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50年代后期起,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和其他哲学流派不同,结构主义并不是由一些专业哲学家所组成的哲学流派,而是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文艺学及文化学等领域中的一些学者所共同具有的某种观点和方法的总称,不同的学者以基本相同的结构主义方法研究自己的领域,从而建立了诸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心理学”等学说和理论,人们把它们统称为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他首先把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观点和方法推广应用于社会科学,主要应用于人类学,从而建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他在1962年出版的《野性的思维》一书最后一章“历史与辩证法”中,直接批判萨特1960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公开向存在主义提出挑战。列维—斯特劳斯的其他主要著作还有《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悲伤的热带》(1955)、《结构人类学》(1958)、 《神话学》 (4卷1964—1971)。

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60年代初,他在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影响下,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和研究上,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保卫马克思》(1965)、 《阅读(资本论)》(1965)。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人们对长期流行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强烈反感,迫切要求找到一条摆脱它们的出路,而阿尔都塞声称要对苏共领导在谴责个人崇拜中所未曾解决的问题作出积极的回答,声称要按照结构主义的精神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化。因此他从 60年代中期开始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国际声誉。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在结构主义发展过程中,繁衍出了在一些方面同结构主义紧密相连,在另一些方面却同结构主义的主张迥然相异,甚至截然相反的思想。这就是所谓后结构主义思想。后结构主义把结构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拒绝把人归结为观念的主体等等视为理所当然,但却认为在列维 —斯特劳斯等人那里,存在着人道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残余,认为结构主义无力为历史上各种文化提供政治说明,认为结构主义具有客观主义色彩,忽略了欲望着、实践着的社会主体。据此,后结构主义要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主观性、历史活动和实践的问题。人们一般把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演变,同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的演变并列,称为战后法国思想界的两次大的颠倒。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罗兰·巴特、福科、德娄泽和德立达。

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是莫里斯·阿莱,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提出了独特的市场经济理论,对80年代中期法国从国家控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1988年10月,77岁的阿莱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被称为“新法国经济学派之父”,“经济分析世界中的一位巨匠”。

[科学技术的发展]戴高乐创建第五共和国后,加速发展科学技术。以后建立了许多大型公立研究机构,如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农业研究所、海外科学技术研究所等等。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家科研中心,由该中心统管和协调全国科研活动。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法国的科研经费增加近10倍,科研人员也大幅度增加。为了发展空间科学、信息科学和海洋科学,国家专门设立了宇宙空间研究中心、信息和自动化研究所和国家海洋开发中心。这一切初步形成了法国科学复兴的局面。

德斯坦执政时期,为进一步加强对科学研究的领导,法国政府决定由一名国务部长专管科学研究工作,内阁总理定期召集各有关部长讨论科研的重大问题,并主持科学技术研究的部际委员会。1978年法国有科研人员26万人,占就业人口的1.2%,科研经费380亿法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1980年科研费用约530亿法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由于政府重视,科研机构完善,科研经费充足,法国在六、七十年代在科技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法国的数学研究仍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多人获得了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的费尔兹奖。法国在核物理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特别是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的研制居世界首位。在医学和生物学方面同样成绩显赫,弗朗索瓦·雅各布等3位法国科学家在1965年因发现细菌中的调控活动获诺贝尔医学、生理奖。此外,法国还在航空、电讯、海底油气开发、太阳能利用、宇宙学、生命科学等众多领域内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尽管如此,与美、日等国相比,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对新技术革命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当70年代美日相继大规模地开发以微电子为中心的新技术时,法国没有紧紧跟上。而且,法国又在传统上偏重基础理论的研究,科研同经济、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不够紧密。因此,从总体水平来看,法国的尖端技术仍落后于美、日,影响了法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致使法国经济回升乏力。

密特朗执政后,强调科学研究对国家的重大意义,认为“科学研究应当成为摆脱危机的手段和掌握未来命运的工具”,决定对科学研究进一步加强人力和物力的投资。1981年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5%,1984年又提高到2.2%。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密特朗在与联邦德国磋商后,于1985年4月提出尤里卡计划,要求西欧共同在电子光学、高速微电子学、新材料、大型电子计算机、大功率激光与粒子束、人工智能等方面进行联合研究。以“使欧洲能够掌握所有的高级技术,从而成为进入21世纪的一个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