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垒边的颂诗

毕竟,这是一个垮掉的王朝;其他许多王朝也会随之而垮台。

夏多勃里昂一八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经过维尼及圣伯夫介绍,热爱文学的瑞士青年朱斯特·奥利维耶走进了让一古戎街九号,拉响了三楼的门铃。一个女仆指给他:“请进先生的书房……”在书房里,他看到大卫·德·昂热的一些浮雕,以及布朗热的一些石版画:巫师与灵幽,吸血鬼与大屠杀。花园和树木从窗户中送来清香。残老军人院的圆屋顶隐在远处。终于走出了维克多·雨果。奥利维耶说他是圣伯夫介绍来的,但雨果好似对此毫无了解,后来说:

“这是我出的主意。”两人聊起了希荣、日内瓦和古老的世家。这时又来了一位夫人,高大美丽行将分娩的雨果夫人。还有两个小孩,伟大的诗人叫其中一个女孩叫“我的小猫咪”,很讨人喜欢,面孔黑里透红,富有神情,这是莱奥波特蒂娜,又叫蒂蒂娜,也叫“洋娃娃”。奥利维耶发现真实的雨果同他画像上有些不一样。黑黑的头发——实际上已成了栗褐色——有点润湿,有一种波浪式的起伏。很宽的额头,并不像他无比地白洁;显得活跃的褐色眼睛,优雅自然的表情。黑色的晚礼服,黑色的领带;白色的衬衫,白色的长袜。

晚上在维尼家里,奥利维耶谈起了他的这次访问。他说,他发现现实的雨果要瘦于肖像画中。“啊,哪里哟!”圣伯夫口是心非地说道,“他在发福呢。”之后,大家聊起《艾那尼》,批评说演员们自行其事地在剧中演出,什么东西都已是变了一个样。例如查理五世的那段独白,米洛本应读:“上帝的这两部分应是:教皇和皇帝。”但却念成:“世界的这两部分就是:人民和皇帝。”这样一来就并非一句诗了。“现在,天真的观众认为,作品并非传闻中那么荒唐。”同道们却是哈哈大笑。圣伯夫又讲了一例,菲尔曼念作“……我就是,”就乱窜一通,避开说:“对,是随从,国王啊!我就是你的随从!”,在舞台上跑了一气后又回到前台悄悄加上一句,“你的随从。”

而且有些倒彩也是针对一些诗句的。法兰西剧院鼓掌班的头头瓦谢证明说:

“我可以把这句诗救下来!如果左边再加六个人。”总之,这是一场巴黎式的闲谈:大家像野兽作游戏似的,在谈话之间,把朋友和老师用爪子扯得遍体鳞伤。

最后,年轻的瑞士人和圣伯夫一起告辞,并和他作伴出来。他立刻发现圣伯夫的喋喋不止、动辄发火的性情。“一个可怕的时代啊!”圣伯夫说道, “要想忘掉这一切,要绝尘弃尘,而且有点财产、有点消遣。我们不能去自杀,因为自杀是愚蠢的。但是,生活!……我认为,最好的解脱方法是脱离城市,退遁乡野,望望弥撒,领领复活节的圣体……”“您说服了雨果先生了吗?”“噢!维克多·雨果可不是一个苦恼于这些事情的人。他那天才带来的那么伟大,那么纯洁,那么细腻的乐趣,他一生都享之不尽!他写这么完美、绝妙的东西!他高兴极了!……他也有美满的家庭生活。他很是快乐 ——也许太欢乐了。这是一个幸福的人,快活的人啊……”应该注意,此时一直听天由命、闷闷不乐、看破红尘的诗刚刚由这个“幸福的”人就幸福的事而创作出来。但是圣伯夫再也不常到雨果家中探望了。他们家中他的坐椅一直在空着,而《环球报》的这位批评家月底之前又到鲁昂去了。

一八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波里尼雅克反对自己疯狂敕令震怒了巴黎。

“又一个政府,”夏多勃里昂说,“从巴黎圣母院的塔楼上摔了下来。”二十七日,街垒又筑起了。居斯塔夫·普朗什来探望雨果夫妇,并要带“洋娃娃”到王宫广场吃冷饮。他驶车前行中不断碰到一群又一群的人和士兵,为了孩子的安全,普朗什只好把她送回家去。二十八日,阴凉处的气温已降为三十二度。在毫无生气的爱丽舍田园大街一带的旷野上,往常菜农的天下挤满了满副武装的军队。在这个偏僻地区,人们与世隔绝,闭塞消息。园子里流弹在飞啸。昨天夜间,一个小阿黛尔出世了,胖乎乎、圆滚滚的。大家听到了轰轰的炮声。杜伊勒里宫上,二十九日升起了一面三色旗。如何办?建立共和国?本来可以领导共和国的拉斐德却害怕承担责任,虽然他喜欢赢得民心。结果他把共和国的国旗放到路易·菲力蒲手上。从此再也没有法国国王了,可是还有一个法国人的国王。细节经常战胜原则。

对新政权,维克多·雨果立刻接受了。自从《玛丽蓉·黛罗美》被禁演以来,他和朝廷的关系已很冷淡,但他认为法国建立共和国的时机并不成熟。

他说,“共和国是我们需要的事物,但君主制却是我们需要的词汇。”他是反对暴力的,各种骚乱中脏卑的一面,他母亲也曾为他描绘过。“我们不去寻找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是我们急需的。”很快,他就反感那些谋取职位和赏赐职位的那些革命投机家了。“看到这些把三色旗放在锅中煮着吃的人,真是叫人可怜!”虽然,他曾创作了一些颂诗为那些已被赶下台的贵族,但他毫不为此而担心。和站在街垒下向夏多勃里昂欢呼的那些年轻人一样,他不也刚进行了一场文学革命吗?“革命和革命,如同狼群一样,是不会互相吞食的。”他又向被轰下台的国王致敬。“啊!这已经垮台的王朝从流放中来,/又流放而去,让我为他们哭泣致哀!”他认可了七月王朝,现在的问题只是让七月王朝接受他了。他极为巧妙地用颂诗转了弯,但并不更改他的观点。

从文学上看,他献给年轻的新生的法兰西的颂诗,大大好于从前正统主义的颂诗。这是标志着一种真诚:

兄弟们!你们一样,也有你们的节期!

有你们铺满鲜花和橡树叶的胜利,也有公民的战功,有牺牲被埋入土,也有你们的胜利,在生命之初多亮,也有年轻的军旗但已弹痕累累,奥斯特里茨也产生嫉妒!

自豪吧!你们和父辈们一样高低。

全民族历尽斗争才能取得的凯旋,被你们从尸布中拯救出,才幸免于难。

七月为解放你们家园的男女老少,给你们三个骄阳,去把城堡焚掉,你们父辈只有一个太阳!

他希望把这首诗发表在自由派报纸《环球报》上。圣伯夫从诺曼底回来后,对这次立场的转变也商议过。雨果曾到报社印刷厂探望过他,请他做自己女儿的教父。圣伯夫在确知阿黛尔希望如此之后便不再坚持他的犹豫不决。是他带领这首诗“穿越了骄傲自大的自由主义那些极为狭窄的通道”。

为这首诗,在《环球报》上他专门写了一篇宽宏大量的“按语”。“他善于调和他的爱国主义的热情和不幸所要求的礼仪,而且恰到好处。”他评论维克多·雨果说。“他仍然是新法兰西的公民,而又不必脸红于怀念旧法兰西……”说得精辟,技巧高明。所以,圣伯夫很是为此得意。“我用正在开创的政权的名义,用新的法兰西的名义,要求这位诗人回归。我在使他成为非保王派的成员……”

对这个新的角色,雨果感到极为自在,何况扮演这种角色他早在写《铜柱颂》时就开始了。“如果说某某人的政治观点,”他写道,“四十年来而没有改变,那这并非是赞美他……这是在赞美水是死水,树是枯树……”

“一八三○年一位革命者”的日记代替了“一八一九青年正统主义者”的日记。“要让她们生孩子,有时期的确必须强奸宪章。”一切对他说都挺顺利。

他是国民自卫军第一军团第四营的战士,是惩戒委员会的书记,这样值班他就不必参加了。他的剧本上演了,他对新政权的归顺得到了认可;《巴黎圣母院》,他终于可以开始构建了。

任务很是紧迫。出版商戈斯兰出版过《东方集》,一份一八二九年向他交书的合同握在他手中。但是,雨果头一次恶劣地对待戈斯兰先生,因为雨果提出要修改《死囚未日记》;接着雨果夫人又不客气地接待他:《艾那尼》演出的次日,他为获得该剧本的版权而来到田园圣母街。阿黛尔似西班牙公主般地向戈斯兰投去“鹰隼般的一瞥”,把马姆和五千法郎经过高傲轻慢地告诉了他。戈斯兰激怒是不可避免的,下令《巴黎圣母院》交书,否则每迟一周,罚款一千法郎。雨果重又写下去的过程被七月革命打断了,最后截止时日为一八三一年二月,不可能再指望这一次还能拖延了。维克多·雨果“为自己买了一瓶墨水和一件灰色的厚毛衣,从脖到脚把自己包紧,又锁起自己的衣服以防止任何出门的念头冒出来,一头钻入他的小说象钻入监狱一样……”

因为雨果整天创作不离开写字台,阿黛尔又变得孤零零的了。这对圣伯夫是一个无法忍受的诱惑,他又在向周围自我忏悔了。

一八三○年九月十七日,致维克多·帕维:“哎,为我祈祷吧,我的朋友,体贴一下我吧,因为我的灵魂正在受到虫兽的咬噬。我那受到压抑的诗歌,我那走投无路的情感,都在我的内心中激忿起来了,都在杀害我。我的性情又不够好……”自称性情不好也有好处:可以在发脾气时原谅自己。《环球报》内部争得不可开交。比埃尔·勒鲁圣面门式的胡说八道使杜布瓦讨厌而想把他清理出去。但圣伯夫即令人吃惊地表现出怀疑论者对光明异端派那种偏爱,因此圣伯夫挨了杜布瓦一个耳光。圣伯夫便和他以前的老师进行决斗。虽然没有伤害彼此,但雨果夫人却显出不安的关怀。在小阿黛尔洗礼时,圣伯夫又和她见了面,他便象从前《文学保守者》时代的那位未婚夫,用同样的方法,向她表明了自己的感情所归。此时,他正准备写一篇关于狄德罗与沃朗小姐通信的文章,便向心上人说了从中摘录出的一些极为美妙的片断:

我的朋友,不要再使我们的生活中有任何谎言了。我越是对您敬重,您对于我也越加珍贵;我越是显得对您情操高洁,您会越加爱我……其中,那些您所及以及我散心的地方,我是经常地回忆起。与您在一起,我在感觉,我在爱,在听,在看,我全身心感到一种快意,这是一种我最为喜欢的生活。四年多了,我一直认为您是天使,今天我觉得您比天使还美。这是纯洁忠贞起生的魅力,是我们情操中最为珍贵、最为罕见的情操……啊!我的天使,让我们别干傻事,让我们相爱彼此,让我们更加完美地结合;让我们如昔如往,彼此做一个诚实的批评者吧……

这里爱情和敬慕被圣伯夫巧妙地结合起来了。之后,他在一八三○年十一月四日,在一篇关于重印《约瑟夫·德洛尔姆》的文章中,借这个可怜虫他再次作了一番自我怜悯:“他拙笨,腼腆,贫穷,骄傲。他把这些毛病告诉他朋友而毫不留情,不知羞耻。”他的朋友雨果和维尼,圣伯夫预言他们会得到荣耀。“而这位可怜的约瑟夫,毫无指望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而且,这种种不同的危机他也没有力量克服,他已泡在自己的泪水中而萎靡不振了……”总之,读者得到消息,象查特顿一样,德洛尔姆已自投绝路了。

雨果对这种假托的自杀大为震惊。他搁下《巴黎圣母院》一天,写了一封亲切、善意的信给他的朋友:

一八三○年十一月四日,维克多·雨果致圣伯夫:“您那篇写您自己的文章在我刚读完之后,我哭了。朋友,我的好朋友,求求您,做做好事吧,别这样自暴自弃,考虑一下您的朋友,尤其是现在正在给您写信的朋友。您应该明白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他过去对您是怎样地推心置腹,而且现在、将来他都这样。您知道他的幸福将因您这被败坏的幸福而败坏,因为您的幸福他要知晓。因为求您不要灰心丧气;请您不要对使您高尚的东西,不要对您的天才、您的生命和您的品德开玩笑。您要考虑到您是属于我们的;而且您还要想想,这里还有两颗心,您永远是他们最经常、最珍重的支持与帮助……来看看我们吧……”

圣伯夫前去向雨果道了谢,雨果同他情同手足地谈话。他恳求对他那种正在毁灭他们崇高的友谊的爱情放弃。维克多·雨果有如乔治·桑,也有如所有的浪漫主义作家,他尊重这种“激情的权利”。虽然对圣伯夫,他也有 《艾那尼》中的堂·吕伊·戈梅兹那样的念头:“这就是我因为殷勤好客而得到的报答!”但是,这种心胸宽大的英雄角色,他可不喜欢别人来充当,对爱争风吃醋的丈夫的角色他也不喜欢。他和圣怕夫之间,他提出让阿黛尔自己选择,他真诚地认为自己是高尚的。如果这是他的某一部戏剧,这可是一场很美妙的戏,但是,无论宽广襟怀的雨果如何伟大,在这种事情前也只是笨拙对待。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受圣伯夫的那种不可想像的钟情。阿黛尔已和丈夫生了四个子女,而圣伯夫的生活也只能糊口。他感觉到,这是一个残酷胜于宏大的建议。谈话者对这种高尚磊落的态度无言可对,但这种态度并未改变他的思想。圣伯夫在一部描写这幕情景的小说中,借用阿莫里的嘴巴说:“这样的一幕发生以后,我很是局促不安。我非常激动于强者的这种温情,我的回答无法周详地给予。另外,我害怕抬起我的眼睛,以免碰到他那严厉而纯洁的脸颊上的突然发现的红晕而感到不安。我马上握住他的手,喃喃而语我一定听从于他的一切劝告,于是我们便扯开谈别的话题了……”

圣伯夫应诺努力忘却不愉快与爱情,而且象过去的朋友一样再来拜访。

但他是怀着屈辱走的,在十二月七日他写了一封使人心碎的难以平静的信:

圣伯夫致维克多·雨果:“我的朋友,我难以忍受了。我日日夜夜是如何度过的如果您知道了,如果我是陷在何等的矛盾的激情之中您知道了,这个得罪了您的人,您就会可怜了,您就会希望我赶快死掉,永远不再去责备我,而从此也绝口不提我了……我已绝望,您要知道,我发疯了,我想杀死您,的确有时想暗杀您。请饶恕我这些有罪的可怕念头吧!您是一个有着充实思想的人,但是请您思考一下,对这样一场友谊留下的真空好好想想!——怎么?就算永远完了!——我也不可能再来看您了,您家的门槛我也再也不会踏上一脚了,这都是不再可能的了。但是,我并不在乎这一些,至少可以这么说……我从此不再见您的原因,是不可能使我们之间这样的友谊的温度降低冷却的。要么存在,要么一刀两断,这就是友谊。在我活该受到您的不信任,当我们之中爬满了猜忌的杂蔓时,当您不安地提防着我,而且,不先征求您的许可雨果夫人的眼光便不能和我的目光接触时,这一切的一切,还使我有什么意思继续到您家中逗留?因而我三思后还是退避为安,自我克制就是一种职责……”

雨果在第二天便亲切地回了信:“让我们彼此敞开宽敞的胸怀吧,我的朋友。我有我的创伤,您有您的伤疤。震动与痛苦不久会过去的,一切伤口会在时间治疗下愈合。让我们充满希骥,希望有朝一日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这里面只有互相尊爱的理由。您的信,我妻子也读了。经常来看我,永远要给我写信……”这里他不是再说来看“我们”,而说的是来看“我”。圣伯夫没有再去过。但是,这次悲剧的交谈,雨果也告诉了阿黛尔,他向圣伯夫提的没有被接受的建议,十二月份他们互相往来的信件,他都给她知晓了。这种做法不应是一个善于洞察内心世界的人的。她会激动于这种痛苦的语气。

她也怀念这位往昔的知己。她认为她已占有了这个人的灵魂。而且我们可以设想,她可能接受丈夫竟然产生了会失去她的想法,但不可能接受圣伯夫拒绝了一个虽说荒谬的建议。但这些只能藏在她这个小小的高傲的乱纷纷一片的脑袋中。

一月一日,雨果在收到圣伯夫寄给他的孩子们的玩具后给他写了一封短函:“我的朋友,您对我的孩子们太好了。我们,我的妻子和我,应当向您表示感谢。请您来和我们一起吃顿晚饭吧,就在后天星期二,我们恭候您,一八三○年已经过去了!您的朋友,维克多。”之后没有回音。

那时,圣伯夫正在信仰一种政治结合宗教的思想:圣西门主义,以此作为一种消遣。他写道:“我的心已生锈,我的心在作痛,陷入了激情之中。

为了打发时间,我玩着许多精神上的小游戏……”而此时,雨果又开始建筑 《巴黎圣母院》;阿黛尔呢,则是又一个人了,没人管她,只是整天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