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和国建立时的国内局势

独立派的政策共和国成立后,独立派领导人掌握了国家政权。他们在消除了右面的敌人后,就转过头来集中力量对付左面的敌人,即以平等派为代表的广大中下层人民。

独立派领导人所实施的政策,不但未减轻中下层人民的困苦,反而更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这就引起了广大城乡中下层人民的强烈不满。于是从第二次内战以来已经蓬勃开展的人民运动和平等派的活动更加高涨起来。

针对当时独立派当权集团的倒行逆施政策,1649年2月底,李尔本发表了小册子《揭露英国的新枷锁》,其中对议会的领导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要求限制议会的权力,保证人民享有最高主权。同时,它还要求采取措施,消除人民的经济困难状况,取消什一税、间接税,取消专利和垄断公司,实行出版自由等。3月底,李尔本又发表了《揭露英国的新枷锁》的第二部分,谴责军队里的高级军官和议会里的一些议员,说这些人表面上表示要为人民谋福利,实际上却是在想方设法抢夺政权。平等派的斗争由于李尔本在上述小册子中对议会和高级军官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议会即将李尔本和与他共同执笔的伍尔文、奥弗顿、普林斯一起逮捕,囚禁于伦敦塔中。当李尔本等4人被带到国务会议受审时,曾听到克伦威尔捶着桌子大喊:“你没有别的办法对付这些人,只有去粉碎他们。如果你不把他们粉碎,他们就要粉碎你。”可见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共和国的新当权者已把平等派当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了。

李尔本等人仍坚持斗争。他们先于4月14日在监狱里发表宣言,为平等派的事业辩护,然后又于5月7日由他们4人共同起草发表了第三个文本的 《人民公约》,要求在1649年8月以前解散现议会,以后议会每年改选一次。

这个由400人组成的代表机构是英国及其领土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根据自然权利”、年龄在21岁以上的男子选出。除罪犯和仆人,领救济金的人以及以武装支持过国王或自愿对国王进行捐献的人之外,其他人都有选举权。

不过,那些为国王效劳过的人,10年之后,仍可被选担任国家高级职务。“公约”还要求停止征收间接税和什一税,改收所得税。这些内容实际上是平等派长期以来不断为之奋斗的思想原则的继续,是要用资产阶级民主的精神来改造当时的英国。它符合当时城乡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愿望,受到人民热烈的欢迎,但也引起当权者的敌视和恐惧。克伦威尔等人即着手筹划去镇压平等派的活动。

平等派士兵起义在平等派加强活动的情况下,军队里在平等派影响下的士兵又像1647年一样,站到了斗争的前列。1649年3月1日,有8个士兵因向军官会议递交请愿书,抨击国务会议,被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其中有5个坚持自己观点的人被判有罪。克伦威尔下令于3月6日在全团士兵面前将这5个士兵面朝马尾放到马背上,然后在他们的头上将刀折断,并把他们从军队中驱逐出去,但是伦敦市民却以盛大的集会来向这几个士兵表示敬意。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害怕士兵闹事,即借口派军队到爱尔兰去镇压那里的天主教徒的叛乱,指派一部分部队前往爱尔兰,另外一些部队则受命离开伦敦,调往别的地区。这个措施引起士兵的强烈不满。4月间,在士兵中已发生了骚动。23日费尔法克斯命令不满情绪强烈的一个骑兵团队撤出伦敦,但遭到士兵的拒绝。次日,当这个命令再度重申之后,士兵仍坚持原来的立场。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即下令将为首的15名士兵逮捕,送到白厅军事法庭审判,其中有6人被判处死刑。后来,克伦威尔害怕军队发生更大的骚动,将其中 5人赦免,而在27日把士兵罗伯特·洛克叶枪决。当29日为洛克叶举行葬礼的时候,伦敦市内有几千群众参加,他们佩带黑纱和作为平等派标志的海绿色飘带。灵柩前由士兵列队吹着军号,奏着葬礼进行曲,送葬的群众整齐地排列了有几英里长,实际上变成了一次向独立派当权者的大示威。

与4月间伦敦士兵的骚动同时,在全国城乡和军队的士兵中都不断有不满政府的事件发生。虽然伦敦的士兵骚动遭到镇压,但发生骚动的根源却未消除。5月1日平等派新文本的《人民公约》发表后,得到人民和士兵的广泛拥护。2日,伦敦人民包围议会,要求释放被囚禁的李尔本、伍尔文、奥弗顿、普林斯。同时,伦敦和埃塞克斯的人民也纷纷向议会递交请愿书,抗议议会迫害人民的行为。

士兵中也酝酿着更大的反抗政府的行动。5月间,在牛津郡、威尔特郡、白金汉郡都发生了士兵拒绝前往爱尔兰而发动的起义。起义部队彼此之间建立了联系,预定各个团队一齐开往牛津郡的班伯里会合。在这里领导起义的是平等派士兵威廉·汤普逊。但起义者缺乏组织,预定的会合计划未能实现。

当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在伦敦率领大规模的部队前来讨伐时,起义队伍仓卒应战,在贝尔福德被击溃,400人被俘,其中3人当场被枪决。17日,起义的领导者汤普逊也在战斗中牺牲,起义最后失败。

在镇压了平等派士兵的起义以后,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到了附近的牛津大学,受到大学领导人的热情支持。牛津大学专门召开了一次特别学位委员会,授予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以博士学位,授予其他军官以硕士学位。 25日克伦威尔等回到伦敦时,更受到伦敦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

议会专门通过决议,定于6月7日举行感恩祈祷和隆重的恣情欢乐的庆功宴。

伦敦城区的大富豪还特地到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家中,赠给他们以黄金制成的盆、罐以及盘子等贵重器皿。上层阶级在镇压人民的反抗中重新走到一起来了。平等派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已退出了舞台,17世纪英国革命也从此开始走向下坡路。

对平等派的评价平等派的政治纲领,是当时英国的各个政治派别中最具有民主革命精神的纲领。这个纲领得到当时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拥护,还得到新模范军中的大多数士兵的衷心支持。这些士兵曾多次为了实现平等派的要求而进行斗争。

虽然平等派最后在斗争中失败了,但是他们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却深信不疑。李尔本曾表示:“不论以后我们会怎样,我们坚信,后代的人将会由于我们的努力而得到好处。”平等派之所以失败,其原因是:他们在同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斗争时,没有建立起自己完全独立自主的组织和掌握军队的领导权;他们始终未能完全摆脱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的操纵。虽然平等派的这个弱点是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经济力量不够壮大、政治斗争经验不足有关,但是平等派领导人没有认识到建立独立自主的组织和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没有彻底抛弃对克伦威尔的幻想,也是导致他们失败的重要因素。虽然平等派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民主思想,以后仍以各种形式在群众中绵延流传。1685年一个以前的平等派鼓动员理查德·伦勃特,当他因参与一件反政府的事件被残酷迫害时,他在临刑前说:“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生来就是被上帝所挑选去骑在别人头上,因为没有任何人当生下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在自己身上背了一付马鞍;没有任何人可以骑在他身上,鞭打他,奴役他!”这句话表达了平等派不屈不挠为之奋斗的思想。后来,每当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到来时,平等派的革命民主思想又会在群众中沸腾起来。18世纪末,当英国国内政治斗争激化之时,平等派的思想再度成为鼓舞民主派人士奋而进行斗争的因素。“伦敦通讯会社”把平等派的小册子拿来重印并加以散发。当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和20世纪初俄国革命的时候,平等派的纲领和言论曾多次被引用。

掘地派运动1649年春,正当平等派的活动在英国不断发生的时候,在很多地区还出现了自称“真正平等派”即掘地派的运动。这年4月,在温斯坦莱和艾维拉德的领导下,一批为数约二三十人的掘地派成员集合于伦敦附近萨里郡的圣乔治山,占领那里的公用地和荒地,进行耕种、垦殖。几个月后,掘地派的人数迅速增加。在肯特郡、白金汉郡、北安普顿郡、哈福德郡等许多地方都得到响应。他们声称并不侵犯别人的私有财产,并把实现他们计划的希望寄托在克伦威尔等当权人物身上,认为“富有者的理智终将战胜他们的贪欲”。

然而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当地地主和行政当局的恐慌,地主们组织武装,破坏了他们的垦殖区,政府也派了军队将之驱散。到1650年春天,掘地派的垦殖区已遭到破坏,掘地派运动随即瓦解。

掘地派的思想反映在温斯坦莱的著作中。温斯坦莱在所写的小册子中认为,人类社会在原始时期,土地是公有的,后来由于少数人阴险奸诈,而另一些人不学无术,因而产生了土地私有制。随之而来的就是贫富悬殊,强者欺凌弱者,产生了战争,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王权,人民沦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在英国,这种现象是从诺曼征服开始的。征服者威廉征服英国后,把侵占的土地分给他的随从作为私有物,广大的英国人民变成了受奴役的无地的农奴。温斯坦莱主张,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土地属于公有,人民都组织在公社里,“共同劳动,共同吃饭。”然而,温斯坦莱却找不到实现这一理想的现实力量。他有时寄希望于人们的理智,有时又把希望寄托在当权的领导人物身上,希望这些领导人能利用权力从上而下推行他的计划。当然,他的这种希望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掘地派运动和他们的思想,反映了城乡最贫穷人民的愿望,但它是不成熟的、空想的,而且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掘地派关于取消私有财产的主张,在当时刚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英国,不但引起贵族资产阶级的敌视,即使社会中下层人民包括一些城乡贫苦人民对此也感到陌生和不现实。从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温斯坦莱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托马斯·莫尔的影响,温斯坦莱的思想对英国后世的激进主义者如威廉·葛德文等的思想发生了影响。在思想发展史上,温斯坦莱的理论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

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共和国当权者,在镇压了平等派、驱散了掘地派以后,实际上破坏了共和国所赖以建立的群众基础。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不得不回过头来与右翼长老派联合,以加强对下层人民的控制和镇压。同时,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缓和紧张的国内矛盾,又发动了对爱尔兰、苏格兰的征讨和对海外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