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法交往的加深

[法籍耶稣会士的派遣]路易十四时期,中法交往掀起新的热潮。

众多的法籍耶稣会士到中国传教,是中法交往新高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继圣芳济踏上中国领土,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后,西方天主教士以耶稣会士为主纷纷来华传教。第一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是金尼阁,他曾在1610年和1620年二次来华,1628年死于杭州。较早来华的还有法籍教士亚历山大·罗得(1623年)和巴吕(1664年),但他们都是教皇派遣的。1685年3月,有两艘船从法启程,驶往暹罗,上面载有若干教士,其中有5人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他们是洪若翰、张诚、李明、刘应、白晋,这些人既是耶稣会士,又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们携带数学仪器、天文模型、大望远镜、科学院院士的备忘录等。于1687年7月23日抵达宁波, 1688年2月7日到达北京。

1693年白晋受康熙皇帝派遣,返法招罗教士来华服务。白晋历经艰辛于 1697年抵法,1698年在白晋率领下又有7名耶稣会士搭乘“昂菲德里特”号船赴华,其中著名的有巴多明、马若瑟和雷孝思,从金尼阁起至1773年耶稣会解散止,先后来华的法国教士有近百人。

法国传教士来华后,以传教为目的,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尽管怀有各种各样的动机,但耶稣会士的最初活动却促进了中法文化的交流。

[中国最早的赴法学者和学生]十八世纪上半期,随着法国传教士的东来,一些中国学者和学生在法人的影响下,跟随他们去法国,这是中国最早赴法的学者和学生。有记载可查的主要有以下几个人,黄某、胡约翰、高类思、杨德望。

他们在法国一方面学习法国的文化,一方面向法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对中法文化的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黄某,福建兴化人,1679年皈依基督教,受洗时取名阿尔卡迪奥。1703年,他随法国传教士郎洪仁到法国。在王家图书馆工作,负责编写《汉法字典》。他和启蒙学家孟德斯鸠有过接触,进行过长谈,详细回答了孟德斯鸠所提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中国的哲学、宗教、刑罚、礼仪、语文、科举、政治、历史等方面。 1716年病死巴黎。

胡约翰,1722年随傅圣泽传教士赴法。康熙在傅圣泽回国时,赠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五4000册中国书籍,胡约翰在法国时,协助解释这些书籍。

高类思和杨德望是北京人,在北京时曾就学于法国传教士蒋友仁门下, 1751年被送往法国留学,历时十多年,学了法文、拉丁文和神学,最后一年又专攻应用科学,学习绘画和铜版雕刻术。在法期间,曾拜访了当时的大臣、国务秘书贝尔丹。离法前,又访问了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杜尔哥。杜尔哥向他俩提出关于中国工农业技术、物产、历史等方面52个问题,请他们回国后进行调查。他俩回国后,与法国传教士共同写成《中国兵法论》、《米谷保存法》、《中国古代论》等,作为对杜尔哥提出问题的回答。

[两国通商的开始]法国对东方的贸易在亨利四世时就有所考虑,黎世留时开始重视对华贸易,在政约中就曾提及。然而,真正付之于行动是在路易十四时代。

1660年法国鲁昂富商出巨资创设“航行中国、东京、印度支那及附近岛屿之公司”,此事得到马扎然的鼓励。该公司在荷兰建造一艘三四百吨位的船,后来该船在德克西尔岛遇风暴沉没,公司也告破产。

1664年,法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该公司获得印度及东方诸地,包括中国在内的航行和贸易专利,并预定于1668年5月开始对华贸易。但是计划实施进展缓慢,该公司未能率先开创对华贸易。

1698年,第一艘法国商船“昂菲德里特”号驶抵中国,对华贸易从此开始。 1700年此船返法时,从中国运回大量丝绸、瓷器。1701年,“昂菲德里特”号再次赴华,返法时,运回大批漆器。

在此期间,1700年10月23日,负责“昂菲德里特”号贸易的茹尔当·德·格鲁赛与东印度公司订立合同,专门建立了“中国公司”,进行对华贸易。此后,法国对华贸易发展迅速,至18世纪前半叶,法国的对华贸易已接近英、荷等国的水平。1736年到广东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有12艘,其中美国5艘、法国3艘、荷兰2艘、丹麦1艘、瑞典1艘。1753年,到广东的外国商船有 27艘,英国10艘、荷兰6艘、法国5艘、瑞典3艘、丹麦2艘。但是英法七年战争期间,英国夺取法国在海外的许多殖民地,法国对东方贸易受到打击,对华贸易也就一蹶不振。

为了维护法国对中国的贸易,法国国王曾于1776年2月3日,明令在广州设置领事,第一任领事为傅格林。但也无法挽回在中国贸易的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