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华中姚广孝为何有官不做

在看这个《大名风华》的时候小编也知道里面肯定有扫地僧,哈哈,现在很多人电视剧里面都是这样的,这部剧也不例外,那么这个《大明风华》中的姚广孝是不是和历史上真实的姚广孝一个样呢?其实也不见得一个样啊,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真实的姚广孝是什么样的吧!

姚广孝有官不做,既有“功成身退”“明哲保身”的意图,又有忏悔和救赎之举。他尽力在僧人与仕途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所以会有二次出世。

下面老陈将带大家从姚广孝的生平出发,具体分析其二次出世的原因:

姚广孝(1335-1418),幼名天禧。至正九年(1349)出家,更名道衍,字斯道,晚号逃虚老人,又号独庵。江苏长洲(今苏州)人。(顺带说一句,姚广孝还是郑和的师傅。对,就是那个三宝太监)

姚广孝一生,既辅佐明成祖成就帝业,又德树丛林,故世人常方之以刘秉忠。然而,姚广孝的人生经历和人格面向,远比刘秉忠复杂。明人陈鳃典即说:

“秉忠之后与秉忠相仿佛者,明之姚广孝。然秉忠受室拜官后,不以野服终;而广孝虽封国公,赐宫人,终不近,没身不改释氏衣冠,其终始与秉忠亦不同也。”

姚广孝二次出世

姚广孝平生经历了两次出世:一次是在至正八年(1348),一次是永乐二年(1404)。这两次出仕,所处个人境遇、时代背景皆异,所显示的心境亦大为不同。

至正八年的出世,姚广孝尚在少年,一介“凡夫”而已。关于他奉佛的原因,文献所载不一。

姚广孝常自父曰:“某不乐医,愿仕以显父母。”父母不从,一日入城,见僧官骆从之盛,叹曰:‘僧亦富贵如此耶!’决欲出家,遂入里之妙智庵,改名道衍。郎瑛《七修类稿》所载

此说未必可信。因为姚广孝一生并不耽于富贵,他曾于永乐二年将朱棣所赐钱财散全都散予百姓,且他一生亦与贫道结交,并不贪财疾贫。不过,当时他的家境确实贫寒。他自己曾说:

“姚氏之先,沛梁人,世为人民,家寒微,无风望显达者,.....无寸田尺土,生计甚疏。” 《逃虚类稿》

姚广孝生于元末,是时政局动荡,战火频频,科举时废时行。南方士人的仕进之路,愈加艰难。

“国家开乡选法已三十余年,而破选之荒者仅史朋孙氏、程端学氏,而来者无继焉,岂其人好隐逃浮屠而去者不少耶?”。杨维祯《东维子集》

当然,很多人遁入空门,也有栖身糊口的目的。因为此时的寺院在元蒙统治者的护持下,地位尊崇,生活优裕,堪称一方“乐土”。

“东南兵革体息垂六十年,而国家崇尚佛学,与之土田,镯其摇役,使其徒坦坦施施而无所忧虞。” 危素《说学斋稿》

所以元末逃禅之风极盛,尽管其中良荞不齐,鱼龙混杂,但这种风气显然影响了姚广孝弃医奉佛的人生选择。他就曾说:“然世事佛,积善卿之人皆敬焉”。可见,流俗确实也影响到了姚广孝的人生选择。

但是,姚广孝的出家,却不同于那些仅为衣食而奉佛的俗僧,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人生志趣。姚广孝的家族世代行医,子承父业,是一般家族的传统,但他的人生志趣似乎并不在于此。他尝对父亲说:

“某不乐于医,但欲读书,为学有成,则仕于王朝,显荣父母,不就则从佛,为方外之乐。” 《逃虚子集补遗》

可见,他的人生志向首先是做官,其次是奉佛。这两种极为矛盾、难以调和的人生取向,颇为奇妙地融合在姚广孝身上。事实上,从姚广孝的人生看,这两种志向他都基本实现了。

姚广孝自云:“至正,年十四,即从佛,父不夺吾志,遂出家于里之妙智庵。”父亲“未夺其志”,还有另一原因。姚广孝还有一个兄长,“曰恒,字伯远,续祖父箕裘之业”。看来,“子承父业”的责任落在兄长身上。所以姚广孝能比较顺利地出家。

姚广孝第二次出世,是在永乐二年(1404),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出世。但就其心境而言,倒是完全符合僧人身份。

《明书》中载姚广孝向明成祖请辞道:

“臣本一江南浮屠,叨赖陛下圣神文武,得成大业。臣何功之有?况殊恩已蒙,不胜感激,若又受辱爵,实非臣子自处之义。伏愿圣慈,给迁原碟,放臣复为僧人,则死无憾矣。”

这段话可以看出,姚广孝出世之心十分坚决。但若与前次的出世相比,增加了不少尘世的纷繁。

《明史本传》中则载道:

“永乐二年四月,姚广孝以七十岁高龄被朱棣封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并恢复其俗姓,赐名广孝。命畜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

显然,此时的姚广孝过的是“亦僧亦俗”、“非僧非俗”的生活,一面古佛青灯,缁衣素餐;一面又冠带而朝,牵盼俗世,内心颇为矛盾。

究竟是何种原因使他作出了此种人生选择呢?

首先,明成祖的亲睐。“靖南之变”后,姚广孝成为明成祖最信任的“臂膀”。

“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

姚广孝七十岁生日时,明成祖写了《赐太子少师姚广孝七十寿诗》两首云:

寿介逃虚子,耆年尚未央。功名跻辅弼,声誉籍文章。昼静槐阴合,秋清桂子香。国恩期必报,化日正舒长。

玉露滋芳席,奎魁照碧空。斯文逢盛世,学古振儒风。未可还山隐,当存报国忠。百龄有余庆,写此寿仙翁。

这两首诗,除一般的祝寿诗应有之意外,明成祖还表达了两点意愿:一是歌赞了姚广孝的功名和才能;二是希望姚广孝继续辅佐他治理、化育国家,所谓“未可还山隐,当存报国忠”。

事实上,为挽留姚广孝,明成祖也想了很多办法。永乐二年五月,派他去松江、嘉兴、苏州、湖州赈灾。这些地区不仅是姚广孝家乡和早年的禅游地,而且是当时反对明成祖最为激烈的地区。明成祖派姚广孝去赈灾,表明了对他的充分信赖。

更能体现朱棣挽留姚广孝的良苦用心的是让他重修《文献大成》。大学士解给编修《文献大成》,书成而朱棣不中意,又特命广孝领衔重修。

“词臣纂修者及太学儒生数千人,绪秘库书数百万卷,浩无端倪。少师姚广孝等数人,发凡起例,区分句考,秩然有法。” 《明史》

最后,书“四历寒暑而成”。成祖朱棣大为赞赏,定名为《永乐大典》,并命姚广孝作序。可见,朱棣对他的重视与欣赏非同小可。因此,姚广孝不得不“心存白云外,迹混红尘中”。

其次,姚广孝对于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的杀戮,一方面心含愧疚,另一方面也颇为失望。尤其方孝孺一案,更使他颇为寒心。

“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领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愉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碟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鸣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有六。《明史》

对于姚广孝来说,明成祖一手炮制的这桩惨案,不仅违背了佛教慈悲悯众的教义,而且还背信弃义。

此外,还有一事对姚广孝触动极大。

“广孝初为僧,其姊戒之曰:‘汝为和尚,当发慈悲心。”但当其姐知其预谋“靖难之役”,叹曰:“和尚慈悲当如是邪?”后来,广孝贩灾回家,往见姊,姊拒之曰:“贵人何用至贫家。”广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坚不出,家人劝之,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姚广孝连下拜,姊曰:“安用尔拜许多耶?曾见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毕,其姐遂不复再见。

《逃虚子诗集补遗》

姚广孝的姐姐、好友王宾等人,都拒绝与其交往,亲友的态度,不仅代表着舆论时议,更使姚广孝有“众叛亲离”之感,内心不能不受到极大震慑。

因此,姚广孝需要佛禅来安顿之心灵,救赎往昔的罪恶。

永乐十六年(1414),姚广孝病甚,成祖问其所欲,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

“溥洽,即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坐系十余年。” 《明史》

成祖同意后,“广孝顿首谢”。姚广孝临终遗愿是向明成祖乞赦溥洽,这表明他至死都在为“靖难之役”的杀戮流血而忏悔。

最后,姚广孝是极聪明之人,“伴君如伴虎”、“狡兔死,走狗烹”之类道理,不会不懂。他之所以要再次出世,实际也透显出他明哲保身的想法。

早在洪武二年(1369,他作《奉题听雨楼》云:“胜国之季,兵变之余,前辈翰墨存者无几”。这是基于亲历之事而发出的慨叹。其友高启于洪武七年因《上梁文》而腰斩于市;杨基遭人诬陷,死于劳役;宋镰因胡惟庸案而被滴茂州,半途死于三峡……。这些对他都是一种警醒。

因此,他不禁感叹:

“世人知险是风波,那识人心险更多。人心对面九疑山,一笑杀人俄顷间。贫贱安居良不恶,名刹奔驰有何乐?”

可以说,身披袭装,归隐禅寺是他最好的求生选择,即“处阴乃荣茂,近阳则枯稿”。

结语:

总之,姚广孝人生中的两次出世,心态和势态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说第一次出世是为了实现人生抱负的话,那么复出世的人生选择既是“功成身退”,也更是忏悔和救赎之举。对于一个兼通内外典的僧人而言,庄禅的处世之道,使姚广孝深明自然与宇宙万物之“机”;而儒家圣贤之学,又使他能够建立勋业。

所以,他能够徘徊于世间与出世间,左右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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