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伦勃朗画了一幅大画,他希望借此成名

第二天上午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后来回家吃午饭,三点稍过一点,我又到了布利街。这是病人的情况恶化的一个日子。然而她坚持离开床铺,坐在椅子上,用几个枕头支住身子。孩子坐在她的膝盖上。保姆忙着把几件衣服挂在火边烘干。我对她说过,叫她不要在病人的房间里洗衣服,但当然,她不肯听从我的劝告。我进来时,她抱怨了一句,把孩子的衣服收起来,扔到一个柳条篮子里,砰然一声关上门就走开了。

“今天又是她逞凶的日子,碰到这种时候,我简直对她没办法,”萨丝佳抱怨道,“有时候,我几乎觉得她是个疯子。”

“真遗憾,”我回答,“你的丈夫早该辞退她了。”

“这我知道,但是他不愿意找这种麻烦,他是个善良的人,也很想管管家事,可是他的心全在他的工作上。保姆是专管照应孩子的,你也知道,我做不了什么事。不过我不久就会好转的,我觉得我比几星期前健康多了。今天我照了照镜子,我的两颊和没患这次严重感冒时一样红润,你不觉得我的气色好?”

我肯定对她说,我从未见过她的面色这样好看。我没有必要撒谎,这个可怜的妇人在发高烧,她的两颊现出深暗的红晕,她所认为的康复象征,只是死亡的预兆罢了。从这天起,再过四个月,或者至多五六个月,她就要长眠在老教堂里一块花岗石板的下面。我们的责任是使她在世的最后一些日子尽可能过得幸福。我说了几句夸奖孩子的话,这是个挺漂亮的男孩,但象所有的儿童一样,他对病人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总是要竭力挣开。

“他可爱吗?”她问,试图把孩子举起来,但发现太重,她那细细的胳膊举不动他。“啊,他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宝贝!我们将来让他做海员。”

“不让他象父亲那样做个伟大的画家?”

她慢慢地摇了摇头。“不,”她说,“我希望他幸福愉快,无忧无虑,我相信,艺术家们并不是这样的。”

“但是你总不能怀疑,伦勃朗是幸福的!他有他的工作。他有你,”— —我发觉这话说错了,赶快设法纠正——“他有你,有这个孩子,以及……”

但是她听到这里打断了我的话。“你头一次说的对,”她说,“他有他的工作,而在工作之余,他才有我,他让我打扮得象个公主(我并不是),或者象仙女般的皇后(这我更不敢当),我变成了他的工作的一部分!”

“最美的一部分,”我微笑道。

‘哦,哪里,你这话讲得太客气了,不过反正一样,我仅仅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自从你给他生了这个可爱的孩子,你就已经变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她以困惑的表情望着我。她的全部欢乐顿时消散,高兴的神色变为一阵突如其来的忧伤。“你真的相信这一点?”她面带困惑的表情向我问道,“因为如果我自己不这么想,那我真愿意明天就死。现在我甘愿等候这一天的到来,而且唯恐它来得太快。”

我打算讲些我们这一行老生常谈的千篇一律的无聊故事反驳她,但是就在这时,伦勃朗进来了。他怒不可遏,十分气愤地在咒骂。

“这个白痴!”他喊道,“这个完全无可救药的笨汉!我还以为我终于教会了他使用印刷机呢。上次他把纸张全浸透,碰一碰就立刻变成纸浆。这次他又把铜版放在滚子下面而不垫毡片。铜版给压弯得象个铁环。害得我又要全部重新做一遍。否则我可能已经顺利售出了一百份。老牧师安斯洛的肖像,每印一次都能售出一百份,门诺派教徒很舍得花钱,只要画的是他们那一派的牧师。”

萨斯基亚伸出手来,这是一只非常苍白而纤细的手,但形状很可爱。“到这边来坐一会吧,亲爱的,”她央求他,“你干吗不打发那个学生回家呢?

既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讨厌的人,你当然不必让他待在这里碍你的事。”

她丈夫的怒气顿时烟消云散。“我也这样想过,”他回答,“但是再找一个也许一样的笨,甚或更笨,而且这一个为了要跟我做学生,每年付一百银币的学费。不过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想怎么办。我们不是斋要一些引火柴吗?”

“我们经常需要。”

“这就好了。我叫他到院子里去劈木柴。我就对他说,这种锻炼对于臂力有好处,一个画家得有结实的肌肉。一个好主意,这我要归功于你,如果让我独自一人再考虑两分钟,我就会撵走他。现在,我的好医生,我们两人要出去稍微散散步,我想让你看一样东西,也许我还要告诉你一些事情——要先讲好,我可怜的萨斯基亚有气无力地勉强笑笑,但笑得不很自然。红润的面色又一次从她的两颊上消失净尽。她看来衰弱不堪,当我们搀她回到床上的时候,她咳得厉害。

“她不应当这样常常活动,”当我们走到外面街道上时,我警告说。

伦勃朗摇摇头。“这我知道,”他说,“但是当她坚持要起来的时候,我有什么办法让她躺住不动?况且,如果我不扶她起来,她就要喊保姆帮忙。”

“我原来认为你会解雇这个女仆。”

“我想过。我也试过。真的,我曾经力图这样做。但是这件事相当困难。

你知道,我是很忙的,这件事要花费很多时间……”

我明白了。这个人只知道世上的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工作。他成了个家。

我们大家迟早都要成家的,而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设法把家庭维持下去。但是这个可怜的人当谈到他自己的这一种艺术时,是个巨人,但当面临日常生活的无谓烦恼时,立刻变成一个可悲的小懦夫。他愿意试图解决在他以前不曾有人敢于处理的画面光线的明暗问题。但是如果叫他来宣布解雇一个保姆,一个对他的妻子和孩子的健康是一种威胁的泼妇,他就害怕了,逃跑了。

当然,我们大家各有各的性情,各有各的职业,要使某一种人变为另一种人,那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简直办不到。我怀着这种明智的感想,跟随我的主人走到街上,这时他停下脚步向我问道:

“假使我们在去阿姆斯特尔河畔之前稍微绕个弯,从犹太人住宅区走过去,你有没有反对意见?你会看到一些罕见的景象。”我回答说:“当然没有。”因而我们没有朝左边走,而向右边转弯了,不久,我们就到了一个和全城其它地方有天渊之别的世界里。

我们城市里这种奇怪的发展,原因很简单。四十年前,这个郊区还是一片沼泽。后来这里的水稍微排除一些,但房屋仍然很潮湿,所以只能租给贫民中间的赤贫者。这类贫民多不胜数,因为自从我们宣布脱离西班牙而独立,我们的城市就一直是来自世界各地千千万万人的避难的天堂。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听说,我们富裕得超过了最荒诞的贪婪之梦,所以在荷兰谋生,要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容易得多。另一些人则是宗教改革后立即涌现的无数宗派中某一派别的信徒。这些人匆匆来到这个伟大而自由的共和国,不是因为希望避免遭受他们的敌对宗派的迫害,便是因为(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认为,在据说行政长官十分宽厚的这样一个国家里,他们自己倒有可能对别人进行一些迫害。

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葡萄牙为西班牙所并吞,当时国王腓力普所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通过一张布告,他根据这张布告,仅仅把那些认为应该出来做些工作的人们从新征服的领土上掠夺过来。

我的祖母常常对我讲起,在九十年代,第一批葡萄牙侨民开始到来,每当听说载运亡命之徒的船只即将驶入港口时,人们便涌到“Y”形海岸去观看。

她叙述了那些船上的可怕情景,男人女人和小孩,全都同他们那很少一点衣物拥挤在一起(他们至早在被驱逐前二十四小时内才得到通知,被迫在这段时间内卖掉他们的房屋、不动产和商品,并整理行装),而且船舱口一打开,便发现其中一半人已经由于缺乏食物、饮料和新鲜空气而死去,或者奄奄一息,活着的被带到岸上,发给一些牛奶和面包,然后在一片十分恐怖和可怜的表情中间被带到个别市民的家里去疗养。

我的祖父虽曾发誓信神,但听到这里总要打断她的叙述,怒斥那些诋毁公众这种慈善行为的犹太牧师们,因为大约在一千五百年前,犹太人也杀害过他们本族的先知之一。“就好象有过哪个民族不曾杀害它本族的伟人似的!”老头儿试图这样为议院辩护。于是老太太便提醒他说,他是个基督徒,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他却哈哈大笑一阵,说道:“我是个基督徒?我是个反叛者,一个真正的诚实的反叛者,我打仗打了一辈子,骂人骂了一辈子,从未放弃过可以得到纯酒和不纯洁的女人的机会,我杀过我的敌人,我爱过我的朋友,我恨过罗马教皇和日内瓦那个冒牌教皇。荷兰公爵万岁!等我死了,我要直接去见上帝,他对待我所爱的一切人不公道,我要把我对这件事和对他本人的意见如实地告诉他,这么一来,我无疑要下地狱,在那里和在世上一样,我仍然要做反叛者,但是谢天谢地,地狱里的气候不会象穿着刚洗过的裙子乱弹竖琴的小天使们那里一样寒冷!”

于是这两个风趣的老人满怀深厚真诚的感情互相望望,显得非常衰迈而又相当孱弱,他们愉快地笑笑,眨眼工夫就睡着了,手拉着手,亲热得就象是前天才结婚。

现在他们已经故世好多年,从前那些侨民已经发财致富,迁移到比较时髦的附近地区,但是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侨民从外国迁来。在伦勃朗领我走过的这个区域,听到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第绪语和德语的机会,仍比荷兰语多;商店看来仍然象集市,食品依旧发散着强烈的香味。至于这里所住的女人们,为着惊讶的异教徒们所不了解的原因,仍旧坚持把头剃光,装上假发,这种东西又笨拙又难看。

我一向很少到这个“小耶路撒冷”来,因为这里的人有他们自己的医生 (也都很高明,虽然他们喜欢用些特别的药方),而且每当我有空到空气新鲜的地方散步时,我总是喜欢上港口去,眺望船舶入港。但是伦勃朗似乎很熟悉城市的这一部分,而且显然同这里的半数居民都有泛泛之交,因为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逢迎取悦地向他点头哈腰,摘下帽子问声“先生好”,就仿佛他是市长或者某个大官,而不仅仅是个画家。

不过他立即向我解释了这一点。“你千万不要认为,他们所以这样彬彬有礼,是因为他们对我的作品有一知半解。我是个大方的顾客。只要有钱,我总是付给现款,而且不作不必要的讨价还价。原因全在这里。”然后他对我说,这个犹太人区是个真正的宝库,它拥有的色彩,超过阿姆斯特丹所有其他地区的总和。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他说,同时跨到一旁,避开了从二楼窗口的一样难以形容的家具里倒下来的东西。”我们的文明是淡褐色的和灰色的,我们似乎把色彩看作是一种有罪的肉欲的表现。我国的男人穿的是黑衣服,我国的妇女穿的是黑衣服,我国的儿童穿的也是黑衣服,我国的教堂看来象是刷成白色的坟墓。当我们举行宴会时,大家都哭丧着脸绕席而坐,直到喝得烂醉为止,然后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和约翰·斯登在他的绘画上向我们揭示的完全一样,他也是个聪明的青年人,虽然他是莱登人,和我一样。我希望,我能对自己一家人知道得更多一些。我指的不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但他们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老实对你说,他们都很平凡。我的祖父母也挺愚昧,是莱登附近一个村里的小商人。他们没有到过任何地方。

他们没有见过任何世面。但是我的曾祖父母或者更早的前辈们情况如何!?

我们的家系里是否有过一个意大利人甚或法兰德斯人?因为我听说,法兰德斯人比我们活跃得多。有一次我买了鲁本斯的一幅画,很出色!不过仍然看得出,我们的宗教同那幅画有些关系。这种关系很难讲。我认识几个老年人,他们记得阿姆斯特丹和莱登在进行宗教改革前的那些日子。他们说,那时的生活比现在快活得多。有这么多的牧师、教堂执事和僧侣,无目的地满街游逛,在过去也不是很愉快的事,不过只要你不理睬他们,他们也不会理睬你,假使你常去做弥撒,自然另当别论。而现在,只要你微微一笑,就会有人跑过来向你念几章约伯书,好象提出警告似的。当然,归根结底,教会是要灭亡的。我们是个行动迟缓的民族,我们的思想不敏捷,但至少我们在思想。

所有这一切都要消失的,不过我有时在想,如果我生在意大利,不知是否会比较幸福。”

“你是否曾经想上那里去?”

“当然想过。每一个学绘画的青年人,在其一生中总有一个时期想上意大利去。”

‘但你一直没有去过?”

“没有。在一六三一年,我迫切希望去。我甚至和约翰·里文斯谈过这件事,当时我们两人都在莱登求学。我们也能筹划出这笔旅费。我父亲的那个麦芽磨坊,生意倒很不错,还有几个有钱人入个股。但是到意大利去似乎浪费时间。我在那些日子很不畅快,总觉得自己活不太久。我需要利用白天的每一个钟点,所以抽不出两个月的时间到远地去,而那里的阳光也不见得同这里有多大的区别。当然,意大利有一些著名的大师,但是我在阿姆斯特丹,象在罗马一样能够看到他们的作品。人们把那些作品成船地载给我们。

我临摹过许多那类的作品。我的临摹经常作为真迹出售,不过在那时,我们的画商只要看到有利可图,就是圣路加本人的绘画他们也肯卖。可笑的是,那个唯一的非犹太人使徒,倒给犹太人帮了大忙,使他们发了财,这是我的亲爱的姻兄奥依林堡的功劳,因为他也在经营艺术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在经营,因为几天以前,我又借给他一千吉尔德。他用这笔钱干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不过我愿意把我的债权按半价让给你!”

在谈这番话的过程中,我们不觉已经几乎走到了犹太人区的边缘,我问伦勃朗,他是否忘记了他还有一件事要办。

“我知道的,”他回答,“不过那是要到城里另一个区域去办的事。我每次出来,总是不知不觉就转入了这个人口稠密的地方,但是我今天去找的一样东西,比在这里所能看到的要好些。我想,我已经发现了米开朗琪罗的一幅真迹,我只看到过一次,当时画商讨价太高,那是一幅小画,一个小孩的头像,如果画商肯算一千五百吉尔德卖给我,我就把它买下来了。”

他毫不在乎地说出了这个数目,仿佛只是两先令。我听说,他卖肖像画的所得,大大超过其他画家的收入,而且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娶了个富有的妻子,但我完全没有料到他竟这样不在乎钱。我的非常简朴的童年时代的习惯相当根深蒂固,所以我要问,为买一幅绘画花那么大一笔钱是否太多,他对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惊奇,但回答说,他认为不算多。

“我想,当你单从一个观点来看时,这确是一大笔钱,但是米开朗琪罗是个很卓越的画家;不,我认为一千五百吉尔德不算太多,我自己将有比这更多的一笔收入。”

“仅仅一幅画?”

“对的,如果你肯耐心地跟我再走几分钟,我就会让你看到那幅画。不过我要先到那个地下室里去一下。”

他所说的“地下室”,等我们走到时,才知道就是辛格尔街旧时的射手俱乐部的底层。射手早被枪手所击毙,他们的俱乐部现在只是一种高级酒馆,人们只要在这里买一瓶酒或几杯啤酒,就可以观看有名的老战士们的肖像画。这座房屋的最高一层租给了一个手套商人,他利用顶楼晒皮革,底层开了一个古玩店(我这时才第一次看到),是一个犹太人经营的,门外招牌上写有他的名字,但是勤炔的孩子们涂上的脏东西把它盖住了,使我看不清楚。

这个可敬的人穿一件长长的外衣,一直拖到地上,使他不断地被自己的衣服绊得打踉跄。这件衣服看来象是洪水时代的遗物,而且自从阿拉拉山又一次从波浪中鼓出它的顶峰那天起,这件衣服就很少见过水。因为房间里漆黑一团,屋主又把自己的面孔藏在乌黑而浓密的络腮胡子里,所以人们不断地撞在他身上,他也就不断地用一种莫名其妙的语言请人原谅,那种语言包含三分之二的葡萄牙语、六分之一的德语和六分之一的荷兰语,还随时搀杂一些我认为是大卫王的赞美诗中独创的语言。

我大为惊奇地发现,伦勃朗不仅懂得这种自创的语言,而且实际上说得也很流利,因为米开朗琪罗的那件作品从一个非但昏暗而且漆黑的角落里一拿出来,他就用上述各种不同语言中不甚流行的混合语,滔滔不绝地同大胡子画商大谈特谈,我听了深信,这两个人随时都会打起架来,一旦动武,我拿定主意不插手,尽可能赶快逃走。但是没有出事,相反,他们热烈地谈了半小时,其间(就我所能够听懂的而言)不时提到争论双方的近代前辈,然后却皆大欢喜地分手了。伦勃朗把价钱压低到一百银币。但画商那方面劝他把画框买了去,并发誓说,画框原值二百吉尔德,但他愿意按半价卖给他,所以整个交易,就我的理解而言,依然是胜负难分。然而,交易双方似乎都深信自己战胜了对方,于是皆大欢喜。我们以互相尊重的话语道了别,并应允说,以后需要买画,随时再来。

出了这个涤罪所,觉得新鲜空气令人舒畅。关于在那个艺术宝库里进行的神秘的争论,我希望听到一些解释,后来我听到了。

“我需要这幅画,”伦勃朗承认道,“我迫切需要。这个犹太老头儿讨价过高。结果我只花了不到一百吉尔德便把它买来了。”

“但是画框呢!画框买得便宜吗?这样东西他向你勒索了一百吉尔德。”

可怜的画家神色困窘,象一个把来之不易的一枚铜板花得很冤枉的小孩子被人发现时的表情。但他很快就又恢复了常态。“说到头来,”他用一种有点抱屈的声调问,就仿佛我不公允地责备他挥霍了他儿子的继承财产,”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点钱不花掉,留住能有什么用?一千五百吉尔德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但在下星期,至迟在下个月,凭我最近完成的一件作品,我将有一千八百枚银币的收入。况且我的确需要这幅画,迫切需要!”

听着他的无可辩驳的逻辑,我们又沿着来时的道路折回去,过了罗金河,向右转弯,一直走到阿姆斯特尔河。在旧时代,在我国宣布独立后立即进行的大扩充之前,这条河是市区的边界。当时河两岸仅有疏疏落落的几幢房屋 (其实这是一条水渠,不过我们的诗人喜欢把它比作台伯河、塞纳河和泰晤士河),花园和空地是旧时民兵队的射手们迫切需要的地方,他们在星期日下午常到这里集合打靶。

十五世纪后半期,在我国所有的小城市互相攻打的时候(正象如今的国家,经常对邻国作战),这个地方修筑了一个大碉堡。有一座巨大的石塔仍旧巍然矗立,完整无损,它叫做“威震乌得勒支”或”降服乌得勒支”,这个名字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危险是从哪个方面威胁着我们的祖先。乌得勒支的大主教已经不再是一种威胁,因为这个牙城建成后不久,他就不复存在了,城墙现在已经远远扩展到阿姆斯特尔河的对岸,但是这个砖石巨人依然屹立在一四八二年造塔时的老地方。不过它现在完全是著名的克洛文尼尔斯多林寨里一个和平部分,是扛长炮的城市自卫队的集会场所和俱乐部。发明了火药以后,这种扛长炮的自卫队立即继承了射手们中世纪的名望。

在伟大的独立战争期间,那些城市自卫队发挥了极为显著的作用。没有他们,我们决得不到自由,因为雇来为我们打仗的那些德国、瑞士和英国的雇佣兵,往往是些兵痞,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十有九次,都是战斗一开始,便已不见影踪,直到发出开始抢劫的信号时他们才肯回来。

当然,二十年前,当我在这里所记的事情发生之时,阿姆斯特丹方圆一百英里内已经没有敌人,只有舰队偶尔擒来的一个战犯。但是每一个有自尊心的年轻人,都认为加入城市自卫队,抽出一些业余时间练武,是自己的义务。许多民兵团都迅速变为单纯的社会组织,没有丝毫军事野心或战略价值,这是一个日趋明显的事实。不过这样的发展似乎势所难免(如果我所读的历史有些作用;但我有时不免怀疑),为了说得完全公允,我应当提到,有些出色的自卫队执行任务,同从前他们的父亲和祖父的做法一样认真,而且毫无疑问。在一六五○年,当威廉二世怯懦地进攻我们这个可爱的城市时,这些自卫队证明自己完全能够对付局势,迫使那个傻公子带着沾湿了的两只脚,毫不光彩地逃回老巢。而在四十年代初(请记住,我是在谈一六四二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因而也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人们对做高贵的武官忽然又深感兴趣。

各个自卫队想尽办法招募理想的新兵,把人们同这个或那个自卫队长有了联系之后便能得到的各种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细心地加以列举,并使之成为各个高级酒馆里的话题(名声较坏的小酒店里同样感兴趣,但着眼点各有不同,因为城市民兵也就是城市警察,是所有违法和暴动分子的死敌)。

不过自古以来,外衣穿得比那些从事和平职业而有利可图的一般公民漂亮些,一直是战神之子引以自豪的特权。造物主在开始进行她的有趣的工作时,就把美和吸引力这两种赠品,几乎完全给予了各种各样动物中的雄性。

我不敢说,我对造物主的秘密意图有一种隐秘的了解,但是她也许认为,如果雄性比雌性富有吸引力,如果求爱的角逐不完全由一方发起,那就有利于她的巡回动物园将来的发展。但当她最后处理人类的问题时,她不是疲倦了,便是气馁了,因为她彻底改变了她的方针,作出不同的安排,使我们人类中间,女的成为富有吸引力的社会成员,而男的看来很平凡,或者根本不足道。

女人们当然已经充分利用她们的优点,而我们可怜的男人们,仍在竭力(虽然多半无效)谋求一种折衷办法,希望能使自己不致完全象显然注定的那样讨厌而平庸。学者们和其他的博学之士,只要能够找到借口,总要穿上漂亮的丝绸外衣。法官们爱穿深红衣服和制服。我从未见过旧教的牧师穿法衣,因为我们这个城市里不许穿,不过从我祖母所讲的故事中推测,约瑟夫的那件花花绿绿的外衣,同等了全套法衣的大主教和红衣主教相比,也算不了什么。顺便提到,那种旧教在许多方面都很明智,它认识到一般人往往有着在色彩上媲美的要求,因为在准备过一种特殊的季节时,每一个庄稼汉和乡下人都可能打扮得象个大公,如同害了相思病的孔雀一般晃来晃去。

然而士兵们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华美外表的意义。对他们说来,这恐怕是必然的事。他们的职业除在和平时期外,很少提供什么好处。炎热和尘沙飞扬的道路上漫无止境的行军,简陋的宿营地,粗劣的伙食,以及随时失去一只臂或一条腿或者弹穿脑袋的危险。必须有点报酬来吸引这些轻率的人,哄骗这些天真的人享用国王的俸禄。

当然,这一点本可以通过提高士兵薪俸来实现,但这么一来,军官们就不再能把他们的队伍视为丰富的财源,他们必会要求提高自己的薪俸,欧洲所有的国库将因之破产。作为招募新兵的诱饵,军纪也不妨略略放宽,不妨少施鞭打和绞刑,但是这在那些乐于从事有组织的残杀勾当的人们看来,会是行不通的。所以最方便的解决办法,便是让这些光荣的囚徒和叫花子(我这样称呼他们,绝对无意侮辱某一团外国雇佣兵的一般成员)把自己打扮起来,就仿佛确是仪表堂堂的人物,而不只是可悲的炮灰。这就使他们有了一种优越感,于是一般人便几乎愿意赴汤蹈火,忍辱含垢,只要到最后,能够使他觉得自己(哪怕只是一刹那)高人一等就行了。

这附带说明了绞刑台上许多罪犯为什么会有磊落的行为。他们做出一副听天由命的豁达姿态,使自己显得高于围在绞索旁发出嘲笑的歹徒,他们跳入绞索时对自己说:“啊,跟这班乌合之众相比,我是多么出色的英雄好汉!”

这还说明了,千千万万可怜的乡下人为什么宁愿抛开他们的犁耙,抛开简朴的农村生活的真淳乐趣,戴上羽饰和金色线辫,高视阔步地每天闲逛一小时,虽然其余二十三小时,他们必须听从醉醺醺的和欺压人的练兵中士的任意摆布。

但愿我的全部医疗诊断,都能象这次对英雄好汉们的动机所作的估计同样正确,每当我们不得已雇佣一些额外兵员对西班牙人作战时,这类英雄好汉便趾高气扬地漫步在我们的街头。不难理解,我现在所谈的并不是被我们那敬爱的君主永无止境的绞刑和分尸刑所激怒而终于公开起义的一般公民。

起义者作战是迫不得已,正如我们的城市受到洪水威胁时,他们便会到堰堤上去抢险。这是生死问题,他们愿意争生存,是很自然的,虽然为了达到这个十分明显的目的,他们不得不冒几分生命危险。但是关于他们的战斗经历,很少有流传于外的光辉记载。我因为太年轻,这样的人认识的不多,但我看到过他们的画像,那都是些诚实淳朴的公民,有屠夫、面包师和船主,面孔诚恳真挚,双手粗大有力,全都能劈开一头牛或者曳动一条船。他们的长官也许戴了一种橘黄色的项巾,以区别于一般部下,不过这往往是整幅绘画上绝无仅有的一点色彩。

但如今,每当一连军队出动保卫一道实际上并不需要保卫的城门时,或者巡逻一道象我家后院那样平安无事的城墙时,无论是普通土兵或是中尉、大尉,就象举行阅兵式的军舰。他们的帽子下插着羽饰,外衣上缀着金色线辫,脖子里围着好几码长的彩色项巾,每六人打一杆象座房子那么大的旗,引得年轻的女仆和女佣离开厨房,争看这些漂亮的英雄,称赞他们,对他们痴笑,于是这些可怜的蠢汉由于引起这种地下室的注目而感到受宠若惊,在哨所里彻夜打哆嗦(不肯到自己老婆的身边安睡)。他们宁愿一连几个星期重复这样的表演,仅仅为了这种短时间的为人羡慕的荣耀。他们请画家为自己画像时,总是绕席而坐,摆出姿势,看来就象法国国王在设宴招待威尼斯共和国的大使那样隆重,他们全都披挂起来,酷似土耳其大王的宫院看守人,他们所吃的菜肴,会被我们的祖父一辈认为是穷奢极欲。总而言之,他们吃喝玩乐,全和不断光临我们这个城市的那些年轻的英国勋爵一模一样。我听说,画家们还得派人到巴黎去买一些金粉,涂在画出的宝剑和火绳钩枪上。

当我们朝着克洛文尼尔斯道林寨的方向走去时,所有这许多不同的沉思默想,迅速掠过我的脑海。我知道,那个寨是几个最阔气的团队的集会场所,大尉们的房间里挂满了凡·得·赫尔斯特、格瓦尔特·弗林克和克列斯·伊里亚斯的绘画,因而我担心的是,伦勃朗今天下午一出来先买下米开朗琪罗的一幅真迹,他可能要以整个下午的时间拖着我走遍我最害怕的场所之一— —画廊。

他在入口处停下脚步说:“我们进去看行吧。”我所最担心的事,这时几乎已经变成现实。这里的房屋不断增加,现在包括许多断壁颓垣和宝塔遗迹,以及一段段古老的城墙和更古老的拆除了屋顶的私人住宅,这几乎使人需要找向导带路。但是伦勃朗推开酒室的门(军人俱乐部如果没有设备完善的酒吧间,从来是美中不足),说道:“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你总想喝杯啤酒了。我不是这个光荣的行会的一员,但我已经在这里断断续续工作了很久,他们允许我利用他们的公共房间。请吧。”

我们进去坐下,伦勃朗叫了两杯啤酒。然后他说:“你一定饿了!不饿?

那么我吃点东西,你不至见怪吧?萨斯基亚生病以后,家里的饭菜就做得粗糙了些,我今天还没有吃过东西,所以如果你不见怪……”他叫了一盘煎蛋、一条新鲜青鱼和一些面包。他津津有味地吃着东西,在喝啤酒和吃鱼的时候,他对我说明了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

“我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事,”他说,“但是最近四年未颇为寂寞,我一直在进行十分艰苦的奋斗,一则因为妻子常年生病,再则因为岳丈家相当困难,三则因为那幢新房子对我来说确实太大,房价太贵,另外还有若干琐事,不再说来使你烦恼了,因为你自己的烦恼恐怕够多的了。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件事,然后你就会知道即将发生些什么。知道事物的内幕,永远是件乐事。

这可以使人觉得自己确实不愧做个人。而且这里即将发生的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你真的不想吃点这样的青鱼?味道非常的好。那就算了,你听听我的故事吧。

“你知道的,我出身于卑微的家族。你也知道,在我们这个共和国,人们多么瞧不起这样的人。而在法兰德斯,人们非常尊重鲁本斯,让他做大使。

我听说,西班牙有个名叫委拉斯开兹的人,据说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画家。

我从未看到他的作品,但我听说,他能把空房间画得看来确象一个空房间,这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我也可以学着做到这一点,但还需要二十年的实践。

不过我听说,这位第埃果·委拉斯开兹先生那样受敬重,他可以和国王平起平坐,而其他的朝臣,甚至国内最大的贵族,在国王面前也得站着,毕恭毕敬。他在罗马时,教皇很高兴地接见他,请他住在麦第奇家族的私人别墅里。

“当然,世界上的人不可能完全一样,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是非观念来处理这类事情。我们这里的人们把画家看作是等级较高的下力人。我们画家中间有些人还能挣钱。但我们中间没有富翁,有些画家虽拿到相当优厚的薪俸,但也绝对不至超过码头工人、管帐人或面包师助手并不那么艰难而赚得的工资。所以有时我们的父母看到儿子有机会同上流人士交往,也就是有机会为上流人士画像时,并不见怪,也许反而引以自豪,虽然他们始终担心儿子最后遭到罗夫曼( Roghman )或老头儿赫库尔斯·赛弗斯(HerculesSeghers)的命运,死在济贫院,或自尽于酒店。

“这些可怜的人落得这般下场,是因为他们的同胞脑筋迟钝,不能欣赏他们的作品,对这一点,人们似乎永远不能醒悟。他们认为,赫库尔斯最后不得不在他的破衬衫上和旧裤子的反面画画,不得不把他的腐蚀铜版画卖给罗金街的屠夫们包肉,都是好笑的事情。‘我今天早晨买的生肉片是用托比亚斯和安琪儿包起来的,’有个人说,他的朋友哈哈大笑回答道:‘有一天我花了五个吉尔德买一幅风景画——是在那老头儿裤子上剪下的一块布上画成的。哈!哈!哈!’后来这两个人竟拿出一千或一万吉尔德去投资,因为有个人按照他祖父的劝告把那两幅画卖了这么多钱;而那人的祖父只是遇到过一个西班牙人或波兰人,并听那种人谈起,他们曾经听说这是杰作,不过他们记不得说这话的人叫什么名字了。

“你知道这是事实,我知道这是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事实,但我是个过够了穷日子的人,不希望再过这种日子。有些人能够吃苦,有些人就不大行。我喜欢赛弗斯这老头儿。他是个伟大的人。赛弗斯所忘记的绘画和腐蚀铜版画知识,比我们大多数人终生所能懂得的还要多。我初次来到阿姆斯特丹时,还是个青年人,他已经是个老头了,我不常见他。但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到他家里去看他。他住的是个空落落的房间,屋角里有个难看的女人在往一个装满蔬菜的大石坛里浇作料。看来她是他的妻子。地板上躺着六七个肮脏的小孩子,那老头儿微有醉意,完全忘记了周围的纷乱,在画一幅暴风雨,那是我所看到的最美的绘画之一。他已经用两根钉子把画钉在墙上,站在前面观看。他的妻子很想知道我们的来意,并问我们是不是警察局长。

“就在那天下午,为他卖画的那个犹太人把他的最后一幅铜版画退了给他,那是他一生所作最优秀的一件作品。但遗憾得很,他卖不掉它。赫库尔斯拿出一把铜锉刀,把版子锉成四块,因为他买不起一块新的铜版,而又一定要工作。他狂热地工作。早晨干,中午干,夜里也干。人们说他是个醉汉。

然而喝醉了的人画不出他所画的那种绘画。只是有时候,家里闹得他受不了,他才喝一两杯酒,只要能使他听不见妻子的咆哮和孩子的哭叫就行了。

“就在那天下午,仿佛是在他的妻子出去典当他的画架时,他把孩子们床上最后一条被单偷偷揭下来,把它剪开,当画布用。其余的事我就不再和你详谈了。那时我也不很富裕,不过无论如何,他已经没有东西可卖,因为所有的东西不是已经典当,便是已经换了黄油、鸡蛋和牛奶,给孩子们吃掉了。后来我颇费周折,才买到了他的六幅画。你可能已经在我家看到了这些画。客厅里挂一幅,侧屋里挂一幅,其余几幅都在侧屋后面的小卧室里。我把它们分别布置在整座房屋里,一则因为我非常喜欢它们,二则因为它们是一种永久的纪念品。它们能使我回想到我站在赛弗斯的马棚(他所住的实际上不能算是房屋)里的那一天,当时我对自己说:‘伦勃朗啊,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幻想家,你很容易做出蠢事来。好吧,你尽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蠢事,但同时要谋求相当的报酬。铅匠和铜匠都能凭他们做出的东西取得报酬。你也要注意取得报酬。’ “况且我需要很多钱。我喜欢在自己身边多放些颜料。我需要颜料。在赫库尔斯·赛弗斯那样的住所里,我连一个星期也活不下去。我喜欢买东西。我不喜欢斤斤较量地讲价钱。我不喜欢把古老的雅各肖像拿出去换两个吉尔德。当我到了一个拍卖行里,看到我想收藏的东西时,我就抢先去买,让他们抬高价格,我明知道,最后我也许要买亏的,但我必须把它买下来,就是这么回事,因为当我需要一样东西对,我是在当时当地,而不是在下一星期或一年以后需要它。如果我打算创作优秀作品,我必须能够作实验。萨斯基亚是个可爱的女人。你如果在两年前看到她就好了,那时她还象个大姑娘,病得也不这样厉害。但我一定要拿她作试验,作考验,也就是说,要看到她的内在的一切,让她穿上绸缎,戴上珠宝,以百般不同的方法描绘她。可怜的姑娘,我想她并不是每次都很高兴这样做。但是她对这件事很有耐性。我需要一股傻劲,等着看我究竟能画出怎样的肖像,她说可以,她的确十分温柔。

她总是说可以,而我想,有时我的要求很不合理。不过这都是题外的话,我愿意把我即将做的事情告诉你,想吸烟吗?”

青鱼已经吃完,煎蛋已经吃完,啤酒已经喝完,所以我说:“好吧,我吸一袋烟。”于是伦勃朗又叫了两杯鲜啤酒,两袋烟丝,然后他把胳膊肘儿搭在桌上,向我探过身来继续说:

“你知道的,我画了许多肖像画。我讲得出他们的名字,不过这无关重要。人们来找我给他们画像。画成后,他们付给四百或五百,有时甚至六百吉尔德。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就连凡·德·赫尔斯特(vanderHelst)画一幅象座房子那样大的绘画,上面有十几个或二十个人物,也从未得到过比这个数目更多的报酬,而画那种绘画,比我需要花的功夫大得多,因为那二十个人中间,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是大伙中最英俊的一个,都会坚决要求把自己画得非常仔细。你可以由此知道,我大概是唯一的不曾受挑剔的画家。我甚至应邀为公爵画了几幅画。我想,他并不十分喜欢那些画,因为我相信,公爵殿下对雅克·约丹斯画的美女,比对宗教主题感兴趣。我听说,他将在森林里给自己造一所新官殿,他将只雇佣佛兰德的画家。不过这也许仅仅是画室里的闲谈。你知道的,如今这件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虽然我花了很多时间讨账,但我终于拿到了钱,如果没有霍伊根斯阁下帮忙,分文也难到手,他非常珍视我的作品,促使支票兑了现。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听说过我,有钱人认为请我给他们画像,是一件时髦的事。

“‘很好,’我常对自己说,我就给你们画像,有时我甚至也按照你们的意思给你们画像。

“因为我当时需要钱。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我需要迁进一座新房子(我曾经不得不高价把它典当出去),以及我所需要的其它一切东西。

人们常说,我是幸运儿,因为我娶了个有钱的妻子。但是萨斯基亚并没有钱。

她家共有兄弟姐妹九人,老头子奥依林堡忙于政治,顾不得料理自己的财产。

我没有看见过他,因为我遇到我的妻子时,他已过世七八年之久。

“那老头儿是个很有名的人物。你一定听说过他。就是他同威廉公爵一起吃饭的那天,公爵被某人从席间叫出去打死了,那人是耶稣会会员的朋友,是国王腓力普雇来杀害公爵的凶手。当时奥依林堡是雷瓦登的市长兼警察局长,但他因公务繁忙,很少有时间照管自己的财产。

“他去世时,子女们每人大约可得遗产四万吉尔德。不错,这是个很大的数目,邻居们当然还要另外加‘O’,把它说成是四十万。他们也可能说成四千万银币,再折合成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现行钱币。他家所有的钱却买了农田和房屋,所以当我们要分遗产时,农田就租不出了,房屋卖不掉了。当然,我住在阿姆斯特丹,其余的继承人都住在伏列斯兰,相距两天的路程。

“你跟伏列斯兰人共过事吗?一个奇怪的民族。世界上最执拗最顽固的人。而且吝啬!天啊!两年前,我还不得不打场官司,才拿到她的一个姑母在一六三四年留给她的几千吉尔德。等了整整六年。我们终于拿到这笔钱时,其他的继承人又企图骗去利息——六年的累积利息——我只得再花二百吉尔德,请个律师,我的妻子才从她的那些亲人们那里又挤出一点钱来。

“那真是一批讨厌的家伙!他们花去每个铜板之前,都要吻它十几遍。

当我凭画肖像挣来不少钱,买了些绘画、塑像和其它艺术品识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而且我用的毕竟是我的钱,而不是他们的,他们何必担忧?)时,他们就一定要信口雌黄,对所有的邻居大谈‘我挥霍萨斯基亚的继承财产的可耻行径’,我只得再次起诉,控告他们诽谤名誉,于是他们到处发誓抵赖,法官说,他无能为力,原案退回不予受理。

“这制止了他们吗?当然没有。他们继续低毁,我只得在伏列斯兰再次起诉,这以后,我才没有再听到‘挥霍我的妻子的继承财产’这句散布很广的谣言。挥霍,的确不错!当我需要一万三千吉尔德的现款,置买布利街这座房子时,我只得开出一些需要我忙碌终生才能还清的借据。你想,如果我能凑到一点现款,我肯这样做吗?不,穷画家讨了个富老婆的传说,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现在并不穷,我有足够的财力维持我希望过的那种生活,但我总想做到小心谨慎。

“只有你知道事情的原委!我对主题深感兴趣。我能看到甚或感觉到别人看不到或感觉不到的许多东西。我把这些东西画在我的绘画上,而坐着让我画像的人,却认为自己是个佳公子,看了画像发脾气,说是画得不象,或者说,我给他画的那种眼神,叫他的邻居看了一定认为他是个守财奴,或者怕老婆,所以到后来,他不是不要那幅画像,便是只付他答应过的报酬的一半。

“这就行不通了,因为在现阶段,我还不是仅仅为了我的‘艺术’而作画——无论这样做具有何等重大意义——如果今天晚上你到‘脏面巾’或‘黑地窖’去一趟,听听画坛兄弟们的谈话,你就会听到关于艺术的许多议论。

他们每天傍晚到那里会面,喝啤酒,谈计划。不,在现阶段,我需要尽可能挣些钱。一则我得付房价,再则萨斯基亚的病恐怕还要拖延很久,三则孩子得进一个好学校,以后还要上大学。

“况且你知道事情的原委,在肖像画家中间,象在妇女的服装方面一样,有一种时兴的式样。我把握住这种时兴的式样,已经有好几年之久,我知道,许多人恨不得快点说:‘哦,是的,凡·莱茵是名画家!他不久以前画得很好,但他已经失掉他旧有的某种特点——嗯,我们怎样称呼那种特点呢?— —他旧有的精神和本质的特点。’他们的意思当然是说,我开始描绘他们的真实面貌,而不再勾画他们希望有的那副模样了。现在我愿意带你去看看— —喂,亨德利克,把我们的酒菜账单拿给我。谢谢你!——我现在就带你到楼上去,我要请你看一看。”

亨德利克毕恭毕敬地拿来了账单,并且议论说,就一年的这个时期来讲,天气真算太好了(因为差不多整整三天没有下雨),在伦勃朗丝毫没有注意他的情况下,他把找来的零钱装进了腰包,点头哈腰地把我们送出门外。我们向左转个弯,走过两段宽阔而舒适的楼梯,进入一间大屋子,这是在遇有重要事情,必须召集全队的时候,用作会场的地方。我们进去时,里面相当黑暗。高大的窗户被绿色的粗呢窗帘掩盖住。我隐约看见墙上挂有一两幅画 ——大幅油画——这就是在这种地方多半会看到的普通的全队肖像画。稍后,当我的眼睛习惯于昏暗时,我看见大厅的另一头有个宽阔的木架,支着一幅大型油画,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大的一幅绘画,但我看不清楚它所表达的是什么。

忽然,伦勃朗拉开了窗帘,屋子里顿时充满明亮的阳光,我感到一种生理上的震惊,仿佛有一块调色板,上面涂满了人手所能设计的最丰富的色彩,迎面向我投来。荷马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语言大师,他也许能够用词汇表达这样的印象。但丁自会低吟神曲以赞叹,但语义含糊。蒙台涅则会莞尔而笑,默不作声,而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医生,一个普通的荷兰人,只能说出两个字:“绝了!”

于是平生不很善于把感情表露于外的伦勃朗,伸开双臂抱住了我,高喊道:“好极了!因为现在我至少知道有一个人已经理解了我企图表达的东西。”

然后他把一条笨重的长凳拖到这幅绘画的前面,重新拉拢了离开绘画最远的窗帘(这么一来,显然使画上正中央穿白衣服的那个人物,看来就象阔步走出了画框),让我坐下,他自己也坐下,双肘支在膝盖上,手掌托住下巴(这是细心思考之时常有的一种姿势),说道:

“现在你总知道了我为什么带你到这里来。这是我的时运!我的大好的时运!偶然碰到的机会。班宁·科克大尉的自卫队要请人画像。他们最先谈到凡·德·赫尔斯特,后来有人想请弗林克(Flinck),另有几位又想请其他画家。但是有一天,帕默伦德阁下来找我,他说,他看到了我给约翰·西克斯的母亲所画的肖像,以及给牧师安斯洛和他的妻子所画的肖像,他很喜欢我给那位善良的牧师和他的妻子所作的布局,桌上放些书,男的在对女的讲话——不是两个并排呆坐,而是夫妻真诚交谈,并对所谈的事深感兴趣— —于是他拿定了主意。他的自卫队要请人画像。大多数队员希望画一幅普通的群像——官兵绕席而坐,桌上摆两个装满了死牡蛎的锡镴盘子和许多瓶酒 ——每个人看来都很骄傲,很勇敢,并且由于吃得太饱而略略显得不舒服。

他想知道的是——这种群像是否已经画得大多了些?画这样的群像,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采用?

“嗯,听了这个意见,最初我倒有点吃惊。因为画大群的人物,我还不曾尝试过。不过后来我说,如果他能让我考虑几天,我愿意试试看。他回答说,他很高兴这样做,希望我考虑好了的时候,去和他谈谈。

“于是我便开始工作,但大多数画稿我根本不喜欢,全都扔掉了。后来我忽然想到,正象来时在路上对你讲的那样,这些志愿兵在今天井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种组织通常不过是愉快的社交聚会的借口而已,然而这是因为我们处在和平时期。万一发生战争——(我当然知道,我们还在对西班牙作战,不过谁注意这个呢?西班牙人已经破产,我们很富裕,能在世界各地雇来大批兵员,替我们作战)。他们也许就又显得相当重要了。而且在‘武装的市民’这个概念中,暗含着一种十分明确的理想。

“要想同这些穿上华美军服的房屋粉刷工人、烧酒酿造工人和鱼贩们开个玩笑,那是很容易的,他们经常戴着长短羽饰,举着宝剑长矛,荷着巨大的火绳钩枪和角制火药筒,雄赳赳地阔步前进,仿佛要去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但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上哨所里掷骰子和喝啤酒的,而且要在那里闹到深更半夜,其最重要的目的,不外是把住布依克斯洛特村和毕姆斯特尔村来的农妇,不让她们带着黄油、鸡蛋和小鸡,逃过城门口的税务缉私员。

“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且决不是最有趣的一部分。这些人的父辈或祖父,都是遭受绞刑、火刑和车磔刑的房屋粉刷工人、烧酒酿造工人和鱼贩子,都是为了良心上过不去的事情,为了跟卖酒卖鱼或粉刷房屋毫不相干的事情起而战斗的人们,岂不知他们在市政厅各位官员的统治下,仍和在国王的统治下一样需要战斗。他们身上有一种使他们显得优秀而高尚的东西。好,既然有,我就要找到它,把它画出来。

“于是,一天晚上,我到辛格尔街帕默伦德阁下的寓所去找他(你知道的,他就住在带有海豚塑像的那幢大房里,那原是德·基依赛尔为他的岳父,从前的市长建造的),他对我非常客气,还向我介绍了他的一家人、后来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下,我拿出一张纸来(我只能边画边谈),向他说明我打算怎样画——把他和他的部下表现于正在离开武器库,前去执行一项任务的一刹那——一切还都异常混乱,一个老头儿在击鼓报警,有些士兵在摘取短矛,另一些士兵在整理枪支,小孩子和小姑娘正从士兵们的膝下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总要有几个儿童前前后后跑来跑去),还有每次出巡必然要来的一条狗,它往往夹杂在行列的中间,这里有一个人是领袖——是个信心百倍的人,他深知自己的职责所在,他从容不迫地稳步前进,因为他了解,无论他做什么,其余的人都会奋起追随。

“我不敢完全相信,我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了。不过你对我说过,你喜欢我给尼古拉·丢尔普所画的肖像。但在那幅画上,我画的并不是正在讲授解剖学的一个有学问的医生。我是打算使那幅画具有较广泛的意义——较‘抽象’的意义,如果你允许我使用你的那位法国朋友即那位伯爵所常用的这个词汇。我打算画的是科学,而不是一群科学家。正象在现在这幅画上一样,我尽最大努力,使观众对‘市民的义务’产生一个印象,而不是让观众看到一些各做各的琐碎事情的互不相干的市民。你同意我这样做吗?”

我完全同意他这样做。我十分同意,所以我一时反而无以应答。奇怪,任何真正“绝美”的东西,总会使我感动得哑然若失。大多数人在看到绝美的日落,听到绝美的歌曲,或瞧见绝美的女人时,往往口若悬河——大声欢呼——挥起双臂——攀上椅子——觉得无论如何总要作出些表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受到了多么深刻的感动。

但在我,情况完全不同。

我完全变得目瞪口呆,说不出一句话来。

倘若有人扰乱我的这种忧郁的沉思,我就要咒骂他,我就会象印度商船上的一个装卸工人在跳板上滑了一跤,把一大包米砸在自己脚上时那样气愤。然后,我重新陷入完全无法打破的沉默状态,这是我每逢骤然看到真正很美的东西时总要遭遇的情况,只有沿着僻静的街道默默漫步,或在遮暗的房间里独坐几小时以后,我才能恢复正常的平静状态。

伦勃朗平常虽不是最机警的人,而且往往性急而暴躁,但他似乎理解了我的感触,因为他找了个借口和我道别了。

“天不早了,”他说,“我刚才听见了钟声,想必是敲了六点。我要赶快回去,看一看可怜的萨斯基亚情况怎样。很抱歉,我浪费了你这么多的时间,不过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带你到这里来。我得创作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品,极好的作品,叫人们瞧一瞧,一旦他们让我自由处理,我便能画出怎样的绘画来。这一幅画就能产生这样的作用。所有的人们都将听说这种巧妙的手法。

我的订件人将比往常更多。这我就能够进行实验了。我将获得前所未有的较大的自由,这一切都要通过这幅画来谋取,因为,请记住我的话,这幅绘画将使人们大谈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