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僧达、颜竣
王僧达，琅邪临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锡，质讷乏风采。太祖闻僧达蚤慧，召见于德阳殿，问其书学及家事，应对闲敏，上甚知之，妻以临川王义庆女。
少好学，善属文。年未二十，以为始兴王浚后军参军，迁太子舍人。坐属疾，于杨列桥观斗鸭，为有司所纠，原不问。性好鹰犬，与闾里少年相驰逐，又躬自屠牛。义庆闻如此，令周旋沙门慧观造而观之。僧达陈书满席，与论文义，慧观酬答不暇，深相称美。与锡不协，诉家贫，求郡，太祖欲以为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达亦不堪莅民。”乃止。寻迁太子洗马，母忧去职。兄锡罢临海郡还，送故及奉禄百万以上，僧达一夕令奴辇取，无复所余。服阕，为宣城太守。性好游猎，而山郡无事，僧达肆意驰骋，或三五日不归，受辞讼多在猎所。民或相逢不识，问府君所在，僧达曰：“近在后。”元嘉二十八年春，索虏寇逼，都邑危惧，僧达求入卫京师，见许。贼退，又除宣城太守，顷之，徙任义兴。
三十年，元凶弑立，世祖入讨，普檄诸州郡；又符郡发兵，僧达未知所从。客说之曰：“方今衅逆滔天，古今未有，为君计，莫若承义师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祸福，苟在有心，谁不响应，此策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义之徒，详择水陆之便，致身南归，亦其次也。”僧达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于鹊头，即命为长史，加征虏将军。初，世祖发寻阳，沈庆之谓人曰：“王僧达必来赴义。”人问其所以，庆之曰：“虏马饮江，王出赴难，见在先帝前，议论开张，执意明决，以此言之，其至必也。”
上即位，以为尚书右仆射，寻出为使持节、南蛮校尉，加征虏将军。时南郡王义宣求留江陵，南蛮不解，不成行。仍补护军将军。僧达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上初践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及为护军，不得志，乃启求徐州，曰：
臣衰索余生，逢辰藉业，先帝追念功臣，眷及遗贱，饰短捐陋，布策稠采，从官委褐，十有一载。早凭庆泰，脱亲盛明，而有志于学，无独见之敏，有务在身，无偏鉴之识，固不足建言世治，备辨时宜。窃以天恩不可终报，尸素难可久处，故猖狂芜谬，每陈所怀。
陛下孝诚发衷，义顺动物，自龙飞以来，实应九服同欢，三光再朗。而臣假视巷里，借听民谣，黎氓囗囗，未缔其感，远近风议，不获稍进，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载，譬之于今。当汉文之时，可谓藉已成之业，据既安之运，重以布衣菲食，忧勤治道，而贾谊披露乃诚，犹有叹哭之谏。况今承颠沛，万机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闻前达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渊通，亦当鉴之圣虑。
窃谓当今之务，惟在万有为己，家国同忧，允彼庶心，从民之欲。民有咨瘼之声，君表纳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无侈豫之情。又应官酌其才，爵畴其望，与失不赏，宁失不刑。至若枢任重司，籓捍要镇，治乱攸寄，动静所归，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适宜，无或定其出处。天下多才，在所用之。
臣非惟寄观世路，谬识其难，即之于身，详见其弊。何者？臣虽得免墙面，书不入于学伍，行无愆戾，自无近于才能，直以廕托门世，夙列荣齿。且近虽奔迸江路，归命南阙，竟何功效，可以书赏。而频出内宠，陛下绸缪数旬之中，累发明诏。自非才略有素，声实相任，岂可闻而弗惊，履而无惧。固宜退省身分，识恩之厚，不知报答，当在何期。夫见危致命，死而后已，皆殷勤前诰，重其忘生。臣感先圣格言，思在必效之地，使生获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禄，居重荣，衣狐坐熊，而无事于世者，固所不能安也。
今四夷犹警，国未忘战，辫发凶诡，尤宜裁防。间者天兵未获，已肆其轻汉之心，恐戎狄贪惏，犹怀匪逊。脱以神州暂扰，中夏兵饥，容或游魂塞内，重窥边垒。且高秋在节，胡马兴威，宜图其易，蚤为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报效，远近小大，顾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则虑之所办，情有不疑。若首统军政，董勒天兵，既才所不周，实诚亦非愿。陛下矜谅已厚，愿复曲体此心。护军之任，臣不敢处，彭城军府，即时过立。且臣本在驱驰，非希崇显，轻智小号，足以自安。愿垂鉴恕，特赐申奖，则内外荣荷，存没铭分。
上不许。僧达三启固陈，上甚不说。以为征虏将军、吴郡太守。期岁五迁，僧达弥不得意。吴郭西台寺多富沙门，僧达求须不称意，乃遣主簿顾旷率门义劫寺内沙门竺法瑶，得数百万。荆、江反叛，加僧达置佐领兵，台符听置千人，而辄立三十队，队八十人。又立宅于吴，多役公力。坐免官。
初，僧达为太子洗马，在东宫，爱念军人硃灵宝，及出为宣城，灵宝已长，僧达诈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为己子，改名元序，启太祖以为武陵国典卫令，又以补竟陵国典书令，建平国中军将军。孝建元年春，事发，又加禁锢。上表陈谢云：“不能因依左右，倾意权贵。”上愈怒。僧达族子确年少，美姿容，僧达与之私款。确叔父休为永嘉太守，当将确之郡，僧达欲逼留之，确知其意，避不复往。僧达大怒，潜于所住屋后作大坑，欲诱确来别，因杀而埋之。从弟僧虔知其谋，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刘瑀奏请收治，上不许。
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悦。顷之，上表解职，曰：
臣自审庸短，少阙宦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愿闲衡庐。先朝追远之恩，早见荣齿。曩者以亲贫须养，黾勉从禄，解褐后府，十有余旬。俄迁舍人，殆不朝直。实无缘坐阅宸宠，尸爵家庭，情计二三，屡经闻启，终获允亮，赐反初服。还私未用，又擢为洗马，意旨优隆，其令且拜，许有郡缺，当务处置。会琅邪迁改，即蒙敕往反神翰，慈诱殷勤，令装成即自随。灵宝往年沦覆长溪，因彼散失，仰感沉恩，俯铭浮宠。臣衅积祸并，仍丁艰罚，聊及视息，即蒙逮问，具启以奉营情事，负举猥多。赐莅宣城，极其穷踬。仲春移任，方冬便值虏南侵。臣忝同肺腑，情为义动，苦求还都，侍卫辇毂。至止之日，戎旗已搴。在郡虽浅，而贪得分了，方拂农衣，还事耕牧，宣城民庶，诣阙见请。尔时敕亡从兄僧绰宣见留之旨。暗疾寡任，野心素积，仍附启苦乞且旋任。还务未期，亡兄臣锡奄见弃背，启解奔赴，赐带郡还都，曾未淹积，复除义兴。
臣自天飞海泳，岂假鳞翼，徒思横施，与日而深。自处官以来，未尝有涓毫之积，羸疾暗疚，又无人一诺。而性狎林水，偏爱禽鱼，议其所托，动乖治要。故收崖敛分，无忘俄顷，实由有待难供，上装未立，东郡奉轻，西陕禄重。具陈蕲恳，备执初愿，气置江、湘远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粮药有寄。即蒙亮许，当赐矜擢。
遭逢厄运，天地崩离，世蒙圣朝门情之顾，及在臣身，复荷殊识，义虽君臣，恩犹父子。臣诚庸蔽，心过草木，奉讳之日，不觉捐身。单躯弱嗣，千里共气，继罹凶涂，动临危尽，生微朝露，不察如丝，信顺所扶，得获全济，再见天地，重睹三光。于时兄子僧亮等幽窘丑逆，尽室狱户，山川险阻，吉凶路塞，悠远之思，谁能勿劳。尝胆濡足，是其公愿，分心挂腹，实亦私苦。
幸属圣武，克复大业，宇宙廓清，四表靖晏。臣父子叔侄，同获泰辰，造情追寻，归骨之本，欲以死明心，误有余辰；情愿已展，避逆向顺，终古常节，智力无效，有何勋庸，而频烦恩荣，动逾分次。但忽病之日，不敢固辞，故吞诉于鹊渚，饮愧于新亭。及元凶既殄，人神获乂，端右之授，即具陈请。天慈优渥，每越常伦，南蛮、护军，旬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负，居常轻任，尚惧网墨，况参要内职，承宠外畿，其取覆折，不假识见。故披诚启诉，表疏相属，或乞轻高就卑，或愿以闲易要，言誓致苦，播于辞牍，诚知固陋，当触明科。去岁往年，累犯刑禁，理无申可，罪有恆典，虚秽朝序，惭累家业，臣甘其终，物议其尽。陛下弃其身瑕，矜其贵戚，迂略法宪，曲相全养。臣一至之感，口此何忘。利伊恩升，加以今位，当时震惊，收足失所，本忘闲情，不敢闻命。内虑于己，外访于亲，以为天地之仁，施不期报，再造之恩，不可妄属。故洗拂灰壤，登沐膏露，上处圣泽，下更生辰，合芳离蜕，遐迩改观。但偷荣托幸，忽移此岁，自见妨长，转不可宁，宜其沈放，志事俱尽。
伏愿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臣狂蔽未至，得于荣次自引，圣朝厚终始之惠，孤臣保不泯之泽。夫让功为高，臣无功而让；专素为美，臣荣采已积。以是求退，诚亦可愍。又妻子为居，更无余累，婢仆十余，粗有田入，岁时是课，足继朝昏。兼比日眩瞀更甚，风虚渐剧，凑理合闭，荣卫惛底，心气忡弱，神志衰散，念此根疵，不支岁月。公私诚愿，宜蒙谅许，乞徇余辰，以终琐运。白水皎日，不足为譬，愿垂矜鉴，哀申此请。
僧达文旨抑扬，诏付门下。侍中何偃以其词不逊，启付南台，又坐免官。顷之，除江夏王义恭太傅长史、临淮太守，又徙太宰长史，太守如故。大明元年，迁左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以归顺功，封宁陵县五等侯。二年，迁中书令。
先是，南彭城蕃县民高阇、沙门释昙标、道方等共相诳惑，自言有鬼神龙凤之瑞，常闻箫鼓音，与秣陵民蓝宏期等谋为乱。又要结殿中将军苗允、员外散骑侍郎严欣之、司空参军阚千纂、太宰府将程农、王恬等，谋克二年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宫门，晨掩太宰江夏王义恭，分兵袭杀诸大臣，以阇为天子。事发觉，凡党与死者数十人。
僧达屡经狂逆，上以其终无悛心，因高阇事陷之，下诏曰：“王僧达余庆所钟，早登荣观，轻险无行，暴于世谈。值国道中艰，尽室愿效，甄其薄诚，贳其鸿慝，爵遍外内，身穷荣宠。曾无在泮，食椹怀音，乃协规西楚，志扰东区，公行剽掠，显夺凶党，倚结群恶，诬乱视听。朕每容隐，思加荡雪，曾无犬马感恩之志，而炎火成燎原之势，涓流兆江河之形，遂脣齿高阇，契规苏宝，搜详妖图，觇察象纬。逮贼长临枭，余党就鞫，咸布辞狱牒，宣言虚市，犹欲隐忍，法为情屈。小丑纷纭，人扇方甚，矫构风尘，志希非觊，固已达诸公卿，彰于朝野。朕焉得轻宗社之重，行匹夫之仁。殛山诛邪，圣典所同，戮讽翦律，汉法攸尚。便可收付延尉，肃正刑书。故太保华容文昭公弘契阔历朝，绸缪眷遇，岂容忘兹勋德，忽其世祀，门爵国姻，一不贬绝。”于狱赐死，时年三十六。
子道琰，徙新安郡。前废帝即位，得还京邑。后废帝元徽中，为庐陵国内史，未至郡，卒。苏宝者，名宝生，本寒门，有文义之美。元嘉中立国子学，为《毛诗》助教，为太祖所知，官至南台侍御史，江宁令。坐知高阇反不即启闻，与阇共伏诛。
颜竣，字士逊，琅邪临沂人，光禄大夫延之子也。太祖问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大}得臣义，跃得臣酒。”
竣初为太学博士，太子舍人，出为世祖抚军主簿，甚被爱遇，竣亦尽心补益。元嘉中，上不欲诸王各立朋党，将召竣补尚书郎。吏部尚书江湛以为竣在府有称，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随府转安北、镇军、北中郎府主簿。二十八年，虏自彭城北归，复求互市，竣议曰：“愚以为与虏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尝拘制信义，用辍其谋。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亲之所招。历稔交聘，遂求国婚，朝廷羁縻之义，依违不绝，既积岁月，渐不可诬，兽心无厌，重以忿怒，故至于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后，华、戎隔判，若言互市，则复开曩敝之萌。议者不过言互市之利在得马，今弃此所重，得彼下驷，千匹以上，尚不足言，况所得之数，裁不十百邪。一相交关，卒难闭绝。寇负力玩胜，骄黠已甚，虽云互市，实觇国情，多赡其求，则桀慠罔已，通而为节，则必生边虞。不如塞其端渐，杜其觖望，内修德化，外经边事，保境以观其衅，于是为长。”
初，沙门释僧含粗有学义，谓竣曰：“贫道粗见谶记，当有真人应符，名称次第，属在殿下。”竣在彭城尝向亲人叙之，言遂宣布，闻于太祖。时元凶巫蛊事已发，故上不加推治。世祖镇寻阳，迁南中郎记室参军。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职，不许。赐假未发，而太祖崩问至，世祖举兵入讨。转谘议参军，领录事，任总外内，并造檄书。世祖发寻阳，便有疾，领录事自沈庆之以下，并不堪相见，唯竣出入卧内，断决军机。时世祖屡经危笃，不任咨禀，凡厥众事，竣皆专断施行。世祖践阼，以为侍中，俄迁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辞常侍，见许。封建城县侯，食邑二千户。
孝建元年，转吏部尚书，领骁骑将军。留心选举，自强不息，任遇既隆，奏无不可。其后谢庄代竣领选，意多不行。竣容貌严毅，庄风姿甚美，宾客喧诉，常欢笑答之。时人为之语曰：“颜竣嗔而与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
南郡王义宣、臧质等反，以竣普领军。义宣、质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宁县界，世祖大怒，免丹阳尹褚湛之官，收四县官长，以竣为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马江夏王义恭诸子为元凶所杀，至是并各产男，上自为制名，名义恭子为伯禽，以比鲁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名竣子为辟强，以比汉侍中张良之子。
先是，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及世祖即位，又铸孝建四铢。三年，尚书右丞徐爰议曰：“贵货利民，载自五政，开铸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国实，教立化光。及时移俗易，则通变适用，是以周、汉俶迁，随世轻重。降及后代，财丰用足，因条前宝，无复改创。年历既远，丧乱屡经，堙焚剪毁，日月销减，货薄民贫，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将至大乏。谓应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罚为品。”诏可。铸钱形式薄小，轮廓不成。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剪凿古钱，以取其铜，钱转薄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民吏官长坐死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
始兴郡公沈庆之立议曰：“昔秦币过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铸，改造榆荚，而货轻物重，又复乖时。太宗放铸，贾谊致讥，诚以采山术存，铜多利重，耕战之器，曩时所用，四民竞造，为害或多。而孝文弗纳，民铸遂行，故能朽贯盈府，天下殷富。况今耕战不用，采铸废久，熔冶所资，多因成器，功艰利薄，绝吴、邓之资，农民不习，无释耒之患。方今中兴开运，圣化惟新，虽复偃甲销戈，而仓库未实，公私所乏，唯钱而已。愚谓宜听民铸钱，郡县开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杂式，去其杂伪，官敛轮郭，藏之以为永宝。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今铸悉依此格。万税三千，严检盗铸，并禁剪凿。数年之间，公私丰赡，铜尽事息，奸伪自止。且禁铸则铜转成器，开铸则器化为财，翦华利用，于事为益。”
上下其事公卿，太宰江夏王义恭议曰：“伏见沈庆之议，‘听民私铸，乐铸之室，皆入署居。平其准式，去其杂伪’。愚谓百姓不乐与官相关，由来甚久。又多是人士，盖不愿入署。凡盗铸为利，利在伪杂，伪杂既禁，乐入必寡。云‘敛取轮郭，藏为永宝’。愚谓上之所贵，下必从之，百姓闻官敛轮郭，轮郭之价百倍，大小对易，谁肯为之。强制使换，则状似逼夺。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愚谓此条在可开许。又云‘今铸宜依此格，万税三千’。又云‘严检盗铸，不得更造’。愚谓禁制之设，非惟一旦，昧利犯宪，群庶常情，不患制轻，患在冒犯。今入署必万输三千，私铸无十三之税，逐利犯禁，居然不断。又云‘铜尽事息，奸伪自禁’。愚谓赤县内铜，非可卒尽，比及铜尽，奸伪已积。又云‘禁铸则铜转成器，开铸则器化为财’。然顷所患，患于形式不均，加以剪凿，囗铅锡众诉越耳。若止于盗铸铜者，亦无须苦禁。”
竣议曰：“泉货利用，近古所同，轻重之议，定于汉世，魏、晋以降，未之能改。诚以物货既均，改之伪生故也。世代渐久，弊运顿至，因革之道，宜有其术。今云开署放铸，诚所欣同。但虑采山事绝，器用日耗，铜既转少，器亦弥贵。设器直一千，则铸之减半，为之无利，虽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时施用’。是欲使天下丰财。若细物必行，而不从公铸，利己既深，情伪无极，私铸剪凿，尽不可禁。五铢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财货未赡，大钱已竭，数岁之间，悉为尘土，岂可令取弊之道，基于皇代。今百姓之货，虽为转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须臾自止，不足以垂圣虑。唯府藏空匮，实为重忧。今纵行细钱，官无益赋之理，百姓虽赡，无解官乏。唯简费去华，设在节俭，求赡之道，莫此为贵。然钱有定限，而消失无方；剪铸虽息，终致穷尽者。亡应官开取铜之署，绝器用之涂，定其品式，日月渐铸，岁久之后，不为世益耳。”
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竣又议曰：“议者将为官藏空虚，宜更改铸，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交弊，赈国纾民。愚以为不然。今铸二铢，恣行新细，于官无解于乏，而民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靡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间，其弊不可复救。其甚不可一也。今熔铸有顿得一二亿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岁暮税登，财币暂革，日用之费，不赡数月。虽权征助，何解乏邪？徒使奸民意骋，而贻厥愆谋。此又甚不可二也。民征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间，必生喧扰。远利未闻，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贫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况又未见其利，而众弊如此，失算当时，取诮百代乎！”
前废帝即位，铸二铢钱，形式转细。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鑢，如今之剪凿者，谓之耒子。景和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太宗初，唯禁鹅眼、綖环，其余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复并断，唯用古钱。
竣自散骑常侍、丹阳尹，加中书令，丹阳尹如故。表让中书令曰：“虚窃国灵，坐招禁要，闻命惭惶，形魂震越。臣东州凡鄙，生微于时，长自闾阎，不窥官辙，门无富贵，志绝华伍。直以委身垄亩，饥寒交切，先朝陶均庶品，不遗愚贱，得免耕税之勤，厕仕进之末。陛下盛德居蕃，总揽英异，越以不才，超尘清轨，奉躬历稔，劳效莫书，仰恃曲成之仁，毕愿守宰之秩。岂期天地中阕，殷忧启圣，倚附兴运，擢景神涂，云飞海泳，冠绝伦等，曾未三期，殊命八萃。详料赏典，则臣不应科；瞻言勤良，则臣与侔贵。方欲诉款皇朝，降阶盛序，微已国言，少彻身谤，而制书猥下，爵树弥隆。臣小人也，不及远谋，宠利之来，何能居约，徒以上渎天明，下汨彝议，灾谪之兴，惧必在迩。今之过授，以先微身，苟曰非据，危辱将及，十手所指，谕等膏肓，所以寤寐兢遽，维萦苦疾者也。伏愿陛下察其丹诚，矜其疾愿，绝会收恩，以全愚分，则造化之施，方兹为薄。”见许。时岁旱民饥，竣上言禁饧一月，息米近万斛。复代谢庄为吏部尚书，领太子左卫率，未拜，丁忧。起为右将军，丹阳尹如故。
竣藉蕃朝之旧，极陈得失。上自即吉之后，多所兴造，竣谏争恳切，无所回避，上意甚不说，多不见从。竣自谓才足干时，恩旧莫比，当赞务居中，永执朝政，而所陈多不被纳，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时旨。大明元年，以为东扬州刺史，将军如故。所求既许，便忧惧无计。至州，又丁母艰，不许去职，听送丧还都，恩待犹厚，竣弥不自安。每对亲故，颇怀怨愤，又言朝事违谬，人主得失。及王僧达被诛，谓为竣所谗构，临死陈竣前后忿怼，每恨言不见从。僧达所言，颇有相符据。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之曰：
臣闻人臣之奉主，毁家光国，竭情无私；若乃无礼陵人，怙富卑上，是以王叔作戒，子晰为戮。未有背本塞原，好利忘义，而得自容盛世，溷乱清流者也。右将军、东扬州刺史建城县开国侯颜竣，因附风云，谬蒙翼长，天地更造，拔以非次。圣朝亲揽，万务一归，而窥觇国柄，潜图秉执。受任选曹，驱扇滋甚；出尹京辇，形势弥放。传诏犯宪，旧须启闻，而竣以通诉忤己，辄加鞭辱，罔顾威灵，莫此为甚。严诏屡发，当官责效，竣权恣不行，怨怼弥起，怀挟奸数，苞藏阴慝。预闻中旨，罔不宣露，罚则委上，恩必归己，荷遇之门，即加谤辱，受谴之室，曲相哀抚。翻戾朝纪，狡惑视听，肋惧上宰，激动闾阎。末上虑闻，内怀猜惧，伪请东牧，以卜天旨。既获出蕃，怨詈方肆，反脣腹诽，方之已轻。且时有启奏，必协奸私，宣示亲朋，动作群小。
前冬母亡，诏赐还葬，事毕不去，盘桓经时。方构间勋贵，造立同异。又表示危惧，深营身观，曲访大臣，虑不全立，遂以己被斥外，国道将颠，衅积怀抱，恶穷辞色。兼行阙于家，早负世议，逮身居崇宠，奉兼万金，荣以夸亲，禄不充养。宿憾母弟，恃贵辄戮，天伦怨毒，亲交震骇。凡所莅任，皆阙政刑，辄开丹阳库物，贷借吏下。多假资礼，解为门生，充朝满野，殆将千计。骄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监解见钱，以供帐下。宾旅酣歌，不异平日，街谈道说，非复风声。
竣代都文吏，特荷天私，弃瑕录用，豫参要重，劳无汗马，赏班河、山，出内宠灵，逾越伦伍。山川之性，日月弥滋，溪壑之心，在盈弥奢，虎冠狼贪，未足为譬。今皇明开耀，品物咸亨，伤俗点化，实唯害焉，宜加显戮，以彰盛化。请以见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须事御收付廷尉法狱罪。
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频启谢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诏答曰：“宪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荣遇，故当极此，讪讦怨愤，已孤本望，乃复过烦思虑，惧不自全，岂为下事上诚节之至邪！”及竟陵王诞为逆，因此陷之。召御史中丞庾徽之于前为奏，奏成，诏曰：“竣孤负恩养，乃可至此。于狱赐死，妻息宥之以远。”子辟强徙送交州，又于道杀之。竣文集行于世。
史臣曰：世祖弱岁监蕃，涵道未广，披胸解带，义止宾僚。及运钟倾陂，身危虑切，擢胆抽肝，犹患言未尽也。至于冯玉负扆，威行万物，欲有必从，事无暂失。既而忧欢异日，甘苦变心，主挟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报，上赏已行；同舟之虑，下望愈结。嫌怨既萌，诛责自起。竣之取衅于世，盖由此乎？为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其报，虽求颠陷，不可得也。
《宋书·卷七十五》译文及注释
王僧达，琅玡郡临沂人，是太保王弘的小儿子。他哥哥王锡朴实无华。文帝听说僧达早熟，在德阳殿召见了他，问他的书法，读过的书和家庭等事。王僧达回答得从容闲雅，文帝非常喜欢，让他娶了临川王刘义庆的女儿。
僧达少年时代喜欢读书，很善写文章，年纪不到二十被选为始兴王刘浚后军参军，再升太子舍人。因为有病，在杨列桥看人斗鸡，被有关官员弹劾，得到宽大处理。他喜欢追鹰走狗，常和大街小巷的小孩子共同骑马游玩，又亲自屠杀耕牛。刘义庆听说这些，叫他身边和尚慧观察访王僧达，观察他的表现。王僧达在整个床上摆满了书，和慧观谈论文章艺术，慧观简直有些对答不上，非常赞叹。僧达和他哥哥王锡关系不好，对皇上说自己家庭非常贫困，要求当一郡太守。文帝想让他当秦郡太守，吏部郎庾炳之说：“王弘的儿子不宜当郡太守，王僧达也不能治理人民。”这事便作罢了。不久升任太子洗马，母亲去世离职了一段时间，他哥哥王锡从临海郡罢官回来，送回俸禄和其他钱物一百多万。王僧达一天夜晚叫奴婢们用车子装走，一点也没有剩下。为母亲守孝三年结束，又当宣城太守，他喜欢游览和打猎，因为郡里没有什么事，僧达便任意驰骋，东游西逛，有时三五天不回郡，接受百姓的诉讼多半在打猎的地方，有时与他不认识的老百姓相遇，百姓问他太守在哪儿，王僧达说：“就在后面附近。”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春，魏军侵略宋国，首都面临危险，王僧达请求回京参加防卫，得到同意，敌人退走，又任宣城太守。在这以后，再转任义兴太守。
文帝三十年（453），刘邵杀了文帝，孝武帝回军讨伐，给各州各郡下了檄文。王僧达不知道应该站在哪一边，他手下的一个谋士说：“当今刘邵杀文帝，罪恶滔天，古来没有第二件的，为太守您作考虑，不如接受讨伐之师的命令，再移告其他各郡，使能说会道的人告诉他们利害关系，任何有见识的人，都会响应，这是上策；如果此策不能执行，可以选择部分忠诚的部下，巧妙选择水上陆地的途径，亲自回到南边起义部队，也算是中策了。”僧达于是从山间小路投身南方，在鹊头遇上孝武帝，孝武帝马上叫他当长史，加号征虏将军。当初孝武帝从寻阳出发，沈庆之对众人说：“王僧达一定会参加义师。”别人问为什么，沈庆之说：“魏人的骑兵打到江边，王僧达奔来赶赴国难，看见他在先帝面前，议论正直，执意坚决，凭这来看，他必定要来的。”
孝武做皇帝，让他当尚书右仆射，不久又外出为使持节，南蛮校尉，加号征虏将军。当时南郡王刘义宣请求留在江陵，加上南蛮骚扰不停，所以王僧达没有到任。还是补任护军将军。王僧达凭着他的家庭出身和自己的才能，认为自己当世无双。孝武刚当皇帝，他便居高位，只过一二年，便想当宰相。等到只当护军将军，王僧达非常不高兴，于是他请调任徐州当刺史，写了一篇上奏，说：
“臣下我衰老余年，遇着好时光，借着先人的功绩，先帝记念功臣，恩德到了遗少的头上，使我能修饰自己的缺点，陈述自己的计策谋划，任职当官已有十一年了。早年逢着先帝的恩泽，近年遇着皇上的英明，我一直想多看些书，但没有独特的见解，加上公务在身，没多大见识，自然不能够贡献出伟大策略，建立非凡功勋，评论朝政的好坏。我以为这样皇恩终究不能被报答，不应该长期占着官位，所以我要放肆一下，陈述自己的想法。
“陛下天生诚信敬天，仁义感人，自即位以来，确实是普天同乐，天地人民重见光明，但臣下我住在小街巷里的，有时听到一些民间谣言，这是因老百姓愚昧无知，没有亲受皇上的恩惠，所以有这样的评论。这些不被告诉皇上，这是我日夜不安、痛心疾首的原因。臣子这里用前代的事比喻今天，在汉文帝的时候，可谓凭借先人的基业，占据安宁的国家，加上文帝本人生活俭朴，日夜尽心朝政，但贾谊却坦露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说当时的现状令人叹息流泪。况且今日国家刚经历动乱，朝政刚刚开始，皇恩还未遍及四方，信义还没有被所有人了解。臣子又听说前人的话，天下国家，是最贵重的神器，一旦安定不可一下子动摇，一旦动摇也不能一下子安定，陛下聪明神圣，一定非常明白这一点。
“我以为今日最急需做的，只在为万民着想，既考虑国家又考虑家庭，让百姓高兴，顺从人民的意愿。人民请求拯救，皇上就要去拯救。小民过穷苦的生活，上面的便不应该奢侈无度，另外选拔官员应根据他的才能，官位封赏根据他的威望，与其惩罚得太多，不如赏赐多一些。至于朝廷重官、藩镇大将，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朝政的好坏，社会风气的健康正常与否，关键在于有些人应该撤换，有些人应该任用。天下到处都有有本领的人，关键在于怎样用他们。
“臣下思念自己在社会上闯了一些年，偶然知道一些艰难，特别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尤其了解。为什么呢？臣子我虽然没有什么过错，但文章还不能进入前列，品行没有什么不肮脏的，但也没有什么显眼卓著的，只因家门余荫，早当高官。况且前年逃到陛下那里，投诚到起义军队，到底有什么功劳而获得赏赐，反而多次受到朝廷的恩宠呢？陛下在几个月内非常关心我，并多次下诏书表扬。如果不是自己才能出众、功勋卓著、名副其实，怎么能见到了不担心，被宠爱了不害怕？应该回家检讨自己。既然受到如此的大恩，该如何报答。臣下看到皇上的灾难，应该以身殉国，视死如归，这都是过去书上说得很清楚的，特别是那些取义舍生的人物尤其如此，臣下深思先贤的话，常想在哪个地方报恩皇上，使自己活着能实现心愿，死得其所。如果让我得到重重的俸禄，占据光荣的职务，穿着狐皮衣服，坐着熊皮椅子，但无补于朝廷，确实内心不安。当今敌国正虎视耽耽，为了国家免除战争和种种祸乱，对它们都应有所防备，前一段时间老天还不讨厌战乱，胡人轻兵南犯，戎狄贪心不厌，常常想乘我国的空隙。如果敌人给我国带来骚乱，中原战火频繁，或者敌人远去，又来侵略边疆，加上秋高马肥，胡马南来，应早早准备，不致敌人抓住机会。臣下每日要想几遍，常想怎样报答国家，不论大小，只要有机会，哪怕是偏远的地方，如果能有用武之地，则必定尽力而为。至于经管军事和行政事务，主管国家军队，是我才能不能胜任的，也是我内心不愿意做的。陛下了解我的情况，我不敢当。至于彭城军府中事务，希望皇上托付给我。况且我本来就是皇上使唤的，不希望宰相的职务，只想当一州刺史，则我一定安心，愿陛下明白我的心，一定同意我的请求，那么里外都很满意，我将永远铭记您的恩德。”
孝武帝又不同意，王僧达三次上疏，孝武帝不高兴了。让他当了征虏将军、吴郡太守，一年之内，五次贬官，僧达更加不得意。
吴郡城西西台寺里面有很多很富的和尚，王僧达屡次派人向寺中索要财物，派主簿顾旷带手下壮士拦劫寺里的和尚竺法瑶，搞到了几百万。荆州和江州反叛时，朝廷允许王僧达增加手下士兵一千人，但王僧达却建立三十个小队，每队八十人，共二千四百人。又在吴郡建立自己的豪华住宅，多次使用当地公家壮丁。因此事被免官。当初王僧达当太子洗马官，在东宫里服务，喜爱一个士兵叫朱灵宝的，在出任宣城太守时，灵宝已长大成人，王僧达伪装灵宝已经死亡，让灵宝顶替宣城左永之的名额，再注籍为自己的儿子。为灵宝改名元序。启告文帝用灵宝为武陵国典卫令，再用他为竟陵国典书令，建平国中军将军。孝建元年（454）春天，事情暴露。他便被禁锢起来。王僧达上疏认错说：“这些都是因为我不能依顺陛下左右的人，谄媚当权人物所致。”孝武帝更加愤怒，王僧达族侄王确是个青年人，长相非常好，王僧达和他很相好，王确的叔父王休当永嘉太守，将带王确到那里去，僧达逼迫他留下，王确知道他的打算，避而不见。王僧达大怒，暗地在自己屋后挖了一个坑洞，想引诱王确来话别，乘机杀死他埋掉。他堂弟王僧虔知道这个阴谋，痛骂他，他才作罢。御史中丞刘王禹上疏请逮捕王僧达治罪。孝武没同意。
孝武帝三年（456），他调任太常官职，王僧达尤其不快活，过些时候，上疏请解除职务。疏文说：
“我自己反省自己，觉得才能低下，青年时代缺少从政经验，加上过去常发病，几年中病得很厉害。平生的主要心愿，是想闲居家园。先帝追思先人的功劳，让我过早地得到荣誉。以前我也认为穷困的亲戚需要赡养，所以改变平生的打算，进入官场，有一年多。不久又升任太子舍人，几乎不需要在宫里值班，然而，我确实没有什么功劳享受先皇恩宠，无功受禄，所以自己反复思想，多次启禀皇上，终于被允许，让我复归家园。不久，又被推荐为太子洗马，可谓皇恩优厚。当拜官的时候，说有一郡缺一太守，应该有人去做。恰遇琅王牙王改换官职，即被皇上命令作文书，殷勤宠待，叫我准备好随从他。灵宝往年散失在长溪，上感皇恩深恩大德，低头铭记光荣的恩宠。但臣下突然灾难降临，姑且看视关心灵宝，便被逮捕拷问，我当时详细地上奏事情的经过。在宣城任上，极为紧张，二月份到官，冬天便遇到魏人向南侵略，臣下惭愧，作为皇上信任的大臣，深感要报答皇上的厚恩，要求从那里回来，保卫宫城。当我回来时，我军已赶走了敌人，我在宣城时间不长，所得的俸禄已用完了，正准备穿上农民的衣服，回家种地，但宣城的人民到首都来请求我再回宣城。那时皇上下了命令，和我的已死的堂兄僧绰都让我留在京城，但我多病不能做什么大事，粗野无知，又上疏苦苦哀求再次回任宣城，还未回去，我的哥哥王锡突然去世，我请求回家奔丧，皇上允许我以郡守的身份回到首都，时间不长，又调我任义兴太守。臣下自皇上即位以来，凭着皇上的恩德，想多为朝廷效劳，建立一些功业。但从任职以来，却没有做出一点成绩，患病已久，更没有值得别人赞扬的地方。反而生性喜欢游山玩水，喜欢养鸡钓鱼，说到做官的道理，总是不得要领，所以只能安分守己，时刻谨慎，确实是由于有些亲戚需要供养，某些衣服还未准备，东边的郡太守俸禄太轻，西州刺史的收入较多的缘故。并且当时反复的陈述我的情况，和开始时的想法一样，请求委任江湘远州刺史，以便一二年中，弄些积蓄，为的是退休时候，粮食和药物能得到保证。皇上同意我的请求，我马上就得到提拔。
“恰巧此时叛乱顿起，天下动荡，我想我的家一贯承蒙皇家大恩，而对于我本身，再次授以高位，皇上和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简直是父子一般，我诚然无知少能，但和草木相比却要有情得多，知道什么叫感恩戴德。听说先帝被弑，简直像自己被杀了一般，我和我的小儿子，千里兼程南奔，路上的千难万险，常常使我们陷于绝境，在那时生命简直像朝晨的露水一样容易被消灭，如蚕丝一样有可能被斩断，幸好老天爷帮助正义的人，我们终于战胜这些困难，再见皇上，重见天日。而且当时我哥的儿子王僧亮等被元凶刘邵所抓，全家被投入监狱，即使想救护他们，但关山万里！心中常想念亲人，叫人怎么不痛心。卧薪尝胆，是为臣的职责，但心里想念亲人，也是我的一片苦心。
“可喜的是皇上圣武，重建秩序，平定四海，天下安宁。我家父子叔侄，同时获得解放，思念所以获得这样结局，我们得以保全躯体，全仗皇恩。希望自己用死效忠皇上以表忠心，根本没想到还留有残余生命。我们的心愿得以实现，背弃反逆，心向正义，那是从古来的应该坚守的节操，但是我们在这活动中并没有贡献什么智力，更谈不上什么功劳，但却多次蒙受皇上的恩德，而且常常比通常的还要优厚。只因那时我正患病，不敢坚决推辞，所以心中非常惭愧，一则在鹊头没有立功，二则没有在新亭建立勋业。到了元凶刘邵被处死，人民神灵获得平安，我请求给自己免去崇高显赫的官职，但皇恩深厚，每每让我做更高更大的官，南蛮校尉，护军将军，旬月间便授予给我。我内心反省自己，这样的官也许会使我不称职，即使我做一个不重要的官职，还怕犯错误，况且是朝中显要官职，是受皇上重视的外藩大官，像我这样的人去担任，定然要辜负期望，即使没什么见识的人也是知道的。所以我多次上告皇上我的实际想法，奏章一篇接着一篇，或者请求辞掉高官，愿当小官，或者愿意做闲官而不想做有实权的官，并且表达心中的真诚愿望，我上奏的文章处处都是这些话。本来我知道这种不识抬举、消极退避行为，必定会触犯法律。去年前年，我多次违犯纪律，本当不能得到宽容，因为任何罪行都应受到惩罚，我不断给朝廷抹黑，更惭愧我的家风。我甘心受到最后的裁决，使别人得以实现他们的心愿。皇上忘掉我身上的过错，可怜我的家门，没有以法律惩罚我，反而尽量保护我，我深深感激皇上的大恩，说到这些怎么能忘掉。皇上又开恩让我获得好处，并且赏赐我今天的官位。当时深感皇上仁惠之恩，手足无措，忘乎所以，不敢接受任命。经过内心反复考虑，加上询访亲戚，认为这是皇上天地般的仁恩，施舍了不要求报答。使我再生的恩德，不应轻易推辞。所以我改掉过去的缺点，改邪归正，对上则为的得皇上照顾，对下的则是保住小人的生命，脱胎换骨，彻底改造。尽管如此我仍不过是蒙受皇恩苟安岁月，到了今年，仍发觉自己无益于朝廷，心中不安，觉得我应该被贬斥，不应有再起的机会。
“臣下我深深希望皇上秉承生成万物的伟大品德，加上成人之美的心意，趁我狂乱还未显露的时候，让我能在光荣时引退，这样朝廷便成就前后的恩惠，小臣我保住好处不消失，辞让功劳是一种高尚品格，但我没有什么功劳，保持朴素是一种了不起的行为，但我获取荣华已经很多。所以希望退休，这个愿望确实值得同情，又加上妻子儿女们和我住在一起，再没其他的累赘，婢女仆从十来人，每年有些收入，逢年过节有一些租税，足以维持生命，加上近来头晕越来越厉害，风寒虚症更加严重，毛孔闭塞不通，营卫经脉更加不畅，心神虚弱，神态衰疲，想我这个身体状况，恐怕坚持不了几年。总之，以国家以个人双方角度看，我的退休请求应该被允许，让我剩下的岁月得以安度。白水在下，明日在上，也没有我的誓言坚决。我希望皇上理解我，同意我的这个请求。”
王僧达文章有怨气，孝武帝下诏书把它送给门下省，侍中何偃因他的文章不恭敬，请求送他到南台御史处理，所以王僧达又被免除官职。
不久，王僧达被任命为江夏王刘义恭太傅长史，临淮太守，又转官太宰长史，太守官职如旧。大明元年（457），升官左卫将军，兼任太子中庶子，又因归顺的功劳，封宁陵县五等侯，大明二年（458）升官中书令。
开始时候，南彭城蕃县人高阇和尚释昙校、道方等相互欺骗蛊惑，吹嘘自己有招致神仙鬼神获得龙凤的吉祥征兆的能力，说他们常听到箫声和锣鼓的声音，他们和秣陵百姓蓝宏期等打算造反，又结交殿中将军苗允，员外散骑侍郎严颂之，司空参军阚千纂，太宰府将领程农，王恬等。打算在大明二年八月一日夜晚起兵攻打宫门，早晨突袭太宰江夏王义恭，再兴兵杀掉各个大臣，让高..做天子。事情不久便败露了，所有参与的几十个人都被处死。王僧达多次猖狂犯上，孝武帝认为他终究不会改变，便利用高..的事报复他，下了一道诏书说：“王僧达凭借祖宗余萌，很早便当了大官，轻狂阴险，品行不端，被世人广泛地谈论。恰遇国家中间的动乱，他们全家效忠皇室，朝廷记住他的一点忠诚，原谅他的大错误，给他的全家大小亲戚封官晋爵，他本人蒙受巨大的恩宠。他竟不以职务为意，拿公家的俸禄而有怨言，想得到荆州的刺史官职，打算搞乱扬州地界，公开地派人抢夺，比凶贼还坏，结交反贼，败坏社会风气。我每每宽容他这些罪行，希望他洗去旧恶，谁知他根本没有犬马那样报答主人恩德的胸怀。以致小火成燎原之势，小溪变成江河的规模，于是和高..等结好苏宝，寻找造反的征兆，观察天变的迹象。等到反贼们被处死，胁从们被审讯，都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时，而王僧达不说实话，想隐瞒他的罪行，希望法官为他开脱。小人不安分守己，经人煽动便是不老实，在人群制造矛盾，他心中怀有巨大野心，一向为朝中大臣们所熟悉，被市民们知晓；我怎么能不以祖宗大业为重，不对他绳之以法。舜帝杀斩邪恶的人，被古书所称道，处死那些图谋不轨的人，被汉代法律所遵循。现在可以把他交给法庭，验明正身绑赴刑场。前太保华容文昭公王弘立功前朝，为先帝等眷顾，怎么能忘掉这些大功，忘掉他的祭祀。王僧达家人亲戚，一律不相关。”在狱中赐王僧达自杀，当时三十六岁。
王僧达的儿子道琰，贬谪到新安郡，前废帝即位，得以回到京城，后废帝元徽中，任庐陵国内史，还未到任，便去世了。
苏宝，名宝生，本来出身贫民家庭，能作一些文章，元嘉年中建立国子学（太学），当“毛诗”助教，被文帝所欣赏，官至南台侍御史、江陵县令，因为知道高阇谋反没有上告，和高阇同时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