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谱》辨误
《书谱》云：“羲之入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书易其处，私为不恶。羲之自都返，见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又言：“谢安素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安，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敬深以为恨。”之二说者不知所自出，大约俗传，非事实。按右军癸亥生，当西晋惠帝太安二年，至甲辰生大令，为东晋康帝建元二年，至穆帝永和九年，大令年十岁，会兰亭尚不能成诗。永和十一年春，右军辞官誓墓居会稽，是后断无入都理。是右军入都，至迟亦永和十年，大令年始十一，焉得有拭除父书而别作之事乎？谢安长于大令二十四岁，大令始仕，系为安卫军长史，太元中建太极殿，安欲大令书其榜为百世光，卒以难言而不敢逼，是其极重大令，又焉得不存录大令佳书？题后答之之事，况安为大令父执，已又系其故吏，即不存录其书，又何至深恨耶？大令临命时，自言唯念及辞郗氏婚事，深为疚心，则其他行检无瑕可知。且南朝深重礼教，东山丝竹，尚贻讥议，以灵宝之悖逆，闻呼温酒，遂伏地流涕不可止，沅自称胜父，如虔礼所述乎？恣意污蔑，是不可以不辨。至《玉润帖》，世皆署为右军，以予审之，实临海太守凝之书也。右军卒于辛酉，当穆帝升平五年，大令年十八。升平三四年间，右军致周益州书有“唯一小者尚未婚，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之言，未婚之小者，即斥大令。前此升平一年，《旦夕都邑帖》止言“无奕外住仁祖日往”，尚不及蜀中山川诸奇，嗣有《省足下别疏》及《年政七十》二帖，始订游目汶领峨眉之约，最后乃言“待小者婚乃能至彼”，《十七帖》有云“吾年垂耳顺”，其时想已五十七八，故知是升平三四年间书也。不一二年，右军遂厌世焉，得见大令之小女玉润，且言发痼，痼疾少有差耶，临海奉五斗米最虔。帖称家长，是固兄之称耳。其书视右军差敛，而姿态远远逊，又其辞愚悫，非临海不至是也。若《保母帖》，乃越僧得之以五百金，卖与韩侂胄者。书必出大令，或其时大令书尚多，集字精刻以诳侂胄未可知也。右军卒辛酉年五十九，至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右军仅六十三，而李氏顾七十，是长于右军七岁。右军七儿一女，皆郗夫人生，帖言同生则自有妾媵，然东床坦腹，右军尚少焉，得有妾反长于婿至七岁之多耶？
跋荣郡王临《快雪》《内景》二帖
古人论真行书，率以不失篆分意为上。后人求其说而不得，至以直点斜拂形似者当之。是古碑断坏，汇帖障目，笔法之不传久矣。南唐祖本，宇内罕覯，潭绛大观宝晋诸刻，具体宋人，停云郁冈，悉成赵法，即华亭力排吴兴，而戏鸿不乏赵意，良由胜国盛行赵书，摹镌路熟，虽从真迹上石，而六朝笔妙已不可见加。华亭选帖之时，甫逾强仕，字尚无笔，鉴复有舛。故《旱燥帖》《虎儿书》《告渊朗帖》《东山帖》《谢庄诗帖》《离骚经》《文皇哀册》，皆中岳书。《先墓帖》中唐人书，《黄耆帖》景度书，《思想帖》《秋深不审帖》，皆吴兴书。《乐志论》《帝京篇》皆伪书，悉令窜入。其真迹唯《出师颂》《保母志》，南库本《十三行》，朱巨川《告身》《祭侄文》，刘中使《新步虚词》，尚可以意推见双钩悬揽指实掌虚之妙，为足重耳。大凡六朝相传笔法，起处无尖锋，亦无驻痕，收处无缺笔，亦无挫锋，此所谓不失篆分遗意者。虞、欧、褚、陆、李、徐、颜、柳、范、杨，字势百变而此法无改。宋贤唯东坡实具神解。中岳一出，别启旁门。吴兴继起，古道遂湮。华亭晚而得笔，不著言诠。近世诸城相国祖述华亭，又从山谷“笔短意长”一语悟入，窥破秘旨，虽复结构伤巧，较华亭逊其遒逸，而入锋洁净，时或过之。盖山东多北魏碑，能见六朝真相，此诸城之所以或过华亭也。今观荣邸书，虽抚戏鸿木本，而笔势逆入平出，江左风流，僾然若接不受，毡墨之愚，可谓诸城而后，再逢通识者已。铁香得之，装池见示，故欣忭而记之。同观者张翰风彦惟竹林容澜止来止昆玉，徐仲平魏会容叶东卿方彦闻胡苏门。
书临平原《祭侄稿》后
平原三稿，以《祭侄文》为最奇纵，定是真迹。然考禄山以天宝十三载十一月甲子举兵，未出范阳，即命安志忠将精兵守土门，以遏西兵东下之路。及禄山至藁城，常山与其长史袁履谦出迎，禄山大喜，加以金紫，使仍守故治，兼辖附近诸军，改命蒋钦凑率曳落河百人团练兵七千，守土门，属常山统辖。常山以十二月丙午定起义之谋，假禄山命召钦凑至郡受犒，日暮抵城外。常山命暂就传舍，遣属载酒召妓，醉而斩之，尽杀曳落河，而散土门之众。丁未，禄山遣征兵幽州之高邈自幽州返南至郡，常山又遣属计擒之。少顷，郡南报何千年自东都来，已入境，常山遣迎于驿。千年已闻邈被擒，指挥从骑斗，皆死，因擒千年，河北从风反正者十七郡。常山遣其子泉明，送钦凑首并邈千年至长安。至太原，同行之张通幽说太原尹王承业，留泉明更其表，别遣送都，没常山之功。及太原陷，泉明被掳，囚于范阳。先是禄山命互更诸郡守，饶阳太守卢全诚（一名皓）不受代，禄山命张献诚将五郡兵围四十余日，及闻常山兵起，钦凑等被擒，解围遁去。又禄山所命景城守，为县尉贾载穆宁诛死，禄山自东都命史思明攻之。思明兵至景，遣人说穆尉，穆立斩之，共推平原为盟主。平原遣常山之甥卢邈诣常山，约同起义。禄山闻常山兵起，欲归自攻之，时已定十四载上日称帝东都之议，因遣蔡希德自河内将万人击常山，思明亦与李立节自景城率万人同至常山。正月壬戌，常山城陷，擒常山及履谦，送东都遇害。史不言常山遣季明诣平原事。常山郡，今真定府，土门在获鹿县，去常山西一舍，平原在常山东南。土门非道所经，且其时土门已无守兵，城陷，无关土门事。文爰开土门云云，殊不可解。及思明降，平原已改刺蒲州，泉明及得归蒲州。平原命泉明访求常山之子女陷贼者，泉明先至东都，求得常山及履谦尸，又在常山访赎眷属多人，亦不言得季明首榇事。文云“再陷常山”，“陷”字当“访”字之误也。贼臣不救，斥太原尹王承业，承业故匪人，然太原距常山且六百里，思明兵至常山三日，城遂陷，虽救亦无及也。常山自起兵至城陷，前后止十七日。思明破常山，移胜兵攻饶阳，月余仍不下，而临淮救至，击败思明军，饶阳乃解。常山之起义反正也，以前赵州司户包处遂，而近在肘腋，不与之谋军国；饶阳距常山一程，常山为盟主，复不与饶阳图事，反远结王承业，心目中唯见头衔高卑，真白面书生也。临淮至用司户谋，遂大破思明于嘉山。饶阳之忠与能，不下睢阳，司户谈言微中，有仲连之风，而名皆不著，真有幸有不幸哉！
此丁酉夏临平原稿书，而刊其错误，以应阳湖刘廉方者。廉方好学，治古文，工北朝书，于仆笔法，尤为笃嗜，而忽以癸卯夏，旅化于浙，年廿三岁。录此为之垂涕。甲辰八月，倦翁记。
题隋志拓本
嘉庆二十年，西安民掘地得石志二：一《隋太仆卿》，一《太仆夫人姬氏》，俱正书径半寸。《太仆志》纵横各三十七行，《夫人志》纵横各二十七行。字画隽密，词理高华。玩其笔势，断为率更无疑也。永兴称率更曰“不择纸笔皆能如志”，于此拓见之，盖其指法沈实，力贯豪端，八面充满，更无假于外助故也。率更书晚而弥峻，《姚辨志》《千字文》皆大业时书，其体壮实，近《遗教经》，《醴泉铭》《捣素赋》《心经》《梦奠》，皆贞观时书，其体雄峻，近《曹娥碑》。二志字同《千文》而更遒丽，书道习法易而创体难。近世北朝石志出土者多矣，字画率朴茂，敛分势而为之。至率更出，始酝酿分法而尽变其势。厥后祖尚流风，虽峭厉如兰台，圆劲如裴休，卒莫窥浑厚之域，而谓同时侪辈，竟复有学业相抗而无闻于后者乎。率更碑版传世者，悉伤磨刮，即得宋拓，亦非真相，而二志数千字完好如新，岂非墨林至宝耶？《太仆志》极沉毅，《夫人志》稍加妍隽，盖艺之精者，必凝于神，下笔时因人因文，寄意稍殊，体势与为关通耳。余尝见南唐拓《画赞》《十三行》，沉肃如汉分。今见二志，益见山阴家法，为宋以来汇帖所没，故具说之。
自跋删拟《书谱》
吴郡书源出子敬，序述右军诸帖，略不一及草势，是其意故不尚右军草也。学宗子敬而论排之者，以文皇有饿隶之诮耳。然鼓努者，屈铁抽刀之类标置者，让头舒脚之类，此在右军无定法，而子敬真行所不能免，则其目击心迷之叹，亦有自来矣。吴郡虽得子敬之笔，至于体势则未也。《书断》谓其有天材，少工用，真行雅于草者，正以其草无点画处遂无字耳。笔墨利病，推阐几尽，而每为腴词掩意，故删浮言以显名理。六篇之谱，亡于南宋，今传者止其叙说。白石所续，非吴郡指也。臆测其目，当为执使转，用拟察，凡是数法，余他书言之已备，故将删本拟写一通，察其结法，依据永师，善为变势，遂能立家。予书此，势取仍旧，而料白处行，大都以子敬之意行之。嗟夫！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此卷分之则似，合之则不似，能知其所以不似，是在精于察矣。写竟传示修存、熙载、蕴生、震伯，当共喻此秘密。道光壬辰闰月晦日。
自跋草书答十二问
余自得版本《阁帖》，笃嗜大令草，乃悟吴郡“不真而点画狼籍”一语为无上秘密。及见华亭《覆澄清堂帖》，载右军“又顷水雨以复为灾彼何似”两行十一字，叹其如虫网络壁，劲而复虚，真吴郡所谓“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所能成”，因信高坐两行，素书入神，高闲以下，只可悬之酒肆。襄阳之言，良非无见。遍阅唐人传书，成篇幅而不偭山阴家法者，唯《屏风书》及《书谱》。然《屏风书》，遣笔处恒伤疾，又形骸多有未检；《书谱》守法颇严，而苦雕疏，无《屏风书》茂密之致，遂俱置不习其势。今秋薄游武林，求书者沓至，行笈无可钞录者，从友人假得《书谱》，各临写数行以应之。以其文多芜稚，略为删截，返邗乃写出删本，授子弟诵习。反覆察其结法，空旷而完密，气力实有过人，拟之数过，益能尽其得失。篇端七八百言遵规矩而弊于拘束，雕疏为甚。“而东晋士人”以下千余言，渐会佳境。然“消息多方”以下七八百言，乃有思逸神飞之乐。“至为合作，闻夫家有南威”以至篇末，则穷变态，合情调，心手双畅，然手敏有余，心闲不足。赏会既极，略近澜漫。是故吴郡语虽过分，然使稍存谦抑，不尽所明，则枢机永秘，希风无从。草法如线，艺林实载其功矣。蕴生曰：“先生拟《书谱》，岂欲操吴郡戈入室以伐之耶？至两答之文，极言学书工用，六篇之阙，顿还旧观。若写出流布，斯乃明火?蝉之盛业，视拟《书谱》相万也。”余谢以非任，而友生误闻其说，以佳楮相饷，遂试为之，以质蕴生。道光壬辰孟冬甲子。
右军作真如草。大令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率更雅有神解，襄阳赞以真到，内史而状之曰：“庄若对越，俊如跳掷。”信为知言。然率更下笔，则庄俊俱到，右军下笔则庄俊俱忘，此则欲从末由者已。作草如真，有唐三家，略存其意：长史八法完具，而不能无检摄不及处；醉僧藏锋内转，瘦硬通神，而衄墨挫豪，不无碎缺；少师铺豪入纸，至能齐力，而矜奇尚褊，踽踽凉凉，未免已甚。下此遂无可言者。草法不传，其真不传也乎？次年二月上丁，展视是卷，点画多不称意，骤雪如掌，目眩指拳，不复成字。
后十二日，校勘《晋书》，见《卫瓘传》云：“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后之善者，称杜度、崔瑗、崔实。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少疏，张伯英因而转精甚巧，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至今宝为草圣。”《索靖传》云：“靖与卫瓘俱以草书知名，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能及靖。”始知作草如真，乃汉晋相承草法。吴郡传衣未远，非由冥悟。余前读《晋书》于此章句，视为词藻，心镜不明，目精遂眯。是以释子传法名曰证盟，法必心悟，非有可传，不得真证，难坚信受。余今日则不啻亲承狮子吼也，欢喜赞叹，并记于后，以告天下后世之同此志者。
怀宁篆、隶、分，已臻绝诣，真书虽不入晋，其平实中变化，要自不可及。唯草书一道，怀宁笔势，固如铜墙铁壁，而虚和遒丽，非其所能，尚留片席，使后来者自择所处。
《十七帖》疏证
十七帖初刻于澄清堂，其本未见。宋以后汇刻本，单行本，有释文本，唐临本，所见不下十余种，大都入多尖锋，出多挫锋，转折僵削，俗工射利所为也。碧溪上人以余删拟《书谱》已刻成，欲写刻《十七帖》，以道吴郡之源，其意甚盛，故为作是卷。梁武帝称右军字势雄强，若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唐文皇称右军点曳之工，裁成之妙，势似奇而反正，意若断而还连。余远追微旨，结体则据枣本《阁帖》，用笔则依秘阁《黄庭》，文房《画赞》，而参以刘宋《爨龙颜》，东魏《张猛龙》两碑，以不失作草如真之遗意。为自来临写《十七帖》家，开一生面。以俟异日，或得澄清堂本，证其得失。各本帖或多或少，前后编次及释文，亦互异，又句读多不可离。余故据史传，按文论世，为之移并，随手作行，不拘成式，而别以真书释而疏之如左。
十七日先书，郗司马未去，即日得足下书，为慰，先书以具，示复数字。
全帖前人皆以为与益州刺史周抚道和者，有阁本《周益州送邛竹杖》帖可证。以帖首二字为名。郗司马，名昙，字重熙，鉴字道徽之子。右军妻之仲弟，大令前妻之父。永和一年，会稽王以抚军大将军辅政，引为司马。道徽尝过王敦，留姑孰，抚时为敦从事中郎，是宜与郗氏有旧。然重熙未尝膺梁益之命，或遣信而附书也。
计与足下别廿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渴怀。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右军为敦从子，至承器赏。抚以府寮为私人，故与右军特厚。太宁二年，敦为逆，抚以二千人从。敦败，抚逃入西阳蛮中。是年十月，诏原敦党抚自归扉下。时右军为秘书郎，同在都。咸和初，司徒王导茂宏辅政，复引为从事中郎，旋出为江夏相，监沔北军，镇襄阳，历守豫章，代毋丘奥监巴东军，刺益州。计自太宁三年至永和五年，适廿六年。是年大将军褚裒北伐败绩，“悠悠如何可言”，盖指此。玩词意，是久别得书而复者，当即附郗之先书，帖宜居前，以全帖名十七，故存其旧。
诸从并数有问，粗平安。唯修载在远，音问不数，悬情。司州疾笃，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尽事势，吾无间然。诸问想足下别具，不复具。
抚王氏故吏，殆拳拳右军诸从，故详答之。右军以永和四年，由江州刺史入为护军将军，在都城，故问数达也。修载名耆之，王廙世将之子，为鄱阳太守，故云在远。司州名胡之，字修龄，修载之兄，皆右军同祖弟。永和五年，石季龙死，朝议以修龄有声誉，用为司州刺史，以绥集河洛，辞有疾，未行而卒。所云“皆尽事势吾无间然”者，永和六年，以殷浩督扬、豫、徐、青、兖五州军事，假节图北伐，似抚来书亦不以此举为然，与右军有同心也。书定出其时，各本或有或无，他帖刻者，戏鸿本似出徐会稽，然最有行间法。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远惠之至。
往在都，见诸葛显，曾具问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令人远想慨然，为尔不。信具示，为欲广异闻。
“显”字，依草法定是“显”，捡《蜀志》，显父攀，攀父乔，乔瑾次子也。瞻未生前，瑾命乔入蜀，为亮后。恪既族，攀仍后瑾，至显乃与瞻孙京，同移河东。《华阳国志》云，平蜀之明年，移蜀大臣宗预、廖化、诸葛显等于东。按中宗即位建康，右军年已十五，时诸葛诞孙恢为会稽太守，显或南依恢，故右军得在都见之也。上距东移盖五十二年。“令人”六字，本旁注，唐人临入正文，从之。
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何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能因摹取，当可得不，信具告。
“知有”至“此知”十五字，各本无，唐临及《阁帖》有之，今依补。
彼盐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见不，为欲广异闻，具示。
朱处仁今所在，往得其书，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书，可令必达。
处仁当是龙骧将军朱寿。《穆帝纪》所载，永和五年，与抚同击范贲，平益州者也。《通鉴》或本误作焘（焘乃西蛮校尉，别一人）。
以上五帖，当是一书，先谢远惠，次杂问蜀事，末附致朱书，系由护军出守会稽后作。
得足下旃罽胡桃药二种，知足下至戎盐乃要也，是服食所须，知足下谓顷服食，方回近之，未许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无缘见卿，以当一笑。
至，挚也。别帖屡言情至，此其省文，非至止之至，谓勤也。如迨其谓之，遐不谓矣之谓。索戎盐，先致谢耳。方回，郗愔字，右军妻之长弟，史称其栖心绝穀，修黄老之术，与右军及高士许询游东土，不乐参朝政，有迈世风。“顷服食”作“须”者，误。“未许吾此志”，言方回虽近道，犹未能深信也。
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可，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
连上服食而申言之。
天鼠膏治耳聋有验不？有验者乃是要药。
天鼠即今飞鼠，毛赤而尖，苍白，似黑狐，蜀产也。
以上三帖当是一书。
虞安吉者，昔与共事，常念之，今为殿中将军，前过云，与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与足下为下寮，意其资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远及。
《墨薮》载安吉善书，别帖有虞义兴适道此，或即其人，然史无可考。帖云“远及”，当与抚也。
来禽、樱桃、青李、日给滕，子皆囊盛为佳，函封多不生。
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为致，子当种之，此种彼胡桃皆生也。吾笃喜种果，今在田里，唯以此为事，故远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
上此，此“来禽”四果，下此，此会稽胡桃，即抚前所致者，故云彼以明之。前列果名，乃索其子，定是一帖。前人有谓此帖为与桓宣武者。宣武以永和三年灭蜀，右军以十一年去官，帖云“今在田里”，是去官后语，宣武未再至蜀，何能与宣武邪？
旦夕都邑动静清和，想足下使还，具时州将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数使命也。谢无奕外住，数书问，无他。仁祖日往，言寻悲酸，如何可言。
抚以永和九年斩萧敬文，“使还”指此，“具时州将”时是也。抚已由征虏安西进平西，言以此功，朝议当进为镇征，极州将之荣也。入升平，果进镇西，其卒也赠征西。桓公以永和十二年大败姚襄于伊水，收复洛阳，修五陵。“告慰”者，言接其告欣慰也。情企数使，抚前助桓公平蜀，或欲引之北伐，有疏请也。仁祖，谢尚字，尚弟奕，字无奕。升平一年五月，尚卒，朝议以尚在北得人，故以奕代尚刺豫州，北伐慕容隽，明年卒于军。“外住”指此。此升平一年书。
省别，具足下小大问，为慰。多分张，念足下，悬情。武昌诸子，亦多远宦，足下兼怀，并数问不。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余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陶侃士行以咸和四年平苏峻后，由江陵移镇巴陵，五年斩郭默，加督江州，复移镇武昌，九年辞镇归国，登舟而卒。属吏画其像于武昌西门，故称之。士行十七子，九子旧史有名，抚妹为士行子妇。老妇，右军称妻也。
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领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知彼清晏岁丰，又所出有无乡，故是名处，且山川形势乃尔，何可以不游目。
知彼帖承上帖之意，定是一书。“所出有无”，言有他处所无，是当时语。“乡”读如“乡”也，吾见于夫子之乡，言蜀本古之名邦也。或以为无一乡，或以为有异产，皆误。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体气常佳，此大庆也。想复勤加颐养。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汶领，非复常言。足下但当保护，以俟此期。勿谓虚言，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
右军祖名正，故讳作政。抚以太宁二年自归，至兴宁三年卒于益州，历四十三年。前在敦所，已洊历显职，史虽不言其寿数，大都七十余矣。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同生，一母也。“未婚之小者”乃大令。右军孙桢之，外孙刘瑾，皆知名。此帖说欲游蜀而尚未果之故，以坚其约，当是最后书。各本无，唯唐临本有，从之。
以上十九帖，定与抚。
云谯周有孙，高尚不出。今为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严君平、司马相如、扬子云皆有后不。
蜀人谯秀，周之孙也。李雄、李骧、李寿据蜀，三征皆不应。“今为所”言蜀已内属，“在”，察也，犹在帝左右之在，连下九字为句。“云谯周”下廿九字，十七帖本所无。“严君平”下十四字，阁本亦别为帖，唐临本及大观帖皆连为一，文义为优，从之。此帖定是永和三年，右军为江州刺史时，闻宣武平蜀而致之者。留意人材，表章气节，乃怀柔反侧第一义，宣武荐秀卒不起，未必非此书启之。抚欲炙之士，观《虞安吉帖》，止叙弗论资，是未可与言此也。
以上一帖与宣武。
吾前东粗足作佳观，吾为逸民之怀久矣，足下何以等复及此，似梦中语耶？无缘言面，为叹，书何能悉。
会稽在金陵东，南朝时所谓东郡、东土、东中，皆斥会稽。云“吾前”，是辞内史后语，“等”，待也，言同具逸民之志，何以迟迟不决。作方者误复及此似梦中语，想右军去官时，有书留之也。此帖当与方回。方回既姻亲，又同志，故措辞直爽。《胡桃帖》“未许吾此志”之说，所由来也。此永和十一年书。
瞻近无缘省告，但有悲叹，足下小大悉平安也，云卿当来居此，喜迟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有期耳。亦度卿当不居京，此既避，又节气佳，是以欣卿来也。此信旨还具示问。
两“告”字，各本俱作“苦”，传模误也。晋人言苦皆谓病，帖意殊不尔。此，此会稽。避，谓嚣尘不及。“想必果言”为句，“告有期”属其先告来期也。
知足下行至吴，念违离不可居，叔当西耶？迟知问。
方回以黄门侍郎出为吴郡守，固辞，乃改临海。此右军初闻吴郡命，喜其近东而致之书。叔谓重熙，“当西”谓其代荀羡为北中郎将镇下邳也。
以上三帖皆与方回。
龙保等平安也，谢之甚迟，见卿舅可耳，至为简隔也。今往丝布单衣财一端示致意。
今往十二字，各本皆别，唯唐临本合，良是从之。
胡母氏从妹平安，故在永兴居，去此七十也。吾在官，诸理极差，顷比复勿勿，来示云与其婢问，来信不得也。
永兴，今萧山北，此会稽婢字绝句。
彼所须药草可示，当致。
“须”，各本草法皆成“顷”笔驶所致耳。
以上三帖，不得主名，大都其群从也。
道光十三年四月十七八九日，作于小倦游阁。两目似雾看花，而下笔如鹰鹯搏击，饶有不草使转从横之意，但发波时有剩墨，以为憾耳。嘉庆二十二年在都下，为新建余鼎銕香作《述书》，一卷字大才当此书四之一，而雄肆有若方丈。余明经久返道山，《述书》不知流落何所。盖二十年来作小正书唯此二种也。延平剑合，以告有缘。安吴包世臣自记。
与吴熙载书
熙载足下：承以裹笔不裹笔殊异之故为问，善哉善哉！近人可与言此者希矣。仆亦略涉藩篱，数他家之宝耳。虽然，不可不为足下尽言之。二王真、行、草具存，用笔之变备矣，然未尝出裹笔也，唯南库本《十三行》“收”、“和”、“颜”三字有一二裹笔，自系宋人摹镌，间以己意，非其本然。夫字始于画，画必有起有止。合众画以成字，合众字以成篇。每画既自成体势，众有体势者合，自然顾盼朝揖出其中，迷离幻化出其中矣。裹笔则专借他画以作此画之势，借他字以成此字之体。健者为短长排阖之雄，弱者为便辟侧媚而已。故二王传书，虽中间闲画，皆起止完具，刀斩斧齐，如清庙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叹，无急管繁弦，以悦氵哇之耳，而神人以和，移风易俗，莫与善也。渤海宪章右军，抽锋一线，如猿腾鹘落，而泯上下相承之迹。永兴祖述大令，裾带飘扬，而束身矩步，有冠剑不可犯之色。是虽舒筋敛骨，刻意求工，然犹未出裹笔也。河南始于履险之处裹锋取致，下至徐、颜，益事用逆，用逆而笔驶则裹锋侧入，姿韵生动，又始间以肥瘦浓枯，震耀心目。后世能者，多宗二家，东坡尤为上座。坡老书多澜漫，时时敛锋以凝散缓之气，裹笔之尚，自此而盛。思翁晚出，自知才力薄怯，虑其懈散，每以裹笔制胜，然亦用之救败耳。及近人刘诸城乃专恃此，又先以搭锋养其机，浓墨助其彩，然后裹笔以作其势，而以枯墨显出之，遂使一幅之中，浓纤相间，顺逆互用，致饰取悦，几于龋齿堕髻矣。晋字宋拓，人间罕见，但得一二裹笔，方自诩为盛业，何能更知其实为下乘乎？仆学裹笔廿年而后得继，求之古，悟其用意伤浅，力克除之。又十年，乃见裹笔，与用逆相近而实悬殊也。用逆以换笔心，篆、分之秘密。裹笔则如词章家之倍犯蝉连，按歌家之啾发投曲，拳勇家之接步靠手，虽不能尽废，要不可恃为当家也。足下资性卓绝，而自力不倦，自能悟入单微，故以相授。然不龟手药虽出江头，洴澼人执圭之赏，是足下材力自致，非聚族而谋者所敢与其巧也。有暇望过我面悉。初暑已蒸湿，珍重千万。世臣顿首。
书黄修存藏宋拓《庙堂碑》后
贞观刻在北宋已不可得，余前得南宋库装王覆本。北宋拓者已足见永兴嗣法大令之血脉所在，后其本归闽中伊氏，廿余年思之不置。是本乃南宋贾拓，纸墨虽劣，而格致如一，可珍也。大都初唐书肥，本多近真帖，贾恐转拓转肥，乃磨治碑面，使画瘦，始全失之。而世人或以瘦为贵，宜唐法遂荡然也。永兴面目似右军神理，则大令抽锋杀字，放肆豪迈，古人谓为得王筋者，岂不以其牵掣劲健，骏快奕奕洞目耶？然亦稍异右军，逊于渤海矣。修存知书而得此，故具以讯之。
书刘文清《四智颂》后
近世小真书遗诸城为第一，此尤其经心结撰者，可珍也。《黄庭》《洛神》之以法，至谏议《护命经》而绝。坡老思翁有意复古，而苏苦出入无操纵，董苦布置不变化，外此大都胥史之能事矣。诸城壮岁得力思翁，继由坡老以窥阁本，晚乃归于北魏碑志，所诣遂出两家之外。然其笔法则以搭锋养势，以折锋取姿；墨法则以浓用拙，以燥用巧；结法则打叠点画，放宽一角，使白黑相当，枯润互映，以作插花援镜之致。卷帘一顾，目成万态，然其心思悴于字内，筋力尽于画中。必责以琚珩璜瑀之节，则朽木为柱，有不能辞其诮者矣。小真书取势必远，而置节尚促；用意必险，而措画尚平。夫是以览之无奇，探之不尽，唯余事斯，素有微契，而敝帚自享。从无连篇累牍之作，工力未副，冥悟空深，近更以目力劣甚，腕不复能离几案，无以发势远意险之妙。反覆兹册，爱与惜兼，逝水之伤，情难自已。道光癸巳二月几望。
乾嘉之间，都下言书推刘诸城、翁宛平两家。戈仙舟学士，宛平之婿而诸城门人也，尝质诸城书诣于宛平，宛平曰：“问汝师那一笔是古人？”学士以告诸城，诸城曰：“我自成我书耳，问汝岳翁那一笔是自己？”学士之子以此语质于仆，仆曰：“宛平书只是工匠之精细者耳，于碑帖无不遍搜默识，下笔必具其体势，而笔法无闻，不止无一笔是自己也。诸城冥悟笔法，而微变其体势，正是深于古人。必云自成我书，亦稍涉矜张矣。”仆尝谒诸城于江阴舟次，论晋、唐以来名迹甚协。诸城曰：“吾子论古无不当者，何不一论老夫得失乎？”仆曰：“中堂书可谓华亭高足。”诸城曰：“吾子何轻薄老夫耶？吾书以拙胜，颇谓远绍太傅。”仆曰：“中堂岂尝见太傅书乎？太傅书传者，唯《受禅》《乙瑛》两分碑。《受禅》庄重，《乙瑛》飘逸。汇帖唯唐摹戎路略有《乙瑛》之意，《季直表》乃近世无识者作伪。中堂焉肯绍之耶？中堂得力在华亭，然华亭晚年，渐近古澹。中堂则专用巧，以此稍后华亭耳。”诸城默然，良久曰：“老夫数十年心力，被吾子一语道破已。”近刻清爱堂帖，被钩摹者，以世行伪吴兴法，逐字移改，至为失真，唯其家藏石十二方，乃诸城自督良工所镌者，皆小真书，精妙不减墨迹。诸城有摄夫人黄氏，嘉兴人，笔势极似，唯工整已甚，较诸城疏散，韵味微减耳。诸城晚书多出黄手，小真书竟至莫辨。有家书十册，黄夫人原书后，诸城批答，皆妙绝，世人罕有知者，故附记之。
予在都市得诸城书《许敬宗传》三百余言，字径小半寸，行间颇任意，而朴茂中自在恣肆，绝去平日作用，乃近八十时书，几于拙胜。老去渐于诗律细。亮哉！
自跋真草录右军廿六帖
右军作草如真，作真如草，为百世学书人立极。降至赵宋，描涂戗刷之字行，而其法绝于人手。逮停云戏鸿，郁冈渤海，诸帖纷出，而其法绝于人目。余得南唐《画赞》，枣板阁本，苦习十年，不得真解。乃求之《郎邪台》《郙阁颂》《乙瑛》《孔羡》《般若经》《瘗鹤铭》《爨龙颜》《张猛龙》诸碑，始悟其法。作草虽纵逸互用，其环转连属，有自三五字至八九字者，而用锋洁净，牵掣悉归平直，无一笔伤偏软缭绕。作真必斩尽枝叶，流注迎送之迹，至不可见，而用意飞腾跌宕，筋摇骨转，如悬岩掣电，无一笔板刻纸上。笃守此法，盈科而进，未尝不具放海之势。无如冥悟虽深，实证终浅。又自珍正书已甚，每以行草应求，及目光昏去欠，正书盈百，非返视数四不成，十数年来，几于绝笔。近更精力疲惫，颇恐正书一脉，所明遂湮，复勉为之，此其一也。月前为扬州诗僧碧溪作《十七帖疏证》，字数累千，碧溪谆请熙载震伯摹勒流传，与此同是合作，然彼草则俊胜于庄，真则庄过于俊，此本庄俊相涵，较为得矣。道光癸巳季夏。
书陈云乃集其先公写废寿幛字为四言诗卷后
故侍御玉方先生，以书名宇内，称为华亭后身。华亭为近世书宗，执笔者莫不学，劣者不能似，优者得其形，盖由未悉华亭源流所自也。华亭受箓季海，参证于北海、襄阳，晚归平原，而亲近柳、杨两少师，故其书能于姿致中出古淡，为书家中朴学。然能朴而不能茂，以中岁深襄阳跳荡之习，故行笔不免空怯，去笔时形偏竭也。侍御酷嗜华亭，而导源平原，故形神皆肖，异于世之学华亭者。然侍御尝谓世臣曰：“二百年士大夫善学华亭者，惟诸城耳。”则其宗旨，盖亦主于求变，而侍御之卒不变者，则年为之也。然侍御终身未染襄阳，故姿致逊华亭，而下笔时近茂，则其自得固别有在矣。云乃自成童时，已骎骎能发家尊之势，而侍御每作书，云乃必侍，从仲纸和墨之役，零章断简，收检弆藏，珍重异闻，过于举世之展转泥求者。兹卷乃侍御书李氏寿屏后填名衔之四幅，以有所窜易而别写，云乃以衔名不文，难以行远，而方二寸正书，尤侍御所廑，断不可不使流传，故剪裁集为四言诗，以迪观者。装成后，名流借观，欢喜赞叹，帙如牛腰。世臣谓于余年来以书世其家者，推大小欧阳，大小米，然沿袭家学，楂不如梨，以习见而易视也。今云乃用心之勤如此，则贤于古人必矣。
跋重刻《王夫人墓志》
嘉庆丁巳，吴人修短簿祠土名东山庙，安设大铁炉于殿前，掘地丈余，得志石。首署王夫人，尾署子二人，长子珣，次子缺其名之右半，其左斜王旁具在，群以为所缺者乃民字，遂指为东晋之石。召镌工穆大展拓之，数纸而石损。大展携碑去，遂为所匿。壬戌，予至吴访大展，许以重值，求一纸不可得。后在扬州，于修存处见初拓本，较此尚多数十字，其书浑厚而少变化，乃中唐人习北海法者。三从有义，四德无亏，断非乌衣子弟语。正月廿八，乃殁日，其年不可知，岁庚戌二月廿七，乃葬日，按庚戌为晋穆帝永和五年，王珣以隆安四年庚子卒，年五十二，上溯建生，系永和己酉，是庚戌二月，珣不过甫晬，安得有次子珉哉？东山庙系珣舍宅为寺之旧址，亦断无葬母于宅中之理。虎丘至唐以避讳，改武志，正作武其非晋也审矣。廉方得此，珍为正书鸿宝，仲伦曲徇其请。廉方以原石既亡，欲嘱予审定，重摹以广其传，未果而殁。仲远为终其志。予故具论之，然此志在唐亦自罕覯，足珍也。道光癸卯十月十二日。
记两笔工语
王兴源者，归安之善连镇人，估笔扬州兴教寺，甚困。扬市羊毫无佳者，嘉庆丙寅春，兴源介友人进其笔，试之而善，兴源欲将去再修，谓此笔固已无弊，然见君指势，修笔势以称之，当益工，已而信然。因问之曰：“寻常市笔差可用者，不过什一二，何耶？”兴源曰：“此修工之优劣也。能手所修，虽千百管皆精良如一。出俗工则必无幸焉。吾善连女工习紥头，男工唯主修。然俗手取值，当能手才什一，而能手出货，当俗工亦什一。估笔者多嗜利，用笔者少真知，此市之所为无佳笔，而佳笔之所为难售也。能手之修笔也，其所去皆毫之曲与扁者，使圆正之毫，独出锋到尖，含墨以着纸，故锋皆劲直，其力能顺指以伏纸。俗工意亦如是，而目不精，手不稳，每至去圆正之毫，而扁与曲者反在所留。曲且扁之毫到尖，则力不足以摄墨，而着纸辄臃肿拳曲，遇弱纸即被裹，遇强纸即被拒，且何以发指势以称书意哉！”丙子秋在吴门，又遇王永清。永清，吴之大郎桥人，治笔于家，不传徒，不设肆。试其羊毫，尤圆健，示以兴源所制，永清曰：“此笔善矣，然尖善而根不善，着水则腰胀，未足言佳笔也。其修工净已，而劣毫之根未去，选锋虽健，被劣根间错，不能朋谐周比，出力以到尖。书道尚顿跌转换，而顿跌转换时，指取笔力，常自尖达根，根有病则尖必散，是尖被根累也。劣毫尖去根留，则劣毫所占之地步犹存。佳毫出力时，遇空有以自宽，其势易以偏缩，则力不聚尖，而直者反曲。吾之治笔也，先纳笔头于粗管，修去其曲与扁之甚者，胶尖俟干透，乃倒梳其根令净，换管再紥，又择去其不甚直而圆者，再胶再梳，又恐曲与扁者虽净，或有员正而其材不长不能齐尖者厕其间。上齐则下所藏入管者少，而根硬，下齐则腰发胖而尖薄，是亦未足以发挥指力曲折如意也。又择而梳之，然后固紥其根，而漆以投于精管。故终笔之用，而无一褪毫，尖尽秃而笔身仍韧好不僵也。”予先后遍赞于嗜书者，两笔工之名遂甲吴越间，既而思之曰：艺之精者，必通乎道。两笔工共进乎技者耶？兴源之为说也，其有举直错诸枉，举枉错诸直之意乎？芟夷蕴崇，绝其本根，勿使能植，则善者伸，永清之艺近之矣。予故备记之，庶几漆园牧马童，柳州都料匠之有继声也。
记两棒师语
予既记两笔工语为书，因忆旧识曹竹斋之论拳，潘佩言之论枪，录而传之。
竹斋，闽人也，江淮间健者，莫能当其一拳，故称曹一拳。老而贫，卖卜扬州市。少年以重币请其术，不可。予怪之，则曰：“此皆无赖子，岂当授艺以助虐哉！拳棒者，古先舞蹈之遗也，君子习之，所以调血脉，养寿命。其粗乃以御侮，必彼侮而我御之。若以之侮人，则反为人所御，而自败矣。无赖子以血气事侵凌，其气浮于上而立脚虚，故因其奔赴之势，略藉手焉而仆耳。人之一身止两拳，拳之大才数寸，焉足卫五尺之躯，且以接四面乎？唯养吾正气，使周于吾身，彼之手足近吾身，而吾之拳即在其所近之处，以彼虚嚣之气，与吾静定之气接，则自无幸矣。故至精是术者，其征有二：一则精神贯注，而腹背皆干滑如腊肉；一则气体健举，而额颅皆肥泽如粉粢。是皆血脉流行，应乎自然，内充实而外和平，犯而不校者也。”
佩言，歙人，以枪法著声，称潘五先生。其言曰：“枪长九尺，而杆圆四五寸。然枪入手，则全身悉委于杆，故必以小腹贴杆使主运，后手必尽錞，以虎口实擫之，前手必直令尽势，以其掌根，与后手虎口，反正纻绞而虚指使主导。两足亦左虚右实，进退相任以趋势，使枪尖前手尖前足尖肩尖鼻尖，五尖相对，而五尺之身，自托荫于数寸之杆，遮闭周匝，敌仗无从入犯矣。其用有戮，有打。其法曰二曰叉。二以取人，叉以拒人，此叉则彼二，此二则彼叉。叉二循环，两枪尖交如绕指，分寸间出入百合，不得令相附，杆一附则有仆者，故曰千金难买一声响，手同则争目，目同则争气。气之运也，久暂稍殊，而胜败分焉，故其术为至静。吾授徒百数而莫能传吾术。吾之术受于师者才十之三，十之七则授徒时被其非法相取之势，迫而得之于无意者也。是故名师易求，佳徒难访。佳徒意在必得师，以天下之大，求之无不如意者。至名师求徒，虽遇高资妙质，足以授道，而非其志之所存，不能耐劳苦以要之永久，则百贡而百见却矣。”
竹斋以嘉庆庚午没于扬，年八十余。佩言自丁卯回歙后，遂绝信问。夫兵家贵后起，故曰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又曰仁人之兵不可诈，延则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竹斋其知此意乎。兵要在乎善附民，委身于杆，斯其术矣。敬事无圹，敬敌无圹，非有迫而后得者乎。人之自淑也，在得师，既得师，以自淑矣，则必求其有传，而传之者之不可必得也，古人所为叹。志卑则轻物，轻物不求助，苟不求助，安能理者也？善夫！
右记两棒师语，言武事，似于书道无涉。不知使枪棒者，皆有指法，力聚指，则气上浮，故尤重步法。予尝自题《执笔图》曰：“全身精力到毫端，定气先将两足安。悟入鹅群行水势，方知五指力齐难。”盖作书必期名指得劲，然予炼名指劲数年，而其力乃过中指，又数年，乃使中指与名指力均，以迄于今。作书时少不留意，则五指之力，互有轻重，而万毫之力，亦从之而有参差。故两棒师说武事，乃深合书道，故附录于此，使来者知触类而长，求有余师也。仲虞自离扬州归旌德，阅十数年。今年首夏过其家，仲虞出其《说智果心成颂》文，谓此乃传立书之法，拨镫止宜于坐书，至长幅大字，不得不立书者，则其法著于《心成颂》，而注家误会，于其言执笔安足者，皆以字体画形说之。盖立书长幅，必不能用左手称翼如之势，以平其气，是以右半腹必贴几，右腹贴几，则左半腹侧离几，左足舒而往后，则气不至偏右而上浮，故言长舒左足，潜虚半腹也。右手斜伸如一角向前者，则右肩必展，故言回展右肩，峻拔一角也。非仲虞之精心锐思，不能及此。此益可证两棒师语之通于书矣。忆予初识宁化伊墨卿秉绶太守于袁浦，墨卿诸城之弟子也，因从问诸城法。太守曰：“吾师授法曰：‘指不死则画不活，其法置管于大指食指中指之尖，略以爪佐管外，使大指与食指作圆圈，即古龙睛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对食指者，则形成凤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传也。’”予曰：“玩诸城书势，其执笔似不如是。”太守曰：“尝求吾师面作书，此法断不误人。”后在客邸遇周姓，乃诸城侍书者，自十五供诸城研墨伸纸之役，至廿七，诸城乃荐之闽督。予因问诸城执笔之法，周曰：“诸城作书，无论大小，其使笔如舞滚龙，左右盘辟，管随指转，转之甚者，管或坠地。”予因告以太守之语，周曰：“诸城对客作书，则用龙睛法，自矜为运腕，其实非也。”及在都晤陈玉方侍御，侍御尤为诸城高第弟子，言所受之法与太守同，而侍御守其法不如太守之坚，故其书较胜。尝闻横云山人，每见其甥张得天之书，辄呵斥。得天请笔法，山人曰：“苦学古人则自得之。”得天因匿山人作书之楼上三日，见山人先使人研墨盈盘，即出研墨者，而键其门，乃启箧出绳系于阁枋，以架右肘，乃作之。得天出效为之经月，又呈书，山人笑曰：“汝岂见吾作书耶？”古人于笔法无不自秘者，然亦以秘之甚，故求者心挚而思锐，一得其法，则必有成。后之得吾书者，慎毋以其不自秘而易视之也。道光甲辰八月廿六日，倦翁记之。
完白山人传
山人，安徽怀宁之集贤关人也，姓邓氏，字石如。其名以敬避。今上御名下一字，遂以字行，而更字顽伯。集贤关当皖公山下，故又号完白山人。少产僻乡，眇所闻见，顾独好刻石，仿汉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即以刻石游。性廉而尤介，无所合。七八年，转展至寿州。时亳人前巴东知县梁巘主讲寿春书院，巴东以工李邕书名天下。山人为院中诸生刻印，又以小篆书诸生箑。巴东见之，叹曰：“此子未谙古法耳，其笔势浑鸷，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较轹数百年巨公矣。”因为山人治装，而致之江宁举人梅緌。举人为文穆公季子。文穆虽贫宦，然梅氏自北宋为江左甲族，闻人十数，弆藏至富。文穆又受圣祖殊遇，得秘府异珍尤多，盖秦汉以来金石善本备在焉。山人既至，举人以巴东故，为山人尽出所藏，复为具衣食楮墨之费。山人既得纵观，推索其意，明雅俗之分，乃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太山刻石》《汉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苏建国山》及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手写《说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毕。复旁搜三代钟鼎，及秦汉瓦当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乃就寝，寒暑不辍。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日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山人篆法以二李为宗，而纵横阖辟之妙，则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故字体微方，与秦汉当额文为尤近。其分书则道丽淳质，变化不可方物，结体极严整而浑融无迹，盖约《峄山》《国山》之法而为之。故山人自谓吾篆未及阳冰，而分不减梁鹄。余深信其能择言也。山人移篆分以作今隶，与《瘗鹤铭》《梁侍中》《石阙》同法。草书虽纵逸不入晋人，而笔致蕴藉，无五季以来俗气。山人客于梅氏八年，学既成，梅氏家益匮，不复能客山人。山人乃复如前草屦担簦，遍游名山水，以书刻自给。山人游黄山至歙，鬻篆于贾肆。武进编修张惠言教授歙修撰金榜家，编修故深究秦篆，为修撰所器。编修见山人书于市，归语修撰曰：“今日得见上蔡真迹。”修撰惊问，语以故，遂冒雨偕诣山人于市侧荒寺。修撰即备礼，客山人。修撰家庙甚壮丽，其楹皆贞石，而刻联及悬额，修撰精心写作，盖百易而后定，谓莫能加于此也。及见山人书，即鸠匠斫其额，而石楹既竖，不便磨治，架屋而卧楹，请山人书之，刻成乃重建，其倾服至此。山人侨居修撰家，编修遂从山人受篆法。一年，修撰称之于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曹文敏公，文敏请山人作四体《千文》横卷，字大径寸，一日而成。文敏叹绝，具白金五百为山人寿。乾隆庚戌秋，纯庙八旬圣节，文敏以六月入都，强山人同往。山人独戴草笠，靸芒鞋，策驴，后文敏三日行。文敏舆从，以山东发，水转后与山人相值于开山。时巡抚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驴过辕门，门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遥见山人，趋出延入，让上座，遍赞于诸公，曰：“此江南高士邓先生也。其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诸公乃大惊，为具车从。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肯来都，卒不肯同行，愿诸公共成先生之志。”遂率诸公送山人至辕门上驴去，乃入就坐。时都中工书者，推相国刘文清公，而鉴别则推上海左副都御史陆锡熊。山人至都，二公见山人书，大惊，踵门求识面，皆曰千数百年无此作矣。山人遂留都中。未几，文清左迁失势，而副宪以忧暴卒。时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内阁学士翁方纲。阁学以山人不至其门，乃力诋山人，耳食者共和其说，山人顿踬出都。文敏为治装，致之于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沅。尚书以鉴赏名家，然于此事实疏，不能知山人，而深器其高尚。时吴中知名士多集节署，裘马都丽，山人独布衣徒步，居三年，辞归。尚书留之不可，乃为山人置田宅，为终老计，而觞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凉散也。今行矣，甚为减色。”四坐惭沮。后文敏病笃，语其长子曰：“吾即逝，邓山人必有挽联至，汝即以勒吾墓华表，及专祠前楹足矣。”山人年四十六，乃娶于某，不数年没，继娶于某。然山人游兴不衰，常往来江淮间，鬻书以给旅费。余以嘉庆七年，识山人于镇江，过从十余日。以余为能真知山人书，明年复于扬州相值，山人作太山之游，至九年秋，山人由山东至常州，过扬不入城。及十一月杪，晤阳湖今凤台知县李兆洛申耆，始知余与翰风同客扬州。翰风，编修弟也，余始闻山人名，自翰风。时山人得家书促归里，乃买舟回扬，访余于天心墩，而余适去东台。山人俟余至十二月初八，乃语翰风曰：“岁尽矣，去家尚千里，吾不及终待慎伯矣。”遂解缆。翌日而余至。山人归里不复出游，遂以明年十月卒于家，年六十有三岁。子尚玺（后更名传密）尚幼。山人书至夥，而少碑刻。有书百轴存于家，又有百轴付怀宁大观亭僧悟本。闻悟本守之甚慎，申耆亦藏山人各体书精良者二十帧，议勒石以永其传。
包世臣曰：余性嗜篆、分，颇知其意而未尝致力，至于真、行、稿、草之间，则不复后人矣。然吾见山人正书方寸以上者，简肃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余在镇江初识山人时，嘉定钱坫献之，阳湖钱伯坰鲁斯先生，皆与余为忘年交。献之自负其篆为直接少温，然与余同游焦山，见壁间篆书《心经》，摩挲逾时，曰：“此非少温不能作，而楮墨才可百年，世间岂有此人耶？此人而在，吾不敢复搦管矣。”及见山人，知《心经》为山人二十年前所作，乃摭其不合六书处以为诋。鲁斯故服山人篆分为绝业，及见其行草，叹曰：“此杨少师神境也。”遂因余以见山人，然鲁斯正行书名，自文清厌世，论者推为第一，而鲁斯执笔，则虚小指，以三指包管外，与大指相拒，侧豪入纸，助怒张之势，常谓永叔使指运而腕不知之论，为指腕皆不动，以肘来去，又谓作书无以指钩距之理，痛斥古今相承拨镫七字之说，意以山人篆法当同，乃藉山人以信其旨。及见山人作书，皆悬腕双钩，管随指转，与鲁斯法大殊，遂助献之诋山人尤力。私意所中，真识遂蒙。青云之交不渝终始，宜山人之痛哭于编修与文敏也。
删定吴郡《书谱序》
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骛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味钟、张之余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所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豪芒。而东晋士人，互相陶染，至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复闻疑称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绝，无所质问，设有所会，缄秘已深，遂令学者茫然莫知领要，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于累年，向规矩而犹远。图真不悟，习草将迷。假令薄解草书，粗传隶法，则好溺偏固，自阙通规。加以趋事适时，行草为要，题勒方幅，真乃居先。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至于伯英不真，点画狼藉；钟繇不草，使转纵横。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嗟乎！不入其门，讵窥其奥者也。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当仁者得意忘言，罕陈其要，企学者希风叙妙，虽述犹疏，不揆庸昧。辄效所明，庶欲宏既往之风规，导将来之器识，除繁去滥，睹迹明心者焉。至于诸家势评，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若乃崔、杜以来，萧、羊已往，代祀绵远，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业显，或凭附增价，身谢道衰，加以糜蠹不传，搜秘将尽，偶逢缄赏，时亦罕窥。其有显闻当代，遗迹见存，无俟抑扬，自标先后。复有龙蛇云露之流，龟鹤花英之类，巧涉丹青，工亏翰墨，异夫楷式，非所详焉。夫心之所达，不易尽于名言，言之所通，尚难形于纸墨。今撰执使转用之由，以袪未悟。执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转谓钩环盘纡之类是也，用谓点画向背之类是也。方复会其数法归于一途，举前贤之未及，启后学于成规，穷其根源，析其枝派，贵使文约理赡，迹显心通，披卷可明，下笔无滞。诡辞异说，非所详焉。今之所陈，务裨学者。右军之书，代多称习，良可据为宗匠。取立指归，试言其由，略陈数意，止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兰亭集序》《告誓文》，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致者也。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从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岂惟驻想流波，将贻啴喛之奏。驰神睢涣，方思藻绘之文，虽其目击道存，尚或心迷议舛。莫不强名为体，共习分区。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原夫所致，安有体哉！夫运用之方，虽由己出，规模所设，信属目前。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尝有好事，就吾求习，吾乃粗举纲要，随而授之，无不心悟手从，言忘意得，纵未穷于众术，断可极于所治矣。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逾妙，学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时。时然一变，极其分矣。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故以达夷险之情，体权变之道，亦犹谋而后动，动不失宜，时然后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子敬以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悬隔。考之即事，断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情性不一，乍刚柔以合体，忽劳逸而分驱。或恬憺雍容，内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耀峰芒，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贯似，况拟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犹疏，形骸未检，跃泉之态，未睹其妍，窥井之谈，已闻其丑，纵欲搪突羲、献，诬罔钟、张，安能掩当年之目，杜将来之口？慕习之辈，尤宜慎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劲疾，不能迅速，翻效迟重。夫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将反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终爽绝伦之妙。能速不速，所谓淹留。因迟就迟，讵名赏会。非夫心闲手敏，难以兼通者焉。假令众妙攸归，务存骨气。骨既存矣，而遒润加之，亦犹枝干扶疏，凌霜雪而弥劲，花叶鲜茂，与云日而相辉。如其骨力偏多，遒丽盖少，则若枯槎架险，巨石当路，虽妍媚云阙，而体质存焉。若遒丽居优，骨气将劣，譬夫芳林落蕊，空照灼而无依，兰沼漂蓱，徒青翠而奚托。是知偏工易就，尽善难求。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径挺不遒，刚很者又崛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穷变态于豪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怀楷则，自可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譬夫绛树青琴，殊姿共艳，隋珠和璧，异质同妍。何必刻鹤图龙，竟惭真体，得鱼获兔，犹吝筌蹄。闻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然后议于断割。语过其分，实累枢机。吾尝尽思作书，谓为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有误失，翻被嗟赏，既昧所见，尤喻所闻；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诮，余乃假之以缥缃，题之以古目，则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竞赏毫末之奇，罕议峰端之失。夫蔡邕不谬赏，孙阳不妄顾者，以其玄鉴精通，故不滞于耳目也。向使奇韵在爨，庸听惊其妙响；逸足伏枥，凡识知其绝群。则伯喈不足称，良乐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题扇，初怨而后请；门生获书机，父削而子懊。知与不知也。夫士屈于不知已，而申于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庄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之，则不足以为道也。”岂可执冰而咎夏虫哉！
自汉魏以来，论书者多，妍蚩杂糅，条目纠纷，或重述旧章，了不殊于既往，或苟兴新说，竟无益于将来，徒使繁者弥繁，阙者仍阙。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工用，名曰《书谱》，庶使一家后进，奉以规模；四海知者，或存观省。缄秘之旨，余无取焉。垂拱三年写记。
吴郡论真草，以点画使转分属形质情性，其论至精。盖点画力求平直，易成板刻，板刻则谓之无使转。使转力求姿态，易入偏软，偏软则谓之无点画。其致则殊途同归，其词则互文见意，不必泥别真草也。余近仿真草《千文》《争坐位》，见其下笔无不直者，乃知古人无论真草，皆遣以篆意，故形直而意曲，是为真曲。若求曲于形，失之转远。近悟如是，附记于末。道光戊申九月七日重校书此。
《艺舟双楫·卷六·论书二》译文及注释
暂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