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政治理论家。他总结前人思想，提出了一整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他的思想催化了一个新的时代。
人物档案
姓名：韩非
生卒年：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
出生地：韩国
身份：法家代表人物、战国末期哲学家
时代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派思想家都在探索社会的出路，谋求富国强兵之道，因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出现了一些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其中，韩非就是这个时代后期出现的很有成就的思想家之一，一部《韩非子》让后世沉醉了千年。
生平纪事
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他的生年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一般认为他生于公元前280年前后，死于公元前233年。韩非喜欢“刑名法术之学”，与后来做过秦朝丞相的李斯是同学，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为人口吃，不大善于讲话，但文采出众，写得一手好文章，所以就连能够写出《谏逐客书》那样好文章的李斯也自愧不如。
战国后期，韩国是个弱国。韩非看到本国的落后现状，非常着急，数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那种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是他的主张始终没有得到韩王的重视。韩非虽然身为韩国贵族公子，却始终不被任用。在失望与苦闷中，他潜心考察历史上的得失之变，希望靠著书立说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先后写出了《孤愤》、 《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五十五篇文章，十余万字。
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秦王嬴政 (即后来的秦始皇)看了之后，以为是前人所著，感叹地说：“如果能见到这个人，与之交游，即使死了也无遗憾。”当时李斯正好在旁边，对秦王说：“这是韩非的著作。”秦王为了得到韩非，马上发兵攻打韩国。韩国危急，韩王只好让韩非到秦国去。秦王得到韩非，非常高兴，但韩非的老同学李斯却很不高兴。李斯怕自己的地位被韩非夺去，于是同姚贾一起在秦王面前诬陷他说：“韩非是韩国贵公子，目前大王正想吞并其他各国，如果用了韩非，他肯定站在韩国一边，不为秦国出力。如果久留之后而又让他回去，这是为自己留下后患，不如以触犯法律为由把他杀掉。”秦王认为李斯说得很对，就把韩非关进了监狱。李斯乘机派人把毒药送到韩非面前，逼迫他自杀。韩非要求说个明白，但无法见到秦王，只好饮药而死。不久，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韩非，但韩非已经死于狱中。一代旷世奇才就这样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生活剪影
身为韩国的贵族公子，韩非的生活并不尽人如意。政治上的不得志令他郁郁寡欢，再加上天生的残疾—口吃，生活似乎黯淡无光。口吃是他的不幸，又是他的幸。因为口吃，不善言辞的韩非写得一手好文章，写出了惊世之作，又差点引出一场大战。
秦王兴师三十万只为韩非
公元前234年里的一天，秦国的三十万大军突然直压河南中部，秦韩两国边境一带战云密布，形势岌岌可危。此时已是战国末年，虽然七雄尚在，但面对养精蓄锐多年的秦国的虎视眈眈与频频蚕食，东方六国无不疲于招架。特别是对力量弱小而又与秦国毗邻的韩国来说，这个被称为“虎狼之国”的邻居每一次“拜访”都意味着亡国的危险。秦军一压境，韩国朝野上下便惊恐万分。
此时，坐在新郑韩故城宫殿宝座上的是刚刚继位五年的韩王安。大概是因为小时候他目睹了太多父亲桓惠王被秦军所败、丧师失地的事实，即位后他对与秦国打交道一直谨小慎微，近些年倒也相安无事。韩王安把王公大臣们召集到大殿之上，讨论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把秦军招惹来了，更不知道如何退敌。一时间，众人垂头丧气，无以为计。韩王安正要骂嬴政狼子野心，朝官忽然报告说秦国使者到了。
使者开门见山，说：“秦国与韩国世为睦邻，兵戎相见实为不忍。要使秦军退兵也不难，只要贵国一人到秦国走一趟。”韩王忙说：“区区小事何劳秦师远行，究竟敝国什么人触怒了秦王，寡人自当缚其入秦。”使者摇摇头说：“我们大王可不是要拿他问罪，而是邀他做秦国的座上宾。请问贵国公子韩非可在？”
韩非？韩王与群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很吃惊。韩王安心里嘀咕：秦人找自己这个结巴堂兄干什么？嘴上忙命令朝官去找韩非。此时，韩非正在家赋闲。年过四旬的他，面对韩国朝廷的昏庸政治和不思进取，年轻时屡谏韩王推行法治的激情早已被消磨得干干净净，近来整日以读书写文章打发日子。跟在朝官后面往大殿走，韩非满心疑惑：以前躲我都躲不及，今天脑袋开窍了？
见过了秦国使者，韩非才明白，真正想见自己的不是韩王，而是远在陕西的“读者”。他看了几篇自己写的文章，便执意要亲瞻作者风范，交流感悟。为确保万无一失，不惜劳动三十万大军跋涉百里到中原造势。在战国末年，能有这样大手笔的大概只有秦王一位。这件事的结果也基本由他所左右。数日后，韩非即作为韩国的使者奔赴咸阳秦宫，三十万秦军也班师回营。韩国的一场亡国危机就这样暂时化解了。
思想成就
韩非是中国古代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涉及政治、法律、哲学、社会、财经、军事、教育、文艺各个领域，但就其主体而言，则是他的政治思想。
韩非的政治思想体系是“以法为本”的法、术、势三者的结合。根据他的说法，人口既然越来越多，而财富却相对越来越少，争夺也就愈来愈激烈，所以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必须用“倍赏累罚”的法治来维持社会秩序，用暴力去镇压一切反抗者，建立君主制的政权。韩非所谓的“法”，就是法令，是官府制定、公布的成文法，是官吏据以统治人民的条规，是全国臣民行动的准则。有了法，行动才能有统一的步调；依法行事，社会秩序才会稳定。法治的对象是广大的臣民。实行法治主要靠赏罚，君主只要运用赏罚，就可以支配全国臣民。除了国君以外，不论贵贱，一律要受法的约束，即所谓“法不阿贵”。法治的精神更重要的在于罚，而且是重罚，这样，谁也不敢冒着很大的危险去博取一点微利，谁也不敢轻易以身试法。术，就是权术，是君主驾驭、使用、考察臣下的手段。法和术的显著区别，一个是向国人公布，一个是藏在君主的“胸中”。君主凭势、使术、用法来统治臣民。所谓势，就是君主的权威，就是生杀予夺的权力。君主有了这种权力，才能使术用法，使臣民服从自己，为自己所用。韩非认为君主一定要把这种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决不能同任何人分享。否则，权力就会遭受削弱，甚至丢权丧身。他认为，国和家一样，只能容许独尊，不能容许两尊或近似两尊的局面。否则，国家就要发生纷争。
韩非还主张论功行赏，反对无功受禄。不论亲疏贵贱，只要按法行事，立下功劳，就可担任官职。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措施方面，主要是提倡“耕战”。他认为，国家富足要靠农民，抵抗敌人要靠军队，耕战的政策是国富兵强的根本。不实行耕战政策，会使国家贫弱乃至危亡。在《六反》篇中，他反对所谓 “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兼勇之士、任誉之士”，说他们是 “奸伪无益之民”。在《五蠹》篇中，他大加斥责“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的学者、讲纵横的言谈者、带剑的侠士、怕服兵役的人和工商之民，称他们为“五蠹”。他认为君主不清除这些对耕战有损的社会害虫，国家就有破亡的危险。
韩非是一个君权至上论者。他提倡尊君，主张君主集权、专制，认为君权集中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要求定法家于一尊。他激烈地批判和攻击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和墨家。他主张严格限制言论与思想，禁止私人著作流传和私人讲学，只准学习国家颁布的法令，只准以官吏为师。在他看来，封建统治者不需要什么诸子争鸣，只需要人民成为顺民。韩非的这种君主专制和文化专制思想，是战国末年各国走向统一，各国内部趋向君权集中的反映。
韩非特别强调国君和人民的关系是利害对立的矛盾。要使人民心悦诚服地供统治者役使、剥削是做不到的。为此，他主张国君对人民必须实行强制，用威势压制人民比用仁义羁驭人民更为有效。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君民、各政治集团间、新旧政治势力间、各学派间的思想由于利害关系的不同，都存在着矛盾，而君主对各家不同的政治见解“兼礼”并重，是造成政治混乱的根源。这样的话，就是有十个“黄帝”那样的“圣人”，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
在《五蠢》篇中，韩非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历史的进化。他把历史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三个时期，把社会历史看做是分阶段、不断向前进化的。历史不会倒退，复古是不可能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和问题。他认为，历史上所谓的“圣人”都是根据当时的条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到了今天，如果还有人称颂尧、舜、鲧、禹、汤、武的老一套治理国家的办法，就一定会被当今的“新圣”所笑。真正的“圣人”不向往久远的古代，不效法成规旧例，而是要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来制定相适应的措施。他嘲讽那些复古主义者，就像“守株待兔”的人那样思想僵化、愚蠢可笑。这些思想无疑是进步的。
在哲学观上，韩非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是“道”。他所说的“道”，不是存在于自然界万物之外，而是体现在万物之中；他所理解的“道”，也不是精神性的东西，而是物质性的自然本身。他又把“道”说成是自然万物的总规律，而万物各具有本身的条理，这种特殊规律是区别万物的根本。这个使得彼此区别的标准就是“理”。万物无时不在变化，所以总合万物之理的“道”也不能不跟着变化。由于“道”在永不停止地变化，因而韩非认为人们的行动不要墨守成规而不知变通，这一观点和他的进化历史观是有联系的。韩非第一次用“理”这个哲学范畴来表示自然万物均各自具有特殊规律，说明人们的抽象思维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
韩非的认识论还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天生的一种性能，人的感觉和思维必须依赖天赋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强调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要免除祸害，求得幸福，必须充分认识事物的规律性。遵循着事物的规律来办事的人，没有不成功的；不认识规律，不依照事物规律而轻举妄动，就是有极大权势和财富的人，也一定会遭到失败。
影响评述
韩非首先是一个始终“为韩”的爱国者，同时又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政治理论家。他的学说直接促成了秦始皇的反儒意识和君主专制策略，为秦统一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连李斯也不得不称他的学说为“圣人之术”。他的思想催化了一个新的时代。
韩非的思想集战国末年法家思想的大成，也是先秦各种思想成果在他头脑中经过深刻反思后的产物，更是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与复杂诡诈的社会道德在理论上的投影。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就往往会对韩非思想提出种种不切实际的苛求。他的学说虽然像西风一样凛冽肃杀，但那正是秋冬式的时代的产物，同时充分地展示和说明了那个时代。他积极倡导的专制主义理论，为秦的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虽然历来为统治者所宗奉，但是韩非的一整套君主专制主义政治策略却始终是历代君主独裁的政治理论基础。只是韩非的思想过于露骨，后世王朝往往只是走私式的运用罢了。一种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最终还是要看它对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可以说，中国古代各种学术思想的实际政治效应还没有能够超过韩非的，不谈韩非及其理论，就不足以了解中国整个文化和中国的历史制度。
韩非同时又是一个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语言文学大师。他的著作不仅记叙了很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寓言故事和民间传说，反映了先秦时代丰富的社会面貌，而且文势雄伟峻峭，析理周详透彻，词采华美酣畅，是先秦的散文巨著之一，是中国宝贵的文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