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和刘禹锡并称什么 柳宗元与刘禹锡关系如何

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是唐朝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刘禹锡有着“诗豪”之称,相信大家在上学时都有学过他们的作品。那很多朋友好奇,柳宗元和刘禹锡之间的关系如何,其实柳宗元和刘禹锡还算有缘。他们两人相差一岁,但是在同一年进士及第,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要好。那今天就准备跟大家讲讲有关柳宗元和刘禹锡之间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别错过啦。

柳宗元和刘禹锡并称什么

李白和杜甫合称“李杜”,元稹和白居易合称“元白”,李商隐和杜牧合称“小李杜”,文学史上把刘禹锡和柳宗元合称“刘柳”。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刘柳的友情显然超过了李杜、小李杜甚至元白。他们不仅是文学上齐名的双子星座,也是现实生活中肝胆相照的至交。

刘禹锡生于772年,柳宗元小他一岁。793年,21岁的刘禹锡和20岁的柳宗元同榜中进士,这应该是他们毕生友谊的开端。两人在地方上任职一段时间后,分别于802年和803年调回京师长安,均在御史台任职。

刘禹锡和柳宗元的命运因为中唐时期的著名改革——“永贞革新”而拴在了一起。

安史之乱后,唐朝横生两大毒瘤,不仅导致帝国日益衰弱,也导致了帝国最终灭亡。这两大毒瘤就是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

779年6月,唐代宗去世,其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改次年为建中元年。建中元年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尚在幼年。

唐德宗登上皇位时已37岁,是一个心智成熟,对国家了若指掌的中年人。他的理想就是把帝国这艘方舟从衰弱而危险的水面,重新驶到贞观和开元那样的强盛而安全的海域。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唐德宗上任伊始,着手改革。

首先,罢免地方贡物和减少宫廷服务人员,以此减轻地方政府和民众负担。他先后免除诸州府、新罗、渤海以往每岁必贡的用于田猎的鹰、鹞;山南的枇杷、江南的柑橘,除了供给宗庙用于祭祀外,“余贡皆停”;剑南的春酒每年原贡10斛,也“罢之”。此后,他又下诏,令各地政府及各藩属国“不得贡珍禽异兽”。为表决心,还把文单国(今缅甸)所贡的32头大象,从宫苑赶出,放生荆山之阳。

更重要的是,唐德宗听从杨炎建议,自即位第二年起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核心,就是国家根据民众贫富差别,征收相应的财产税和土地税,在一年里分成夏税和秋税完成。两税法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土地较少的普通农民的负担。

但是两税法实施后的公元742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就擅自超征20%,此后,其他节度使群起效尤。

唐德宗明白,财税也好,贡物也罢,都只是帝国的疥癣之疾,威胁最甚的心腹大患还是已成燎原之势的藩镇割据。

唐德宗的削藩之路,从取消已成惯例的节度使“父死子继”开始,迈出第一步。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秘不发丧,盗用李宝臣名义上书朝廷,请求由李惟岳世袭,被唐德宗拒绝。

于是,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又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就此拉开帷幕。一方是绝不让步的唐德宗,一方是多年坐大的四大藩镇。由于中央软弱,四节度使叛乱时,唐德宗能调动的部队少得可怜。迫不得已,只好借助效忠朝廷的另一些节度使,去征讨叛乱的节度使。孰料,原本倚仗平叛的军队,转眼间也裂变为叛军。唐德宗派宦官去安抚,叛军的回应是将宦官射死。当叛军一路鼓噪,直接冲击皇宫时,唐德宗不得不仓皇出逃,暂居奉天(今陕西乾县)。

严峻的形势下,唐德宗意识到削藩之路已走入死胡同,他只好向藩镇示弱,以姑息的方式换和平。784年正月,唐德宗改元兴元,下罪己诏。也就是说,唐德宗志在解决藩镇的改革,在付出了沉痛代价后,问题不仅没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从那以后,藩镇“父死子继”或是“私相授受”就成为朝廷无权亦无法过问的“自家内政”。

唐德宗把烂摊子交给了他的继承者——长子李诵。805年,这一年刘禹锡34,柳宗元33,均以诗文名满天下。尤其重要的是,二人都在御史台任职。御史品级不高,却“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隶整朝仪”,深得士庶景仰。更何况,刘、柳都是怀抱利器,身怀匡扶天下大志的俊杰之士。

唐顺宗生于761年,登上帝位前,他做了25年太子。唐德宗被乱兵所逼逃离长安,唐顺宗担纲断后掩护。坚守奉天孤城,他身先士卒,乘城拒战,亲自为受伤士兵包扎伤口。

唐顺宗还是储君时,身边有两位可以信任的师傅,后来“永贞革新”的班底,正是以这两位师傅为核心搭建。两位师傅一个是王伓,一个是王叔文。“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二王,就是王伓和王叔文。至于八司马,那是包括刘禹锡、柳宗元在内的8位革新派灵魂人物。革新失败后,他们被贬谪为边远地区司马,故称“八司马”。

考察“二王八司马”,他们大多出身于官宦家庭,变法前,多在监察部门和组织部门任中下层职务。他们富于理想和激情,才气纵横,文辞典雅,但缺乏政治的历炼与经验,往往以为能凭着所拥护人物的一纸诏书,改革就能水到渠成。等多年以后,刘禹锡和柳宗元在政治上受尽挫折才明白,仅有满腔热血远远不够,现实往往会辜负理想。

在唐顺宗认可下,“永贞革新”如同黑夜里划亮的一根火柴,短暂地照亮了中唐沉寂的夜空。对唐朝来说,永贞革新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改革,改革成功,大唐有可能中兴;改革失败,则前途未卜。刘禹锡和柳宗元都得到了提拔: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职务虽不高,但因参与变法,实权很大。

由于中风后的唐顺宗几乎不能言语,也就没法与大臣们直接交流,只得由宦官李忠言和妃子牛昭容随侍左右。其操作方式是:王叔文坐镇翰林院,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他对政务的处理,先告知王伓,由王伓进宫见李忠言和牛昭容,再由李、牛转告唐顺宗。唐顺宗一旦认可,由李、牛转达给王伓,王伓转达给王叔文,王叔文再会同韦执谊贯彻执行。

如同唐德宗早年的改革一样,“永贞革新”的目标几乎相同,那就是内抑宦官,外制藩镇。但事实上,永贞革新的100多天里,还根本没有真正触及这两大痼疾,只是对一些表面的东西作出了调整。然而,即便如此,宦官和藩镇已经开始不满。

很快,在宦官及藩镇的屡屡施压下,唐顺宗被迫同意太子监国。几天后,他又下诏禅让,由太子即位,他退居二线,称太上皇。就在距太子登基大典还有3天的805年8月6日,一道以太上皇名义下达的诏书发布了: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伓为开州司马。一个多月后,处分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的圣旨也下达了: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刘禹锡为连州刺史,韩泰为抚州刺史,韩晔为池州刺史。

当刘禹锡和柳宗元准备履新时,路途上,更大的打击追了上来:朝廷收回成命,刘禹锡、柳宗元等人改任边远地区司马——刘禹锡贬朗州,柳宗元贬永州。

江湖路远,这一去,转眼竟是十年。刘禹锡贬谪的朗州(今常德)和柳宗元贬谪的永州,都在湖南境内,相距只有300多公里,但在唐代,却有关山阻隔之感。按唐制,贬谪之官名义上还是官员,实际上却像柳宗元说的那样:俟罪非官身。不经朝廷允许,不能跨越谪所半步。

柳宗元与刘禹锡

十年后的早春二月,洞庭湖畔,刘禹锡与柳宗元久别重逢,结伴重返长安。

在淳于髡墓前,两人一边聊起淳于髡的故事,一边约定各写一首诗。当天晚上,刘禹锡先写出来:

生为齐赘婿,死作楚先贤。应以客卿葬,故临官道边。

寓言本多兴,放意能合权。我有一石酒,置君坟树前。

长安在望时,二人的必经之地是灞桥附近的灞陵。灞陵既是从长安通往中原和南方的必经之路,也是唐人的送别之处,建有供行人休息的亭子。亭中小憩时,柳宗元口占一绝: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然而造化弄人。柳宗元和刘禹锡想不到,灞桥的野花还没凋谢,他们又将结伴同行——这一回,是再次告别长安,奔赴更加遥远的南方。也就是说,他们满怀希望地回到长安,但只呆了一个多月。

这年春天,八司马中除已去世的凌准和韦执宜,以及早几年调往淮南的程异外,其余5人都回到了长安。朝廷还没来得及安排他们,他们也就没有公务处理,正好趁此机会重温久违的京师生活。

宽达150米的朱雀大街是长安城的南北中轴,皇宫和官署在城北,朱雀门就是皇城的大门。朱雀门外,大街两侧,都是整齐的里坊,其间点缀着难以计数的寺庙和道观。

隔着朱雀大街与兴善寺遥遥相对的是玄都观。唐朝时,是长安的热门景点,以园子清幽雅致著称。在京任职时,柳宗元与刘禹锡经常利用休沐日到玄都观游玩。唐朝正逢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温暖期,长安的平均气温比今天高两度左右,春天自然也来得更早。早春二月,长安城花开灿烂。

刘禹锡和柳宗元等几位一同被召还的好友同游了玄都观。之后,刘禹锡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随即,这首题为《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的诗传遍京城。

武元衡是女皇武则天的曾侄孙,唐德宗时三迁至右司郎中,后来又擢为御史中丞。

为唐德宗举行葬礼时,武元衡担任山陵仪仗使。所谓山陵仪仗使,又称山陵使,负责掌管帝后陵寝制度和监造帝后陵墓。其时,刘禹锡想到山陵使手下做仪仗判官,但武元衡没答应。

唐顺宗继位后,王叔文派柳宗元劝说武元衡,希望他支持革新。武元衡明确拒绝了。作为报复,王叔文趁机把武元衡降职,调任太子右庶子。不想,唐顺宗在皇位上才几个月就驾崩了。唐宪宗继位,立即重用武元衡,升任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

武元衡自然读出了刘禹锡诗中的讥讽和嘲弄。他把这首诗呈送唐宪宗御前,唐宪宗原本就对“二王八司马”颇为不满,读了刘禹锡的诗,又听了武元衡添油加醋地解读,不由龙颜大怒。

依唐宪宗和武元衡的意思,准备将刘、柳等人贬到比之前更加偏远落后的地区,继续做个编外的司马之类的闲职。不过,要真正落实,还得征求另一个人的意见,那个人就是裴度。裴度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贬谪已超十年,对他们的处分够重了。现在正值多事之秋,把他们召回京城,本想借此缓和矛盾,奈何再次重处?

武元衡与裴度在御前争论不休,唐宪宗作出最后决断:把5个人都提拔为正四品的刺史。不过,任职的地区比之前更偏远——事实上,柳宗元等人第一次被贬谪时,最初的任命就是刺史。具体分配是:柳宗元任柳州刺史,刘禹锡任播州刺史,韩泰任漳州刺史,韩晔任汀州刺史,陈谏任封州刺史。

旨令下达后,柳宗元连夜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折。

他不是为自己喊冤,他是为一个老人担忧,那个老人便是刘禹锡风烛残年的老祖母。

老祖母刚随刘禹锡从朗州到京城一个多月,马上又要前往遥远的播州。播州即今天贵州遵义,当时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极其遥远的穷苦之地。年过八旬的老人要在这种崎岖险恶的路上行进数千里,耗时三四个月,不用说,自然九死一生。

柳宗元想施以援手,向唐宪宗求情。他在奏折中饱含深情地写道:“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执友,何忍见其若是?”柳宗元还提出,柳州虽然也远,到底比播州好些。他希望唐宪宗同意,他和刘禹锡对换,他去播州,刘禹锡去柳州。

唐宪宗读了奏折,大为生气,认为柳宗元在讨价还价。幸好,有正直的裴度站出来打圆场。裴度道:陛下刚侍奉太后,不应该说这种话。唐宪宗听了,自觉失言。于是,他重新对刘禹锡作了安排:改去连州。连州在今天的广东,路程虽远,但水路较多,条件比播州好。

刘禹锡一直被蒙在鼓里。等到改任连州刺史的旨令下达时,他才知道是柳宗元为他上书请求才峰回路转的。

几天后,柳宗元与刘禹锡一同离开了长安。从那以后,柳宗元再也没有回来过。

柳宗元将在4年之后,以47岁之龄病逝异乡。此后,刘禹锡费时5年,收集、整理、编辑柳宗元留下的诗文。在他任夔州刺史期间,工作终于完成,刘禹锡亲自作序并刊行于世。

柳宗元留下的孩子,也由刘禹锡养大成人。其中一个大名叫柳告,字用益。863年,中进士并入仕。此时,距柳宗元去世已经44年,而刘禹锡也已去世21年。

柳宗元去世时,刘禹锡48岁。没有柳宗元的岁月,刘禹锡还要过上漫长的23年。如果说柳宗元因英年早逝而没能迎来人生春天的话,那么,比他多活了23年的刘禹锡在多年贬谪后终于苦尽甘来。

晚年,刘禹锡闲居洛阳,过着优雅自在的诗酒生活。然而,对壮年时的磨难,对化作尘土的亡友,他一直铭记在心。去世前一年,他在撰写自传时,犹自深情地回忆起与柳宗元共事的情景。对他和亡友来说,那都是一段难以忘怀的风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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