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派的新反扑]新议会选举和西蒙内阁建立以后，共和派在众议院内就财政改革、军事、铁路垄断等问题展开了辩论，并利用其多数地位使议会作出了有利于共和派的相应规定。君主派虽然失去了对众议院和内阁的控制，但还占据着共和国总统的职位和参议院多数，他们总想伺机向共和国发难。
1877年3月，教权派机关刊物《社会和宗教卫报》透露了君主派的杀机： “香榭丽舍宫从来没有把1875年宪法放在眼里。元帅只是因惊人的克制才容忍了朱尔·西蒙先生⋯⋯，麦克马洪元帅正在等待宣布结束（共和制）试验的时机⋯⋯，以后，他再也不许（共和派）越雷池一步了。”信号一经发出，教权派蜂拥而上。蒙贝利埃主教把共和国说成是“一片混乱”；翁热主教竭力鼓吹恢复长子权和宗教婚姻。纳韦尔主教干脆致信麦克马洪总统，要他立即和意大利世俗政府断交，以示对教皇的支持。
针对教权派掀起的旨在颠覆共和国的新浪潮，甘必大于1877年5月4日在议会发表重要演讲。他严正警告教权派：“你们要么不做法国人，要么服从法律”；在结束演讲时，甘必大引用其朋友的一句话向教权派宣战：“教权主义，这就是敌人！”随后，甘必大领导议会中的共和派，促使西蒙政府作出了限制教权派活动的规定，给了教权派以有力打击。
打击教权派就是打击君主派。麦克马洪读了甘必大在议会的演讲稿后，暴跳如雷，公开宣称“让步已到极限”。君主派和共和派之间的再次较量已不可避免。
[1877年5月16日事件]针对共和派对教权派的打击，君主派决意进行报复。1877年5月15日，众议院通过法令，恢复陪审团对于新闻出版违法案件的审理权。西蒙对此并未反对。而在君主派眼里，恢复这一权利，无异于对他们社会秩序的侵犯。于是，在布罗伊公爵支持下，麦克马洪决定借机向共和派发难。5月16日，麦克马洪致信西蒙，指责他无力制止众议院通过上述法令，迫使他辞职。麦克马洪告诉西蒙，他“宁肯被推翻，也不愿受甘必大指挥”。共和派内阁的被推翻，这就是法国近代史上著名的“5·16事件”。君主派反攻倒算的帷幕拉开了。次日，布罗伊公爵再次组成君主派内阁，并让波拿巴派铁腕人物富尔图担任举足轻重的内政部长。
为了对付君主派的反扑，众议院的363名共和派议员采取一致行动，签署了《363人宣言》，强烈谴责麦克马洪。6月16日，甘必大在议会猛烈抨击麦克马洪强加给众议院的布罗伊内阁，把它称为“教士的政府，神甫的内阁”。6月19日，众议院以363票对158票通过决议，拒绝承认布罗伊内阁。
麦克马洪见众议院不肯就范，就伙同参议院的君主派于6月25日解散了众议院。君主派和共和派的斗争进入高潮。
[众议院重新选举和麦克马洪辞职]为赢得新众议院的多数，双方都投入了空前激烈的竞选活动。君主派利用其执政地位，竭力打击共和派。据统计，从布罗伊5月17日组阁到10月14日第一轮选举揭晓，政府共罢免25名共和派省长，解散了613个支持共和派的市镇议会，撤换了共和派市长1743人，副市长1344人。1385名共和派官员被解职，另有4799人被调离要害部门。共和派聚会的2067家酒吧间被关闭，344个共和派团体被禁止活动。这一时期，共和派人士因竞选而被判刑的总计达46年，罚款总额达100多万法郎。波拿巴派的一家地方报纸甚至叫嚣：“我们要把共和国和共和派搞成连狗都不吃的烂泥浆！”君主派如此穷凶极恶，怪不得时人爱德蒙·阿布写道： “布罗伊—富尔图内阁的杰作，就是在5个月内集中了专制帝国在18年里专横跋扈地所干的一切”。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共和派加强团结。甘必大成了共和派无可争辩的首领。为了集中力量，甘必大提议，6月19日投票反对布罗伊内阁的363名共和派议员，在竞选中不要成为竞争对手。他又把3家最有影响的共和派报纸联合在一起，作为指导共和派斗争的舆论中心。甘必大告诉人们：“看起来我们似乎是为政体的形式和宪法的完整性而战，但这场斗争还有更深刻的意义。这是1789年革命的继承者和旧制度特权等级的残余及罗马神权政治的代理人之间的斗争”。
由于法国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支持，甘必大为首的共和派在同年10月举行的众议院大选中再次获胜。10月14日，第一轮选举揭晓，共和派就占了很大优势。11月7日，新众议院集会；经过议员当选资格的审查，共和派占了更大优势。甘必大担任了众议院议长，君主派的反扑彻底失败。麦克马洪曾指望利用军队举行政变，但他发现，大部分官兵倾向于共和制，于是只得屈服。11月10日，布罗伊内阁倒台。12月13日，共和派再次组阁，夺回了行政权。这时，共和派已经有了主动进攻的力量。1879年1月5日，他们乘参议院改选之机，又赢得了参议院多数。1879年1月30日，麦克马洪见大势已去，被迫辞职，共和派格列维担任总统。至此，众、参两院、内阁、总统职位已尽数被共和派掌握，共和派全面胜利的格局已经形成，“共和派的共和国”终于得到最终的确立。
[共和制最终确立的原因及意义]第三共和国初期，君主派以议会多数派的有利条件图谋复辟而终究失败，共和派一度居少数地位而终于确立了共和制，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首先是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共和制确立奠定了基础。第二帝国18年间，法国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和工业生产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力量的迅速膨胀。这支与日俱增的力量曾因拿破仑三世空前强大的军事警察官僚机器而被排斥于帝国政权之外，因此十分不满。因此当帝国一旦倾覆，他们就立即跃上了政坛。他们凭借日趋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不断扩大的社会影响，以前所未有的凌厉攻势重新提出了对政权的要求。在政体问题上和形形色色的君主派展开激烈的角逐。
除了工业资产阶级以外，中产阶级、即被甘必大称为“新阶层”的力量此时也有新的发展。“新阶层”主要是指城乡中小资产阶级，如：小工业家、批发商、店主、建筑工程承包人，以及律师、医生、记者等自由职业者。这些人同样利用了帝国垮台后一度出现的政治真空，积极开展活动。
还应当看到，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派别提出的建立共和制的主张，客观上迎合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因为在70年代，农民已经习惯了共和国，他们反对君主派搞政变。工人群众对于共和制的态度更为鲜明：1873年4月，正是靠了巴黎工人的支持，“新阶层”的候选人、激进共和派巴罗德才当选了议员。
选举中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尽管工人和他们的老板之间矛盾重重，但只要老板赞成共和制，工人在选举中就投老板的票。对于这种情况，君主派中比较清醒的人也是能认识到的。德·莫子爵就无可奈何地说过：“我们是君主派，但法国不是”。由此可见，在19世纪70年代的法国，建立共和制乃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历史必然。
此外，君主派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一个王位，三个王位觊觎者）、共和派内部的相对一致、以及共和派采取的正确的斗争策略（分化瓦解君主派、积极争取军队和农民等），都对共和制的最终确立起了重要作用。
共和派对君主派的胜利对于法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19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自19世纪30、40年代无产阶级带着自身独立的政治要求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争夺政权的第三位战士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在大革命以后至第三共和国确立的90年间，法国社会还存在着其他多种矛盾，其中资产阶级与传统的封建势力之间的较量仍表现得非常突出。封建势力总伺机对大革命的成果反攻倒算，以恢复他们昔日的黄金时代。复辟王朝时期的查理十世便是此种势力的典型代表。1830年复辟王朝的被推翻，并不意味着这股社会势力的绝迹。他们虽然被逐出了政坛，但仍在乡间固守着传统的地盘。
70年代，他们利用外敌入侵、国内战争之机重新抬头，并一度成为国民议会中最强大的集团，于是便在查理十世之孙领导下，掀起了复辟查理十世事业的浪潮。尚博尔伯爵有句名言：“我个人微不足道，我的原则就是一切”。
什么原则呢？就是由白旗所象征的封建王权和神权统治法国的原则。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国人民起初以为所有高贵的布索那克们已被埋藏，如今看到他们重又出现，感到惊讶和耻辱，他们已经明白，不仅需要进行十九世纪的革命，而且必须彻底完成1789年的革命，即把这些畜牲赶到农村中一切牲畜的最后归宿——屠宰场里去。”①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民群众和共和派对正统派的斗争具有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性质和意义，而斗争的胜利也意味着1789年革命的彻底完成。
与此同时，共和派对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的胜利，结束了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由资产阶级中某个派别集团独霸政坛的局面。“因为单单王朝这个名称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一个集团驾驭另一集团，意味着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意味着一方的得胜和另一方的屈辱），而共和制则是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各集团的，集所有人民剥削者之大成的无名股份公司。”①从此，资产阶级各个集团都在政权中占据了一席，以共和制为政体形式的统治得到最终确立。现代法国的政治制度（如总统七年任期制、两院制、政党内阁制等）基本上是在第三共和国确立时期形成的。对于以往的资产阶级君主政体而言，共和制是一个进步，它为工业资产阶级提供了分享政权的机会，促进了法国工业资本的发展。
共和制对于君主制的胜利，客观上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因为共和制是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去准备进行彻底解放斗争的制度。恩格斯在《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一文中曾对当时法国共和派的胜利作了肯定的评价。他指出：“任何君主制的复辟必然会带来暴力的统治，对各种社会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压制，而这正是工人阶级应当力求避免的。另一方面，保存现有的共和政府，至少使工人阶级仍然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以便创办工人报刊，在集会上进行鼓动和组织独立的政党；此外，保存了共和国，工人阶级就不必在将来专门为了赢得共和国而再进行斗争了。”②“可见，不管目前法国的共和政府怎样被人瞧不起，然而，共和国的最终建立毕竟使法国工人有了一个基础，可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并且在将来不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是为它本身的利益进行战斗。”③工人运动的实践证明了恩格斯的论断。在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处境极为困难的法国工人，一面积极投入保卫共和国的斗争，一面又利用共和派胜利所造成的客观条件，努力开展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