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声没响离开画室，跟楼下几位客人打个招呼，说几句在这种情况下常说的客套话，便回家换了衣服，到医院度过了这一天的其余时间。但我刚刚吃过晚饭，女仆便进来对我说，凡·莱茵先生来看我。这使我大吃一惊，我当然请他进来，问他为什么这样拘礼，还请仆人先来通报一声。他含糊地回答说，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然后便搬来一把椅子坐下了。这时我发现，他仍旧穿着早晨送殡时的那套黑衣服，而且四下打量着房间，流露出一种粗鲁无礼的神色。
如果别人这样做，我就会认为：“这个人喝醉了。”但是伦勃朗从来不会喝醉的，的确，直到很久以后，当优虑重重又加上担心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才偶尔去找那个住在黄褐色的斯基丹酒坛深处的虚伪的朋友帮忙，使他麻醉一会儿。
对于他的这种不修边幅的模样，只有一个解释：他累得筋疲力尽了。
我问他那天是否吃过东西，上次吃饭是在什么时候。他回想一下，但想不起了。“大概是两三天以前吧，”他回答说。于是我到厨房里亲自给他做饭，烧几只荷包蛋，烤几片面包，打发女仆到外面买了些我不大爱喝的牛奶。
他吃完这几样东西，然后说：“我简直累坏了。”我领他到楼上，实际上是我替他脱了衣服（因为他几乎连手也抬不起来），让他在我自己的床上安歇。
我又回到楼下，用几把椅子和靠垫拼成一张床，拿家里的《圣经》当枕头，然后熄灭蜡烛，似乎觉得睡了还不到一小时，就被前门上一阵响亮的砰砰声惊醒了，我当然认为这是病人在敲门，我走到门口，不觉大吃一惊，因为这才发现阳光已经很亮，必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光景了。我开了门，看见门外站的是小泰塔斯的保姆，她披头散发，赤脚拖着一双皮拖鞋。
“这种怪事世上少有！”她开口就吵，但我嘘她一声，叫她进来，严厉地说“你这个婆娘说话要和气点。什么事啊？”
“他在这儿吗？”她问。
“他？你这个‘他’字指的什么人？”
“伦勃朗。”
“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直呼你主人的名字？而且把主人称为‘他’？”
“哼，你瞧瞧，他太不象话啦，一个男人家殡出自己的妻子以后，当天就不在家里过夜了！这是丑事！邻居们会说闲话的。人家已经在讲他的坏话了。这是丑事。我在他们家里累死累活，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昨天我做的那顿饭，是我们街上从来端不出的丰盛的丧宴，他却根本不肯下楼，没对任何一个客人说一声‘近来好吧？’而且他忘记了给我钱买啤酒，我只好自己掏腰包，到后来他还不肯下来吃饭，随便什么人说起来都要笑话的！”她如此这般地唠叨不休，就象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觉得自己十分抱屈似的。
因为无须为这件事跟她争吵，所以我对她说，她是个备受委屈的女人，她的主人对于自己份内的事情太不经心，不过近几天来他累得精疲力尽，等他精神一恢复，我就把这种情形告诉他。这么一说，才使她多少消了气，我说服她回家照应孩子，我将尽快地陪她主人一起回去。
这个泼妇总算离开了我，我回到餐室穿衣服，并且决定要跟伦勃朗谈谈。
因为虽然他家在医疗方面不再需要我协助，但我觉得，他家的事今后更加需要我帮忙，因为我是个头脑十分清醒而并非全然无用的人。所以当伦勃朗在十一点钟过后不久，终于下楼未，吃了三份平常份量的早餐时，我把自己的椅子朝后一推（一个人在把两只脚放在餐桌底下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法动脑筋？），说道：“听我说，我的好朋友，这样是不行的！我对你说过恐怕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了，应该辞去那个女人。她是个恶婆娘。她不负责任。
我并不希望说，她是个疯子，但她和疯子相差无几。把工钱付给他，让她走，不过要让她立刻就走，因为如果我估计得不太错的话，她很快就会失去理智，到后来她可能谋杀你本人或者你的孩子。”
这使他相当惊讶，他问：“你当真这样想呢，还是因为你不喜欢她而危言耸听？”我不无怨忿地回答说，我个人的爱憎跟事情毫无关系，我坚信，在这种事情上我绝未掺杂医务上的和个人的意见，但是作为一个过去曾尽最大努力挽救他的妻子，如今又尽最大努力挽救他的儿子的医生，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警告他注意这个十分危险的同伴，所以又一次用这句忠告结束我的谈话：“把工资付给她，让她走。”
但他回答说，这件事并不象看来那样容易。我问他原因何在。因为主仆之间的关系，阿姆斯特丹的法律是有明文规定的。主人辞退仆人或保姆时，也许必须多付几星期的工资，但也不过如此而已，只要工资付清，即使愤怒的仆人们跑到官府会议厅抱怨诉苦，闹得乌烟瘴气，长官也不会理睬她们。
伦勃朗也许必须付给这个保姆一个月的工资，但付清之后，他就可以叫她立刻离开他家，拔掉眼中钉。
但是所有这些理由，似乎都没有对他产生丝毫的效果。他反复地说，这件事并不如我所想象的那样容易。他终于告辞了，但是就在我给他开门的时候，他说出了使我大惑不解的一句话。“你说的对，”他说，“我一定按照你对我说的办。我今天就要想办法凑钱。”
“今天就要想办法凑钱……”——这至多不过是二三十吉尔德的问题。
住在约丹布利街最大一所房屋里的主人，购买鲁本斯或拉斐尔的绘画时就象买些廉价印刷品那样毫不在乎，而且谁都知道，他娶了伏列斯兰的一个最富有的姑娘，如今竟说要“凑钱”！
“我今天就要想办法凑钱！”我们已经看到一场悲剧。现在秘密更深一层。我决定等他摆脱了前几天那种感情而恢复正常的时候，立刻和他郑重其事地谈一谈。
随时都能拿出五六万吉尔德现款的一个人（人所共知，萨斯基亚从未感到缺钱用）竟对我说，他需要想办法凑钱去付仆人的工资——不，这里面有点不对头。
然而一个人总是不便追问这种事情，所以我只有等待，照常去做我自己的日常工作，因为我知道，人们如果有了心事，他们迟早总要把它消除了的，不然就会闷得发疯。
在旧时代我常听说，人们会去找牧师，把自己的心事统统告诉他。后来又有一种新的教规，它劝人们直接求告上帝。
可惜上帝住得太远，而医生就在近旁，出门转个弯就能找到。因而医生往往取得实际上是对万能的上帝的信任。有鉴于此，我决定不上布利街去看伦勃朗，而在家里等候，因为有心事的人不久自然会来的。
然而，伦勃朗似乎是在力图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一连好几天，继而好几星期，他一直没到霍特渠畔来找我。
后来有一天，我在下午从医院回来时，忽然发现他在我的工作室里坐着。
他必已等了很久，因为他在临摹我的书橱上放的希波克拉底的胸像，借以消遣，而且素描差不多已经画好了。
“我来找你谈一件事，”他没有跟我打招呼，一见面就这么说道，“我的处境相当困难，你能不能借给我五十吉尔德？”然后他对我讲了他的一段故事。这是一个奇怪的故事，各位以后自会看到的。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