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生平简介

很多人都觉得袁绍没有治理天下的大才,所以才会输给曹操。实际上,多数人都不了解真正的袁绍,他从出身就披着“四世三公”的外壳,其实袁绍也只是袁家的家奴。想要了解袁绍,就必须从他在袁家开始说起,袁氏家族在朝廷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但到了袁绍这代,汉室开始出现危机,天下被群雄分割。按理来说袁绍是最后机会扶持汉献帝,并且完成一统的人,但他却多次错过良机,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历史是胜利者所书写的功劳簿,历史是为胜利者书写的功勋章。历史是不客观的,因为成者为王侯败者为贼寇即是标准;历史是不公平的,因为三分靠打拼七分天注定才是真相。有多少雄才大略、经天纬地的英雄一战身败名裂、沦为贼寇;又有多少酒囊饭袋、才疏德浅之辈一战飞黄腾达、功成名就。

由于深受儒家思想、忠君思想的熏陶,两汉之后的记史叙事十分刻板,不仅要符合政治需要、满足价值观念、还要起到教育意义。因此史书会极尽所能地突出失败者的缺陷、过错,放大胜利者的功绩、成就;本应鲜活生动的历史人物也变成供大众批判、反省、警示的反面教材以及颂扬、效仿、瞻仰的学习榜样,正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所以,解读历史要用辩证的心里去看待,要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地位去认知,要摒除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不切实际的现象去分析本质,才会全面真实的还原出那些被误解多年的历史人物,正如本文的主角——袁绍。

袁绍,字本初,出生于“四世三公、为天下所归”的名门望族,汝南袁氏;是太尉袁汤的孙子,司空袁逢的儿子,司徒袁隗的侄子,左中郎将袁成的继子。

东汉的全国最高行政长官“三公”几乎变成袁家的世袭职位,门生故吏遍布朝堂州郡,名声威望堪比肩皇室,袁术甚至说:“代汉者,当袁氏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袁绍本该是身世显赫、贵不可言、鹓动鸾飞?其实不然,因为他的生母只是袁家的一个奴婢或叫婢女。

古代的达官显贵是一妻多妾制,此外府中还会有许多婢女丫鬟;正妻所生为“嫡子”,妾侍所生为“庶子”,婢女丫鬟所生为“家奴子”。在那个注重嫡庶之别的年代,家族的一切权利、爵位、财富、土地都是嫡子继承;对子孙的教育、培养、扶持、提拔也全部优先倾注于嫡子;庶出之子若想出人头地则需自行打通任督二脉,家族的栽培力度和嫡子天差地别;而身为地位远低贱于庶子的“家奴子”,袁绍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袁家,袁绍名为公子实为家奴。他自幼便被嫡长子袁基、嫡次子袁术唤为“家奴子”,甚至在他贵为大将军、独霸四州、名动天下之时,袁术仍称其为“家奴”,并且联合外人与袁绍兵戎相见。可见这种歧视的根深蒂固、且毫无手足之情,可见他父亲袁逢对这种歧视并未采取制止、杜绝的措施,而是持默许、放任的态度,也可见袁绍的童年是在爹不疼、娘不贵、兄弟歧视、无依无靠中度过。

身居豪门,却又地位低贱;享受荣华,却也受尽欺辱;人丁兴旺,却是孤苦伶仃。在如此矛盾的身份转换中、在如此复杂的成长环境里,在如此谨小慎微的心态作用下;袁绍逐渐历练出忍辱负重、坚韧勇敢的枭雄特征,也造就出深谋远虑、杀伐果断的领袖气质。他不仅具备“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贵族理想,还拥有“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寒门品质;他是汉末三国权贵、地主、农民等各阶级优势的唯一集大成者。所谓人中龙凤,不过如此。

袁绍不足二十出仕,短暂为官后以服丧为由,辞官六载。之后,仍拒绝朝廷应召,赋闲在首都洛阳结交党人、义士。正如中常侍赵忠所说:“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

处在弱冠之年便辞官,拒官只有三种可能:其一,是不求上进的纨绔子弟;其二,是隐居山野的闲云野鹤;其三,是看穿天下大势,远离功名、忍辱负重、不甘做池中之物的一代雄主,而袁绍显然是第三种。党人(士大夫、太学生)为文,义士为武(侠客、武士),他广交文武便是在伺机而动;辞官为远离,拒召为等待,他淡出庙堂便是在静观其变。当时的天下尚未大乱,袁绍年纪轻轻便能有如此见识、胆识、以及预见性,足见他的深谋远虑、远筹帷幄。

之后的事态发展也正如袁绍所期,黄巾起义、十常侍之乱、何进身死、诛杀宦官、董卓入京、关东联军讨董、群雄逐鹿等,东汉帝国顷刻间名存实亡。而在这些接踵而至的事件中,袁绍都占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黄巾起义他是镇压者,何进被杀他是推动者,诛杀宦官他是指挥者,董卓入京他是谋划者,联军讨董他是领导者;最终汉室衰微、宦官外戚同归于尽、董卓身死、袁术、韩馥、公孙瓒等诸侯成为垫脚石,而他却占据四州、统一河北、位极人臣(百官之首大将军)成为最大受益者。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把这一系列事件串联起来会发现:东汉帝国就像是被袁绍牵着手,逐步引领着的走向衰亡。常言时势造英雄,袁绍却是枭雄领时势。

东汉自和帝开始均为年幼的皇帝即位,而幼主登基必造成外戚专权,幼主亲政后夺权又必依靠宦官,长此以往宦官专权日渐猖獗。宦官大多胸无点墨、目不识丁,任由他们把持朝政势必产生政治黑暗、朝纲混乱的后果。为推翻宦官专权,前有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等文臣武将,后有杜密、李膺,及被“党人”寄予厚望的何进等名士外戚,前赴后继的对宦官集团发起挑战,却又无一例外的失败被杀。这种局面,直到袁绍的出现才被改变。

在得知宦官张让等人把何进诱杀在皇宫后,袁绍迅速斩杀宫外的宦官亲党;随后提兵入宫,关闭宫门,搜索宫内所有宦官,斩尽杀绝、一个不留;至此危害朝堂多年的“宦官专权”被袁绍彻底根除。他的方法看似简单粗暴,实则是当机立断、杀伐果断的体现;窦武、何进等人便是在迟疑、犹豫中错失多次良机而被宦官集团反杀的。

伴随着“宦官专权”的烟消云散,董卓带着西凉铁骑浩浩荡荡的杀入洛阳;他先收编了大将军何进、车骑将军何苗的部将,又吞并了吕布等人的并州军,一时兵多将广、权倾朝野。在其执政期间,擅行废立皇帝、毒杀太后、冤杀官员、淫乱后宫、纵兵掠民、偷盗皇陵、焚烧宫殿等,搞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全国各州郡纷纷起兵,在袁绍的号召下组成讨董联盟,并被推举袁绍为联军盟主。

这个联军盟主,可不是无关痛痒的荣誉职位,而是要推举出具备军事能力、领导能力、号召力的全军统帅、群雄领袖。而袁术、孔伷、韩馥、刘岱、张邈、桥瑁、鲍信等群雄都是名满天下的宗室贵族、名士人杰;却甘心屈居袁绍之下,应其号召,共举他为盟主。这再次证明了袁绍的能力、威望冠绝于当世,无可争议。

很多史料都在低估此次联盟讨董的意义,以及刻意忽略袁绍的价值、而突出曹魏与东吴的奠基人曹操、孙坚的勇猛和功劳。

首先,在联军的威慑下,董卓火烧洛阳、慌乱出逃、迁都长安,杀害废帝、屠戮忠良;这一顿乌烟瘴气的操作使得人心思变、军心动摇,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吕布、李肃等部将便反叛董卓将其斩杀。联军虽没有在军事上歼灭董卓,却间接促使董卓身死族灭;这基本实现了袁绍等人的既定目标。

其次,董卓军中精锐多为西凉铁骑,不易强攻、急攻,应缓缓图之。所以,联军分别驻扎于河内、酸枣、鲁阳、颍川、邺城等地,在洛阳以东对董卓形成扇形包围圈,蓄势待发。这正是《孙子兵法》之策:围而不攻,可在史料记载中却变为:袁绍惧怕董卓,不敢进兵。惧怕董卓,却召董卓入京,袁绍是痴傻?惧怕董卓,又在洛阳当面训斥董卓,他梦游呢?惧怕董卓,又怎么敢讨伐董卓?董卓又为何慌乱出逃?一个讨伐,一个逃跑,袁绍和董卓究竟是谁怕谁?简直矛盾重重、不忍直视。

此外,曹操立功心切,不听袁绍的部署率几千兵马深入董卓腹地,在与其部下徐荣交战后惨败而归。孤军深入、分兵作战这都是兵家大忌;并且就算获胜,也仅是一场小规模战斗,对整个战局无任何意义,反而容易打草惊蛇、暴露实力。可见,此时曹操的军事能力、战略思维和袁绍还有极大的差距。

另一方面,江东猛虎孙坚到是战的酣畅淋漓,他败牛辅、退吕布、斩华雄、一路攻杀入洛阳;尽管没有“伤敌筋骨”,却也是“断敌一指”。不过,孙坚虽然勇猛,但缺乏谋略;攻洛阳被徐荣包围全军覆灭,战襄阳中黄祖埋伏兵败身亡,都是输在谋略不足。他和其子孙策均属于骁勇善战、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式猛将,这种先天不足的格局注定难以成为运筹帷幄、总览全局的枭雄。

董卓集团从败退至败亡,对大厦将倾的东汉王朝来说于事无补,却一步步满足了各地枭雄的政治需要,东汉天下也正式进入了诸侯割据的时代。

袁绍以弹丸之地渤海郡、士卒不足万人起事,定下“南据黄河,北守燕、代,兼有乌丸、鲜卑之众,南向争夺天下”之策。此策比鲁肃的榻上策早十年,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早十八年,并且还提到“雇佣兵”这个超前兵种;而这样出色的战略眼光却来自军事才华、政治智慧、个人威望具佳的袁绍;他的综合能力之强,叹为观止。人们常说曹操是“治世能臣,乱世枭雄”,袁绍与之相比,逊色乎?

第一步,取冀州。袁绍定的“南据黄河,北守燕、代”所指的便是冀州之地。当时冀州牧为韩馥,袁绍只是冀州九郡之一的渤海郡太守,相当于现在以一个沧州市的资源、力量怎能攻占河北省?答案是:能,方案是:利用袁绍的名声、威望,不战而屈人之兵。

袁绍先依谋士逢纪之计,挑拨幽州公孙瓒出兵攻打冀州,同时派说客荀谌面见韩馥。荀谌与韩馥私交甚好,在几句寒暄后便直奔主题:“将军你宽厚仁爱、礼贤下士,比袁绍如何?临危决策、智勇过人比袁绍如何?广施恩德、天下信服比袁绍如何”?韩馥连连摇头道:“我都不如”。荀谌又说:“公孙瓒率燕、代之众,兵锋锐利、不可抵挡。袁绍乃一时英杰,不会久居将军之下,此时他与公孙瓒联合,将军危在旦夕也”。韩馥慌忙询问:“该如何是好”?荀谌徐徐道来:“将军和袁绍是旧交,不如相让冀州。袁绍得到冀州,必厚待将军,公孙瓒也不敢与他抗争,敌军自退。而将军即可获得让贤美名,又可享受安稳富贵”。韩馥深以为然,派儿子快马加鞭将冀州印绶送交袁绍。冀州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兵源充足、钱粮满仓;袁绍有冀州为根基,东征西讨再而无后顾之忧。

第二步,取青、并二州。青州在冀州以东,是黄巾余众的聚集地;并州在冀州以西,被张燕的黑山军占领;幽州在冀州以北,有公孙瓒盘踞。沮授献策:“兴军东讨,可定青州黄巾;还讨黑山,可灭并州张燕;然后回师北征,平公孙瓒”。袁绍听后大悦,此策正如他愿!稍事整顿,袁绍率军出征,大举围剿黄巾、黑山军。经过朝歌等地的几场激战,彻底歼灭了于毒、刘石、郭大贤等多支部队;并沿途追击、扫荡四散逃跑的余孽,对乱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青、并二州再无大规模悍匪。

之后,袁绍派长子袁谭进驻青州,派外甥高干进驻并州。袁谭武功赫赫,以劣势兵力驱田楷、逐孔融将青州收入囊中;高干才志弘邈,内修生产、外和匈奴治理并州政绩卓越。自此,袁绍统一河北只差幽州一隅。

第三步,取幽州。幽州之主公孙瓒,骁勇善战,且不乏谋略,以强盛的军威对周边乌桓、鲜卑等游牧民族实施碾压式的杀伐,威震边疆;其统领的“白马义从”更是汉末中国第一劲旅,兵锋精锐、横扫河北;如果不是遇到雄才大略的袁绍,他本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可惜却壮志未酬、城破身亡。而袁绍对公孙瓒的歼灭,是在一场场真枪实弹的拉锯战中完成的。

初平三年,袁绍统领鞠义等将与公孙瓒交战于界桥,以寡敌众,大破之;斩杀公孙瓒大将严纲,至其精锐“白马义从”伤亡惨重。同年,公孙瓒联合袁术、陶谦组成联军,倾三州之兵再战袁绍;袁绍则联合曹操与之对战,以寡敌众,大破之,斩敌数万。不久,公孙瓒又派兵至龙凑进攻袁绍,又被袁绍以少胜多,大败而归。初平四年,公孙瓒杀害德高望重的宗室刘虞,刘虞旧部鲜于辅联合乌桓起兵替主报仇;袁绍趁势派大将鞠义与鲜于辅合兵一处,大举进攻幽州,并在鲍丘重创公孙瓒主力。公孙瓒元气大伤、退入易京,深挖沟、高筑墙、造铁门,只求自保,再无争霸之志。

但争霸是一条不归路,踏上此路便非胜即负,岂能自保!建安三年,袁绍亲自指挥大军围攻易京城,公孙瓒外求援军企图里应外合攻打袁绍,却被袁绍将计就计予以痛击;内求城高墙厚、坚守壁垒足以抵御袁绍,却被袁军深挖地道、墙倒城塌。公孙瓒自知无望生还,引火自焚于城楼之上。袁绍自此占据幽州,统一河北,独占半壁江山。

在统一河北的过程中,袁绍的军事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示。剿灭青、并乱军,他面对兵力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各个击破,接连打出漂亮的歼灭战。攻伐公孙瓒,在界桥等地的多次交锋,都是以寡敌众、出奇制胜。围攻易京,他则是沉着冷静、稳扎稳打,上演了教科书式的攻坚战。再结合之前取冀州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及联军讨董时的围而不攻之计,他的军事能力不仅是出色,而且很全面,这和史书记载中的那个“懦弱无能、多谋少断“的袁绍吻合吗?

在“南据黄河,北守燕、代”后,袁绍的下一步战略目标即是“南向争夺天下“,他驾驶的滚滚战车也瞄准了兖州的曹操;而随即而来的官渡之战也将成为他人生的绝唱。

官渡之战前,袁绍斩杀鞠义,夺沮授兵权,疏远田丰;这些被史料评价为“善杀忠良,妒贤嫉能”,简直荒唐可笑。袁绍取冀州时以高官厚禄拉拢鞠义,以“管仲、范蠡”比拟沮授;田丰因性格耿直被韩馥嫌弃,而袁绍却宽厚仁爱对他提拔重用。这怎么看都应该是礼贤下士、求贤若渴才对吧;何况袁绍身为主公,却对手下“妒贤嫉能”?这合乎情理吗?这符合他吞并四州、雄才大略的作风吗?所以,他必定是有一个重要、却又不能明示的动机,比如:消灭冀州帮。

冀州为天下第一州,地大物博、人才鼎盛,袁绍占领冀州土地的同时,也收复了大批冀州的人才。以鞠义、沮授、田丰、审配、张郃等为首的冀州降将,开始在袁绍势力中大面积任职,并占有极高的军事权和话语权;而这些位高权重的老乡们又很容易不自觉的形成某种派系,从而互相庇护、举荐;比如,官渡之战、裹挟天子等事上沮授和田丰的意见永远是高度统一,这对一方势力来讲是很危险的。而对忧患的敏感意识是成为枭雄的基础,袁绍又怎会任由这种势头发展。攘外必先安内,在大战前夕整顿“冀州帮”实在是当务之急。

官渡之战时,袁绍集团内部有两种声音。沮授、田丰主张:河北之地兵多粮足,而曹操缺兵少粮,应该打持久战;慢慢蚕食对方,三五年可以获胜,速战速决容易被对方出奇制胜。郭图、审配主张:我军人力、物力、土地纵深都有压倒性优势,应当速战速决、以绝后患;时间久、战线长的持久战,反而留给弱势一方喘息的机会。

坦白说,这两种主张都有可取之处。那些说沮授、田丰神机妙算,郭图、审配祸国殃民的腐儒,纯粹是马后炮!沮授、田丰的计策固然可行,郭图、审配的担忧就没有道理?第一,曹操并非缺兵,而是缺少精兵,三十万青州黄巾军此时已经归降曹操,只是磨合未久、训练不精曹操不敢妄用,持久战刚好可以为曹操争取历练军队的时间,之后这支青州军成为曹操打天下的主力便是佐证。第二,曹操当时缺粮,不是永远缺粮,假以时日他挥师吞并荆州还缺粮吗?然后西进益州、南下江东又会如何?这些并非天方夜谭,青州军助曹操平定北方时攻城掠地,简直势如破竹;并且占领荆州、江东等地曹操要比袁绍更有地理优势。

最终,袁绍选择了郭图、审配的速战速决之策。其实这在局面错综复杂、时势瞬息万变的东汉末年是机智的选择。趁你虚弱要你命,为什么要给你休息、疗养的时间?夜长梦多!建安五年,袁绍征发步兵十万,骑兵一万,数倍于曹操的兵力,挥师南下发动了“官渡之战”。

在官渡之战的初期至中期,袁绍一直在牢牢地掌控着主动权。曹军虽在白马、延津两战斩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文丑,但在双方对峙、交锋中本方损失的兵力也有十之二三;伤亡比例甚至要大于袁军,这对于兵力本就处于劣势的曹军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不久,袁绍指挥的大军与曹操率领的精锐在官渡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对战,袁绍大破曹操,曹军损失惨重退入营地,坚守不出。袁绍率军重重包围曹营,筑壁楼、堆土山、挖地道,俨然进入了当初围攻公孙瓒的节奏。而曹营的坚固程度及粮草储备远不如公孙瓒的易京,眼看着即将营破粮断,曹军内部纷纷谋划投降袁绍。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期间沮授仍在不停的对袁绍提出反对意见,袁绍则一概置之不理,而战局却是不断朝有利于袁绍的方向发展。可见,袁绍无论是战前的决策,还是战争开始后的部署都正确无误;沮授、田丰对他的劝谏最多算忠言,并非是良策。评价袁绍“有才不能用,有善不能纳”地史书是何目的?昭然若揭。

其实,对于袁绍“志大才疏,多谋少断,儒弱无能”等经不起事实推敲的负面评价,都是出于官渡之战前曹操、郭嘉、荀彧、程煜等人之口,后世史官及腐儒的注释都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而曹操等人是袁绍的敌对阵营,当时的袁绍大军是要灭亡曹操集团,他们对袁绍的评价又怎么会真实、客观?

历史有时像个顽皮的孩子,他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就在曹军崩溃在即,袁绍胜利指日可待之时,许攸因家人犯法入狱,一怒之下投降了曹操。许攸只是袁绍帐下众多谋士之一,他的出走对袁军实力无丝毫损伤,但重要的是,他出卖了军机!古代打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是军队的生命线,许攸告之曹操,袁绍囤积粮草的地方在乌巢,并献上偷袭乌巢,火烧粮仓之计。曹操依计行事,大获成功。

在曹操火烧乌巢时,张郃请命:立刻救援乌巢,而郭图则建议:反扑曹军大营。袁绍会怎么选?自然是后者,在当时的处境下,反扑曹营绝对是一条妙计。张郃身为军人,他关心的是自己和手下将士的温饱问题,吃饱肚子他们才可以上阵杀敌,他不会站在战略的高度看待问题,所以只想抢救粮仓。而郭图作为谋士,是以主公袁绍的角度思考问题,消息从乌巢传到官渡,再从官渡发兵救援乌巢,时间根本来不及;乌巢粮仓已失是既成事实,救与不救于事无补。而反扑曹营却是一场只可能赢不可能输的赌博,胜则重创曹军,败也无关紧要;无论胜败,失去军粮的袁军都需立刻退回黄河北岸,此次征讨在战略上已经败了。

至于张郃、高览的投降,以及官渡大营内士卒的溃逃,那并非是袁绍统治力、驾驭力不足。军队失去军粮,军心必然涣散,军心涣散必然投降或逃跑;养尊处优的现代人,根本无法理解兵荒马乱时粮食对于军队的意义。

很多人觉得官渡之战是袁绍和曹操胜负的转折点,其实袁绍的病故,才是曹操能成功的关键。

一,官渡之战,只是曹操打赢了保卫战,暂时延缓了袁绍对其的吞并而已,大局未变。虽收获张郃、高览等降军,但远不足以弥补曹军的伤亡。更何况曹军最缺的是粮草,战乱对经济、生产的破坏使之雪上加霜。

二,官渡之战,是袁绍远离自己本土在曹操地盘上进行的侵略战争。曹操的统治区域遭受到严重破坏,袁绍的四州之地却依然歌舞升平、国泰民安;在某种意义上讲,曹操集团的损失程度甚至要大于袁绍集团。

三,袁绍的河北四州人口众多、兵源充足,并州、冀州更是天下粮仓。官渡损失的几万兵马及若干粮草,根本不能动摇袁绍的整体实力;更何况,官渡之战时袁绍并非倾巢而出,而是抽调了部分兵马渡河;对曹操来说这是一场生死大战,在袁绍眼里只是一场局部战争。

四,袁绍虽败,但在曹操面前仍然是庞然大物,整体实力并没有此消彼长。有众多的人口、源源不断的粮食以及富裕的经济为基础,袁绍定会再次发动战争机器,南下灭曹;而曹操的军备物资在官渡之战后期便已经是强弩之末,此时绝无可能再支撑一场战争,唯有一败。但之后袁绍病故,两子互相残杀,只能说天意助曹。

五,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被演义渲染出来的概念。现实是,对外他挟天子却不能令诸侯,诸侯反而会以“清君侧”的名义随时讨伐他,成为众矢之的;对内他稍有闪失,天子及身边那些忠于汉室的大臣便会以“诛汉贼”名义,杀他夺权;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曹操怎会长久?而袁绍在河北则是广施仁政,人心所向,他去世后百姓争相哭泣、巷间市里充满悲伤;得人心者得天下,袁绍早已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袁绍不死,曹操必败。这不是一个假设,而是顺其自然的结果。我们不去臆测袁绍灭亡曹操后,收荆州、吞益州、迫降汉中、挥师江东,一统天下;但曹氏将退出历史舞台却是必然的,之后又怎么会的曹魏篡汉、司马懿夺权、三国归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南北朝对峙?泱泱华夏将免受多少战乱之苦。

可惜,天不假人,徒呼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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