劳永逸。我们要使我们在那里的领地（如果我们能够得到）确确实实变成一个新尼斯兰。这么一来，如果这里旧尼斯兰的情况不妙，我们在另一个世界里还有一个家，可以安居乐业。
“也许我有点过于悲观。也许那个年轻的奥伦冶公爵没有足够的才智，或者没有足够的勇气，试图去做我怀疑他要做的那些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我们成功了，我们就又增加了一个财源，一点外快即使在我们中间最富裕的人看来，也总是可以接受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情况恶比，我们还另有一个新的祖国。而且这对千千万万人来说，是一种新希望和新勇气。”
他突然停顿下来，转向他的弟弟。“这一切你都听清楚了吗？”他问。
“十分清楚，”料奈里斯阁下回答。
“那么，”他又转身对我说，“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有的，”我回答，“还是我方才透露过的那个问题。这一切为什么都要保守秘密？为什么不让任阿人知道我到海外去的目的？”
“原因多得很。第一，如果公爵和教徒在共谋剥夺我们的权力，把共和国变成君主国，那么如果他们知道了你的使命，他们当然要采取措施阻止你去，而且他们要尽可能破坏我们的计划，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那两种势力的结合。第二，如果西印度公司董事会听说了这种意图，他们就会以自己的土地进行敲诈勒索，使整个计划成为泡影。第三……”
但是我已不想再听别的原因。我知道的已经够了。我个人完全同情他们两兄弟，他们已经看到我们的前辈曾经为之奋战的那些理想，即将在自私自利、结党营私和偏颇固执的绝壁上破灭。当然，他们是商人，是完全根据银币和金元考虑问题的，这和我的做法不同，我糊糊涂涂地生活在科学领域里，很少议论过钱，因为根本不大能看到足以引人注意的大量金钱。但总的说来，我并不怀疑他们的动机的正直。只是我需要一些时间对事情加以考虑。我把这一点告诉了他们，他们立即表示同意。
“你随便考虑多久都可以，医生，”他们非常真诚地对我说，“我们已经十分坦率地向你表达了我们的意思，把我们的一切托付给你。现在请回吧，因为你听了这么久的谈话一定很累了，你一作出决定，请立刻通知我们，你究竟打算怎么办。”
我告辞之后，慢慢走回去。在从圣安桑奈水闸桥上经过时，我看见伦勃朗家楼上的窗子里还有灯光。自从殡葬了我的哥哥之后，我一直没有看望过他，我想进去坐一会儿。入睡以前，我需要找个人一起把事情谈一谈，因为我很兴奋，一时睡不着。
我敲敲门，但没有听见回答。
我又敲一次，而且比方才稍微响些。
我听见房子的后半边有个人踉踉跄跄在走动。
门终于打开了几英寸宽的一条缝。小泰塔斯的保姆站在门里边。她手里端着一支蜡烛，眼睛盯住我，就好象要把我杀了才解恨。
“主人已经睡了，不能惊吵他，”她怒喝道，“请走开。”她卡嗒一声在我的脸前锁上了门。
我回家了。
我不很喜欢我方才看到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