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布利街这座大房子里有了一种秩序。凡·莱茵在大房间的角落里辅了一张小床。雇了一个专管清洁工作的女仆，装硫酸的瓶子和盛松脂的盆子都已搬到大门左边的一间小屋里。一两幅发散出强烈的新鲜树脂气味的油画，也暂时移到楼上画室里，泥煤火改为木柴火。木柴的价钱贵得多，但看来主人的收入颇为可观，他没有理由计较这点额外开销。保姆基尔蒂仍然住在这座房子里，但她小心地躲着不见我。主人允许她每天三次抱孩子来看母亲，每当这时，如果仅仅眼神就能吓死人，那么我早已象圣徒赛巴斯蒂安那样悲渗地送了命，因为她的眼睛如同一大群罗马射手一般威风凛凛。但是只要她听从我的教训，我就不管她多么讨厌我或者多么痛恨我。我的责任就是尽最大可能，延长我的病人的寿命。她需要休息和有规律的生活，现在两者她都有了，因为凡·莱茵日夜守住她，耐心而又细心，但是既悲惨而又无益。
这一次他总算在生活中摆脱了那个从前一直闹得他片刻不安的泼妇。他没有摸过画笔。虽然我听说他早已接到订件，要给城市自卫队新建的俱乐部画一幅大型油画，但我从未见他画过任何草稿。我问他，那幅画是否已经完成，他说没有，从前已经动手，但不妨等一等，人们无论如何会喜欢它的，并且说，这幅画将来是否能够完成，他毫不介意，只要他能使他的妻子活下去，并日见好转。他常常一连几个钟点坐在她身边，低声跟她谈天，这似乎是使她安睡的最好的办法，因为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以后，她便闭起眼睛，静静地躺着，可爱的面庞上浮现出微笑来，她看来那么年轻，就好象至多不过二十岁，要说她不久即将死去，似乎难以置信；然而我们的医术，尚未找出抵抗这种疾病的方法，所以冬天过去，新的一年到来时，我就知道这将是萨丝佳的最后一个年头。我对这件事感到十分羞愧，因为那时我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事情，使我完全忘记了凡·莱茵家的苦难。因为我们人类是很复杂的，当我们自己遇到烦恼时，便把邻居的苦难置之度外。就在这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它一时大有使我根本无法生存的危险，而在许久之后，它终于使我流浪国外，将近十二年之久。
那个时期有个惯例，凡是本市医师公会的会员，均须为医科学生以及愿意多懂得一些日常业务的庸医和理发师讲授解剖学。上次我讲解这门课程和进行直观教学，是在一六三六年的夏天，现在我又接到公会秘书的通知，要我做好准备，在明年三、四、五月再次讲授解剖学入门。由于近十年来我几乎一直在全力进行药物研究，不免有些荒疏，觉得需要恢复一下记忆，所以便上医师公会的解剖厅去看看。近八年来解剖厅一直设在圣安桑奈城门楼上，下面便是当地的肉市，这是个很不讨巧的地方，因为它给了存心不良的人们一个机会，借此作出尖锐的抨击，说什么医生和屠夫十分相近。
我必须承认，自从我上次讲了课，从未再到过这个地方，这次我惊奇地发现，有一边的墙壁完全给一幅大画遮住了，画上画的是站在学生们中间的尼古拉·彼埃德松医生。彼埃德松自从请画家画这幅肖像之日起，又已有了很大发展，因为他曾经做过我们城里的警察局长，并两度或三度被选为市长。他也已经根据基齐尔渠畔他的房屋正面上雕刻的一株大山慈姑，而改名为“丢尔普”。
这幅画异常有力地吸引住我，因为在这上面，我发现了在其它绘画上罕见的东西——虽然我必须立刻承认，这一种艺术并不是我的所长。我小时候常常想画画，但是我的父亲有一种狭隘的宗教观念，坚信应该培养年轻人去做他们最不感兴趣的事情，而不应该允许他们按照生来就有的志趣发展。因此，后来显然看出（因为我经常不断地在石板和墙壁上、间或也在纸上乱画），我不但对画画有些天才，而且确实迫切希望用线条和曲线表达自己的意思，表现极其广泛的题材，诸如我家的老女仆雅考巴乃至被鲸鱼吐出的约拿，于是我的父亲当即决定，我必须做一个音乐家。
他不考虑我是否具备锐敏的听觉，是否具备做一个有经验的提琴家所必需的那种手指。他“决定了”，而在我幼年那个时代，做父亲的一经“决定”，做儿子的就得服从，这是不容分说的事情。于是从六岁起，到十四岁止，我每星期两次到托马索·斯塔卡托先生的乐室学习，他做过伊斯特皇室已故的马贵斯·埃考尔二世陛下的议院盛典琴师和音乐家。
这个矮小的意大利人如果说的是实话，他必已活了将近百岁，因为有一天，我在一本建筑艺术史中偶然发现，埃考尔是十六世纪前半期的人。但这种出自天真或可爱之人的虚荣心的小小谎言，原是容易得到谅解的，而且斯塔卡托先生是我所遇到的最有风趣的人物之一。他拉小提琴、次低音提琴和低音提琴，都同样熟巧，况且是个不平凡的翼琴弹奏家，这是一种魅力极大而又比提琴可靠得多的乐器，因为在我们这个气候潮湿的地方，提琴很容易变得喜怒无常，就象被放纵的丈夫宠坏了的妻子。
在我幼年时代有一种传统：所有的音乐教师都是顽皮的小学生捉弄的对象，尽可能把这些可怜虫的生活闹得悲惨不堪，是学生们的神圣职责。当然，音乐教师应该是艺术家，艺术家就不能象一般教师那样使用教鞭，因为打学生屁股是有伤艺术家尊严的事情。斯塔卡托先生小心地严格遵守这条规矩，使自己在教学中绝不施用体罚。但在他的一生中，曾经有个时期，他置备了一张用钢条做成的弓。天啊！现在我一想起那张又长又细的钢弓，仍会不寒而栗，每当我稍不留神，他便用那张钢弓痛击我的手指，凶狠得难以想象。
“B是降音号，”他总是用他那矫揉造作的声音说，“而你拉成了升音，”
无论拉了升音或者降音，那张要命的钢弓总要照我的手指关节上又猛又狠地痛打一下。如果这看来还是一种失之过宽的惩罚形式，他便会发现我的左手没有按在正确的部位上，于是这只手就在一连串急速抽打下被击退到应按的地方。“缩回去！——请你把手稍微缩回一点，我的孩子——稍微缩回一点 ——再缩回一点！”崩！崩！崩！
这是一种教人学拉提琴的奇怪的方法。然而不知怎的，倒也颇有成绩，我虽没有什么天才，却学会了欧兰多·第·拉索和阿卡德尔特的一些较简单的曲子，拉得相当正确。不过我的演奏是从书本里学来的东西。它不是出自内心的东西，所以如果允许我按照生来就有的志趣发展，我很可能成为一个相当出色的图案画家，现在我已年满四十，还是一个毫无热情的提琴演奏者，而对我所热爱的造型艺术，依然是个毫无希望的门外汉。
同时我却看到过很多绘画。我们的城市里充满了绘画。有时我似乎觉得，我们的城市简直要被真正的财富撑破了，就象一条布袋装了过多的粮食。我们这里的各个港口空前拥挤。交易所附近的各条街道，给人一种永远繁华的大集市的印象。早上，当乐师们在水闸上演奏的时候，人们便会看到土耳其人、德国人、黑人、法国人、英国人、瑞典人，甚至远道而来的印度人，他们人数之多，不亚于荷兰人。所有的道路似乎都通阿姆斯待丹，世界的大河好象不再流入北极，它们全都把船只送到我们的港口——船上装满了香料、丝绸、粮食、鲸油和七大洋沿岸的各种产品。
有些人相信，这些令人惊叹的幸福所以源源降临到我们身边，是因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在上帝面前特别得宠。怎么样或者凭什么而得宠，我不能理解，因为我从不觉得我们远比我们的许多邻邦人和善、慷慨、谦虚，而这些美德当然是应该直接感动天上万能的主宰的。按照我对事物的推理（虽然我谨慎地把这种意见秘藏于心），我们应当把这种繁荣归功于幸运的地理环境，而这种环境，曾经使我们仅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长期艰苦地作战。我国人民中间体质较弱的早已死去。他们熬不过漫无止境的围困、饥饿，和对父母或子女的牵挂，因为老的小的随时可能被绞死、烧死，或者处车磔刑。体质强壮的熬过了灾难。敌人一被赶出我国领土，那些强壮的人立刻充满力量和热情，他们不得不给他们那过分旺盛的精力找个新的出路。看一看地图，就会使他们兴奋欲狂。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再也容纳不了他们。他们已经迫使西班牙国王屈膝求饶。英国的老王查理疲于应付那个叫做克伦威尔的唱圣歌的反判者。法国的路易斯根本软弱无能，他的母亲和母亲的亲密朋友红衣主教，即母子争吵和内閧期间统治法国的那两个人，也毫不足道，只能作为低下甚或淫猥的酒馆里谈笑的有趣话题。瑞典人和丹麦人因其愚蠢的争吵可能引起麻烦，但无论如何，通向波罗的海沿岸粮田的海峡将畅通无阻，如果他们试图干涉我国正当的贸易，他们双方都将倒楣。最后，还有德国和地中海的小小统治者，但他们根本滑稽可笑，够不上找什么麻烦。
于是，我的同胞们仅仅为了一定要向自己常常证实他们自己是怎样的英雄好汉，便一定要去扯中国皇帝的发辫，去烧土耳其皇帝的胡须，去拉斯匹茨北尔根的北极熊的尾巴，去同弗吉尼亚酋长的女儿谈情说爱，到印度的宝塔里饮啤酒，在卡利库特神圣的祠堂里永不灭熄的佛灯上点烟斗，做出无数下流、危险，同时也是残暴的事情，这些事情理应叫他何赔出生命，但相反，都使他们口袋里装满了欧洲各国通用的金币，使他们比从前加倍蛮勇而肆无忌惮。但当然，过了十年或二十年这种生活之后，他们的年岁稍大，不再能做这类的消遣，于是退出这种猛攻天堂和地狱之门的事业，一变而为体面的人物，在我们这个城市新开辟的区域里给自己买一所大而无当的房屋（他们备受我们那些贤明的市长的掠夺，因为市长们专以这种不动产做投机买卖，就好象整个城市都是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无论盗窃社会多少财富，从不对任何人负责），当然，他们必定要向邻居们炫耀他们多么富裕（有了一袋一袋又一袋的金钱而没人知道，岂不是笑话？），于是在自己的住宅里摆满了重达一吨的古雅的法国椅子，只有骡子才能拉得动的西班牙箱子，以及绘画 ——一排一排又一排的绘画。
我想，他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那些绘画表现的是什么，也不曾从任何方面注意过它们。不过他们知道，旧日的修道院院长、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公爵、英国和法国的贵族，都曾以绘画装饰自己的住宅，所以他们也必须挂些绘画。
结果，无论我到了哪里，无论我的病人是伏尔德斯街的一个普通屠夫，或者是住在希伦渠畔阔绰地区的一个印度富商，我总是发现自己处在琳琅满目的彩色油画的包围之中。其中有些绘画也许很好，少数的绘画无疑很低劣，但大多数的质量都挺不错，因为美术家公会坚持最高标准，任何人都必须严格而艰苦地学习许多年之后，才有希望取得画师的资格。
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在遇至伦勃朗之前，对于这种艺术形式一直是所知无几。
当然，常常有些绘画为我所喜爱，而另一些绘画我就不很喜欢。我从前对于绘画多少视之为当然。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肖像，就是那个男人或女人，只不过是亚麻仁油和各种颜料画成的，而不是由血肉形成的。装在金黄色画框里的一幅风景画，和我从自己前窗里所能看到的同一幅风景并无任何差异。用色彩画成的一块羊排或一条死鱼，仍然是一块羊排或一条死鱼。看来虽然十分美观而灵巧，但那是死的。
而如今，我忽然发现画出的东西也可能有灵魂。
我不喜欢“灵魂”这个词。它发散出过于浓厚的神学讨论的气味，我从小就一直听到我的周围在进行这种讨论；但是现在我简直想不出其它的表现方法，来把我的意思同样妥贴地描绘出来。所以只好使用这个词，而且要再说一遍，我忽然迎面碰到了被认为无生之物（因为一幅绘画岂不只是一块涂了肮脏的了层植物油脂的麻布？）的有生特质，而且我不能不体会到，“死的”和“活的”这两个形容词，并不完全象我往常所认为的那样界限分明。
这一点是我通过同伦勃朗的谈话（不过很少能够引他谈起他的工作），或者通过对他家墙上琳琅满目、风格各异的名家绘画的静静观看，才豁然贯通了的。就在那天早上，我到了医师公会，站在忙于进行解剖方面直观教学的尼古拉·丢尔普和我的六七个同行的肖像画前面的时候，我才十分突然地受到了第一次启发，我一到阿姆斯特丹，就认识了尼古拉·丢尔普，而同画上的其他几个人、也大多有着颇为愉快的一般交情。在我做学生的时代，曾经上过数百次的解剖学课。我知道，在我的一些比较有名的同行中间，每当剖开绞刑台上或贫民收容所里某个不幸的牺牲者时，总要清画师把他们画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曾经和全城一起大笑，因为有一个虚有其名的老医生在同一个年轻人进行激烈的业务争论期间，请一位画师给他画了一幅这样的肖像，并贿赂画家，叫把他的一个“学生”画成他所憎恨的那个争论者，从而使人们注意他自己在生活中的优越地位。我也曾经和全同一起狂笑，因为那个年轻人认为礼向往来，他赠给医师公会一幅大型油画（遗憾的是，画得并不太好），在这幅画上，他自己被表现在进行“直观教学”的时刻，剖开了一具令人作呕的尸体的内脏，这具尸体同在前一幅画上使他丢丑的那个有学问的教授，有其虽嫌幼稚但很显然的相象之处。
但是所有那些普通的“解剖学课”绘画，都仅仅是往事的记录而已。它们告诉观众：“在某一天和某个房间里：某个医生由某某几个医生围在四周，解剖了某个人的尸体，发现人脑的前中枢回旋介乎于后中枢回旋和最高前中枢回旋之间（当然如此），或者剖开了腹部，断定病人死于多年来经常滥饮所引起的一种肝疾。
然而伦勃朗为尼古拉·丢尔普所作的这幅画另当别论，完全另当别论，虽然我不知道应该作何解释。这幅画并非仅仅讲了一个故事。它使无形的思想得到了有形的表现——这种思想压倒一切，致使同这种思想有关联的那个故事，退缩到无关重要的地位，只不过象是人们初次聆听伟大的先知登山垂训提出人类戒律时，用来记录原句的那张不相称的羊皮纸罢了。
画上的尼古拉·丢尔普已经不是当时最富庶的城市里一个大名鼎鼎和时运享通的开业医师，不是他那富裕的父亲的肖子，不是连续四次出任他那个社会里最高官职的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著名的解剖学家和曾将当时整个药物学界组织起来的一个才能不凡的行政长官。他变成了一种神圣的求知欲的活灵活现的化身，这种求知欲旨在探索自然秘密，它总有一天会使人类摆脱大多数的名目繁杂的疾病和痛苦。
他周围那些人的面孔，也不再是索然无趣而勤勤恳恳的医生面孔，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学点东西以便提高他们在医学界的地位，从而多收一点医疗费，给他们的妻子头几件参加集会时所穿的新的绸衣服。他们的眼睛掠过横陈在他们面前的那具尸体而看向远处。那些眼睛看到的不止是一只膀臂的筋络。他们所注视的是隐藏在一切生物本内的秘密——无法理解的永久的秘密：“使那些肌肉能够活动的究竟是什么？”
我试图使自己的印象明确起来，又恐怕我不能完满地做到这一点。一天夜晚，当我和伦勃朗一起坐在他的铜版画室里闲谈的时候，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对于我的想法的大力支持（萨斯基亚又曾剧烈地咳了一阵，但终于睡着了）。我告诉他，我看到了那幅绘画，而且我相当注意修辞，用了些很长的词汇，大谈艺术和艺术的使命，这种谈法是我从某些画家和雕刻家那里听来的，他们曾经在一个酒馆里一起谈过一个晚上，某一个人为他们付了酒钱。
他觉得还算有趣，但也并非觉得特别有趣或者令人惊奇。
“医师，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有才智的人，”他说，“你给我看过的你那些小画稿都很精采。你可能不象某些进了艺术学校的青年人那样下功夫学习过，但是你的天赋很高，你一开始时的许多优点，就是那些可怜的人终生难以学到的，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可是你瞧，你现在已经四十岁了，甚或更大些，却还没有发现所有真正有才智的人一开始时就懂得了的道理。”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我问他。
“这个道理就是，除了事物的内在精神之外，世上的一切都不足道。”
“指人的不灭的灵魂而言？”
“指古往今来事事物物的不灭的灵魂而言。”
“桌、椅、猫、狗、房屋和船只的不灭的灵魂？”
“正是。”
“书本和剪刀、花朵和云彩的不灭的灵魂？”
“对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后来我举目望望这个目光疲惫的人，他那粗壮的双肩劳累地下垂着。
“全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这个道理？”
他笑了笑，以失望的姿态举起双手。然后慢慢回答我说：“嗯，每百人中也许有三个或四个。至多四个。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有五个。”
“其余的人呢？”
“他们不会懂得我们所谈的，但是他们会报复。”
“怎样报复？”
“他们让我们饿死。”
谈话迅速达到我所不能理解的地步。
“晚安，”我说，并伸出手去。他跟我握握手。
“晚安，医师，谢谢你，明天下午两点半或者三点钟，如果你有空，希望能来一次。有一样东西，我想给你看看。”他一边说，一边送我走过客厅，向我道了晚安。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天在下雨。相隔不过数家的犹太法学博士的住宅里还点着一盏灯。麦纳赛·本·伊兹列尔还在他的印刷机上印东西。他经常在印东西，据说他以金字印出了他的几本著作。他是个博学的才子，一个单纯可爱的人。一时我很想进去看看他在干什么。但是就在这时，南教堂的钟楼上敲了十二点。当—当—当—当—我想，关于那个道理，真可以写成一本书。砂漏的内在精神，时钟的内在精神。当—当—当—当—出生、生活和死亡——幸福、疾病和健蹑——希望和失望——当—当—当—当。
这是一种很适于睡觉的心情。我把身上披的斗篷裹得紧点。转了个弯。
一家酒店的门打开又关上。满街都是醉汉的语声。
“让我告诉你，”有个人对着另一个人的耳朵胡说道，“现在我要谈的是，一种事物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不会是另样的，懂吗？一个人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他不可能是另样的，懂吗？”
“当然，约翰，我懂的，”另一个人回答。
“那很好，”醉醺醺的哲学家脱口说，“因为如果你不赞同我的意见，认为事物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那我就恨不得敲打你这个笨脑袋，懂吗？”
另一个人说，他董的。
我没有再听他们的讨论，我回家了。
当我抽开门闩时，雨还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