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勃朗和我的朋友会面，大大早于我的预期。现在谈一谈这次会见的经过。
我每星期总要到画家家里去几次，我们常玩西洋双六，消磨晚上的时间。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对这种娱乐感兴趣，不过三十年前，它颇为风行。
萨斯基亚现在已经到了不能起床的阶段，伦勃朗常常坐在她身边，给她念 《圣经》中的某些章节。因为她已不再指望病情好转。最初四个月的乐观，已被深沉可怜的忧伤取而代之。她并不抱怨。她不象她的许多同病者那样，诅咒自己的命运。她已经时常在想，她势必夭折，势必要把她的孩子留给陌生的人们去照应。她几乎衰弱得不可能考虑太多，但她有时还埋怨说，想得时间太久了。她很困倦。她简直疲惫不堪，她需要睡，但她疲倦得安静不下来，她常常请求我给她点什么药，让她吃了忘掉一切，哪怕只是暂时有效也是好的。我有时给她喝点糖浆，但是这种混合剂对她似乎无效，可怜的姑娘整天整夜在床上辗转反侧，她的双颊烧得绯红，可爱的眼睛睁得圆圆的——这是一幅极其悲惨的景象，然而我们对她爱莫能助，只是有时从新约全书里挑几章读给她听，那些篇章都是她从小就记熟了的，能使她回忆起她的青春，回忆起她和最健康的人们完全一样的日子。
然而大约一小时后，就连听她丈夫平静的念书声，也会使她困顿不堪，她低声对他说，叫他别再念下去。但同时，她又要求别让她独自待着。
“将来我得长久地独自待着，”有一次，她微微笑着对我说？“要等我独自待了很久，伦勃朗或孩子才会再和我团聚。趁我还能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希望他们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陪着我。”
因此，每天晚上，孩子的摇篮都要搬到这个房间的角落里来（因为有传染的危险，我坚持尽可能把孩子放得离开母亲远一点），伦勃朗总是在推到墙边的桌子上点起蜡烛，让烛光不致惊扰病人，然后给她念《圣经》，经过约莫一小时左右，等她终于表示听累了，他才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情。他磨尖一根干刻的钢针，或者审视一幅铜版画，把不满意的一角加以修改，或者把他的学生当天在楼上小房间里印好的版画拿来签上名。但是他的目力不济，从小就有点近视，在烛光下作画或雕刻，会使他的眼球后面觉得象针刺一般疼，所以每当我能和他来一盘西洋双六时，他总是非常感激，跑到地下室，拿出一瓶上好的莱茵白葡萄酒，这种酒被称为“圣母之乳”，确实名不虚传。
然而不久以后，我们在盘上掷骰子的哗啦声，也会把萨斯基亚惊扰得不能忍受。于是我们只好在伦勃朗用来擦铜版的厚厚一叠细棉纱上掷骰子，但是即使这样，有时也会有一颗骰子轻轻碰到另一颗，病人就必然抱怨说，这种响声使她浑身打颤，同时我们又不能谈话，而且我们两人都丝毫不喜欢打牌，所以要想找个办法消磨晚上的时间，而不呆呆地坐着互相凝视，可真把我们难住了。
后来有一天，我偶然对伦勃朗说，我从让-路易斯那里刚学会一种娱乐，非常有趣，而且大大需要动脑筋和有预见，这种娱乐叫做“国际象棋”，它的由来已久，据某些人说，特洛伊城下的英雄们就曾下过这种棋，最初是为波斯王的娱乐而设计的一种战争游戏，那时波斯王都是些大君主，一直统治着亚洲，等到亚历山大大王东征，才解除他们的权力，夺去他们的领土，分给他自己的将军们。
这种娱乐的名称本身，就可以使人想见扎着缀有宝石的漂亮头巾的东方暴君，躺在大风怒号的荒野中心用毛毯搭成的帐篷里，四周尽是勇敢的骑士和披上盔甲的大象，呆笨的象背上驮着塔形炮台；因而，它唤起了伦勃朗的想象，他立刻要求我介绍他认识我的朋友，让他也学学这种娱乐。
我等到萨斯基亚觉得稍微好了一点，才找个晚上，把他们两位请到我家吃便饭。他们一见如故，成了忠实的朋友。这件事相当奇怪，因为他们两人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级，而且让一路易斯即使对待大名鼎鼎的荷兰贵族，也抱住一种文明的高高在上和得意的谦恭和气的双重态度，阿姆斯特丹的富商常常以这种态度对待那些到东印度群岛当过大管事的人，因为这类人在那里大抵混得不错，如今带了数百万卢比，回到他们从前进行活动的城市里，变成人们在经济方面不能小看的人物，但同时，他们自己又和人们保持着相当大的社会距离，时刻不许自己忘记，世袭产业和暴发户的钱财之间的间隔是一种神圣的规定，世上的钱财决不可能买通一条道路，逃过这种规定的约束。
特列莫哀勒家族的这位伯爵，是普通所谓“良好教养”的化身。在我们相处的许多年间，我从未听说他无意之间冒犯过人，这无疑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礼貌准则所能作出的最崇高的表现。象所有聪明人一样，他的一生可说是扶摇直上，但无论他和怎样的人相处，我从不知道这个谦虚的亡命者有哪次不是“高高在上”，或者有谁曾想对这个语调可笑的人略略表示亲近。
他究竟怎样获得了这种丝毫无意高人一等而实际上显得高人一等的才能，我不知道。但他确有这种才能，结果，虽然他自己似乎从不记得他生来就是特列莫哀勒家族的男爵，但周围的人根本忘不了这一点，甚至鱼贩子卖给他一些小虾，也坚决讨价六便士，仿佛他是一个前来商谈巨额国际贷款的外国君主。然而，那些似乎在监视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的隐秘的朝臣，偶尔也会得到一天的假期，悄悄到城里度过一个宁静的夜晚。这时让-路易斯的脑海就象一座温和宽厚的皇宫，其中的侍卫全已逃走。门窗敞开，人们可以随便进去，漫游宽敞的宫殿，欣赏那些回忆和观察积累的财产，或者在大厦后面合乎格式的花园里找个安静的隐身之处，在那里静思平常叫做“人生”
的这种大冒险中奇怪的成败得失。
不过要享受这种特权，一个人必须被认为在智力上是他的亲兄弟。仅仅是血统上的关系无济于事，感情上的联姻决定一切。我曾经看到男爵的一个堂兄，为一笔遗产问题，千里迢迢从加斯科涅赶来，在书斋旁边一间小厨房里坐了几个钟点，长久地等候，急躁地咒骂，因为让-路易斯当时在跟一条捕鲸船上的大副谈话，那人虽然目不识丁，但他在经过据说有很多大铁矿的拉普兰地区最北面的海岸时，曾经看到他的罗盘发生了奇怪的故障。
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特列莫哀勒家族的男爵曾经忘记参加阿姆斯特丹市长为欢迎丹麦国王的堂兄而举行的宴会（妄图先使殿下喝了荷兰烧酒而可耻地醉倒，然后争取酌减松德峡的通行税），因为他答应去陪伴一个生病的鞋匠，那人是思想倾向非常有趣的一个业余哲学家，曾经仔细研究过一些字谜，列维伦德·雅可巴斯·布鲁伊奈斯蒂克就是用这些字谜证明了大卫的赞美诗实际为国王所罗门所作。这位业余哲学家还曾用这种方法研究约翰启示录和路加福音，得出颇为惊人的结论，认为前者系犹大·以色加略所写，后者是本丢·彼拉多之作。
因此，当一个人介绍自己的普通朋友，同这个法国的封建习俗和新的数学理论混合产生的怪人会见时，绝对料想不到会有怎样的反应，而事先只能知道，这个怪人的表面态度一向同他对新交所感到的内心敬佩恰恰相反。如果他彬彬有礼，便决无结交可能。如果他只保持日常的客气，那还有希望，不妨再给这位新朋友找个机会和他见面。如果他毫不拘泥，事情已经成功。
在我把伦勃朗介绍给他以后的五分钟里，我深怕这次会见不欢而散。因为画家觉得自己出身卑微（他的亲家奥依林堡就很注意这一点），所以神情窘迫而倔强，稍受触犯便会发怒，甚或多少有意触犯对方。
虽然要在我家吃饭，但让-路易斯事先讲定要担任烹调。他认为，除数学外，烹调法是对人类进步的最伟大的贡献。他常把衣袖卷到肘上，在书斋和厨房之间一边走，一边打着鸡蛋和油脂，大量引用恩尼亚斯和赛蒙尼迪斯的话问道：“归根结底，人和兽相比，除了前者有可能学会吃的艺术，而后者永远注定咬嚼饲料之外，还有什么差别？不错，大多数人还处在原始阶段，吃东西只为了填饱肚子的乐趣。不错，我们的大多数同胞使用肉叉和汤匙，还很象农夫往大车上装干草。但是有少数人已经终于开化了。有少数人会 ‘吃’了。而我的那条狗努伊勒，虽是从洞里拖出狐狸的最高尚的畜牲，虽是非常聪明而又文雅的动物，只要戴上假发披上袈裟，就会象巴黎的红衣大主教，但它吃东西的样子就象一头猪，一眼看不住它，它便去吃些饥饿的鬣狗才肯吃、而喂饱的转叉狗不肯吃的好东西。”
听到这里如果不打断他的话，他便会继续解释说，一个人吃东西的样子是他的整个性格最准确的指针，一个人只要看看他的朋友把叉子或刀子向嘴边移动时的姿势，就能估量这位朋友的贪婪或诚实的程度。如果食物从盘里进入口中的过程四平八稳，那就可以对这位朋友以十万法郎相托。相反，如果食物接近嘴边时，牙齿作攫取之势，手指忙乱，那么，这个人还得再过几十万年，才配跟文明人交往。
所有这一切都很有趣，但是如果考虑到我们的大多数邻居还都在采用的 “争先恐后”的吃法，就不免觉得有点危险。糟透了！伦勃朗也不例外。当他全力以赴在画一幅新画时，或当他费尽心思探索一幅铜版画的新颖的立意时，他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正如我在这本日记的前一部分所写，我知道他有一次整整两天两夜废寝忘食。等他终于开始吃饭时，他那种吃法使人痛苦地回想起韦德斯蒂格村的日子，那时凡·莱茵家六个孩子团团围住父亲的餐桌，把他们的汤匙戳到大家共吃的一碗牛奶面糊里，捞取父母剩下的少得可怜的几片肉。现在他不但心里惦记工作（我知道，他正在结束给孀妇斯瓦坦霍特画的一幅肖像，而那老婆子自有主见，虽已七十五岁，却并不是坐下让画家描绘的最听话的人），而且疲于照料重病在身的妻子和相当瘦弱的孩子（还不说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性子暴躁的保姆），我有充分理由担心，他可能又处于神情恍惚和易于激怒的状态，所以谁也不能预言，如果由于某种奇怪的过敏的想象，他把一句简单的话理解为对他个人行为的非难时，他将怎么办或怎么说，或者将有怎样的反应。
让-路易斯从厨房里出来，只穿一件衬衫，下摆的绸边（因为他不爱穿有颜色的外衣，但终生严格讲究时兴的衣服式样）上束一条围裙，端一只盛满了奶油浆的德佛特出产的大蓝碗。他引用辛尼加的语句大声说：
“convivaecertetuidicant,Bibamus！”这时我忽然感到：这次聚会眼看就要成为老交情的破裂。因为伦勃朗只懂一点拉丁语，根本不懂法语，他当时的神情就仿佛要说：“哼，好小子，你在这里住了这么久，一点也没有学会我国的语言，竟不会用我们的话谦和地向我问声好，这算怎么回事？”但是让-路易斯丝毫没有注意这一点，文质彬彬地向他深深鞠个躬，用我所听到过的法国人所讲的最接近荷兰语的话说：“清（亲）哀（爱）的，我欢迎您这样的菲狄亚斯的后继者，您不认为做薄饼的老妪是有伤您的尊严的题材。因而蒙您惠允，我现在要为您做一餐菜肉蛋卷，烹制秘方是我直接从泰勒麦修道院长的总司厨那里学来的。”
伦勃朗是否知道这里暗指的是古代最伟大的法国艺术大师，我有理由怀疑，因为他常对我说，他是为今天，不是为前天而活着。而且我想，整个阿姆斯特丹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或注意到），老医生拉伯雷创建的逍遥自在的修道院里，曾经住过一些怎样的修道士。但是谈到的那个做薄饼的老妪，是很少有人知道的伦勃朗的一幅比较平凡的早期铜版画，所以大大引起了他的自豪感。他立刻放弃了方才瞧着我们这位业余厨师出来时的那种温怒的态度，深深地鞠个躬，彬彬有礼地挥手回答说：
“先生，凭你的技巧做出的莱，如果和人人称道而使我久仰的你的烹饪才能相符，那么即使是伟大的朱比特，也会认为应邀参加这次宴会是荣幸。”
让-路易斯听了又惊又喜，手里的一碗奶油浆险些儿打翻在我的乐器盒子上，他比前次更低地鞠个躬，说是愿做凡·莱茵先生最谦恭的侍从。他此后对伦勃朗恭维备至，深怀好感。这位法国的商务特使（他的职责是为他的君主搜集商业情报，但是他的大多数信里写满了他认为是阿姆斯特丹社会的可取的舆论）甚至写了三封长信，详述这次著名的会见，并以明确的言词暗示说，特列莫哀勒在迅速趋向降格以求民主的阶段，因此，如果陛下给阿姆斯特丹司法当局以暗示，并将逮捕反叛者的密令下达于最近的边防城市以备执行，也许不至是不适当的。这一篇精彩的外交论辩在寄往巴黎的途中，被海牙的邮局局长及时抄录下来，寄给了霍伊根斯阁下，这么一来，就又转到了阿姆斯特丹我的家里，附函索取那种名菜阿列麦特的烹制秘方，他写错了，将它误称为“奥列麦特”。
然而还要回来说我们的宴会，我们的确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晚上。赛里姆最初有点超然不俗。“对于造型艺术，”他辩解说，“我不太擅长。《可兰经》不许我对这种艺术发生兴趣。”
“朋友，《可兰经》的哪一章里提到过造型艺术？”响起了柏纳多的声音，他知道，伊斯兰教祖的这个出色的追随者（和许多基督教徒一样）从来不会想到这部神圣的著作，除非有时候，他需要以这本书为根据，推辞他实际上不愿做的事情。例如，每当赛里姆到了朋友家里，看见请他喝的是他不爱喝的啤酒，他总是道貌岸然地举目望着天，以沉闷的声音辩解说“噫！
格布利哀尔天使在第二章第五节里不是对信徒们说过吗：‘为了大慈大悲的阿拉，爱护正义的人们，你们要戒绝一切麻醉精神的东西’！”
然而如果他的主人理解这种暗示，钻进地下室拿出一瓶勃艮第出产的红葡萄酒（这是这位年轻的伊斯兰教徒最爱喝的一种酒），赛里姆便会继续说：
“但是教祖本人在第十八章第二十三节里谈到流浪国外的人应有的礼仪时说了些十么呢？‘要注意，所有的信徒们，在举止行动上，永远不能让招待你们吃喝的人们感到自己受了轻视，因为真诚的款待是友谊的基石，善意的堡垒。’”而且他将继续错误地引用这些夸大的章节，直到所有的酒全部喝光，或者其余的客人都从桌旁溜走时才肯住口。
不过倘若有柏纳多在场，他引经据典就得略加小心，因为这个犹太人曾经和费兹的一个传教士一起在葡萄牙的监狱里度过了好几年的岁月，利用受监禁的漫长时日，读熟了《可兰经》中的一大部分，结果，他反而给那个可怜的黑人讲解了大卫的赞美诗、士师记和所罗门的颂歌。他早已抛掉了这种无用的智力上的累赘，但还完全能够核对我们这位业余伊斯兰教神学家的多半是臆造的引语。这两个塞姆人关于他们祖传的两种教义的相对优点所进行的争论（他们两人都丝毫不尊重任何一种教义），给我们这一小伙人的乐趣增色不少。
这在我们的基督教徒邻居中引起了很大反感（他们从未应邀参加过我们的聚会，然而我们所说所做，他们全都确切知道，仿佛亲身参加了似的），不过他们一向忙于自己内部的斗争，顾不得密切注意我们的愉快的异端。这天晚上赛里姆仍然遵守他的老习惯，摆脱了他对《可兰经》和绘画艺术的高尚情感后，立即要了一枝铅笔和一张纸，把这个晚上其余的时间用来给我的儿子讲故事，他一边叙述哈伦-阿-拉什德的丰功伟绩，一边画些非常有趣的小图画加以说明，画中描绘的这位伟大的战士，正在砍会一排又一排的十字军战士的头颅，场面极为残忍，吓得可怜的孩子一连五夜没睡着。
我和其余几位客人在晚饭之后立即到我的工作室里下了一晚上的国际象棋。让-路易斯认为，这种娱乐是灵丹妙药，可以医治疯湿症和唠叨不休的老婆（他最怕这两样），所以他近来对它深感兴趣，把它当作一种仔细研究的课题。
“有什么办法？”他常问。“我每天只能伏案工作八九小时。再久了，数目字就会戴上帽子穿上外衣，在书页上跳起小步舞来。我得找点事做，使自己不致头晕眼花，因为我离开数学活不下去，正象别人离不开烧酒或甜酒、神学或女人。固然可以听听音乐。但是音乐已经不是从前那种音乐了。如今的音乐过于伤感。所以我们还是下棋吧。”
我们摆上棋盘（这是自己做的，因为我跑遍阿姆斯特丹，没有买到棋盘，而且我在许多店家听说，根本没有这种玩艺儿），让-路易斯掏出了鲁伊·罗彼兹所写的一本书（他从遥远的西班牙塞维里亚买来的一本小册子），翻到第十九页，从开始走棋时起，就小心地遵循着书上的一切指示，但走了十八步，便被柏纳多将死，后者是在一星期前才学会下棋的，他对“牺牲一卒以得优势“和”打闷官”等手段，并不比我饲养的雉鸡更有办法，但他对我们大伙战无不胜，这使我们惊奇不已，他自己也同样莫名其妙。
但是我最感兴趣的是伦勃朗对这种娱乐的反应。我教过他棋的走法， “将”每次走一格，可前进、后退、横走；“车”沿整条直线随意走；“马”
每次直走一格横走两格；等等。使我大为惊奇的是，他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为使他掌握这种娱乐的总的概念，只用了一两个晚上。但他下棋，象他画画一样得法。
如前所述，他很少谈起他的艺术理论，而且常说，一小时的实践胜过一星期的讨论，所以我相信，他从来不曾考虑过空洞的理论，虽然他在书面表达自己的意思方面很有天才。然而在我们那次宴会之后，又过了几个夜晚，他自己却向理论迈进了一步，而且他所谈的十分有趣。
“我喜欢你的那位法国朋友，”他听我谈起了作为厨师的让-路易斯的卓越技巧时，说道。“的确，他会做非常可口的薄饼，不过这种吃食不太合我的口味。我吃惯了普通的饭菜。但是我喜欢他在玩那种新奇的游戏时所采取的路线，世上的一切事情都要取决于‘路线’。
“你知道的，我有许多学生。其中有些人已经颇有成就。弗林克已经是著名的画家了，将来你还会听说鲍尔和多乌，因为他们都是能手，懂得技巧。当然，我实际上并没有教给他们多少东西。他们各有各的才能，和我不相上下。只不过我比他们稍大几岁，有时间学习一些技巧，能够把这些技巧传授给他们。
“但当然，人们看到弗林克接到公爵的新订件，或者听说鲍尔每年画十儿幅肖像，便对自己说：我们的小威廉或者我们的小苒蒂，也在用爷爷给他的一盒颜料画些挺不错的圣尼古拉像。我们一定要把他送给凡·莱茵，让他将来做个象伊克霍特或他老师本人那样的大画家，挣很多钱，穿绫罗绸缎。
你知道的，因为这一行里许多光荣的成员都沦为济贫院的居民，所以流传着对这种职业的非常愚蠢的看法。
“但是我有什么办法？我单靠画肖像活不下去。我需要收些学生。这些小伙子中间没有一个是很容易管教的。他们年纪轻，模特儿们乐意和他们交往。我丝毫无意扮演学校教师的角色，但我至少可以小心些，不把我的时间浪费在绝无希望的废料上。所以我已经作出规定，必须叫他们先把他们的素描带给我看一看。
“请注意，看他们的素描，不是看他们的绘画。因为差不多每一个人，只要不完全是色盲，只要有个很好的老师，都能学会画一种什么画。但是线条最可靠。你把某个人的一小幅素描给我看看，随便画的什么都行，五秒钟内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个人有才能，或者他最好去做酿酒工人。
“况且，画面不仅是个技巧问题。还必须有一定的气质、性格、个性。
没有这些，就没有生气。现在的世界已经够死板了，没有必要再往世界上堆积死气沉沉的油画。是的，一个画家应该学习他的业务，要能够完成一幅绘画，并注意到一切细部，正如载缝能够完成一套衣服，木匠能够完成一个碗橱。
“也许我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说清楚。有些人倒能够把我的想法告诉你，而且讲得比我自己对你谈的明白得多。不过请记住我的话，一个人也许有‘路线’，也许没有。你那个法国朋友有一种路线。他在风度方面有一种路线。他在礼貌方面有一种路线。他在做薄饼方面有一种路线。他在下棋方面也有一种路线。他在每一方面都有路线。而我……”
我惊奇地望着他，因为这是我从未听到过的一种新论调。
“而你怎么样呢？”
“而我在绘画方面很有路线，在生活方面太无路线。不过我还年轻。等我再有几年经历，我也可能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