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到布利街上这座房于里，看过病人之后，当我们在画室里坐下时，我谈起了十五年前的那次暴动。我没有记错，伦勃朗到过那里，那只是偶然的事，因为那时他不住在阿姆斯特丹。一六二三年，他来这里住过一个短时期，跟拉斯特曼学绘画，但在一六二六年，他已经又回莱登。那一年他只在阿姆斯特丹逗留过两星期，打算把他的绘画卖出若干幅。那次旅行不很得意，绘画画得不好，但也并不是坏得无人问津，于是他又回到莱登。据他解释说 “因为在家里吃饭不花钱，因为我可以把换洗衣服交给家里洗。”
谈到那次暴动事件，他还依稀记得他在画画的时候，四周喊声不绝。“但是我实际上已经忘记了，”他补充说，“我只记得，我碰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最富于诗情画意的无赖汉。我一向暗暗喜欢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流良汉，他们既不纺纱，也不织布，不干他们该干的任何事情。他们撒谎、偷窃、欺诈、游荡、赌博、上吊，或者惨死在道旁，但是他们决不装模作样；他们肮脏就是肮脏，喝醉了就是喝醉了，画家画来一目了然；我愿意把我那天画下的一个给你看看，我已经把它制成了腐蚀刻铜版画，等将来——等我消除了这种烦恼的时候一一我把它找出来给你看看——要等将来一一等萨斯基亚病情好转的时候。”
“病情好转！”我暗想道，“你这个可怜的人啊，我应当立刻告诉你。
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并不会因为我告诉了你而多活一天。不会的！让你在最后的惨局到来之前，仍旧抱住希望吧。”于是我们谈这谈那，以及其它事情，但是这也好那也好，都象“其它事情”（姑且认为指的是世界大事）一样，大都丝毫不能引起我的这位新朋友的兴趣。
我有时试图引出我的一般病家认为重要的话题，谈到英国国王和他年人民之间似乎有纠纷，一旦国王和国会之间发生争执，势必影响我国的贸易；
也谈到瑞典和丹麦之间似乎永远解决不了的松德峡通行税的难题，万一发生公开的敌对冲突，将给我国的粮食贸易造成极大损失，并且可能迫使我国出面袒护一方，而我国海军正是需要对西班牙发动最后进攻的时候，所以势必付出巨大的代价；还谈到，有人写了一本书证实南太平洋亚洲和美洲之间，必有一大片陆地，我们城里的某些商人对这个意见深感兴趣，打算派出一支探险队，去发现那片神秘的陆地，占有它，掠夺它，这将是一个很可观的新的财源。但对于这一切问题，他只彬彬有礼地点头称是，根本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后来我谈起了艺术，我对艺术（除音乐外）一无所知，我和他谈起一个意大利人的两幅画，作者的名字我已遗忘，但绘画表现的是罗马大戏场，以晓风残月和公共会场的废墟为背景。我说，任何一个年轻的画家，如果能到那个奇异的国家作短暂的逗留，研究古代的大师，必会得到很大的启发；他说，对的，对于少数几个年轻画家来说，这也许是有益的事。如果他们生来就是拙劣的画家，那么最好到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去做拙劣的画家，而不要老待在这一边，当然，古代的大师们是卓越的，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画家，但是他们所要讲的故事，是通过他们的绘画淋漓尽致地讲述出来的，而这些绘画，人们在荷兰也象在其它地方一样，都看得到。
因为一个人在什么地方画画，确实无关重要，而主要的全在于他怎样画画。数以百计的年轻人为了要到国外学习艺术，以致倾家荡产，他们还不如待在国内，加入面包师公会，或者做裁缝，当码头工人，因为只要他们有才能，即使从不离开自己的陋巷或者自己的房间，才能也必然会显示出来，如果他们没有才能，那么，意大利的日落和法兰西的日出，西班牙的圣贤和德意志的魔鬼，都不会使他们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当他还很年轻、才画了少数几幅绘画时——想必是一六三○或一六三一年——康斯坦丁·霍伊根斯看到了他的作品和他的朋友约翰·里文斯的作品之后，对他们说，他们画得都很不错，确实大有前途，不过他们是两个高傲的青年人，认为自己聪明伶俐，没有人配教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肯到意大利作短期逗留，研究一下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确实会有些长进。然而他们回答说，他们不能浪费时间，做这种长途的海上旅行，因而一直住在本国不动，到后来，他们和别人一样学到了技巧，而且始终保持勤学苦练的习惯，而勤学苦练，可说是那快活的意大利天空下的生活中最苦的一面，因为那里有世界各地的女人听人支配，以及更多的美酒供人享用。
谈到这里就完了，几分钟后，我们的思想势所必然地又回到楼下大房间里的病妇和楼上小房间里的婴孩身上，谈到母亲迅速康复的可能性，以及孩子是否受到了母亲的衰弱体质的遗传，或者能否度过难关。说起这孩子，我实在完全弄不懂。他看来很健壮，但不肯安静，常常哭叫，这就惊吵了母亲，使她疲劳不堪。因为不用说，只要我一离开这座房子，那保姆便找借口，立刻把孩子从楼上铜版画印刷间里搬回搂下的住室里。
如果我偶尔进来碰到这种情况，那保姆总是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可讲。不是那天早上主人要用印刷机，便是那个房间里油墨气味太重，需要通一通风，他们怕孩子受凉；或者说，她要到花园里去给孩子洗衣服，那时总不能把孩子一个人撂开不管。以及如此等等。
这类的抗辩理由是不难找到的。这种旧式的不管喂奶的保姆在我们的社会里占有一种可笑的地位。她们一般都是出身于贫寒之家的妇女，但因为她们在有钱人家过生活，所以沾染一种摆架子的习气，这使许多人上当。干这一行的，当然有一些忠实肯干而又能干的人，非常能够帮忙。然而也有许多人好吃懒故，漠不关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为她们满脑子都是直接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迷信和坏点子，而中世纪的人，往往只知道怎样死，很少知道怎样生。
这些女人实际上是对社会的一种威胁。她们一到别人家里，一切都给弄得乱七八糟，男主人给吓得不知所措。她们很快就给自己造成一种少了她们不得活的气氛。“要是没有她们，家里样样事情都会不如意，她们不但救了母亲，而且也救了孩子”，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一直劝得那可怜的男主人相信，肥胖得意而执拗如牛的女仆是他的家庭幸福的救星，因而对她施礼打躬，敬若女神。连亲戚们也都听信了这种无稽之谈，于是那保姆便把漂亮的新生婴儿抱给他们看，收下给她的赏钱，让人人都侍奉着她，就好象是她，而不是婴儿的母亲，熬过了生孩子的严重苦难。
当她看到自己一旦有了失去这种趾高气扬的地位的危险时，她便搬出她那大量的所谓“保姆的奇谈”，用有关孩子们的故事吓唬可怜的父母，说什么有的孩子突然又多生出两只手，有的孩子得了古怪的毛病死去，或者说，有的孩子被人狼吃掉了，因为保姆不在场，没有把妖魔鬼怪给赶走，而妖魔鬼怪，都是靠一种神秘而灵验的咒语引起这些灾祸的，只有她们做保姆的，才掌握破除这种咒语的秘诀。
是的，我知道有些保姆在发觉自己受到轻视时，便处心积虑地偷偷给孩子灌下一种不甚强烈的烧酒和牛奶混合剂，为的是“把孩子从可怕的死亡中挽救出来”，从而取得全家人终生的感激，岂不知要“医治”这种病，只用拿牛奶代香烧酒，并且让孩子睡一觉，从幼年的暴饮致醉中清醒过来。
画家家里的这个保姆，就属于这后一种类型。她是个难看的女人，容貌粗鲁，语声高傲而带哭音。这两种声音的结合似乎不可能，但她确有这种腔调，她使我想起了一些杂种狗，它们能够同时发出尖嗥和狂吠。她是一个号兵留下的寡妇（这我后来才发现），常常谈起她自己有家，不必去吃别人饭的那些日子。她的伎俩十分简单，任何一个局外人一眼就能看穿。她完全知道病人的情况，因而理解到，她的主人不久就要成为鳏夫。她存心做填房。
她也许觉得，我乍为一个旁观者，可能不大容易瞒得过，而且会设法警告主人；因为整个事态异常明显，已经不能天衣无缝地瞒住那个受到任何刺激便可能送命的病妇，因此她有双重的理由憎恨我。第一，因为作为一个医生，我势必反对许多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她看来，都是古来就有的一部分礼仪，都是她轻而易举地捞些外快的办法，第二，我可能使她那要当第二个凡·莱茵夫人的计划成为画饼。
看来似乎我太注意这个女人了，而她并不值得，因为世界上到处都有歇斯底里和诡计多端的女性，她们很少是饶有风趣的。然而萨斯基亚死后不久，就证实了我对基尔蒂的隐秘意图所作的判断是正确的，一连好几年，这位可怜的画家的生活，被这个从前的女仆和她的哀怨与牢骚弄得颇为悲惨。
如果伦勃朗当初按照我的建议把她辞退，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这个人做起工作来，就完全忘掉了自己的一切，只要他对一个光线明暗的问题发生了兴趣，他就往往实际上一连几个星期穿着同一套衣服生活、睡觉、起坐、绘画、散步；他往往一连几个月每顿只吃一片面包和两条青鱼，就因为他在忙于一幅腐蚀铜版画而再也想不到任何其它事情，这个把自己当作奴隶而残酷对待的人，始终使他的身心进行着最紧张的劳动，直到过早地一头栽进了坟墓为止；但是对于女人，他显得优柔寡断，软弱可欺。
他不了解女人，而且我想，他在内心深处也并不喜欢女人。他是个身体健壮的人，有着公牛的力气以及往往同这种有用的动物联系在一起的其它品性。因此，他有时候很需要一个女人，一个女人而已，任何女人都可以。他天生是个心地极为善良的人，当然，女性都很善于识别他的这个内在弱点，利用他的弱点来满足自己的利益。结果，伦勃朗永远陷于家庭关系的某种烦恼中。
当然，实际上象他那样的人，根本不该结婚。因为无论订立怎样的婚约，当他应允说，他将终生同某一个女性相亲相爱时，他是在撤谎。许多年前他已经向另一个女性作过保证，而她是个妒忌心很重的夫人，决不会让他离开。
萨斯基亚死后不久，有一次我试图对她的亲戚，伏列斯兰的一个牧师，说明这一点。他大吃一惊。
“那么你是说，”他张口结舌地说，“我那可怜的侄女嫁了一个不钟情的人？”
“是的，”我回答，“她的遭遇和那些决定同热爱自己工作甚于一切的男人做终身伴侣的妇女完全一样。”
可叹这是事实。它引起了一两个人的莫大痛苦，而给其他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美。
这笔帐将使少数人看了高兴，而其他的人会厌恶地将它弃置一旁。
然而造物主往往选择奇怪的方法创造奇迹。
有谁会说，它做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