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技与文化

〔自然科学〕法国30年代自然科学研究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所下降,整整十年只获得一项诺贝尔化学奖,不过,法国在某些研究领域仍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最为突出的是原子物理学和现代数学。

1930年,科学界还不知道有中子存在,当时德国科学家玻特和贝克用钋放出的α射线轰击由轻原子铍、铝、锂、硼等做成的靶子,再用铅板吸收掉钋的α粒子,发现了一种穿透力极强的奇特的射线,当时有人认为它是γ射线,约里奥·居里夫妇在以钋为α射击源轰击铍时发现射出的射线比γ射线更强,所以它不可能是γ射线。这一实验对于中子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1932年,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重复了这一实验,并发现了中子。

中子的发现对人类正确了解原子核结构奠定了基础。1934年,约里奥·居里夫妇又用钋的α粒子轰击硼、铅、镁的靶子。观察的结果表明,除产生中子以外,靶本身也开始发射正β射线。他们指出这是一种新型放射线。这是本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第一次利用外部的影响引起某些原子核的放射性——人工放射性。用人工方法获得放射性元素是人类改造微观世界的一个突破,为同位素及原子能的利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35年,约里奥·居里因这一发现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20年代后期,法国一些青年数学学者深感当时国内数学研究的领域过于狭窄,学术思想保守,数学界也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决心大胆突破旧框框的束缚,复兴法国的数学科学。在著名数学家阿达玛及后来的儒利雅主持的“论文分析”讨论会上,他们了解到当时国际数学界的最新进展,眼界大开。1934年冬,在儒利雅主持的讨论班上,年轻的数学家们开始拟定一个庞大的计划,即以出版丛书的形式来概括现代数学的主要思想。他们决心运用公理化方法,以数学结构作为分类的基本原则,撰写巨著《数学原理》,并统一以“布尔巴基”作为笔名。1939年出版了第一卷,至今共出了40多卷,仍未宣布完毕。由于布尔巴基学派运用联系的、整体的观点考察现代数学,揭示了其内在联系,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数学本质的认识,大大促进了现代数学的发展。布尔巴基的名字也风靡整个数学界。

〔史学——年鉴学派的确立〕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克在他们共同执教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历史年鉴》。“年鉴”

的创刊标志着年鉴学派开始形成。30年代是年鉴学派的确立时期,以费弗尔和布洛克为代表的新史学思想展开了对传统史学的全面进攻,并在与旧史学的论争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年鉴学派在30年代就已具备该学派的5个基本特征:(1)思想理论来源的多元性;(2)研究方法的多样性;(3)史料来源的多样化;(4)研究领域的多样化;(5)注重加强历史研究和社会现实的联系。

年鉴学派在30年代以批判传统史学、制造舆论作为自已的主要活动,在 《经济与社会历史年鉴》杂志上还辟有“辩论与斗争”专栏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但同时更为重视通过具体实在的研究成果来扩大学派的影响。如布洛克的两部名著《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质》(1931年)和《封建社会》(1939 —40年)就是在30年代问世的。1933年费弗尔被选入法兰西学院和1936年布洛克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经济史教授,标志着年鉴学派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文学创作〕危机的冲击与战争威胁的加强,使法国作家在这一时期面临着严峻的选择。阿拉贡、艾吕雅等著名作家、诗人先后离开超现实主义运动,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直接投身于革命斗争。更多的作家则为人类的前途担忧,并由此进行自己新的探索。他们的小说不再是仅仅为了供读者得到某种消遣,而是力求表现人类在世界上的处境,以及在这种处境下应当采取的态度。一大批“人类处境”小说应运而生。“人类处境”小说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试图在真实记录人类处境的基础上,揭示“处境是艰难的,但只要人们行动,就一定会取得人生的价值。这类小说主要以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1933年)和《希望》(1937年)为代表。第二种则是悲观型,小说中的人物常常在艰难的处境面前得不到自由,这类小说以塞利纳的《长夜茫茫的旅程》(1932年)为代表。

多卷本长篇小说的写作在30年代继续流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茹勒·罗曼的《善意的人们》。马丹·杜加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蒂博一家》在 30年代继续陆续出版,1937年,杜加以该著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法国现代著名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季奥诺、埃梅等人在30年代都不时有佳作问世。

如莫里亚克在1932年发表的《盘缠在一起的毒蛇》被认为是他的最佳作品之一。季奥诺在1934年和1935年出版的《四海之歌》、《愿我的欢乐长存》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埃梅在193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绿色母马》是二战前法国最畅销的小说。此外,萨特在1938年发表日记体小说《恶心》,开创了法国存在主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