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拿着玩具娃娃的女孩

手里拿着玩具娃娃的女孩

手里拿着玩具娃娃的女孩 卢梭作品赏析作品赏析约1906年,布面油画,67 x 52厘米,橘园美术馆,巴黎

画中一切按部就班,安排得体。那朵花上所有花瓣都在,马上就能看出来是雏菊。它得举得很直才行,但又不能握得太紧,不然就捏坏了。花也许已经开始枯萎,但跟玩具娃娃在一起还轻松些,至少它是真实的生命存在。云彩今天都放假了,碧空如洗。绘画在某种意义上是严肃的,不能有任何移动。孩子的头被迫降到跟肩膀一样高,她的眼睛直勾勾盯着观者,眨都不眨。

这么说那玩偶也没问题。真的,它的嘴角下撇,显现出模糊的后悔之情,仿佛它对现状毫无办法——在这里,因为它必须这么做,就是这样。相比而言,孩子的眼中有种狂野的决心。几乎纯圆的脸在肩上显得很重。但是我们都知道:小孩子都有胖嘟嘟的脸颊,都没脖子。袖子里伸出的小手长短也正合适。

我们还是要想清楚该把这胖墩墩的孩子放在哪里。什么椅子都行。她的两条腿拢在一边。但是这样既不舒服也不自然。孩子更适合干净的乡村,小花在她的花布上有规律地分布。但是我们也要表现出一些想象力。毕竟,自然按自己的喜好行事。花圃中颜色多种多样;一点点红色就能令人想起衣服的颜色,就像草莓一样香浓;白色呼应雏菊,黑色嫩枝呼应玩偶的头。画家因此可以把自己的签名放在画面右下角,不引人注意。

孩子是坐在椅子上,还是草地上?很难判断。椅子也许更合适,不过对孩子来说,草地无疑是更好的选择。不管是什么,这一类的模特都不会呆着不动,不管是坐着、站着,或者像这里,稍微歪着。那么,也许找到一些更可行的临时解决方案会更好。因此,我们发现孩子介入两种姿势之间,既没坐在地上,也没完全直立。实际上,她的小腿肚埋在草里,让她的姿势更稳定。这种安排无疑很适合卢梭,他不喜欢画脚,脚总是有办法吊在腿下面,从不老实呆在地上。

其实,卢梭画的一切都真实:孩子奇怪的姿势,她那干净无暇却有些紧的衣服显出限制,娃娃因为玩得太多都变灰了——一个娃娃对于孩子十分重要,就像活人,或是某种她不愿放弃的东西——还有拉到膝盖的袜子。画家通过积累细节作画。一旦收集够了,他的目标就达到了。他把一切记录下来,尽职尽责,费尽心血,到最后都有些过头了。他不是那种拐弯抹角、陷于模糊暗示的人。这幅画的目标就是有一说一,不绕圈子。

对于热衷于把话说清楚的人来说,坚持本质不是坏事。很明显,眼睛、眉毛和嘴最引人注意,这些是任何个人特质的独特元素。但画家一定还保持了某种类似的推理方法,当他进一步绘制自己的作品时,所有不同部分都有同样的强度。他没有为画中事物强加任何层次感。它们在画中出现的一刻,都有权得到同样的注意。

画家做出让步:与地平线连在一起的小花和草地可能变得更昏暗,远处的线可能变得更模糊。毕竟,卢梭不熟悉自己所在领域的传统,不了解透视规则。但他在处理背景的风景时,选择少用技巧。这是真实性的问题。对比而言,在中世纪的绘画中,基督正面面对观者,沉思人类命运,人的面容总是保持正面姿态,体现不可否认的尊严。这孩子不是基督教中的人物,然而她的肖像让我们想起古代绘画中人物的庄严,因此她看起来也更伟大了。

卢梭强调事物的外形,因此破坏了他们最终的平衡。他笔下的事物更大,或是更小,或是更精确。为了尽量接近表象的世界,他用有些僵硬的笔触绘制事物轮廓,最终混淆了它们的意义:他的模特的特征如此明显,以至于难以从中认出这是个孩子。她似乎抹了眼影,眉毛好像也重新画过,而她的嘴也太过坚定了。皮肤上的线条变成褶皱,她脸上下半部的阴影太深,难免让我们想起没有刮干净的胡子。

如果我们一个一个拆开看这幅肖像的元素,全部都是可信的。是它们放在一起的方式让我们不安。孩子的手和头都不能确定是否安在同一个人身上,而她的腿似乎有自己的生命。她的表情同样不属于她。

不考虑这些,这幅画仍有其意义。它有某种令人不安的光环,这是卢梭几乎从未想要的,因为他沉迷于“现实主义”,而且幻想能掌握学院派画家的技巧。在徒劳地追求这个其实微不足道的目标后,他反而成功地实现了另一个目标,他从未希望达成的远大目标。他的绘画作品的力度,不在于其捕捉外表的能力,而是在于直接表现外表隐藏的内在。

也许正因为不是有意为之——让他后悔的是,他被排除在学院派绘画世界之外——他从模特中发现并描绘出来的,是某种隐藏已久的东西,是最根本的远古元素。这就是为什么比起中产阶级的肖像,这幅孩子的画,就像埋在土里的某个史前雕像,她手里抓着成人般的玩偶,却更像是原始的庆祝仪式、生命力的祈祷。正因如此,它揭示出我们与某种隐隐约约的力量、严肃和恐怖联系在一起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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