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都是怎么想办法避税漏税的这个朝代因税收问题被拖垮

最近关于明星交税的事情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其实避税漏税的现象从古代就开始出现,毕竟大家都不想交税所以想方设法能少交点就少交点,那在古代的权贵们都是用什么方法避税漏税的呢?这里说的避税是合法的,而漏税就犯法了,所以采用合理的避税还能接受,毕竟大家的收入来源可能很多,不可能每个环节都立法照顾到。但也有朝代因为税收的问题而灭亡,一起来看看吧。

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之职走马上任。位列封疆大吏,这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嘉靖皇帝赐给他“王命旗牌”,希望他能够平定肆虐东南沿海多年的“倭寇”之乱。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朱纨上任后,从断绝倭寇与大陆的走私入手,革渡船,严保甲,搜捕通倭奸民,整顿海防,严禁商民下海。如此手段虽对于制止沿海通倭有很好的效果,但他没有料到,阴谋正在酝酿,危险就在不远处。

禁海之策触犯了与海寇有着密切贸易联系的地方官员士绅,也包括在海外贸易中获得利益的朝中大员。海寇们不惜花费重金收买官员,保持海贸关系。在大量金钱面前,众多官员上下勾连,对倭寇出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可怕的敌人还来自朝堂之上。如言官周亮,是署府事推官张德熹的乡友,因朱纨在执法过程中斩了张德熹,周亮就利用自己御史的权力,竭力弹劾朱纨。而朱纨的支持者夏言在与严嵩的政治斗争中落败,严嵩想尽招数削弱朱纨的权力。御史陈九德又借朱纨在走马溪擒杀李光头等96人,弹劾他“擅专刑戮”,迫使朝廷将他免职待查。

众口铄金,朱纨最后免官回籍,愤而自杀,死前悲叹,就算皇上不杀,闽浙人也不会给自己活路。

朱纨案是国家利益与商人利益激化到极点的典型,但终大明一朝,官商勾结挖朝廷墙角的故事层出不穷。谁能想到,有着过亿人口,贸易量巨大的明朝,每年只收区区300余万两银子的商税?穷了朝廷,富了商人,这是一种特殊的藏富于民,结果却是大明朝穷得只有灭亡一途。

官商勾结,最直接的路径是官商一体

史学界常弹老调:重农抑商是明朝末年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似乎若非如此,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在五六百年前实现了。但如果仔细研究明朝的商人,你会发现,这真是天大的误解。

事实上,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人阶层疯狂逆袭。各地著名商帮迅速崛起,商人势力如蝗虫般占领朝野,而朝廷对这些利益紧密勾结在一起的官商毫无办法。

官商勾结,最直接的路径是官商一体化。《白银帝国》一书认为,万历年间几乎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东林党主要成员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出身。与此同时,四分之三的进士、举人家族中有从商的背景。

最出名的晋商张、王两大户皆是亦官亦商。王家第二代王崇古在嘉靖二十年历任兵部右侍郎等职;而张家创业的一代是张允龄,第二代张四维担任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其弟张四教也是大盐商。张家、王家联姻的同时,还与陕西人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马自强的兄弟马自修也是大商人。

在这张巨大的关系网中,张、王、马几乎垄断了北部边疆以盐业为主的贸易。以至于御史永郜愤怒地吐槽:盐法之所以败坏,就是被权势之家所垄断。

偷税漏税,所有人都在挖国家的墙角

除了垄断,官商勾结更隐秘的方式是,朝廷文官通过诋毁商税征收,将税费控制在极低的水平,他们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挖着朝廷的墙角。

针对教科书讲的明朝税率过重,导致人们愤而起义的老套说法,黄仁宇在其著作中进行驳斥,明朝的税收存在过低而非过重的问题。他先指出,明代除了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商业关税。在明朝大多数时候,全部工商杂税收加起来,岁入也就三百多万两白银,其中市舶税不到10万两。

对比宋朝,据《文献通考》记载,神宗熙宁年间赋税总收入7070万贯(一贯铜钱约值银一两),农业税以外的工商市舶等杂税为4911万贯,占70%。至于市舶税,高宗赵构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

明朝后期一个“怪现象”是,这个国家不能加征农税以外的税收,否则必然会被商人在朝堂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反对,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百分百成功。

万历年间,在反矿监税使的“斗争”中,东林党人表现尤为突出,各级官员上书不断。其中,以李三才所上《请停矿税疏》最为尖锐,他直接质问皇帝:“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东林党二号人物叶向高,入阁前就上书要求神宗撤回矿监税使。“不言利,只言义”、“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所谓微言大义,这两句话成了秒杀一切加税“谬论”的超级大杀器。

可怜明朝政府口袋的钱本就不多,却还要遭受偷漏税的打击。明朝中后期,偷税漏税行为甚至得到官员鼓励,他们认为,只要征点东西可以交差就行了!

黄仁宇记述:何逊在1510年以后的十年中管理沙市税课使司。一旦完成定额,他就减少对木商抽税;在16世纪20年代,邵经邦开始主管了沙市税课使司,他采取了一项更为惊人的改革,三个月完成定额之后,在本年度余下时间内撤关任木商往来。1560年,杨时乔榷税杭州,建立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制度,令木商自己写下收入,爱交多少是多少。商业活动兴盛的浙江金华县,一年的商税不超过七两银子,简直就是笑话。

天下兴亡,谁之责任?

明朝灭亡的时候,官员们都在忙些啥?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杀,大明覆亡。在最后的日子里,崇祯这个刚愎自用、极爱面子的皇帝,曾为挽救江山社稷做了最后的努力。他放下皇帝之尊,去哀求大臣和亲戚们捐款,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结果:皇亲国戚一毛不拔,满朝文武装疯卖傻。

低下高贵头颅的皇帝

国家有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崇祯发出捐款号召后,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头,来到户部,热泪长流,捐出了自己毕生积攒的400两银子。崇祯得知后,马上给他赏了一个“锦衣千户”之职。

相比这个捐出全部身家的老人,那些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就很不堪了:

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万两……崇祯的意思是“以三万为上等”,但没有一笔达到此数,最高一笔只2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更多的权贵在哭穷、耍赖、逃避,一时间什么奇葩事都出来了: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练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

崇祯急啊,想来想去想到了自己的岳父周奎。他知道周奎有钱,也以为大难临头,他身为国丈,与大明的皇家利益休戚与共,怎么也有些担当吧。于是他派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不提钱的事,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周奎此时表现,堪称影帝,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说:“老臣安得多金?”意思是,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啊……他还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勤俭节约的清廉官员,举例说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他坚定地给皇帝女婿的计划打了个一折,只肯捐1万两。

这是3月10日,距离京城陷落、崇祯自杀还有8天。

崇祯听徐高回复,很郁闷,也不好逼国丈大人太甚,但皇帝想,1万两太少了,怎么做榜样呢?于是把数额从10万两变成2万两。周奎眼看糊弄不过去了,怎么办?于是进宫去找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深明大义,要求父亲也要深明大义,为权贵们作出表率。做完思想政治工作后,周皇后拿出5000两银子给父亲。周奎又干了一件奇葩的事:他捐出3000两,另外2000两落入自己腰包。最后他总计捐出1万3千两。

在这次皇帝哀求权贵们捐款救国的运动中,总计募捐20万两。劝京城权贵们捐款的同时,崇祯还让每一个大臣从自己故乡举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只有南直隶和浙江各举一人,“余省未及举也”。他绝望了。

崇祯明明知道这帮人贪污受贿,有的是钱,他也屡屡以国家民族大义来晓喻他们,但权贵们就是不愿意放血,他虽贵为天子,却一点辙都没有。

“钱是我的,国家是你的”

像崇祯这样低声下气找下臣要钱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像明末这帮丝毫不给皇帝面子的权贵们,其奇葩程度,也极其少见。

权贵们为什么不愿意捐款救国?研究者认为,这帮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有个普遍的心理,皇帝不缺钱嘛,“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整个天下都是你的,干吗要我们出钱?

崇祯有钱吗?提供“崇祯真穷”佐证的,是一个名叫赵士锦的人,他在京城即将陷落之前的3月6日,奉命接管国库之一、工部所属的节慎库,3月15日——城破前3天——办理交割。

赵士锦后来把自己在历史巨变之中的经历,写了《甲申纪事》及《北归记》两篇文字。他在《甲申纪事》中写了当时国库空虚的情况:“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杯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在《北归记》中,赵士锦感慨:“国家之贫至此!”

崇祯上任后接了一个烂摊子,自己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宫女不够用了,也不敢扩招,他甚至把宫里的金银器皿、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充作军饷。史料记载,崇祯还把宫里储存的人参等物品也变卖了。

满朝文武心照不宣

明末,君臣关系也很奇葩,互不信任,谁也不愿担责任。皇帝哭穷,他们也哭穷。似乎彼此在玩一个心照不宣的游戏。

其实,有相当数量的大臣,知道国家的财政状况,知道这个骄傲的皇帝,不到走投无路,绝对不会低下高贵的头颅,来找大家要钱。但他们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这是你朱家的天下,丢掉就丢掉了,关我啥事?凭什么要我出钱?

(《大明劫》剧照)

明朝最后一任首辅魏藻德,状元出身,在危难之际走马上任,崇祯对他寄予厚望,但他让皇帝很失望。城破前3天,崇祯问他有何对策,并说:你只要开口,我立刻下旨照办。魏藻德跪在地上,屁股撅得老高,一声不吭。崇祯气疯了,一脚踢翻了龙椅。

城破了,皇帝死了,魏藻德投降了。李自成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无耻的人回答说:“方求效用,那敢死。”(“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

“铁公鸡”们的下场

魏藻德,就是那个勉强捐了500两银子的家伙,想投降,结果被拒,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3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

但打耳光,只是魏藻德噩运的开始。他被刘宗敏(他出色地完成了拷掠权贵的任务)抓捕入狱,在被夹棍夹断十指的威逼下交出白银数万两,然而刘宗敏绝不相信一个内阁首辅仅有几万两白银,继续用刑,5天5夜的酷刑后,魏藻德因脑裂死于狱中。他的儿子魏追征又被逮捕,魏追征说:“家已罄尽。父在,犹可丐诸门生故旧。今已死,复何所贷?”旋即被斩首。

陈演,哭穷的大明重臣,被刘宗敏囚禁后,主动交出4万两白银“助饷”,被刘宗敏释放,4天后,李自成出京攻打吴三桂,因害怕明朝旧臣趁机在北京作乱,决定杀掉一批明朝旧臣,陈演仅获4天自由便被捉回斩首。

那些在崇祯面前哭穷的“铁公鸡”们,在闯军的酷刑前,纷纷交出了惊人的财富。当时京城之间,棍杖狂飞,炮烙挑筋,挖眼割肠,北京城内四处响起明朝官员的惨嚎之声。同时,城中富民不少人也被加以拷掠,平民的薪米尽被农民军抢掠以供军用。城内饿尸遍地。史料记载:经过残酷拷掠,李自成军共得银7000多万两,均让工人重新熔铸成巨大的中间有孔窍的方板状银板,后来运往西安。

那个国丈周奎,当初哭着喊着只肯掏1万两银子的守财奴,禁不住严刑拷打,被闯军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拉了几十车,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

大臣们如此,平头百姓更是如此:谁当皇帝,关咱啥事,咱不照样当老百姓吗?守城士兵也是如此,没有军饷,咱为什么要卖命?史载,闯王大军围城之时,京城守军倒卧城头,“鞭一人起,一人复卧”。

大明灭亡,浩劫来临。李自成溃败,满清入关,接踵而来的是几十年的残酷的战争,无人能够置身事外,满清的大屠杀遍布全国,明末清初人口损失惨重,后来才有了“湖广填四川”,具体损失多少?从数千万到上亿,不同的统计,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无数的血泪悲剧。

一个缺乏信任与共识的国家,势必一盘散沙。遇事谁也不肯担责任,谁都想把责任推给对方、一味指责对方,大难来临,势必最后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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