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格派和托利派辉格派和托利派这两个名称是在17世纪末围绕着对詹姆斯二世是否能继任国王这一问题的分歧而产生的，不是近代意义的政党。“光荣革命”以后，虽然这两个名称继续存在，但它们仍然只是指一些不固定的派别，既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只能说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或政治思潮。
辉格派和托利派之间的分歧“并非集中在特定的问题上，因而在政治上无法划定一条把它们区别开来的界限。”但在18世纪初的英国政治生活中，由于政治上的自由和公开化，每个政治家都可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并反对他所不同意的政策和政治人物。社会上大多数人也都关心政治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好恶，所以各种政治派别和各种政治人物的政治态度，一般比较清晰可辨。而且这个时期政治上发生分歧的两派是后来党派分野的直接渊源，所以将“辉格”党和“托利”党应用到这个时期的不同政治派别和人物身上，并无不当。至于有的学者说：“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名词，不仅可以应用到1702年—1714年几乎每一个下议员身上，而且可以应用到所有上院的贵族议员身上，甚至可以应用到参加议会选举的大量的选民身上”，则未免有些过甚其词了。
在这段历史时期，随着整个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两个党派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辉格党现在不再害怕君主专制卷土重来，因为君主的权利已受到种种限制，君主成为统而不治的虚位，他们对这种受到限制的君主制积极拥护。而托利派也不再坚持专制君主制的要求，因为这种恢复旧王朝的企图遭到了不断失败。同时在两派的内部也分别产生了分歧。辉格派内部分裂为“爱国者派”（站稳立场派）和“宫廷派”（丧失立场派），托利派内部分裂为“詹姆斯党人派”和“汉诺威派”，其中一部分“詹姆斯党人”
在1715年支持“老僭位者”，企图复辟斯图亚特王朝，但他们的阴谋遭到失败。这种复辟旧王朝的思想即使在托利派内部也不得人心。真正坚持复辟旧王朝的人很少，有不少托利党人对此抱消极冷淡的态度，另有一些托利党人公开表示反对。实际上这次事件使托利党的声望大为跌落，1745年苏格兰的“小僭位者”查理王子发动叛乱时只有少数极端托利分子参加。
辉格派和托利派虽然在政治上并无重大原则性的区别，但他们在物质利益、租税政策和外交政策方面存在分歧。为争取制订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利用官职来提高自己的权势和钱财收益，为争夺议会的议席和内阁的官职，双方展开不停的争斗。由于辉格派和托利派时而这个时而那个在议会中占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威廉三世感到最好是任命在议会中占多数的党派的成员作为内阁大臣，以免在政治事务上互相掣肘。1694年，辉格派在议会里占了多数。这时，威廉三世恰巧又离开了英国，回到他的故乡荷兰，一去数月未归，而这年冬天，王后玛丽又因患天花去世。国内政府需要一个政治家来“管理”
（当时人的说法）。本来，这时在政府中桑德兰的势力最大，而且他为人精明、圆滑、经验丰富，但他不愿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受人攻击。于是他就拉拢辉格派的“小集团”（Junto），叫他们出来组织政府。辉格派“小集团”是一些为了权位而不顾原则的人，他们竭力支持威廉三世与法国为敌的外交政策，“小集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苏默斯、蒙塔古、瓦顿、罗素等人，虽然个性、脾气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不像查理二世时的“卡巴尔”小集团那样，彼此倾轧、争斗，而是相互支持、团结一致，渐渐地将权力揽在自己手里。不过，威廉三世对辉格小集团并不十分信任，他只想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桑德兰也一向反对由清一色的辉格派组织政府，他认为威廉三世应该“使他的政府有尽可能广泛的基础，并尽可能的巩固。”这次叫辉格“小集团”掌权，无非是权宜之计。所以辉格派“小集团”虽然建立了一党政府，但地位并不巩固，到1698年托利派在下院占多数时，就改由托利派组织政府。这一原则后来一直沿用，成为制度，即哪个政党在下院占多数，即由哪个政党组织内阁。
辉格派政治上的优势在争夺议会席位和政府官职的斗争中，辉格派终于取得了对托利派的明显优势。从1714年到1761年，辉格派长期执政并在政治上占据优势。
辉格派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获得优势，主要是因为辉格派的政策得到乡村里的大地主的支持，城市里的商业资产阶级也拥护辉格派的信贷制度和保护关税的政策。辉格派当政时又制订了有利于自己的法案，因而使他们的政治优势得以巩固。这些法案先后制订于1707年和1710年。1707年的法案规定，如果一个议员获得领取政府薪俸的职务，那么就得失去议员的资格，不过如果他在补缺选举中重新当选，则仍可以继续任议员。这个法案表面上是防止议员担任政府官职，但实际上当时辉格派政治势力强大，经济力量雄厚，而且议会选举贿赂盛行，所以他们可以使辉格派的议员重新当选。而托利派在这方面就无法与之抗衡。1710年的法案规定，年收入600镑以上的人才能担任各郡的议员，城市居民必须拥有300镑以上的年收入才能担任议员。这是指纳税后的数字，实际收入还应比这大得多。这就使城乡中下阶层人士无从问津议员资格。而托利派在乡村的中等绅士，很少有人每年收入达到600镑，而在城市资产阶级中则更少拥护托利党的人。
托利派在政治上遭到破产，不得人心，也是辉格派趁机崛起，长期执掌政权的重要原因。早在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托利派政府订立乌特勒支条约时，人们就认为这个条约使英国的利益受到损害，对托利派啧有怨言。托利派的一些领导人如博林布罗克和奥蒙德公爵等人，看到在国内的政治阵地逐渐丧失，就先后离开了英国，把东山再起的希望寄托在詹姆斯党人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活动上，他们加入了詹姆斯党的老僭位者的行列。但博林布罗克同奥蒙德公爵的意见不一致，博林布罗克主张率领叛军在英国南部登陆，然后号召英国的普通人民起而响应。奥蒙德公爵则主张在苏格兰起事，从苏格兰攻入英国，同时奥蒙德公爵坚持君权神授的原则，认为不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不论品行如何，都应按照传统的王位继承原则继承王位。两人争执不下，直到1715年9月，马尔伯爵率军拥戴老僭位者在苏格兰起事，才终止了两人的争论。
伦敦的英国政府早就得知斯图亚特王朝的老僭位者企图掀起叛乱，夺取王位的消息，所以在马尔伯爵正式起事后不久，政府就派了阿吉尔公爵率领军队前往镇压。虽然阿吉尔公爵领导下的军队在数量上只相当于苏格兰老僭位者叛军的三分之一，但他们大部分都是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所以经过数月的对峙之后，马尔伯爵的叛军最后遭到失败。
这一事件之后，托利派的声誉扫地。辉格派以此为口实，把托利派说成是詹姆斯党人，而且进一步把其他一些反对辉格派的人士也说成是詹姆斯党人，使辉格党人势力大增，加上他们竭力表示拥护信奉新教的国王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因而得到国王的信任，在政府中独揽大权。1745年小僭位者的叛乱失败后，托利派的政治影响进一步跌落。从1721年至1761年，辉格派独掌政权达40年，在两党角逐中占了明显的优势。
沃波尔的执政从1714年起，辉格派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它的领导人罗伯特·沃波尔长期担任重要职务，1721至1742年他一直是内阁的领导人。
沃波尔出身于诺福克郡的一个地主家庭，1701年当选为议会议员，参加了辉格派。1714年，辉格派在大选中获胜。次年，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在托利派掌权时期（1710年—1714年），他和马尔波罗等辉格派遭到打击。在军队中，马尔波罗以前任命的一些军官被解职，而沃波尔则被控以贪污罪，投入伦敦塔监狱。由于托利派的内部矛盾斗争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他们中不少人参与了詹姆斯党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阴谋活动，使他们声名狼藉。
到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继位时，形势已变得明显有利于辉格派。不过，由于辉格派在当时缺乏公认的有权威的领导人，以沃波尔、唐森德和斯坦霍普、桑德兰为首的两个派系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分歧很大，互不团结，所以从1715年到1721年之间，英国国内政治生活中主要是这两个派系的斗争，辉格派的政治优势还未稳定下来。
沃波尔在处理轰动一时的“南海泡沫”事件中，挽救了南海公司，使之免于彻底破产，因而得到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热烈赞扬和支持，使他名声大噪。
所谓“南海泡沫”事件，即南海公司破产事件，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8世纪初，英国由于不断地进行对外战争，特别是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1701年—1714年），开支庞大。为了弥补不断增长的支出，政府除了向英格兰银行（1694年成立）借债外，还向一些商业公司借债。这些商业公司中的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从国债券中收取政府支付的利息，迅速发财致富。1711年，这些国债券持有人将他们的短期国债作为股本，建立了南海公司。该公司主要与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进行贸易，并获得政府颁发的特许状。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签订的乌特勒支和约规定，英国商人可以同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直接贸易，不必再由西班牙人从中转手，同时也规定英国每年可以派一支船队贩运黑人奴隶到西属南美，因而公司把主要目标投向金融投资事业。为了使自己的目的得逞，公司大施拉拢贿赂等手段，政府里的许多大臣接受了他们的贿赂。1718年，南海公司提出承包全部国债的计划。1720年，该计划经过修改后被议会通过，除了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国债之外，所有英国的国债都由该公司承包。南海公司为了进一步搜罗资金，大量发行股票并提出种种诱人的诺言，一时之间各地掀起了购买南海公司股票的热潮。但为时不久，有人产生怀疑，随即转而抛售该公司的股票。股票价格一跌再跌，许多人因而破产。当时有人说，在这次事件中遭到毁灭的人，甚至比伦敦大火和一场瘟疫所毁灭的人还要多。人们讽刺地称这次事件为“南海泡沫”，意即南海公司的招摇撞骗像气泡一样不切实际。国内一片混乱，许多大臣因曾接受南海公司的贿赂而声名狼藉，甚至连王室也牵连到这一丑闻之中。这时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沃波尔，因为他是少数未接受南海公司贿赂的大臣之一，而且素有善于理财的声誉。1720年秋，沃波尔接受国王的委托，着手整顿南海公司的股票，并将国债券重新分配，逐渐控制住了股票下跌的势头，国家财政状况趋于平稳。沃波尔的这一措施，深受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感戴。1721年3月，沃波尔再度被任命为财政大臣。这年桑德兰去世，沃波尔即继任为第一财政大臣，实际上，在1720年沃波尔已将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在桑德兰之后继任第一财政大臣，不过是将这种地位加以合法化而已。以后直到1741年，沃波尔一直担任此职。当时财政大臣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不但政府的各项活动必须有大量财源作为基础，而且在议会议员选举及议会活动时，由于贿赂公行，有了大量金钱，就可以操纵议员的选举和影响议会的活动，从而通过议会来达到政治目的。因而，如能掌握政府的财政权，就等于掌握了国家的政治命脉，掌握了一笔用以政治活动的“秘密服务资金”。因此，在当时英国的内阁成员中，财政大臣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沃波尔被任命为第一财政大臣后，人们有时称他为“首要大臣”即首相，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在各大臣中处于首要的地位。在沃波尔担任第一财政大臣职位期间，其他各大臣名义上是由国王任命的，实际上都听命于他。在讨论或执行政策的时候，往往唯他的马首是瞻。名义上，他本人也是由国王任命的，但实际上他的权力却主要依靠议会里的辉格派议员的支持。事实上，沃波尔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内阁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