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底,玛雅写信告诉我,其实她并非如一般所相信的生于 1935年10月5日,而是9月5日。因此她是处女座,不过这也减少了毕加索一个月孤独、焦虑,如困兽般在博埃堤街的房间里踱方步等待的日子。孩子出生后,被命名为玛丽亚·康塞普西翁,纪念毕加索在拉科鲁尼亚因白喉早夭的小妹。他在40年后选择这个名字,显然因为那次死亡造成的伤痕对巴勃罗而言非常重要。他很高兴这次生的是个女儿。
他画玛丽-泰蕾兹哺喂玛雅;玛雅三个月大的模样;玛雅度过第一个圣诞节。后来的油画早已闻名遐迩,但是这段记录直到1981年,才由玛雅本人在日内瓦揭露。这些素描是充满关怀、柔情,但绝不滥情的杰作。在家里,它们和玛丽-泰蕾兹的许多画像摆在一起,和1929年的画像一样,全要等到1981年才会公之于世。因此关于毕加索在1935年6月到1936年3月间停笔的传闻并不属实,他在那个时期画的素描,跟1936年3月到5月间画的油画一样,只属于他个人的秘密生活。
至于对外公开的毕加索,则引起同时代人们一阵骚动:他在写诗。
他一向都会在笔记或随手抓来的小纸片上,写下瞬间闪入脑海内的意象或想法,不过值此之际,他显然是受到超现实主义自动性写作的影响,特别是他们惯用多媒体来表现,如拼贴法等。其实毕加索并不相信无意识的诗或画。他秉持的是专业人士的态度:既然他能把文字片段放进画里,就肯定可以画诗。他把字母安排在扉页间,正是他刻意创造视觉图样的方式。至于文字本身,则是毕加索喜欢玩文字联想游戏及故意咬文嚼字的产物,同时还牵涉西班牙文(通常是加泰罗尼亚或安达卢西亚的方言)与法文。萨瓦特斯11月12日抵达后,成为毕加索最宝贵的观众,他能够了解毕加索最微妙的隐喻,而且他自己也是个善于玩弄西班牙文的能手。
毕加索得到两种迥然不同的反应。布雷东大为赞赏,他用巴勃罗的诗作为《艺术笔记》的序,并宣称“他的诗不自禁地如此塑性,而他的画充满诗意”。格特鲁德·斯坦因则对这种门外汉入侵文字领域的行动大表不能苟同,在这个领域里,她当然就是统辖的女王。还有另外一件事令格特鲁德很不高兴,自从她因为《爱丽思·托克拉斯的自传》而与欧嘉发生龃龉之后,巴勃罗便再没有与她联络,那是1932年的事。
她是从坎魏勒口中得知写诗这档子事,这个状况引发一连串荷马史诗式的插曲,毕加索显然在试探她忍耐度的极限,从中获得某种恶意的快感。他知道格特鲁德写作的才能一旦受到任何怀疑,她就会变得完全没有幽默感。“你总是说我是个不寻常的人, ”他嘲弄地说,“不寻常的人可以做任何事
他们的争执在保罗·罗森柏格艺廊举办布拉克画展的开幕那天达到高潮。格特鲁德对布拉克也不满意,因为他对《自传》的评论措辞实在太不圆滑。最后她与毕加索亲吻和好。在她1937年出版的新书《每个人的自传》( Everybody’s Autobiogra phy)中,她只用两段话———标点符号不比毕加索的诗多几个———就把这件事交代过去了。
事实上,毕加索正在重新审视自己这几年来的生活。萨瓦特斯的出现促使他重新界定自己身为艺术家的身份,并选择全新的方向。另外, 1935年春天查拉艺廊展出他纸贴作品的展览也是原因之一。1936年3月,他将在保罗·罗森柏格艺廊展出1933 —1935五年间的画作。不过现在经常出现在博埃堤街的熟面孔,除了坎魏勒、莱里斯夫妇、布拉克(他们俩也和好了)之外,还有几位西班牙同伴,如雕塑家冈萨雷斯、雷布尔( Joan Rebull)与费诺萨( Fenosa) 。与欧嘉决裂之后,他远离社交世界,身边的新同伴显然都倾向左派。
法国知识分子在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后,变得更为激进。邪恶势力的逼近与滋长,促成共产党与社会党劳工工会再度结盟,同时这些党派还与激进分子合组人民阵线。由赖伐尔( Pierre Laval)领导的法国右派政府,刚刚与斯大林签下互助条约。在巴黎,保卫文化世界作家议会( World Congress of Writers for the Defense of Culture )则使赫胥黎( Aldous Huxley) 、穆西尔( Robert Musil) 、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与纪德 ( AndréGide)及马尔罗共聚一堂。在这场盛会中,布雷东与爱伦堡( Ilya Ehrenburg)发生口角,显示斯大林主义的本来面目已引发某些焦虑感。季诺维也夫( Zinoviev)与加米涅夫( Kamenev)刚因为必须为谋杀基洛夫( Kirov)负道义责任,被判处十年徒刑;经过这次骤发事件,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克勒韦尔( RenéCrevel)自杀,艾吕雅在布雷东与共产党之间居中调停,好让作家议会继续开下去。
这一切不仅造成超现实主义者的极度不安,也影响所有左派知识分子,毕加索对内情一直很清楚。秋天,等玛雅生日过后,他开始出门,经常在圣哲曼德培区( Saint-Germain-des-Prés )出现,那儿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群聚之处,离《艺术笔记》的办公室很近。通常他都和艾吕雅或超现实主义派系中最积极参与政治的人物一起出现。根据布劳绍伊的说法,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注意到多拉·马尔( Dora Maar )这位参与由巴塔耶领导的极端分子集团的画家兼摄影家。另外,想买刊在《艺术笔记》上的《海滨裸女》( Nu sur la P lage)的彭罗斯,也在这个时候通过艾吕雅与他女友努施( Nusch)的介绍,认识了毕加索。毕加索带他们去博瓦吉庐,低价卖了一幅画给彭罗斯。他私下告诉彭罗斯,保罗·罗森柏格不喜欢看到裸女(玛丽-泰蕾兹)的背部,他大声嚷嚷:“我的艺廊可不欢迎屁眼。”
因为毕加索极痛恨男女感情上的决裂,因此我们不应该骤下结论,说他对这种事举棋不定。其实无论对费尔南德或对欧嘉,他都比较喜欢(秘密地)增加韵事,而不愿抛弃他已厌倦的关系,希望能不顾一切地保有他身为艺术家所必备的自由灵魂。他的选择通常取决于一时的冲动,至于他的伴侣是否有能力参与他想象中的艺术世界,倒并不是很重要。在他的梦想中,生活应该符合艺术;这个梦想令他的情妇们,以及难得的几位见证人和知交都深感困惑,因为显然毕加索一向只让这些人看到他的某一面。
他必须继续秘密地保有玛丽-泰蕾兹与触动他心弦的可爱的小玛雅,加上他与欧嘉僵持不下的危机,有效地分裂他私人与公开的生活。
同时,他的公众形象因为介入各种政治事件而日益突显。罗森柏格显然属于欧嘉所喜爱的上流社会。与坎魏勒重修旧好,强调毕加索正在逐渐脱离这个世俗的绘画交易世界。罗森柏格对他的批评,不但令他更想为自己而画(你可以想象他听到“屁眼”时的愤慨) ,而且还因此帮助他与时代的新问题保持距离,也与所有令他的旧交新知不安的因素保持距离。毕加索面对自己家庭新状况的一片沉寂,理当为自己的创作定策略、下结论。曾经带给他如此多灵感的玛丽-泰蕾兹传奇与欧嘉的威胁已经结束了,现在该画什么呢?又何必再画？
刊出毕加索诗作的那一期《艺术笔记》(诗完成于1935年,但发表时间却是1936年初) ,还发表了一篇由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于涅( Georges Hugnet)写的文章,表达了毕加索周围人士的观点。“毕加索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明白,我们将成为法西斯主义与法国希特勒主义的第一批受害人,那个运动并没有低估我们。”这就是巴黎在1935年秋天的政治语调,加上西班牙的ADLAN(新艺术之友, Amigos de las Artes Nuevas)决定在西班牙举办毕加索艺展,把气氛搞得更热络。这次活动的领导人,是一位前途看好的加泰罗尼亚青年建筑师塞特( José-Luis Sert) ,他对毕加索早年西班牙时期的作品不感兴趣,想把展出焦点集中在纸贴、立体主义与近作上。毕加索对新生西班牙共和国的希望得到验证,他终于受到了祖国的认可。艾吕雅将代表法国参加盛会,表示虽然毕加索不会亲自出席,但艾吕雅将是他的大使。这项安排显示诗人与毕加索之间的亲密友谊,至少在该展览会的准备期,亦即秋天以前,就已经建立了。
其实艾吕雅和毕加索早就开始注意对方,大概从诗人结束他疯狂的“世界之旅”, 1934年10月返回巴黎后就开始了。在超现实主义作家群中,艾吕雅是最热爱绘画的一位,他是恩斯特的朋友,曾经在坎魏勒拍卖会上买过毕加索的作品,极端崇拜德基里科。曾经赞助达利 ( Salvador Dalí)来法国的毕加索,非常清楚艾吕雅与太太卡拉( Gala)分居的始末(她在1929年为了来自加泰罗尼亚的青年画家达利而出走) 。
不过到1933年《牛头怪》杂志发行以前,毕加索与艾吕雅碰面时总是假装不认识对方。七年来,艾吕雅一直和来自阿尔萨斯( Alsace ) 、年轻迷人且五官突出的努施同居,但他仍旧无法忘情卡拉;尽管他与努施感情弥坚,但他仍不时与卡拉见面、做爱。他写给卡拉的信(都由她保存) ,燃烧着诗的热火。勇于探索任何禁地的艾吕雅,将超现实主义与性解放联系在一起,逃避任何企图“占有”自己心爱女人的想法,信仰一种近乎神秘的、更高层次的忠贞。努施接受他的作风,没有表现出一丝反映她俄国祖先性格的病态风骚。对毕加索而言,他们俩是可人的一对。
萨瓦特斯带着惊异写道:“毕加索出奇地好奇,他对爱情游戏感到好奇,也对阅读、文字游戏、各种想法与塑性表现感到好奇,他跟好奇心最重的人一样好奇,而且比别人更好奇一点。”艾吕雅是自阿波利内尔死后,第一位能在各方面满足他好奇心的人。除此之外,他从毕加索还年轻时就认识他,对于毕加索戏剧化的作风能够心领神会,而且他本身就能够把他们之间的友谊变成戏剧化的事件。唯一麻烦的是,许多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都插手绘画与珍本交易,他也不能免俗,不过毕加索接纳了这一点。
集合各方面条件,难怪他们俩会一拍即合。一幅艾吕雅的画像赋予诗人一切年轻的象征,透露他们友谊的特质;画像的日期标明为1936年1月8日,即艾吕雅赴西班牙的前夕。12日,诗人向夏尔( René Char )解释在巴塞罗那“毕加索艺展出奇成功,简直就是引人非议地成功”。15日,塞沃斯夫妇、毕加索与冈萨雷斯从“花之咖啡馆”( Caféde Flore)写信问候他,日期注明为洋葱汤时段。
展览的开幕式中,朗读冈萨雷斯与达利写的祝词,萨瓦特斯则朗诵毕加索写的诗,米罗致答词,艾吕雅则在17日展览移往马德里之前发表演说。马德里的反应不似巴塞罗那这么具有敌意,同时得到青年诗人洛尔卡( Federico García Lorca) 、阿尔韦蒂( Rafael Alberti)与贝尔加明 ( JoséBergamín)的推崇。通过这些人,毕加索的名字正式与2月中旬获得选举胜利的“人民阵线”连在一起。
在巴黎,毕加索于保罗·罗森柏格艺廊筹划展出近作( 1934—1935年间) ,特别强调斗牛及少女阅读的部分。开幕时间是3月3日,彭罗斯写道:“全巴黎气都岔了。”看来很多人还真的相信毕加索已经性无能的谣言。
画展预定在3月31日结束。闭幕前一周,毕加索突然带着玛丽-泰蕾兹与玛雅神秘失踪了,令艾吕雅大为吃惊。诗人最后一次见到毕加索是在3月初他刚从西班牙回来的时候。3月11日,毕加索送给他一幅主题源自《耶稣受难图》、延续1933年超现实主义,带拼贴的水彩及粉彩画。那个时候他刚完成那幅画吗?题名部分透露他小集团新成员的姓名:“洋葱汤”是塞沃斯,“生石灰”是塞沃斯的太太伊芳,“水银”是艾吕雅,只有努施没有外号。我们从艾吕雅这时自马德里寄给帕罗 ( Louis Parrot)的信中得知,毕加索正着手为努施画像,而且他在3月 23日送给努施一帧自己小时候的照片:“给努施,我唯一的肖像。”
加托( Jean-Charles Gateau)认为毕加索之所以与玛丽-泰蕾兹仓促离开,是因为艾吕雅介绍他认识多拉·马尔。
这位年轻女人令画家心里骚动不已,我们只要研究1936年3月在博瓦吉庐拍摄的那张照片,就可以领会。照片中艾吕雅偕女友,毕加索与保罗,和彭罗斯一起散步,毕加索注视摄影师(多拉)的眼神既贪婪又着迷。
他说的可能不假。这位十分有挑逗性的黑发美女,的确给画家留下强烈的印象;但如果就此推断他拔脚走避,未免太不符合毕加索的性格。萨瓦特斯说得很对:“因为他从不为新的感情冒险可能发生、最后终将发生、可以预见或不容置疑的后果担忧,所以麻烦从不会令他却步不前,他也不会浪费时间去计算,或考虑偶发事件的利弊得失,他只是一味热烈而盲目地往前冲。”
玛雅后来发表了一张毕加索在3月23日同一天写给玛丽-泰蕾兹的短笺,提醒她把床单带回家,把瓦斯、电及水关掉,然后又补充:“今夜我爱你比昨天更深,比明天更少……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玛丽-泰蕾兹。”他指示萨瓦特斯如何用他的法定名字“鲁伊斯”匿名转寄他的信件。简单地说,他希望平静度过新的家庭生活,同时也希望能与自己的创作生活及目标保持平衡。他回溯1928年他们恋曲刚谱出时,自己梦想在海边创作新的铁丝雕塑。4月6日,一位深情的牛头怪披星戴月,拖着堆满家当的手推车,包括一张他不想丢弃的装框照片与一只正在生产的雌马。9日,玛丽-泰蕾兹在一栋莒安松林的出租别墅里露面,站在一张亨利二世书桌前。(就跟以前还和欧嘉在一起的时候一样,在同一个场景里比较自己不同的罗曼史,对毕加索而言不只是一种乐趣,而是一种必需品。)这幅画之后,是一连串爆发似的玛丽-泰蕾兹画像: 13日,她戴着软帽; 15日,她头上什么也没戴; 17日,神似《掷石的女人》;然后她出现在一个新的缪斯系列中:或阅读,或哀愁,或沉睡,或哭泣,或寻找自己的花环;最后,茫然地站在一面空镜子前。5月初,暴力复现,图画重拾援救的主题,不过这次的主角却是两位干皱的丑老太婆;然后怪物的头再度出现在狰狞的黑镜之中。
我们不应该骤下结语,揣测那次远遁失败。回巴黎同时意味着面对欧嘉。其间,毕加索在4月7日、23日、27日为小玛雅画了洋溢父爱的完美素描。他向萨瓦特斯报告他每一阶段的创作,强调他已经重拾画笔,而且仍在写诗;那的确是个复原期。至于他对玛丽-泰蕾兹的感情,并未因多拉的出现与他们的遭遇而有任何改变。6月10日,他为十个月大的玛雅画的素描极其美好。7月28日,他为玛丽-泰蕾兹完成的画像,特别充满细腻的爱意(当时他正准备前往法国南部与多拉相会) 。
玛雅日后发表一张10月15日的短笺:“我会尽快赶来吃中餐,只为了看你,这是我过得像狗般的日子里最愉快的一件事,每一刻我都爱你更多一点,你的毕加索。”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气氛;多拉是附加在玛丽-泰蕾兹之外的(后文将详述原因及过程) 。以我的观点来看,玛雅的母亲,当然还有玛雅本人,并没有损失。在了解从此刻开始直到1945 —1946年间的下一段时期之前,我们绝对必须强调这一点。多拉将担任他公开的伴侣,玛丽-泰蕾兹与玛雅则继续代表他的私生活。她们分享他的绘画,当玛雅日渐长大,她所扮演的角色也日益独立;每一个女人都代表他下一个更富戏剧性创作阶段的一个层面。
5月15日,毕加索出其不意参加巴伦( Wolfgang Paalen)在皮埃尔画廊展览的开幕仪式,令艾吕雅大吃一惊。所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都到齐:布雷东、恩斯特、米罗、曼·雷。巴伦是1936年春天新加入阵线的成员,毕加索的出现别具意义。艾吕雅用《美好的一天,我又见到我永远不会遗忘的》( Bonne jourée, j’a i revu qui je n’oublie pas)这首诗表达他的喜悦。
美好的一天,悲哀地开始绿树下一片黑倏忽,浸满金光滑入我吓一跳的心复出后的毕加索充满活力,没有人知道他与欧嘉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无论如何,他创作复原期的成功并未受到影响。5月初,一系列有牛头怪的超现实主义构成与一些颇为狞恶的油画一起出现。他在巴黎开始制作版画,并在拉库里埃工作室完成他答应沃拉尔为布丰( Buffon)的巨著《自然史》( Histoire na turelle)制作的图版。5月24日,他运用拉库里埃发明的步骤,在一块已刻有他作的两首诗的金属版上作画,然后献给艾吕雅。艾吕雅在6月3日作出回应,用他优美的手迹在另外一块金属版上抄下他写的诗《伟大的气氛》( Grand Air ) 。
隔天,毕加索用人物把诗围起来。之前,毕加索为艾吕雅的诗集 《栏杆》( la Barre d’a ppui)完成一幅极美的努施版画画像,在狂野的女性意象与画家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熟睡的玛丽-泰蕾兹和《挑战牛头怪》中那栋房子的基部。如果我们还需要证明的话,这幅画就证明了她仍在她爱人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