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从老教堂回来，”他开始说，“我把萨斯基亚所占的那块墓地买下来了。”它现在是我的了，这样她就不必再同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躺在一起了。
我不得不卖掉我的两幅绘画，凑够这笔款子。我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我原来认为，这两幅绘画一定能卖六百银币。实际上只卖了半数。不过墓地总算是我的了。今天早晨我去找公证人。字据已经签好，在我的口袋里装着呢。现在你能不能借给我五十吉尔德？我欠保姆三十吉尔德的工资，另外再多给她二十，打发她走，免得象平常那样地声张。你能惜给我吗？”
我对他说，我当然可以借给他，不过他怎么会需要这点钱呢？这是个难以理解的问题。我决定不再温文尔雅地谈下去。因为在精神上动手术，和在肉体上动手术很相似，试图不伤病人感情的那些下不得手的外科医生，是最能误事的庸医。所以我说：“你的事情当然不会牵累了我，只要你真正需要，就是一千吉尔德我也很乐意借给你。但是第一你有那座房子。有一次你对我说，那是你出了一万三千吉尔德买下的。你总该认为，我一向没有打听过你的事情，不过有一天，你在楼上那间小屋里印校样，而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你说，你单靠版画每年就能有两千到三千银币的收入。第二你有学生。我不知道他们付你多少学费，但数目应该相当可观。第三还有你的肖像画。另外还有给班宁·考克的自卫队画的那幅画。有一天（说得准确些，就是在殡葬萨斯基亚的时候），小一辈的奥依林堡，即萨斯基亚的堂兄对我说，你画了那幅画，拿到五千银币。最后正有萨斯基亚的继承财产。她一定拿到了很大一笔钱。
她的父亲是个要人。我不知道遗产的分配情况，但我想，你总拿到了一些。”
“我全都拿到了。”
“这就是了，你理应能够变卖那些遗产。”（我并不喜欢说起话来象个可憎的学校教师，但是听我谈话的这个人在许多方面还象个小孩子） “我能够，”他回答说。“这只是时间问题。你猜怎么样，萨斯基亚在去世前大约两星期写了一份遗嘱。我们没有对你讲，因为你曾经吩咐说，绝对不能惊扰她，而且事实上，直到一切都办妥以后，我才知道有这么回事。不过这件事她已经暗暗地考虑了很久，一天下午，当我出外接洽一幅新的肖像画时，她派保姆请了一个公证人。公证人来了，并按照正当的法律形式替她草拟了各种文书。她在去世前九天签署了这些文书，把一切财产全都遗留给我。当然，我一定要照应孩子，而且让他受到最好的教育，我不知道以后我是否会再结婚，一旦结了婚，那么这些钱都应当归泰塔斯所有。遗嘱上还写了其它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但最后写下了最令人惊奇的一条——我从未想到这个可怜的姑娘对我这样关切备至。她着重说明，别人不得要求我作任何账目方面的交代。财产全部由我随意支配。当然，我把这笔遗产仅仅看作是托管的基金，只用在小孩子泰塔斯一人身上。我可能要动用一部分交付房价。
房价已经付了一半，但还拖欠大约七千吉尔德和若干年的利息。最后房子总是泰塔斯的，所以动用一点也不算什么。
“我的确比以前安定得多了。但我没有本领料理这些杂事，我宁肯画三幅绘画，也不愿加起几个简单的数目字。而且最近六个月来，情况有些不景气。我知道人们都在说，我给自卫队画了那幅大型油画，拿到了五千吉尔德。
其实要说成一千六百吉尔德，也许还比较接近实情，不过就连这个数目，我也不一定能拿到，因为他们对我说，那幅绘画挂在礼堂里嫌太大了，他们打算把绘画的两边各裁去一块，所以靠近绘画两边站立的那几个士兵都威胁说，如果不把他们画得象全队其他人同样注目，他们连分文也不肯付。这一伙里还有四五个人声明说，我把他们画得不公道。他们不愿意被画得脊背朝着观众。他们说，他们大家都同意付出同样多的钱，所以都有权利在画上占据同样大的篇幅。有一天，其中一个人在维尔维尔斯渠畔叫住了我，并且闹得很难堪。他也是一个中士。他质问道，我把他的面孔画在另一个人的武器后面给遮住，究竟是什么意思？何况那个人不过是个小班长，而这位中士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我虽气得忍无可忍，但始终没发脾气。我反而请他喝瓶啤酒，陪他回到克洛文尼尔斯道林，我花费一小时的工夫对这个笨汉说明，我所画的并不仅仅是他本人和他那些伙伴们的一幅好看而文雅的肖像，我所画的并不是特定的一队士兵，而是挺身而出、保卫家园的世世代代所有的士兵。我费了不少的口舌。把他说服了吗？当然没有。我这番善意的话语并没有使那人迟钝的脑筋产生丝毫的印象。每逢我认为，我已经把意思说清楚了的时候，他却直瞪瞪地瞧着我，摇摇头说：‘我跟别人出钱一样多，得把我画得跟别人一样大，否则我连分文也不付。’到后来他说话很难听，他问我，绘画中央的那个小姑娘是否也出了一份钱，她到底在那里干什么。我听了大失所望，不再谈下去了。如果我能拿到他们原来答应的那个数目的一半，我就认为自己很幸运了。
“你说的对，我一向有很多学生，但是恐怕你不知道实情。有才能的学生往往穷得根本付不起学费，付得起学费的学生却又没有才能，教起来吃力不讨好。萨斯基亚去世时，他们本可以让我休息几天。不错，有几个人合乎情理地回家了。但是另有六七个人离家太远，一时回不去，仍然待在这里。一天晚上，我听见最高一层楼上（你知道的，他们的寝室就在那里）闹得厉害，我到楼上去看看，不料听见两个人在一扇门后嗤嗤地笑，接着又听见一个根本不该到那里去的模特儿格格大笑，后来那个学生说：‘现在咱们俩是理想的伴侣，因为咱们很象乐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于是我对他们说，我愿意使他们的希望变成现实，愿意扮演手执闪发火焰的宝剑的天使角色，把他们赶出乐园。我立即把他们从我家驱逐出去，因为我要维护我家的规矩，但当然，对这件事有人说闲话，结果另有三个学生也离开了我。
“这么一说，你就知道实情了。另外我画了一些肖像画，也有几千吉尔德的收入。但是看来收账的事如今要比从前更困难。有些人说，目前我国每天都可能同西班牙讲和，那么一来，必将发生严重危机，但是战争怎么会比和平更加有利可图，这我一点也弄不懂。如果我记的有账，我就会告诉你，我的钱都用在什么地方了，因为最近十年来我确实挣了很多钱。不过钱用光了毕竟是小事。手头拮据也只是几个月的问题——有关遗产的手续一办完，问题就解决了。你总知道我们的法院处理这种事情有多迟缓。必须给小孩子泰塔斯请个监护人，必须同孤儿事务院协商。我很讨厌这一切法律纠纷，这类的事情我不懂。它们使我很烦恼，使我不能工作，所以我在竭力忘掉它们。
不过三两个月以内，一切都会办妥的。
“同时，如果那个可恶的保姆能在明天晚上以前走掉，每一个有关联的人都会觉得十分舒畅。我本来可以把收藏的东西卖去一些，但是那么一来全城的人都会说，无怪乎伏列斯兰的亲戚们说我是个败家子，说我在挥霍妻子的金钱。我需要五十吉尔德，燃眉之急，迫切需要。在九月或十月份，我就可以还给你，我将付你百分之六的利息，这似乎还算公平。你手里方便吗？”
我说方便的，可以借给他，我走到卧室里一个小小的保险柜前，那里面放的是我从伯祖那里继承的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我取出五枚带有骑士像的金币，交给了伦勃朗，并对他说，不必再谈什么利息一一这只是朋友之间的小额借款。当天晚上，我给住在雷瓦登的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长信，那是我在莱登求学时的一个年轻的同学，不过他已经放弃医务，改做法律工作。他出身于豪富家族，革命爆发后，一家人还对西班牙国王忠心耿耿，因而被剥夺了全部财产。他常说，贫穷也许不是耻辱，但在聪明人看来，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所以当时他就毫不隐讳地表示，只要他能碰到机会，他就要跟金钱结婚——大量的金钱。他这话果然兑现了。刚一毕业，他就跟伏兰尼克尔近郊的一个十分富裕的耕畜饲养主的女儿结了婚。另有一个后来到伏兰尼克尔去完成学业的老同学（觉得莱登太容易引人吃喝玩乐，不是他父亲所认为的用功读书的必要环境）参加了他的婚礼。有一天，这个老同学路过阿姆斯特丹，我碰见了他，他对我谈起了这件事。
“新娘的眼睛是斜的，腿有点瘸，”他对我说，“不过她是个孤儿，有二十万吉尔德的现金。新郎看来百依百顺而又高贵体面，婚礼上一直机灵地招待客人，他已经在省城置买一处最堂皇的公证人事务所——专门受理农民们的案子，变成了十六个州所有老实的庄稼人的财政顾问——大发横财，造币厂几乎来不及供应一—对于那个难看的妻子来说，他仍是个很体面的丈夫，是个有趣而忠实的伴侣，跟没有发财的时候完全一样。”
我给这个外省的大财主写了一封信，请他替我打听一下，萨丝佳·凡·奥依林堡是否真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富有，并把他所能了解到的详情细节统统告诉我——这并不是我喜欢打听，而是我有一个朋友跟这件事很有密切关系，如此等等，并请他回信惠予解答。
三星期后，我接到了他的回信，信中表明，他和往日毫无不同之处，在往日，我们常在晴朗的星期日下午散步到诺尔德威克，在“金水仙”饭店吃点面包和干酪当作晚餐，觉得当时的世界是一切人所梦想的无限美好的人间。
他在信里写道：
“0rnatissime！
“Magnocumgaudioaccep1etterastuasatguemaximocum一一拉丁文的 ‘匆匆’一词到底该怎么写？然而无论如何，我收到了你的来信，你所问的问题只可能涉及到一个人，那就是伟大的绘画大师伦勃朗·凡·莱茵，阿姆斯特丹犹太牧师的特约画家。如果我相信我的通讯者，那么这位画家不久以前已经不再使用各种颜料，现在研究出一种用油烟、灯烟和煤灰的混合物画成的新型的绘画。
“因为此外还有谁会对可怜的姑娘奥依林堡的事情感兴趣呢？那个姑娘离开这里已经很久，她的同年人当中几乎没有人记得她了。不过请放心。我已经暗暗进行了一些了解，现在把我对这件事的总的印象写在下面。
“我认为他们家里并没有多少钱，即使有一点，对于你的朋友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因为人所共知的奥依林堡的百万家产，大多只是徒有其名，而那些‘不动产’，也都已抵押而难以赎回，或者假定还算有，或者说是典当出去了（两种说法任你选择），总之都变成了债券，冻结了，所以如果拍卖，我看连这些产业正常售价的二十分之一也未必能够拿到手。我和一个公证人是业务上的至交，那人自从老头儿奥衣林堡第一次被选为行政首长时起，便一直照料着他的家事，那必是水灾过后不久的事情。这个公证人绝望地挥起双手说：‘他家的事你就别提了！麻烦得简直要命。因为据我所知，现在最小的女儿已经去世，她当年嫁给了荷兰的一个磨坊主或者画家，或者是干其它什么职业的，她的丈夫也许要给我们写封信，要求处理遗产，但是即使是聪明的所罗门也解决不了那笔遗产的问题。’接着他完全以学者口吻对我讲了许多详情细节，我甚至不打算再用普通的荷兰语把他的话解释一遍，不过我要仅仅把他的意思扼要地告诉你。
“老头儿罗伯塔·凡·奥依林堡，即那姑娘的父亲，是伏列斯兰地方政界大名鼎鼎的一个人。小地方的大人物。在危急的暴动年代里，他曾经数度出任雷瓦登市长，就是他，曾经代表伏列斯兰的议会同奥伦治公爵进行谈判，推选后者为新建的联邦的最高统治者。但是他们尚未达成协议，威廉就已遇刺。你一定知道的，老头儿罗伯塔在跟威廉同进午餐的那天，后者中了一枪，老头儿上前抱住他，他已经死去。这一切给老头儿带来很大的声誉，但他一直因公在外，几乎没有时间料理自己的家事。
“孩子们都是由母亲扶养成人的，她在一六二一或二二年去世时，共留下子女九人。到一六二四年，罗伯塔本人也归天了。当时儿子中间有两人从事法律，另一个已经做了前线某团的军官。女儿中间最大的叫安蒂，嫁给了一个姓马科维亚斯的人，弗兰尼克尔大学的神学教授，一个猛然悔罪而闷闷不乐的人，但在他那些十分达观而不计得失的邻居中间倒也很受欢迎。第二个女儿叫希斯佳，同格里特·凡·龙恩结了婚，此人在弗兰尼克尔以北一个小村里主持村公所。三女儿蒂霞嫁的是个生意人弗兰斯·科派尔，据说常在荷兰做买卖。四女儿是朵埃德·凡·奥斯克玛的妻子，这位先生出身于伏列斯兰的富裕人家，相当有钱。第五个是一位名叫威布兰德·得·基斯特的艺术家的配偶，这人就是她的亲爱的故乡雷瓦登本地人，是在这个偏僻之地享有盛名的肖像画家，实际上他为所有访问过伏列斯兰的奥伦治王室的成员全都画过像。
“正如我们的法国朋友常说的那样，这就是奥依林堡直系家属的‘画像’。这姑娘另外还有许多的叔伯、姑母、堂兄弟，第二代堂兄弟和第三代堂兄弟，其中有些人一直待在家乡，但另一些人却勇敢地渡过了须德海，到阿姆斯特丹去碰运气。对于这后一些人，你在阿姆斯特丹大概比我们在雷瓦登知道得更清楚。
“现在谈谈奥依林堡这家人的财政情况。这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情，因为据我的报告者所知，子女们从来没有分过钱，父亲去世虽已将近二十年，遗产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而且目前能否解决，还大可怀疑，因为现在普遍担心战争停止，以致银根吃紧，谁都愿出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利息借贷几千吉尔德。总之，从前确有相当可观的一笔家业属于奥依林堡家的子女，而且他们每年都收到不少的租金。但是如果其中任问一人一旦有困难，要求立即结清账目，那么我深信如果这样办，必会使所有有关的人受到可怕的损失。
“因此（这封信结束时这样写道），如果你的朋友急需现金，我愿意奉劝他去找犹太人和放高利贷者。他们反而会对他提出不甚苛刻的条件，他们同须德海这一边他的那些可爱的亲戚们相比，倒还有点怜悯心。根据我所能打听到的一切来看，他们中间没有一人对这个‘外国的’姻亲有任何好感（只要不是出生在我们可爱的奥尔德霍夫塔附近的人，在这一带一概被称为‘外国人’），因为他的父亲是个开磨坊的，他的哥哥是个鞋匠或者类似的可怕的手艺人，他本人是画犹太牧师的，同土耳其人、法国人和其它一些缺德的民族公开交往，而且有一次他竟花了四百二十四个吉尔德买去一个叫鲁本斯的人的一幅绘画（这件事亲戚们永远不会原谅他），而鲁本斯不但是个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徒，而且还根据自己的爱好从异教徒的故事书中选择主题，使正派的基督教徒看了不能不认为是奇耻大辱。”
接下来写的是对于当地人民有趣的风俗习惯所作的真挚而有点污秽的评论，我的这位老朋友就是在那些人中间发了财的；继而又用讨厌的拉丁文写了几句通常的客套话。
“Valeornatissimeatqueeruditissimedoctormedinarumartiumatqueme miseruminhacurbetaediossissimaVisitareatqueconsolarefestina. “又：时令一到，请即惠寄小鳁鱼干若干。坦白说，我倒很喜欢这种粗劣的、象化石一般硬的鱼干。我的回礼就是答应向你忠实地汇报这边奥依林堡家的事情所发生的任何变化。但我总的忠告是，请休想指望拿到分文。毫无疑问，钱是有的。不过怎样从亲爱的兄弟姐妹们那里拿过来——唉，我的朋啊—一这可就难了！
“又：内子向你致意，ignotaignoto。她想知道你能否在阿姆斯特丹替她找个高明的厨师。我们这边已经没有这样的人才。这里已经十分繁荣。所有的女仆都嫁给水手，变成阔太太，穿着绫罗绸缎扭来摆去。
“又：我要的是熏鲱，不是小鳁。小鳁在这里可以成吨头，熏鲱才是名菜呢。Ad nunc， va1e definitissime a tque·favere mihi perge⋯我把信放在一旁，迅速地思索一会儿。我的老朋友在这封热情洋溢的信中对我讲述了我想知道的一切。我心里充满了可悲的预兆。因为这时我早已十分了解伦勃朗。他是靠自己的劳动所得而生活的，而且在这以前，他的生活一直过得挺不错。现在毫无疑问，他已经面临危机。他的妻子去世了，他得扶养一个小孩子。要继续住在布利街那所大房子里，开销是很大的，而且公众的审美趣味正在迅速转变，他们已经不欣赏人们从前所称道的伦勃朗的 “奇异的实验”。他向我（当时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朋友）借用五十吉尔德这件事，说明他的手头已经十分拮据。这时候如果有人提醒他，让他理解到他已经穷了，一切都必须另作打算，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儿子，那么情况也许会有所好转，因为他是一个勤劳刻苦的人，从不肯为个人的舒适而花费分文。
但他有一种奇怪的大贵族的气派。他一定要对他那些穷困的同行扮演神仙般的教父角色，而且每逢到了拍卖行里，他必以高价争购艺术品，让所有的画商都抢不到手，让他们瞧一瞧他是伦勃朗，是不计小节的伟大的伦勃朗。
如果能让他面对现实，知道他在这个浩如烟海的世界上已经一文不名，事情也就好办了！但是他做了萨斯基亚的财产的继承人！他拿到了一份情意深长的遗嘱，这份遗嘱毫无限制、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留给了她的“心爱的丈夫”。如果她生前主张给她的儿子请个公证人反而好办了，因为那末一来，对她的遗产就会作出公开的估价，伦勃朗就会发现我现在所打听到的一切；
而这一切如果由我详细告诉他，那我就有可能落得一个搬弄事非的丑名一一别人会说我是个爱管闲事的人。
我有所不便，我只得站在一旁，看着这个可怜的人仰仗那张分文不能兑现的遗嘱而以富翁自居。
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帮些忙，可惜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彻底打乱了我的生活，使我和伦勃朗分别了好几年。
等我从国外回来，时间已经太迟。
事情已经真相大白，房屋已经卖掉，画家正在向一家又一家的当铺兜售他的绘画，希望给自己的孩子买一块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