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绰
苏绰字令绰，武功人，魏侍中则之九世孙也。累世二千石。父协，武功郡守。
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筭术。从兄让为汾州刺史，太祖饯于东都门外。临别，谓让曰：“卿家子弟之中，谁可任用者？”让因荐绰。太祖乃召为行台郎中。在官岁余，太祖未深知之。然诸曹疑事，皆询于绰而后定。所行公文，绰又为之条式。台中咸称其能。后太祖与仆射周惠达论事，惠达不能对，请出外议之。乃召绰，告以其事，绰即为量定。惠达入呈，太祖称善，谓惠达曰：“谁与卿为此议者？”惠达以绰对，因称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闻之久矣。”寻除著作佐郎。属太祖与公卿往昆明池观渔，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太祖乃召绰。具以状对。太祖大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既有口辩，应对如流。太祖益喜。乃与绰并马徐行至池，竟不设网罟而还。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诘朝，谓周惠达曰：“苏绰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自是宠遇日隆。绰始制文案程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
大统三年，齐神武三道入寇，诸将咸欲分兵御之，独绰意与太祖同。遂并力拒窦泰，擒之于潼关。四年，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封美阳县子，邑三百户。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伯，增邑二百户。十年，授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
太祖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故绰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临下国，论其尊贵，并古之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称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虽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体，先当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净，则思虑妄生。思虑妄生，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是非谬乱。是非谬乱，则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也，乃欲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心和志静，则邪僻之虑，无因而作。邪僻不作，则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则彼下民孰不从化。是以称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故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然后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训其民。是以其人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行矣。其二，敦教化，曰：
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异于木石，不同禽兽，故贵之耳。然性无常守，随化而迁。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浮薄者，则衰弊之风；质直者，则淳和之俗。衰弊则祸乱交兴，淳和则天下自治。治乱兴亡，无不皆由所化也。
然世道雕丧，已数百年。大乱滋甚，且二十岁。民不见德，唯兵革是闻；上无教化，惟刑罚是用。而中兴始尔，大难未平，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凡百草创，率多权宜。致使礼让弗兴，风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赋差轻，衣食不切，则教化可修矣。凡诸牧守令长，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贵能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中迁于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化也。然后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此之谓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谓要道也。
其三，尽地利，曰：
人生天地之间，以衣食为命。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欲使民兴行礼让者，此犹逆阪走丸，势不可得也。是以古之圣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后教化随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于地利尽。地利所以尽者，由于劝课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长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劝教，然后尽其力。诸州郡县，每至岁首，必戒敕部民，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及布种既讫，嘉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于室，若此之时，皆宜少长悉力，男女并功，若援溺、救火、寇盗之将至，然后可使农夫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功。若有游手怠惰，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勤事业者，则正长牒名郡县，守令随事加罚，罪一劝百。此则明宰之教也。
夫百亩之田，必春耕之，夏种之，秋收之，然后冬食之。此三时者，农之要也。若失其一时，则谷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时不务省事，而令民废农者，是则绝民之命，驱以就死然。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民种桑、植果，艺其菜蔬，修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老之具。夫为政不欲过碎，碎则民烦；劝课亦不容太简，简则民怠。善为政者，必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故诗曰：“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求。”如不能尔，则必陷于刑辟矣。
其四，擢贤良，曰：
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独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国，置臣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
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废性行之浇伪。若门资之中而得贤良，是则策骐骥而取千里也；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是则土牛木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是则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为人宝也；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悦目一时，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冢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于公卿之冑乎。由此而言，观人之道可见矣。
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艺而以正直为本者，必以其材而为治也；若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将由其官而为乱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将求材艺，必先择志行。其志行善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者，则去之。
而今择人者多云“邦国无贤，莫知所举”。此乃未之思也，非适理之论。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兴，不降佐于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务。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晋无假萧、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岂有万家之都，而云无士，但求之不勤，择之不审，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尽其材，故云无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万人之英曰隽。”今之智效一官，行闻一邦者，岂非近英隽之士也。但能勤而审察，去虚取实，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则民无多少，皆足治矣。孰云无贤！
夫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名骥未驰，与驽马相杂。及其剖而莹之，驰而试之，玉石驽骥，然后始分。彼贤士之未用也，混于凡品，竟何以异。要任之以事业，责之以成务，方与彼庸流较然不同。昔吕望之屠钓，百里奚之饭牛，宁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败，当此之时，悠悠之徒，岂谓其贤。及升王朝，登霸国，积数十年，功成事立，始识其奇士也。于是后世称之，不容于口。彼瑰伟之材，不世之杰，尚不能以未遇之时，自异于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后用，是千载无太公；必待夷吾而后任，是百世无夷吾。所以然者，士必从微而至着，功必积小以至大，岂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达也。若识此理，则贤可求，士可择。得贤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则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
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故语曰：“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清浊之由，在于官之烦省。案今吏员，其数不少。昔民殷事广，尚能克济，况今户口减耗，依员而置，犹以为少。如闻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扰乱细民，甚为无理。诸如此辈，悉宜罢黜，无得习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须善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夫正长者，治民之基。基不倾者，上必安。
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
起于居家，至于乡党，访其所以，观其所由，则人道明矣，贤与不肖别矣。率此以求，则庶无愆悔矣。
其五，恤狱讼，曰：
人受阴阳之气以生，有情有性。性则为善，情则为恶。善恶既分，而赏罚随焉。赏罚得中，则恶止而善劝；赏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民无所措手足，则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狱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听，参之以证验，妙睹情状，穷鉴隐伏，使奸无所容，罪人必得。然后随事加刑，轻重皆当，赦过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礼律，无不曲尽人心，远明大教，使获罪者如归。此则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识，推理求情，时或难尽。唯当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务求曲直，念尽平当。听察之理，必穷所见，然后栲讯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随事断理，狱无停滞。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残暴，同民木石，专任捶楚。巧诈者虽事彰而获免，辞弱者乃无罪而被罚。有如此者，斯则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当勤于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条，则刑所不赦。又当深思远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与杀无辜，宁赦有罪；与其害善，宁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宁滥舍有罪，不谬害善人也。今之从政者则不然。深文巧劾，宁致善人于法，不免有罪于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杀人也，但云为吏宁酷，可免后患。此则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奸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贵物，一死不可复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诬，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将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来，设五听三宥之法，着明慎庶狱之典，此皆爱民甚也。凡伐木杀草，田猎不顺，尚违时令，而亏帝道；况刑罚不中，滥害善人，宁不伤天心、犯和气也！天心伤，和气损，而欲阴阳调适，四时顺序，万物阜安，苍生悦乐者，不可得也。故语曰，一夫吁嗟，王道为之倾覆，正谓此也。凡百宰守，可无慎乎。
若有深奸巨猾，伤化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故为背道者，杀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识此二途，则刑政尽矣。
其六，均赋役，曰：
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明先王必以财聚人，以仁守位。国而无财，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来，皆有征税之法。虽轻重不同，而济用一也。今逆寇未平，军用资广，虽未遑减省，以恤民瘼，然令平均，使下无匮。夫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故圣人曰：“盖均无贫。”
然财货之生，其功不易。织纴纺绩，起于有渐，非旬日之间，所可造次。必须劝课，使预营理。绢乡先事织纴，麻土早修纺绩。先时而备，至时而输，故王赋获供，下民无困。如其不预劝戒，临时迫切，复恐稽缓，以为己过，捶扑交至，取办目前。富商大贾，缘兹射利，有者从之贵买，无者与之举息。输税之民，于是弊矣。
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民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奸而民怨。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太祖甚重之，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
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
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其词曰：
惟中兴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会于王庭。柱国泰洎群公列将，罔不来朝。时乃大稽百宪，敷于庶邦，用绥我王度。皇帝曰：“昔尧命羲和，允厘百工。舜命九官，庶绩咸熙。武丁命说，克号高宗。时惟休哉，朕其钦若。格尔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将丕命女以厥官。”
六月丁巳，皇帝朝格于太庙，凡厥具僚，罔不在位。
皇帝若曰：“咨我元辅、群公、列将、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灵命，稽于先王之典训，以大诰于尔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创我皇基。烈祖景宗，廓开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诞敷文德，龚惟武考，不霣其旧。自时厥后，陵夷之弊，用兴大难于彼东丘，则我黎人，咸坠涂炭。惟台一人，缵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识攸济。是用稽于帝典，揆于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彝训，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鉴叡圣，植元后以乂之。惟时元后弗克独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恤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体，各勤攸司，兹用克臻于皇极。故其彝训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国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职。嗟夫，后弗艰厥后，臣弗艰厥臣，于政何弗斁，呜呼艰哉！凡尔在位，其敬听命。”皇帝若曰：“柱国，唯四海之不造，载繇二纪。天未绝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锡我以元辅。国家将坠，公惟栋梁。皇之弗极，公作相。百揆諐度，公惟大录。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龛暴除乱，下绥我苍生，旁施于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吕，说之相丁，用保我无疆之祚。”
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谐六职。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众，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时三事，若三阶之在天；惟兹四辅，若四时之成岁。天工人其代诸。”皇帝若曰：“列将，汝惟鹰扬，作朕爪牙，寇贼奸宄，蛮夷猾夏，汝徂征，绥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于无刑，万邦咸宁。俾八表之内，莫违朕命，时汝功。
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胜其饥，故先王重农；不胜其寒，故先王贵女功。民之不率于孝慈，则骨肉之恩薄；弗惇于礼让，则争夺之萌生。惟兹六物，寔为教本。呜呼！为上在宽，宽则民怠。齐之以礼，不刚不柔，稽极于道。”
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时。岁月日时，罔易其度，百宪咸贞，庶绩其凝。呜呼！惟若王官，陶均万国，若天之有斗，斟元气，酌阴阳，弗失其和，苍生永赖；悖其序，万物以伤。时惟艰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礼俗之变，一文一质。爰自三五，以迄于兹，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袭，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汉遗弊，袭魏晋之华诞，五代浇风，因而未革，将以穆俗兴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辅、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祗慎厥艰，克遵前王之丕显休烈，弗敢怠荒。咨尔在位，亦协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难是务。克捐厥华，即厥实，背厥伪，崇厥诚。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归于道德仁义，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绥我万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
柱国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于刑措。自时厥后，历千载而未闻。惟帝念功，将反叔世，逖致于雍。庸锡降丕命于我群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难，行之实难。罔不有初，鲜克有终。商书曰：“终始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终，以跻日新之德，则我群臣，敢不夙夜对扬休哉。惟兹大谊，未光于四表，以迈种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训，率迁于道，永膺无疆之休。”
帝曰：“钦哉。”
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
绰性俭素，不治产业，家无余财。以海内未平，常以天下为己任。博求贤俊，共弘治道，凡所荐达，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无间言。太祖或出游，常预署空纸以授绰，若须有处分，则随事施行，及还，启之而已。绰尝谓治国之道，当爱民如慈父，训民如严师。每与公卿议论，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思劳倦，遂成气疾。十二年，卒于位，时年四十九。
太祖痛惜之，哀动左右。及将葬，乃谓公卿等曰：“苏尚书平生谦退，敦尚俭约。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达；如其厚加赠谥，又乖宿昔相知之道。进退惟谷，孤有疑焉。”尚书令史麻瑶越次而进曰：“昔晏子，齐之贤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遗车一乘。齐侯不夺其志。绰既操履清白，谦挹自居，愚谓宜从俭约，以彰其美。”太祖称善，因荐瑶于朝廷。及绰归葬武功，唯载以布车一乘。太祖与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门外。太祖亲于车后酹酒而言曰：“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我去，奈何！”因举声恸哭，不觉失卮于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为其文。
绰又着佛性论、七经论，并行于世。明帝二年，以绰配享太祖庙庭。子威嗣。
威少有父风，袭爵美阳伯。娶晋公护女新兴公主，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怀道县公。建德初，稍迁御伯下大夫。大象末，开府仪同大将军。
隋开皇初，以绰著名前代，乃下诏曰：“昔汉高钦无忌之义，魏武挹子干之风，前代名贤，后王斯重。魏故度支尚书、美阳伯苏绰，文雅政事，遗迹可称。展力前王，垂声着绩。宜开土宇，用旌善人。”于是追封邳国公，邑二千户。
绰弟椿，字令钦。性廉慎，沉勇有决断。正光中，关右贼乱，椿应募讨之，授荡寇将军。累功（封）迁奉朝请、厉威将军、中散大夫，赐爵美阳子，加都督、持节、平西将军、太中大夫。大统初，拜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赐姓贺兰氏。四年，出为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长史，除帅都督，行弘农郡事。椿当官强济，特为太祖所知。十四年，置当州乡帅，自非乡望允当众心，不得预焉。乃令驿追椿领乡兵。其年，破盘头氐有功，除散骑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随郡，军还，除武功郡守。既为本邑，以清俭自居，小大之政，必尽忠恕。寻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为侯。武成二年，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保定三年，卒。子植嗣。
史臣曰：书云：“惟后非贤弗乂，惟贤非后罔食”。是以知人则哲，有国之所先；用之则行，为下之常道。若乃庖厨、胥靡、种德、微管之臣，罕闻于世；黜鲁、逐荆、抱关、执戟之士，无乏于时。斯固典慕所以昭则，风雅所以兴刺也。诚能监前事之得丧，劳虚己于吐握，其知贤也必用，其授爵也勿疑，则舜禹汤武之德可连衡矣，稷契伊吕之流可比肩矣。
太祖提剑而起，百度草创。施约法之制于竞逐之辰，修治定之礼于鼎峙之日。终能斲雕为朴，变奢从俭，风化既被，而下肃上尊；疆埸屡扰，而内亲外附。斯盖苏令绰之力也。名冠当时，庆流后嗣，宜哉。
《周书·卷二十三》译文及注释
苏绰字令绰，武功郡人，是三国时魏国侍中苏则的第九代孙。他的祖辈接连几代都当郡太守。父亲苏协，任职武功郡太守。
苏绰年轻时喜欢学习，博览群书，特别擅长计算的方法。他的堂兄苏让出任汾州刺史，太祖在束都门外为他饯行。临别的时候，太祖对苏让说：“您家子弟之中，谁可以任用?”苏让于是推荐了苏绰。太祖就召见苏绰，任命他为行台郎中。在任一年多，太祖还没有很赏识他。但是各部门的官员有疑难不决的事情，都向苏绰征询然后才作决定。所发送的公文，苏绰又为他们拟定条款格式。行台的官员都称赞他的才能。后来有一次太祖跟仆射周惠达讨论政事，周惠达不能回答，请求让他出外找人商议。于是他把苏绰召来，把讨论的事情告诉他，苏绰立即为他加以裁定。周惠达再进去呈报太祖，太祖连声叫好，问周惠达：“谁替你想出这些意见的呢?”周惠达回答说是苏绰，接著称赞他有辅佐帝王的才干。太祖说：“我也听说这个人很久了。”不久太祖就授任苏绰为著作佐郎。
有一次适逢太祖和公卿一起到昆明池观看打鱼，走到城西汉代仓库旧地的时候，回头询问左右侍候的人，没有谁知道。有人说：“苏绰见多识广，请问他吧。“太祖就把苏绰召来询问，苏绰就把具体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太祖十分高兴，接着又问当初开天辟地的事情和历代兴亡的过程。苏绰很有口才，全都对答如流。太祖更加欢喜，于是和苏绰一起骑着马并排慢走到了昆明池，竟忘了打鱼的事情而没有设置鱼网就回去了。于是太祖把苏绰留下一直到了晚上，继续询问治国的方法，自己就躺下来听他陈述。苏绰于是向太祖说明了帝王安邦定国的正确措施，同时又论述了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韩非子学说的要点。太祖听得竟然马上起来，正襟危坐，连膝盖在坐席上往前移了也不知道。就这样两人一直谈论到天亮也不感到厌倦。第二天早上，太祖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个奇才，我要把政务委任给他。“太祖当即授任苏绰为大行台左丞，让他参与处理机密的事务。从此以后太祖对苏绰的信任和待遇一天天隆厚。苏绰又开始制定公文案卷的格式，规定行台发出的文件用朱笔，呈送入行台的文件用墨笔，并且制定记账和户籍登记的方法。
大统三年，齐神武帝兵分三路入侵，各将领都想分兵抵挡，衹有苏绰的意见和太祖相同。于是他们集中兵力抵抗窦泰，在潼关把他活捉。大统四年，朝廷加授苏绰为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封爵美阳县子，封地三百户。后来又加授通直散骑常侍，提升爵位为伯，增加封地二百户。大统十年，苏绰被任命为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郎，兼任司农卿。
当时太祖正想改革时政，致力于扩展强国富民的路子，因此苏绰得以尽力发挥他的智慧和能力，辅佐太祖成就大事。他主张裁减官员，设置党正、里长，并且设置屯田来资助统军治国的费用。苏绰又草拟了六条诏令，奏请施行。
第一条，首先修养自身的思想品德：
凡是当今的地方长官，都是由天朝任命，派到各地统治一方，说起他们的尊贵地位，都跟古代的诸侯相当。因此前代的帝王，常称说共同治理天下的，衹有优良的郡守县令罢了。君主明知各部门长官虽然各有所主管的工作，但是作为治理百姓的根本，那就没有什么像郡守县令那样最为重要的了。大凡治理百姓的法则，首先应当加强自身的思想品德修养。思想是全身的主宰，各种行为做法的根本。思想不清净，就会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就会不明事理。不明事理，就会是非颠倒。是非颠倒，就会一身不能自理，这样哪裹还能治理百姓呢?因此治理百姓的关键，在于心地要清净。所谓心地清净，不是说不贪图钱财，而是要让心情清净平和，精神端正沉静。能够做到心情平和，精神沉静，那么邪恶不正的念头就无由产生。邪恶的念头不产生，那么凡是考虑的事情，没有不符合最公正无私的道理。用遣最公正无私的道理来治理自己属下的百姓，那么百姓谁还不听从你的教化呢。因此说治理百姓的根本首先在于修养思想品德。
其次在于陶冶身心。大凡君主的身心，都是百姓的表率，一国的目标。标记不正，不能测得笔直的日影；目标不明显，不能要求别人射中。当今君王如果不能很好地陶冶自身，而希望治理好百姓，造就好像用弯曲的标记硬要测得笔直的影一样；君王如果不能注意自身德行的修养，却要百姓修养德行，这就好像没有目标却要求别人非射中不可。因此作为君主，必须心如清水，形如白玉。亲自实行仁义，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礼貌谦让，廉洁公平，勤俭节约，然后再加上毫不倦怠，加上明察秋毫，亲自做好这八个方面，用它来教导百姓。因此百姓对君主既敬畏又爱戴，既效法又模仿，美好的品德用不着每家教诲每天显示而自然就可以培养起来了。
第二条，注重教育感化：天地万物的特性，祇有人是宝贵的。因为明白人有中正平和的思想，仁爱宽厚的品行，跟木石有别，与禽兽不同，所以才觉得人是宝贵的。然而人性不会永远不变，而是随着教化而变化。受到敦厚朴实的教化就会质朴正直；受到刻薄虚伪的教化就会虚浮轻薄。虚浮轻薄就是一种衰落败坏的风气，而质朴正直则是一种淳厚和洽的风俗。衰落败坏，祸乱就会交替出现，淳厚和洽，天下自然就会太平。治乱兴亡，无不都是由教化所决定的。然而社会风气的败坏，已经几百年了。天下大乱日益严重，至今也将近二十年。百姓看不到仁德所在，耳闻目睹的祇是战争；统治者不施行教化，衹懂得使用刑罚。国家复兴刚刚开始，巨大的灾难还没有平定，加上战争频繁，灾荒连年不断，各种规章制度刚开始草创，大都还是权宜之计。致使礼让的风尚不能兴起，旧的风俗习惯不能改正。近年收成逐渐好转，徭役赋税稍微减轻，人民的衣食不成问题，那么教化就可以进行了。大凡各位地方长宫，都应该除去杂念，端正思想，秉承朝廷的旨意，向百姓推行教化。所谓感化，贵在能够用淳厚的风尚去倡导，用平和的思想去浸润，用道德的行为去影响，用朴素的作风去示范。使百姓勤勉不倦，心中的想法趋向善，邪恶虚伪的念头，贪得无厌的习性都暗暗消失，而不知道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造就叫做感化。然后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教导百姓，让百姓慈爱；用仁厚和顺教导百姓，使百姓和睦；用礼义教导百姓，使百姓恭敬谦让。百姓慈爱就不会遗弃亲人，和睦就不会怨恨他人，恭敬谦让就不会争夺财物。这三方面都具备了，那么以仁义治理天下的局面就形成了。这就叫做教。前代君王能够移风易俗、返璞归真、垂肩拱手治理天下而达到太平盛世的局面，没有不是通过教化来实现的。造就是治理天下的重要方法。
第三条，充分发挥地利：人生长在天地之间，把衣食看作是生命一样重要的大事。粮食不够就会挨饿，衣服不足就会受寒。当饥寒交迫的时候，却要让百姓实行礼让，造就好像要弹丸往山坡上滚，势必不可能。因此古代英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先让百姓丰衣足食，然后才跟着进行教化。衣食能够丰足的原因，在于充分利用土地有利的条件。能尽量利用土地有利条件的原因，是由于鼓励督促方法适宜。主掌这项教育的人，就在于地方长官了。民就是冥的意思，自己考虑事情不周到，一定要靠勉励教诲，然后才会尽力去做。各州郡县，每到年初一定告诫本地百姓，不论老幼，衹要能拿起农具的，就让他们都到田间，按时耕种，不要让田地荒芜。等到播种完毕，茁壮的禾苗需要管理，麦子在田野成熟，蚕在屋裹结茧，在这时候，都应当老幼尽力，男女合作，好像拉起被水淹的人、救火、强盗将要来到一样紧急行动，然后才能使农夫不荒废本业，蚕妇得以完成其工作。如果有游手好闲、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努力耕织的人，那么党正、里长就要记下他们的名字上报郡县，郡守县令就应根据情况加以处罚，罚一人就能勉励百人。这样才是贤明的官员所应采取的教育方法。
一家百亩的田地，必定是春耕、夏种、秋收，然后冬天才有粮食。这三个季节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时节。如果耽误了一个季节，那么谷物就不能收获以供食用了。因此前代君王告诫说：“一个农夫不耕种，天下必定有人因此挨饿；一个蚕妇不纺织，天下必定有人因此受寒。“如果这三个季节地方官员不注意审时度势，而使百姓荒废农业生产，这样就等于断绝百姓的性命，把他们赶向死路一样。对那些缺乏劳力和没有耕牛的人家，应鼓励他们互通有无，使他们同舟共济。农事的间隙，以及阴雨天气不能干活的空闲子，又应当教百姓种桑树、果树和蔬菜，修整园圃，养育牲畜，以便准备生活的费用，以便供给养老的东西。
处理政务不要过于琐碎，遇于琐碎百姓会感到烦扰；鼓励督促也不容许太简单，过于简单百姓就会懈怠。善于处理政务的官员，必须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使烦简适中。因此《诗经》中说：“不刚不柔，施行政令宽和，就能求得百福。“如果不能如此去做，那么必定会陷于施用刑律的境地。
第四条，选拔贤良人才：天生平民百姓，自身不能臻于完美的境界，因此必须设立君主来治理。国君不能独自一人管理天下，因此必须安排官员来辅佐。上至帝王，下到郡国。安排大臣如能得到贤人担任，天下就太平无事；如果没有贤人，天下就会动乱，造就是自然的道理，即使一百个帝王也改变不了。
现在各级地方长官，都设置僚属，这些都是辅佐管理政务的人。刺史州官就由朝廷任命，州官以下的僚属，全都由刺史郡守自己任命。自古以来，州郡的高级属员祇凭藉门第资格任命，大多没有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才；低级小吏衹是试其文笔优劣，全不问道德品行。所谓门第资格，不过是先辈的爵位高低，俸禄的多少，不能担保子孙后代不愚昧；所谓文笔，不过是自身之外的末技，不会改变性格品行的刻薄伪诈。如果在门第资格高贵的人士之中能找到德才兼备的人才，造就好像驾驭着骏马而驰骋千里；如果在门第资格高贵的人中找到的是愚昧的庸才，这样就好像泥牛木马一样，形状相似但用途却完全不同，是不能登程的。如果在文笔高超的人士中找到道德品行优秀的人才，这样就是具有黄金般的外表和玉石般的品质，裹外都美，确实是人中珍宝；如果在懂得舞文弄墨的人中找了一些刻薄伪诈的小人，这样就好像在朽木上雕饰图案，衹能一时好看，却不能用来充当椽木使用。现在选拔举荐人才，应当不限资格祖荫，祇在乎找到真正的良才。假如能找到优秀的人才，自然可以把养马的奴仆起用为公卿宰相，伊尹、傅说就是这样的例子，更何况州郡的职位呢。假如不是优秀的人才，那么即使是丹朱、商均那样的帝王后代，也不能保住百里的封地，何况公卿的后代呢。由此说来，观察一个人的道理就显耐易见了。
大凡选拔官员要求其具备的才干技艺，是因为可以用来治理百姓。如果具有才干、技艺，又以正直的品德作为做人的根本，他必定用自己的才干把本职工作做好；如果有才干技艺却把邪恶伪诈作为做人的根本，他就会依仗自己的官位做坏事，又怎么能够治理得好呢。因此要选取有才干技艺的人才，必定首先观察一个人的道德品行。那些道德品质好的，就推举他；那些道德品行不好的，就弃置不用。
如今负责选拔人才的官员大都说“自己管辖的那个地方没有贤才，不知该举荐谁“。这种说法是从来没有认真思考，并不是合理的言论。之所以这样批评他们，是因为古人有这样的见解：英明的君主能够兴起，不是由于上天给他降下辅佐的大臣；德行高尚的人能够创业，不是由于地神给他选拔人才。经常是引用当世的人才，治理当世的政务。因此商、周不可能依赖稷、契时代的大臣，魏、晋无法藉助萧何、曹参来辅佐。孔子说过：“有十家人聚居的地方，必定有像我孔丘一样忠诚守信的人在其中。“哪裹会有万户人家的都市，却说没有人才的道理，衹是寻找不力，选择不精，或者使用不得其所，委任不尽其才，所以说没有罢了。古人说：
“千人之中的优秀人士叫做英，万人之中的英才叫做俊。“现在才智足以授予一个官职，德行能够闻名一方的人，难道不是接近英俊的人才吗?衹要能尽力去审察，辞退徒有虚名的人，选取有真才实学的人，各自发现本州郡中最优秀的人才来任用，那么无论百姓有多少，都能把地方治理好。谁说没有贤才呢!
良玉在没有破开之前，跟瓦片石头相似；骏马还没有奔驰的时候，跟劣马相混杂也分不出来。等到把玉石剖开使它显露晶莹，让骏马飞驰来验试它的本领，这样美玉和石头、骏马和劣马才能分辨清楚。那些贤人在还没有任用之前，混杂在平常的人群之中，凭什么能看出他们的不同呢。关键是要把事业交给他们，责求他们成就事业，才能比较出他们跟那些庸人截然不同。古代的吕望以屠杀牲畜和钓鱼为生，百里奚替人喂牛，宁生敲打牛角求仕，管仲曾经几次打败仗，在那时候，众多的庸人难道会说他们是贤人吗。等到他们当上王朝或者称霸的诸侯大国的辅佐，经过几十年，大功告成，事业完成，人们才认识到他们是奇才。于是后代的人称赞他们的话，说也说不完。他们那样奇特的人才，非凡的俊杰，还不能在没有受到重用的时候，把自己跟普通人区别开来，何况才干比不上他们的人呢。如果必定要等有了姜太公然后才任用，这样一千年也没有太公；必定要等有了管仲然后才委任，这样一百代也没有管仲。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士人必定是从卑微发展到显贵，功劳必定从小积累到大，哪裹有还没有委任就事业已成。不任用就先显达的道理。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么贤人就能找到，士人也能够加以选择。找到贤人然后委任他，找到贤士然后使用他，那么天下要治理好，还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呢。
然而善于任用官员的人必定首先要减少他的官员。官员减少了，那么好的人才容易充实到官府之中．人才充实了，那么事情没有处理不好的；官员烦多，那么必定混杂不好的人，混杂了不好的人，那么政务必定有过失。因此人们说：“官员减少了，麻烦事情也会减少；麻烦事情少了，百姓就会清醒。官员繁多，琐事也就繁多；琐事繁多，百姓就会感到头脑昏乱。“清醒和昏乱的由来，在于官员的繁多还是减少。考察当今官员人数并不少。当初人多事广的时候，尚且能把政务搞好，何况现在户口减少，按照人数来设置官员，有人还认为太少。好像听说下边的州郡，还有兼任或暂代官职的情况，因此搅扰百姓，太没道理。像逭一类的官吏，全都应当罢免，不能习以为常。
不仅州郡的官员应当任用优秀的人才，就是基层的闾里正长一类的职务，都应当慎重选择，以便各自能选拔出一乡之中最合适的人才，来管理百姓。党正里长是治理百姓的基础。基础不倾斜，处于上位的必定安稳。
大凡寻求贤才的途径，自然不止一条。然而要审慎地选拔贤人的方法，必须通过任用来测试他们的能力，通过考核来观察他们的优劣。从家庭到乡间，查访他们做法的依据，观察他们取得成绩的缘由，那么他们的为人之道就清楚了，贤良和品行不好的人就可以区别开来了。用这样的方法来寻求人才，那就大概没有过失了。
第五条，慎重对待诉讼：
人类感受阴阳二气而生，因此有感情有本性。本性使人们行善，感情控制不住就容易作恶。善恶已经区分，赏罚随后也要得到运用。赏罚得当，那么恶行被制止而善行得到鼓励；赏罚不当，那么百姓就会手足无措。百姓手足无措，怨恨反叛的念头就会产生。因此前代的君王重视赏罚，特加戒慎。戒慎，就是要使审理案件的官员细心地尽力推究案件的根由。首先要从五个方面听取案情，再拿其他证据作参考，巧妙审察细节，深入查明隐情，使奸诈之人无处容身，犯罪之人必定捉拿归案。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况判刑，判罚轻重适当，赦免轻微过失，原谅愚昧犯法，查明实情也不要自鸣得意。还要能够参考人情事理，斟酌礼制法律，无不曲尽人情，深明仁义礼教，使犯罪的人好像回到家中一样。这才是最好的做法。然而地方长官并不止一人，不可能人人都有通达的见识，推求情理，有时也很难穷尽。祇是应当本着最公正的心地，去除曲意偏袒的念头，务求判明是非曲直，尽量使判决量刑都公平得当。听诉和审查的方法，必须把所发现的情况追查得一清二楚，然后按法律用刑审讯，不苛刻不残酷，有疑问就从轻发落，还没有审查清楚就不乱施刑罚，根据事实判决处理，案件决不拖延积压。这样也是较好的做法。如果不用仁厚宽恕的方式而肆意采用残暴的手段，把百姓视同木石，专用刑具鞭打。这样的话，巧言诡诈的人虽罪状明显却免于治罪，不善言辞的人却无罪而遭受刑罚。像这样处理案件的，这就是最差的了，不是共同治理天下所可以依赖的。当今的地方长官，应当尽力按较好的做法处理，并慕求最好的做法。如果是用最差的做法，那么刑律不会放过他们。
此外又应当深刻地思考远大的事业，心中要想到以德政教化百姓。前代先王的规定曾说到，与其滥杀无辜，宁可宽恕罪人；与其伤害好人，宁可利于奸邪。这就说明如果明知不能处理得当，那就宁可错免罪人，也不乱伤害好人。当今执政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死板地固守法律条文，千方百计罗列过失，宁可使好人受刑法处罚，也不让罪人免于刑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都不是喜欢杀人，衹是认为当官就宁可严酷，这样可以避免因漏判而带来的后患。这样做就是怀有利己的心理，而不考虑最公正的原则，像这样执行法令，都是奸邪之人。人是天地万物之中最宝贵的，死了就不能复活。然而在酷刑之下，因为受不住刑讯的痛苦而自诬有罪，又不经申诉审理，就被判刑杀害，恐怕到处都有。因此自古以来，设置了从五个方面听取诉讼、对三种情况从宽处理的原则，写下了明察细审案件的法典，这些都是十分爱惜人民的做法。凡是砍树、割草、打猎不依时节，尚且违反有关农事的政令而损害帝王的治国之道；何况刑罚不当，乱杀好人，难道不使皇天伤心，触犯阴阳交合而化生万物的和气吗!皇天伤心，和气受损，而想阴阳协调合适，四季顺理有序，万物丰盛乎安，百姓快乐高兴，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有人说过，一个人叹息，王道就会因此倾覆，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所有的地方长官，能不审慎q匿。
如果有人老奸巨猾，伤风败俗，违背人伦，不忠不孝，故意做出违背道德的行为，杀掉一人而有利于众人，以便使君王的教化清明，这样即使用重刑也是可以的。懂得这两方面判罚的原则，那么刑政就完备了。
第六条，平均赋税徭役：
圣人最宝贵的是地位。用来守住地位的是仁爱，用来凝聚百姓的是财富。遣说明前代君王必定用财富凝聚百姓，用仁爱保守地位。国家如果没有财富，地位就保不住。因此从三皇五帝以来，都有征税的做法。虽然轻重不同，但作用是一样的。现在叛贼强盗还没有扫干，军队费用的开支很大，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减省，以便救济百姓的疾苦，但要使它平均，让百姓不缺乏生活资料。所谓平均，不是免除豪强而衹征收贫弱人家，不纵容奸邪诡诈的人而使愚昧笨拙的人受困，造就叫做平均。因此圣人说：“衹要平均就没有贫困。“
然而财物的生产，其工作也不容易。纺线织布，从一丝一线逐渐做起，不是十来天就可以随便完成的。必须不断鼓励督促，使人们预先经营料理。出产丝织品的地方事先做好织作布帛之事，种麻的地方及早备办缉麻纺鲢。提前做好准备，到时就能交纳，所以朝廷的赋税能够得到供给，百姓也不会困苦。如果不预先鼓励劝诫，到征收期限紧迫的时候，又怕拖延时间成为自己的过失，于是鞭抽棍打，责令马上备办交纳。那些富有的商买趁此机会牟取暴利，有钱人家向他们高价购买，无钱的向他们付息借贷。交纳赋税的百姓于是遭殃了。
征收租税的时候，虽然有大致的规定，至于考虑贫富差别，排列先后顺序，都由基
层的党正里长提出意见，再由郡守县令决定。如果考虑周全，那么政治和洽而百姓高兴；假如审核处理不得法，那么官吏就会作恶而百姓怨恨。此外分派徭役，官员多不用心。致使贫穷体弱的人有的服重役而到远方防守，富有体壮的人有的派上轻差而在附近防卫。郡守县令考虑事情如此草率，没有一点怜悯百姓的心肠，都是君王政务的罪人。太祖很重视这六条韶令，常把它放在座位右边。他又命令各部门官员学习背诵。那些州官、郡守、县令等官长，凡是不通晓六条韶令和记账方法的，不能够任职。
自从晋朝末年以来，文章竞相追求浮华的风格，终于成为习惯。太祖想革除这种弊病，就趁着魏帝祭庙，群臣全都来到的机会，命令苏绰写了一篇大诰，奏请魏文帝推行。大诰说：国家中兴十一年，仲夏，各地百官，全都会集朝廷。上自柱国宇文泰，下至群公列将，没有谁不来朝拜。当时大力制定各种法令，施予各地，用来告知我王法度。皇帝说：“当初尧任命羲和，恰当地管理百官。舜任命九官，各种事业兴办起来。武丁任命傅说，能够号称高宗。天时美好，寡人敬重顺从。你们各有职位，全都来到我太祖的王庭，寡人将把那些官职奉天意任命给你们。“六月丁巳，皇帝到太庙朝拜，凡是官员，无不在位。皇帝这样说：“啊!我朝宰相、群公、列将、百官、卿士、庶尹、御事，寡人恭敬地发布祖宗的灵命，查考先王的典章训示，来告诫你们在职的诸位。当初我太祖神皇，开始接受圣明的命令，来创立我朝伟大的基业。烈祖景宗，开拓四方，以武功平定天下。到了文祖，大力施行文教德政，遵奉武考，不失旧制。自那时以后，衰颓的弊端已起，因而在那束丘兴起大难，我黎民百姓，都陷于涂炭。我继承先王帝业，早晚敬畏，好像要渡过大河一样，不知道该从哪裹过去。因此稽查先帝典章，在朝廷上揣测，力求拯救百姓于疾苦之中。那贤明的君王，给我昭示日常的训诫，说苍天降生众多百姓，他们却不能治理自己，天帝俯察明智通达，设置天子来治理百姓。衹是天子也不能独自治理，要广泛征求才德兼备之人，任命百官群臣来辅佐他。于是上天任命君主，君主任命百官，衹是用以救助民众，而并不是贪求安逸的想法。君主是头，黎民是脚，股肱的作用则是辅佐。上下一个整体，各自都在自己负责的岗位上辛劳，这样就能达到统治天下的准则要求。因此常训说：‘君王能够付出君王的艰辛，大臣能够付出大臣的艰辛，政局就能安定。‘现在我承受上天之福。已登上天子宝座。各位辅助大臣又服从我国家的命令，无不恪守职责。唉，如果君王不能付出君王的艰辛，大臣不能付出大臣的艰辛，政局怎么会不败坏呢。啊，确实艰辛啊!诸位凡是在职的，希望听从寡人之命。“
皇帝这样说：“柱国，四海不幸，由开始至今已有两代。皇天还没有断绝我太祖列祖之运命，因而把重臣赐给我。国家将要衰败，先生是国家的栋梁。君王考虑不到之处，先生起来辅佐。百官如有违反法度，先生可作统领。先生文武兼备，能明察是非，能治理天下，遵循武功七德，施行文事九功，平定暴乱，安抚我百姓，施恩九州土地。好比伊尹在商，周王朝有吕尚，傅说辅佐武丁，因而可保我朝无穷无尽的幸福。“
皇帝这样说：“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诸位作为寡人的三公重臣，辅佐寡人。宰相是百官之首，能够协调治、教、礼、政、刑、事六种职事。太尉主管武事，武事的作用在于制止干戈。司徒掌管人民，恭敬地施行各种教化。司空负责土地，利用田地使人民生活充裕。这三公职位，好像三台星在天上；这四个辅佐天子的官职，好像四季合起来组成一年。上天的职任，我们这些人可要代替它去完成。“
皇帝这样说：“各位将领，你们要大展雄才，作寡人英勇善战的勇士，贼寇违法作乱，蛮夷侵扰中原，你们前往征讨，用仁惠安抚他们，用威严监督他们。施用刑罚期待达到无刑的地步，天下各地全都安宁。使八方之内，没有谁违抗寡人的命令，这是你们的功劳。“
皇帝这样说：“各地众官，你们掌管所辖的区域，要作百姓的父母。百姓不能忍受饥饿，因此前代君王重视农业生产；百姓不能忍受寒冷，所以前代君王重视女功。如果百姓不遵行孝慈，那么他们骨肉的恩情就会淡薄；不笃守礼让，那么他们争夺的恶念就会产生。衹有这六件事情，才确实是教化的根本。啊!身居上位治理百姓的官员应当宽容，但过于宽容百姓又会懈怠。衹有用礼法使他们思想行动一致，不刚不柔，才符合中正之道的准则。“
皇帝这样说：“卿士、各宫首长、办事人员，六件事情的实行，君王每年视察各地一次，卿士则应每月一次，众宫首长每天都应巡视，办事人员则应随时检查。年月曰时，不改变那些制度，百官都作出表率，事业也就能成功。啊!你们这些王官，治理各地，好像上天有北斗星，斟酌宇宙阴阳二气，不使它们失掉和谐，百姓永远有所依赖；如果违反了应有的次序，世间万物就会因此受到损伤。这是十分艰辛的事情啊!“皇帝这样说：“天地的规律，一阴一阳；礼俗的变化，一文一质。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今天，不仅有所变革，正因为它可以挽救时弊，不仅有所沿袭，正因为它可以保持长久。我魏王朝，承袭周王朝的颓风败俗，接续秦、漠遗留的弊病，沿袭魏、晋的虚浮，五个朝代的浮薄风气，都相沿至今而还没有改革，如果要用它来使风俗纯正，振兴教化，难道能达到目的吗。我朝宰相、百官、列侯，寡人德微，还可凭着全副心力，敬慎于事业的艰辛，能遵循前代君王英明美好的事业，不敢怠懈荒废。啊，你们各在其职，也要跟我的想法一致重视有德行的人，信任仁厚的人，致力于这一艰辛的事业。要能够捐弃浮华，追求真实，背离虚假，推崇诚信。不要违反不要忘却，统一夏、商、周三代的固定法典，集中到道德仁义之上，用来保全我祖宗伟大的天命。承受皇天的福禄，能够安抚天下各地，永远使我朝百姓安宁。大家要谨慎啊!谨慎啊!我的话不说第二遍了。“柱国宇文泰及百官跪拜叩头说：“‘确实聪明的人就做君主，君主做百姓的父母。‘三皇五帝大都遵行这种治国之道，以使可以弃置刑法而不用。自那时以后，历经千年就再没有听说过。皇帝怀念三皇五帝的功绩，将要改变衰乱的时代，招引远方百姓和睦相处，于是赐降天命给我等群臣。君王这番话真是博大啊!并非说起来难，而是实行起来确实艰难。做事情无不容易有个好开头，却很少能够有个好的结尾。《商书》说：‘始终如一不间断，这样德行才会日出新变化。‘皇帝开始时毕恭毕敬，直到最后始终小心谨慎。以便达到Ft新的德行，那么我们群臣，敢不早晚报答君王的美好教导吗。逭一正道，还未光大于四方，而远行布德，使九州深幽僻远之地，全都勤勉地奉行君王明确的训诫，全都归向正道，永远承受无穷无尽的福禄。“皇帝说：“你们可要认真谨慎啊!”从此之后，文章的风格都依照这种体例。苏绰品性节俭朴素，不经营私人产业，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因为天下还没有平定，他常把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苏绰广泛寻求优秀人才，共同弘扬治国之道，凡是经他推荐的人，都做到大官。太祖也诚心诚意地委任他，从来都没有闲言。太祖有时外出巡游，经常预先在空白纸上签署自己的名号交给苏绰，如果有需要处理的事情，就让他根据情况施行，到回来以后，告诉左担一声就行了。麸纬曾经说治国之道，应当爱护百姓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教导百姓就像一位严格的老师。苏绰每次与公卿议论，从白天到晚上，事情无论大小，都好像在手掌上筹划一样。由于他长期思考，过于疲劳困倦。最终患上气血不通的疾病。大统十二年，苏绰在任职期间去世，终年四十九岁。太祖对苏绰的去世十分痛惜，悲哀的情感使左右的人感动。到了将要下葬的时候，太祖就对公卿大臣说：“苏尚书干生谦让，十分注重节俭。我想成全他一贯的志向，就怕普通人对我的心意不能了解；如果追赠丰厚的财物和谧号给他。又违背往昔彼此相知的情义。真是左右为难，我有疑虑，不知该如何处置。“尚书令史麻瑶由后座走上前说：“古时晏子是齐国才德兼备的大夫，一件狐皮毛衣穿了三十年。当他死的时候，衹派了一辆车子送葬。这说明齐侯不改变晏子的志向。苏绰既然操行清白，以谦虚礼让自居，鄙人认为丧事应当从俭，以便使他的美德发扬光大。“太祖连声赞好，于是把麻瑶推荐给朝廷。苏绰归葬武功，衹用布篷车一辆载送他的灵柩。太祖和群臣都步行送出同州城门外。
太祖亲自在车后把酒洒在地上祭奠，并说：“尚书平生做事，妻子儿女兄弟不知道的，我全都知道。衹有你了解我的心思，我了解你的心意。正想共同安定天下，你却不幸就舍弃我而离开人世，怎么办呢!“接着太祖放声痛哭，酒杯掉在地上也没察觉。到下葬当天，太祖又派遣使者用牛羊猪三牲齐备的太牢来祭奠，并亲自写下祭文。苏绰又着有《佛性论》、《七经论》，都流行于世上。明帝二年，把苏绰神位附在太祖的宗庙裹祭祀。苏绰的儿子苏威继承了爵位。苏威年轻时就有父亲的风度，承袭爵位为美阳伯。他娶晋公宇文护的女儿新兴公主为妻，被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爵位为怀道县公。建德初年，逐渐升任御伯下大夫。大象末年，任开府仪同大将军。隋朝开皇初年，因为苏绰在前朝很有名声，所以皇帝颁下诏书说：“当初汉高祖钦佩无忌的义气，魏武帝称述子干的遣风，前朝著名的贤人，后代的君王都十分推重。魏朝已故度支尚书、美阳伯苏绰，文教政事各方面所留下的事迹都值得称道。他施展才力辅佐前朝君王，声名功绩永垂青史。应当赐给他土地房屋，用来表彰有道德的贤人。“于是追封苏绰为邳国公，封地二千户。苏绰的弟弟苏椿，字令钦。他品性廉洁，做事谨慎，沉着果敢，有决断。正光年间，关西贼人作乱，苏椿响应招募前往征讨，任荡寇将军。多次立功升任奉朝请、厉威将军、中散大夫，赐爵美阳子，又加任都督、持节、平西将军、太中大夫。大统初年，苏椿被授任镇束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赐姓贺兰氏。人统四年，他出任武都郡守。后改任西夏州长史，又任帅都督，兼摄弘农郡职务。苏椿居官称职，精明干练，特别被太祖赏识。大统十四年，设置带领本州乡兵的帅都督一职，如果不是本乡有名望能符合众人心意的人，不能参预这项工作。于是让驿车征召苏椿，命令他带领乡兵。那年，苏椿打败槃头氐有功，授任散骑常侍，加任大都督。大统十六年，苏椿出征随郡，大军回师，授任他为武功郡守。已在本邑任职，苏椿以清廉节俭自居，大小政务，必竭尽忠诚。不久授任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爵位为侯。武成二年，官位升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保定三年，苏椿去世，他的儿子苏植继承了爵位。
史臣曰：《尚书》有这样的话：“君主非贤人不能治理好天下，贤人非君主就没有俸禄。“因此能真正理解大臣称得上聪明智慧，这是君主治国的先决条件；被任用就推行正确的治国措施，这是作为臣子的通常做法。至于厨师、奴隶能成为布施恩德给百姓、功勋卓著的大臣，这样的事情世间极少听说；被放逐在外、以守城门执戟侍卫为业的不得志士人在世上并不少见。这本来就是《典》《谟》要昭示用人的准则，《诗经》提倡指责昏庸君主的原因。如果确实能借鉴前事的得失，虚怀若谷地礼贤下士，知道了贤人必定任用，授予宫爵不要有所疑虑，那么这些君主就可以跟虞舜、夏禹、商汤、周武王的美德相比美，这些大臣也会跟后稷、契、伊尹、吕尚这一类贤臣并列了。太祖提剑起家，各种制度开始创立。在群雄竞相角逐的日子施行以法约束的制度，在势成鼎足对峙的时候加强安定政治的礼教。最终能够破除凋敝的陋俗，返璞归真，改变奢靡的恶习，遵从节俭，好的风气已经遍布天下，地位低的人能恭敬有礼，居上位者能有尊严；虽然边境屡受侵扰，但朝中团结百姓依附。逭都是由于苏令绰的功劳。他的名声位居当时之首，恩泽传到后代，这是很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