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论贡赋》

贞观二年,太宗谓朝集使曰:“任土作贡,布在前典,当州所产,则充庭实。比闻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逾意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极为劳扰,宜改此弊,不得更然。”

贞观中,林邑国贡白鹦鹉,性辩慧,尤善应答,屡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还出于林薮。

贞观十二年,疏勒、朱俱波、甘棠遣使贡方物,太宗谓群臣曰:“向使中国不安,日南、西域朝贡使亦何缘而至?朕何德以堪之?睹此翻怀危惧。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乂安,自谓不减二主也。然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谏,以相匡弼。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贞观十八年,太宗将伐高丽,其莫离支遣使贡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谏曰:“莫离支虐杀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兴兵,将事吊伐,为辽东之人报主辱之耻。古者讨弑君之贼,不受其赂。昔宋督遗鲁君以郜鼎,桓公受之于大庙,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百官象之,又何诛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置诸大庙,其若之何?’夫《春秋》之书,百王取则,若受不臣之筐篚,纳弑逆之朝贡,不以为愆,将何致伐?臣谓莫离支所献,自不合受。”太宗从之。

贞观十九年,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盖苏文遣使献二美女,太宗谓其使曰:“朕悯此女离其父母兄弟于本国,若爱其色而伤其心,我不取也。”并却还之本国。

《贞观政要·论贡赋》译文及注释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从各地来朝廷进贡的使者说:“根据土地物产确定贡赋,以前已发布典章制度。本州所产,就充贡品。近来我听说有些都督、剌史追求声名,嫌本地的贡赋不好,就越境到外地寻求,各地相互仿效,成为习俗,这样做会劳民伤财。应该改掉这种弊病,以后不得再这么做了。”

贞观年间,林邑国向唐太宗进奉了白鹦鹉,这只鹦鹉非常聪明,能说很多人话,尤其善于应答,但它在应答之中,竟然经常流露出凄苦无助的言语来。唐太宗很怜悯它,把它交给使者,让使者将它放归于森林。

贞观十二年,西域的疏勒、朱俱波、甘棠国派使者向唐太宗进献特产。唐太宗对各位大臣说:“如果天下不安定,南方的日南、西域各国的朝贡使者怎么会源源不断进入京城呢?我何德何能,能得到这样的礼遇。近代以来,能够统一天下,拓宽疆域,安定边关的,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但秦始皇残酷暴虐,到他儿子那一代就灭亡了。汉武帝骄傲奢侈,国运几乎被断送。我挥剑克群雄,远方异族纷纷臣服,天下太平,自认为功业不逊于这两位帝王。但是这两个帝王最后都穷途末路,不能保全自己。因此,我每天都害怕国家有危难,不敢有丝毫懈怠。只希望各位大臣直言进谏,匡扶朝纲。如果只是一味地赞美功绩,隐瞒过失,满朝都是阿谀奉承的言辞,那么国家的危亡,就近在咫尺了。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将要攻打高丽,高丽官员莫离支泉盖苏文派使者向大唐进献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进谏说:“莫离支杀害了他的国君,为天下所不容,陛下出兵讨伐他,悼唁他们的亡君,是为百姓洗刷国君被杀的耻辱。古人讨伐杀害君主的罪人,是不会接受罪人的贿赂的。春秋时,宋国宋戴公的孙子送给鲁桓公郜国制造的鼎,鲁桓公接受了,把它放置在大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进谏说:‘国君应该弘扬道德,杜绝邪恶,可是大王却在助长邪恶,损害道德,把受贿的物品供奉在大庙之中,文武百官如果效仿,该以何种理由处死他们呢?周武王战胜了商朝,把商朝的九鼎迁移到属地,遭到伯夷等义士的责备,更何况把犯上作乱者贿赂的器物放置在大庙里呢?真不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春秋》这本书,是历代国君取法的典籍,如果接受不义臣子的物品和杀君的叛臣的贡奉,却不惩罚他们,该以何种理由向他们兴师问罪呢?我认为莫离支进献的白金不可接受。”唐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贞观十九年,高丽国王高藏和莫离支泉盖苏文派使者向唐太宗进献了两个美女,唐太宗对使者说:“我可怜这两个女子,她们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孤苦无依,如果因为爱她们的美色而使她们伤心,那我不会接受。”于是把二人送还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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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