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二（程氏门人）
○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尹焞杨时罗从彦李侗
刘绚字质夫，常山人。以荫为寿安主簿、长子令，督公家逋赋，不假鞭扑而集。岁大旱，府遣吏视伤所，蠲财什二，绚力争不得，封还其楬，请易之。富弼叹曰："真县令也。"元祐初，韩维荐其经明行修，为京兆府教授。王岩叟、朱光庭又荐为太学博士，卒于官。绚力学不倦，最明于《春秋》。程颢每为人言："他人之学，敏则有矣，未易保也，若绚者，吾无疑焉。"
李吁字端伯，洛阳人。登进士第。元祐中为秘书省校书郎，卒。程颐谓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学，能使学者视仿而信从者，吁与刘绚有焉。"
谢良佐字显道，寿春上蔡人。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在程门，号"四先生"。登进士第。建中靖国初，官京师，召对，忤旨去。监西京竹木场，坐口语系诏狱，废为民。良佐记问该赡，对人称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彻，则颡有泚。与程颐别一年，复来见，问其所进，曰："但去得一'矜'字尔。"颐喜，谓朱光庭曰："是子力学，切问而近思者也。"所著《论语说》行于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阳人。与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颐见之京师，谓其资可以进道。程颢兴扶沟学，招使肄业，尽弃其学而学焉。第进士，调萧山尉。近臣荐其贤，召为太学录。迁博士，以奉亲不便，求知河清县。范纯仁守颍昌府，辟府教授。纯仁入相，复为博士。签书齐州、泉州判官。晚得监察御史，历知汉阳军、和舒濠三州而卒。
张绎字思叔，河南寿安人。家甚微，年长未知学，佣力于市，出闻邑官传呼声，心慕之，问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读书所致尔。"即发愤力学，遂以文名。预乡里计偕，谓科举之习不足为，尝游僧舍，见僧道楷，将祝发从之。时周行己官河南，警之曰："何为舍圣人之学而学佛？异日程先生归，可师也。"会程颐还自涪，乃往受业，颐赏其颖悟。读《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颐尝言"吾晚得二士"，谓绎与尹焞也。
苏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学于张载，而事二程卒业。元祐末，吕大中荐之，起布衣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书入邪籍，编管饶州，卒。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世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长子源字子渐，是谓河内先生；次子洙字师鲁，是谓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员外郎。林生焞。
少师事程颐，尝应举，发策有诛元祐诸臣议，焞曰："噫，尚可以干禄乎哉！"不对而出，告颐曰："焞不复应进士举矣。"颐曰："子有母在。"〈火享〉归告其母陈，母曰："吾知汝以善养，不知汝以禄养。"颐闻之曰："贤哉母也！"于是终身不就举。焞之从师，与河南张绎同时，绎以高识，焞以笃行。颐既没，焞聚从洛中，非吊丧问疾不出户，士大夫宗仰之。
靖康初，种师道荐焞德行可备劝讲，召至京师，不欲留，赐号和靖处士。户部尚书梅执礼、御史中丞吕好问、户部侍郎邵溥、中书舍人胡安国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学穷根本，德备中和，言动可以师法，器识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无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处士以归，使焞韬藏国器，不为时用，未副陛下侧席求贤之意。望特加识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报。
次年，金人陷洛，焞阖门被害，焞死复苏，门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刘豫命伪帅赵斌以礼聘焞，不从则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阆，得程颐《易传》十卦于其门人吕稽中，又得全本于其婿邢纯，拜而受之。绍兴四年，止于涪。涪，颐读《易》地也，辟三畏斋以居，邦人不识其面。侍读范冲举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说书，以疾辞。范冲奏给五百金为行资，遣漕臣奉诏至涪亲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颐而后行。
先是，崇宁以来，禁锢元祐学术，高宗渡江，始召杨时置从班，召胡安国居给舍，范冲、朱震俱在讲席，荐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谏公辅上疏攻程氏之学，乞加屏绝。
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颐之学惑乱天下。焞实师颐垂二十年，学之既专，自信甚笃。使焞滥列经筵，其所敷绎，不过闻于师者。舍其所学，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进。胡安国奉祠居衡阳，上书言："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不从程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
朱震引疾告去，时赵鼎去位，张浚独相，于是召安国，俾以内祠兼侍读，而上章荐焞，言其拒刘豫之节，且谓其所学所养有大过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国门。复以疾辞，上曰："焞可谓恬退矣。"诏以秘书郎兼说书，趣起之，焞始入见就职。八年，除秘书少监，未几，力辞求去。上语参知政事刘大中曰："焞未论所学渊源，足为后进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气象。"乃以焞直徽猷阁，主管万寿观，留侍经筵。资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荐焞自代。辅臣入奏，上惨然曰："杨时物故，胡安国与震又亡，朕痛惜之。"赵鼎曰："尹焞学问渊源，可以继震。"上指奏牍曰："震亦荐焞代资善之职，但焞微聩，恐教儿费力尔。"除太常少卿，仍兼说书。未几，称疾在告，除权礼部侍郎兼侍讲。
时金人遣张通古、萧哲来议和，焞上疏曰：
臣伏见本朝有辽、金之祸，亘古未闻，中国无人，致其猾乱。昨者城下之战，诡诈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迁，宗社之危，已绝而续。陛下即位以来十有二年，虽中原未复，仇敌未殄，然而赖祖宗德泽之厚，陛下勤抚之至，亿兆之心无有离异。前年徽宗皇帝、宁德皇后崩问遽来，莫究不豫之状，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宫、请问讳日为事。今又为此议，则人心日去，祖宗积累之业，陛下十二年勤抚之功，当决于此矣。不识陛下亦尝深谋而熟虑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
《礼》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陛下信仇敌之谲诈，而觊其肯和以纾目前之急，岂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义乎？又况使人之来，以诏谕为名，以割地为要，今以不戴天之仇与之和，臣切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国内乱，惧我袭己，故为甘言以缓王师。倘或果然，尤当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为务？
又移书秦桧言：
今北使在廷，天下忧愤，若和议一成，彼日益强，我日益怠，侵寻朘削，天下有被发左衽之忧。比者，窃闻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闻金人悔过，还二帝于沙漠。继之梓宫崩问不详，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贪噬之性，不言可见。天下方将以此望于相公，觊有以革其已然，岂意为之已。甚乎。
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内则进君子而远小人，外则赏当功而罚当罪，使主上孝弟通于神明，道德成于安强，勿以小智孑义而图大功，不胜幸甚。
疏及书皆不报，于是焞固辞新命。
九年，以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又辞，且奏言：
臣职在劝讲，蔑有发明，期月之间，病告相继，坐窃厚禄，无补圣聪。先圣有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当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茅，误膺召用，守道之语，形于训词，而臣贪恋宠荣，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举，获怀利苟得之人。此当去者二也。比尝不量分守，言及国事，识见迂陋，已验于今，迹其庸愚，岂堪时用。此当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尝供职，以疾乞去，更获超迁，有何功劳，得以祗受。此当去者四也。国朝典法，揆之礼经，年至七十，皆当致仕。今臣年齿已及，加以疾病，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此当去者五也。臣闻圣君有从欲之仁，匹夫有莫夺之志，今臣有五当去之义，无一可留之理，乞检会累奏，放归田里。
疏上，以焞提举江州太平观。引年告老，转一官致仕。
焞自入经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礼留之；浚、鼎既去，秦桧当国，见焞议和疏及与桧书已不乐，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复留。十二年，卒。
当是时，学于程颐之门者固多君子，然求质直弘毅、实体力行若焞者盖鲜。颐尝以"鲁"许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见于《涪陵记善录》为详，有《论语解》及《门人问答》传于世。
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熙宁九年，中进士第。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关西张载尝著《西铭》，二程深推服之，时疑其近于兼爱，与其师颐辨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
杜门不仕者十年，久之，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张舜民在谏垣，荐之，得荆州教授。时安于州县，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
时天下多故，有言于蔡京者，以为事至此必败，宜引旧德老成置诸左右，庶几犹可及，时宰是之。会有使高丽者，国主问龟山安在，使回以闻。召为秘书郎，迁著作郎。及面对，奏曰：
尧、舜曰"允执厥中"，孟子曰"汤执中"，《洪范》曰"皇建其有极"，历世圣人由斯道也。熙宁之初，大臣文六艺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纷更殆尽。元祐继之，尽复祖宗之旧，熙宁之法一切废革。至绍圣、崇宁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灭其迹。自是分为二党，缙绅之祸至今未殄。臣愿明诏有司，条具祖宗之法，著为纲目，有宜于今者举而行之，当损益者损益之，元祐、熙、丰姑置勿问，一趋于中而已。
朝廷方图燕云，虚内事外，时遂陈时政之弊，且谓："燕云之师宜退守内地，以省转输之劳，募边民为弓弩手，以杀常胜军之势。"又言："都城居四达之衢，无高山巨浸以为阻卫，士人怀异心，缓急不可倚仗。"执政不能用。登对，力陈君臣警戒，正在无虞之时，乞为《宣和会计录》，以周知天下财物出入之数。徽宗首肯之。
除迩英殿说书。闻金人入攻，谓执政曰："今日事势如积薪已然，当自奋励，以竦动观听。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则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寝谋。论黯之才，未必能过公孙弘辈也，特其直气可以镇压奸雄之心尔。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辈视之，则无复可为也。要害之地，当严为守备，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边州军宜坚壁清野，勿与之战，使之自困。若攻战略地，当遣援兵追袭，使之腹背受敌，则可以制胜矣。"且谓："今日之事，当以收人心为先。人心不附，虽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西城聚敛，东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今虽复申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务也。"
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统一。时言："唐九节度之师不立统帅，虽李、郭之善用兵，犹不免败衄。今诸路乌合之众，臣谓当立统帅，一号令，示纪律，而后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贯为三路大帅，敌人侵疆，弃军而归，孥戮之有余罪，朝廷置之不问，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继而遁。当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童贯握兵二十余年，覆军杀将，驯至今日，比闻防城仍用阉人，覆车之辙，不可复蹈。"疏上，除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敌兵初退，议者欲割三镇以讲和，时极言其不可，曰："河朔为朝廷重地，而三镇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战而后得之，一旦弃之北庭，使敌骑疾驱，贯吾腹心，不数日可至京城。今闻三镇之民以死拒之，三镇拒其前，吾以重兵蹑其后，尚可为也。若种师道、刘光世皆一时名将，始至而未用，乞召问方略。"疏上，钦宗诏出师，而议者多持两端，时抗疏曰："闻金人驻磁、相，破大名，劫虏驱掠，无有纪极，誓墨未干，而背不旋踵，吾虽欲专守和议，不可得也。夫越数千里之远，犯人国都，危道也。彼见勤王之师四面而集，亦惧而归，非爱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镇二十州之地与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闻肃王初与之约，及河而返，今挟之以往，此败盟之大者。臣窃谓朝廷宜以肃王为问，责其败盟，必得肃王而后已。"时太原围闭数月，而姚古拥兵逗留不进，时上疏乞诛古以肃军政，拔偏裨之可将者代之。不报。
李纲之罢，太学生伏阙上书，乞留纲与种师道，军民集者数十万，朝廷欲防禁之。吴敏乞用时以靖太学，时得召对，言："诸生伏阙纷纷，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择老成有行谊者，为之长贰，则将自定。"钦宗曰："无逾于卿。"遂以时兼国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别辟官属，新进少年，未必贤于六曹长贰。"又言：
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飨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饬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而败坏其心术者，不可缕数，姑即一二事明之。
昔神宗尝称美汉文惜百金以罢露台，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尧、舜之道治天下，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守财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尧、舜茅茨土阶。禹曰："克俭于家"，则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尧、舜之道。其后王黼以应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号为享上，实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释《凫鹥》守成之诗，于末章则谓："以道守成者，役使群众，泰而不为骄，宰制万物，费而不为侈，孰弊弊然以爱为事。"《诗》之所言，正谓能持盈则神祇祖考安乐之，而无后艰尔。自古释之者，未有泰而不为骄、费而不为侈之说也。安石独倡为此说，以启人主之侈心。后蔡京辈轻费妄用，以侈靡为事。安石邪说之害如此。
伏望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淫辞不为学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从祀之列。士之习王氏学取科第者，已数十年，不复知其非，忽闻以为邪说，议论纷然。谏官冯澥力主王氏，上疏诋时。会学官中有纷争者，有旨学官并罢，时亦罢祭酒。
时又言："元祐党籍中，惟司马光一人独褒显，而未及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安焘辈。建中初言官陈瓘已褒赠，而未及邹浩。"于是元祐诸臣皆次第牵复。
寻四上章乞罢谏省，除给事中，辞，乞致仕，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时力辞直学士之命，改除徽猷阁待制、提举崇福宫。陛辞，犹上书乞选将练兵，为战守之备。
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对言："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以典学为务。"除兼侍读。乞修《建炎会计录》，乞恤勤王之兵，乞宽假言者。连章丐外，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优游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卒年八十三，谥文靖。
时在东郡，所交皆天下士，先达陈瓘、邹浩皆以师礼事时。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与胡安国往来讲论尤多。时浮沉州县四十有七年，晚居谏省，仅九十日，凡所论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则辟王氏经学，排靖康和议，使邪说不作。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
子迪，力学通经，亦尝师程颐云。
罗从彦字仲素，南剑人。以累举恩为惠州博罗县主簿。闻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及时为萧山令，遂徒步往学焉。时熟察之，乃喜曰："惟从彦可与言道。"于是日益以亲，时弟子千余人，无及从彦者。从彦初见时三日，即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尝与时讲《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说甚善。"从彦即鬻田走洛，见颐问之，颐反覆以告，从彦谢曰："闻之龟山具是矣。"乃归卒业。
沙县陈渊，杨时之婿也，尝诣从彦，必竟日乃返，谓人曰："自吾交仲素，日闻所不闻，奥学清节，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筑室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间谒时将溪上，吟咏而归，恒充然自得焉。
尝采祖宗故事为《遵尧录》，靖康中，拟献阙下，会国难不果。尝与学者论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自古德泽最厚莫若尧、舜，向使子孙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孙世守文、武、成、康之遗绪，虽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乱。"又曰："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故内有林甫之奸，则外必有禄山之乱，内有卢杞之奸，则外必有朱泚之叛。"
其论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学者果能明道，则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视死生去就如寒暑昼夜之移，而忠义行之者易。至汉、唐以经术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经术自董生、公孙弘倡之，古文自韩愈、柳宗元启之，于是明道者寡，故视死生去就如万钧九鼎之重，而忠义行之者难。呜呼，学者所见，自汉、唐丧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其议论醇正类此。
朱熹谓："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绍兴中卒，学者称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间谥文质。
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人。年二十四，闻郡人罗从彦得河、洛之学，遂以书谒之，其略曰：
侗闻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阙其一则本不立。古之圣贤莫不有师，其肄业之勤惰，涉道之浅深，求益之先后，若存若亡，其详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间，七十二弟子之徒，议论问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后，道失其传，枝分派别，自立门户，天下真儒不复见于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传授者，句读文义而已尔，谓之熄焉可也。
其惟先生服膺龟山先生之讲席有年矣，况尝及伊川先生之门，得不传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后，性明而修，行完而洁，扩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极其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如春风发物，盖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读圣贤之书，粗有识见者，孰不愿得授经门下，以质所疑，至于异论之人，固当置而勿论也。
侗之愚鄙，徒以习举子业，不得服役于门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谓所求有大于利禄也。抑侗闻之，道可以治心，犹食之充饱，衣之御寒也。人有迫于饥寒之患者，皇皇焉为衣食之谋，造次颠沛，未始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虑，岂爱心不若口体哉，弗思甚矣。
侗不量资质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学起家，不忍坠箕裘之业，孜孜矻矻为利禄之学，虽知真儒有作，闻风而起，固不若先生亲炙之得于动静语默之间，目击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岁，茫乎未有所止，烛理未明而是非无以辨，宅心不广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袭，拣焉而不净，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惧，不啻如饥寒切身者求充饥御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为先生之累哉。
从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语》、《孟》之说。从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静坐。从彦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久之，而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从彦亟称许焉。
既而退居山田，谢绝世故余四十年，食饮或不充，而怡然自适。事亲孝谨，仲兄性刚多忤，侗事之得其欢心。闺门内外，夷愉肃穆，若无人声，而众事自理。亲戚有贫不能婚嫁者，则为经理振助之。与乡人处，饮食言笑，终日油油如也。
其接后学，答问不倦，虽随人浅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是，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又曰："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如孔门诸子，群居终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为之依归，日用之间观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释而不脱落处，非言说所及也。"又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又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尝以黄庭坚之称濂溪周茂叔"胸中酒落，如光风霁月"，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尝讽诵之，而顾谓学者存此于胸中，庶几遇事廓然，而义理少进矣。
其语《中庸》曰："圣门之传是书，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然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记诵而已，则亦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若颜子之叹，卓然若有所见，而不违乎心目之间，然后扩充而往，无所不通，则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语《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徙步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难言者，盖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未到圣人洒然处，岂能无失耶？"
侗既闲居，若无意当世，而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尝曰："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日衰。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人主当于此留意，不然，则是所谓'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
是时吏部员外郎朱松与侗为同门友，雅重侗，遣子熹从学，熹卒得其传。沙县邓迪尝谓松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谓知言。而熹亦称同："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于事若无甚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谓自从侗学，辞去复来，则所闻益超绝。其上达不已如此。
侗子友直、信甫皆举进士，试吏旁郡，更请迎养。归道武夷，会闽帅汪应辰以书币来迎，侗往见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
信甫仕至监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广东、江东宪，以特立不容于朝云。
《宋史·卷一百八十七》译文及注释
谢良佐，字显道，寿春上蔡县人。与游酢、吕大临、杨时拜师在程颐门下，号称“四先生”。考中录为进士第。建中靖国初年，在京师任官，被召入对，违背圣旨而离职。担任西京竹木场监，因口语招致狱事，诏令废为民。谢良佐记问对答准确详细，和人谈话引用前代史文，以致不差一个字。事有未清楚的，则额上流汗。与程颐分别一年，又来拜见，问他有什么进步，说：“只是去掉了一个‘矜’字。”程颐很高兴，对朱光庭说：“这个学子发奋学习，好问而近思。”所写的著作有《论语说》行于世。
尹火享，字彦明，一字德充，世代都是洛阳人。曾祖父尹仲宣七个儿子，而其中两个儿子有名气。长子尹源，字子渐，是称为河内先生；次子朱洙，字师鲁，是称为河南先生。尹源生儿子尹林，官至虞部员外郎。尹林生儿子尹火享。
少年时，以程颐为老师，曾经应试科举，打开策论文题看到有要求诛杀元..诸臣的议论，尹火享说“：噫，难道可以争禄利吗？”没有对答就出来了，告诉程颐说：“尹火享不再来应付进士的科举考试了。”程颐说“：你有母亲在世。”尹火享回来告诉他的母亲陈氏，母亲听后说：“我知道你以善作为人生的根本，而知道你不是以禄利作为人生的根本。”程颐听后说“：贤惠的母亲！”于是尹火享终身不再参加科举。尹火享从师于学，与河南张绎同时，张绎以识见很高而著称，尹火享以言行笃实而闻名。程颐死了以后，尹火享聚集学生在洛阳教授，不是吊丧、看病期间，从来足不出门，士大夫们为此崇敬他为一代宗师。
靖康初年，种师道荐举尹火享的德行可备作劝讲，召他到京师，他不想留下任职，赐号“和靖处士”。户部尚书梅执礼、御史中丞吕好问、户部侍郎邵溥、中书舍人胡安国一齐奏道“：河南布衣尹火享学识穷极根本，德行全部中和，言行可为师以供效法，度量器识可以担当大任，近年招揽的名士没有能够胜过他的。朝廷特地召他来，而又命他以处士的身分回归，使尹火享身怀治国韬略，不为时代所用，不符合陛下侧席求贤、礼贤下士的用意。希望特别加以识别、擢升，以慰藉士大夫们的愿望。”没有得到回答。
第二年，金人攻陷洛阳，尹火享全家被害，尹火享昏死而后又苏醒，门人抬着他把他放到山谷中才得以幸免一死。刘豫命伪帅赵斌以礼节聘请尹火享，不从，就以兵卒恐吓他。尹火享从商州逃奔到蜀，到阆中，从程颐的门人吕稽中那里得到程颐《易传》十卦，又在他的女婿那里得到了全本，既而接受了它。绍兴四年（1134），在涪州安顿下来。涪州，程颐读《易》的地方，辟建三畏斋以居住，那一带的人都不认识他。侍读范冲推举尹火享代替自己，授命左宣教郎，充任崇政殿说书，以疾病推辞。范冲上奏给他五百两金银作为到朝廷的旅行资费，派遣漕臣拿着诏令到达涪州亲自去迎接他。绍兴六年（1136），才开始上路，做文祭祀程颐而后才行。先前，崇宁以来，禁锢元..的学术，高宗渡江以后，才开始召杨时设置从班，召胡安国居住给舍，范冲、朱震都在讲席，竭力推荐尹火享。已经召尹火享，而左司谏陈公辅上疏文攻击程氏的学问，请求加以屏退断绝。尹火享到九江，又上奏说“：有的僚属上书说，程颐的学问造成天下人的思想混乱、迷惑。尹火享的确师事程颐有二十年，学业之专，自信很是笃实。使尹火享滥竽充数列于经筵之位，所做的学问、议论，不过都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舍弃这样的学问，是欺骗皇上，加上疾病衰耗，体力不能支持。”于是停留不进。胡安国奉祠职居衡阳，上书说：“想使学者行中庸之教，师法孔、孟之学，而禁止不从程颐的学说，是进入房间而不从房门口通过。”
朱震因疾病告辞而去，当时赵鼎已离职去位，张浚独自担任丞相，于是召任胡安国，令他以内祠兼任侍读，而上奏章推荐尹火享，告诉他拒绝刘豫之类的变节行为，又称道他的所学所养都有大大地超过别人的地方，请求令江州守臣迅速用船渡送到国门。他又以疾病推辞，皇上说“：尹火享可谓恬然隐士了。”诏任他为秘书郎兼说书，催他接受任命，尹火享才开始入见就职。绍兴八年（1138），担任秘书少监，不久，竭力辞职请求离任。高宗皇上告诉参知政事刘大中说“：尹火享没有论说他的学问渊源，足可以为后进效法的模式，得老成持重之人，也是朝廷的新气象。”于是任命尹火享直徽猷阁，主管万寿观，留侍经筵。资善堂翊善官朱震疾病急切，举荐尹火享代替自己。辅臣入朝奏上，高宗皇帝悲怆地说：“杨时已去世，胡安国与朱震又死了，我为此感到十分痛惜。”赵鼎说：“尹火享的学问渊源，可以承继朱震。”皇上指着奏牍说“：朱震也举荐尹火享代替他的资善堂的职务，但尹火享的耳朵有些聋，恐怕教授小孩有些费力。”任命他担任太常少卿，仍然兼职说书。不久，称有疾病要求告退，暂任礼部侍郎兼侍讲。当时金人派遣张通古、萧哲来议和，尹火享上奏疏说：
“我暗中预测本朝有辽、金的祸患，这是从古代以来所没有听说过的，中国缺乏人才，以致奸猾之徒作乱。以前城下之战，诡计诈谋百出，宋徽宗、钦宗二皇帝去北方狩猎，皇族播传迁徙，宗社国家的危险，先已断绝而今又继续。陛下即位以来已有十二年，虽然中原没有恢复，仇敌没有消灭，然而依靠祖宗深厚的德泽，陛下勤奋地抚慰、关心民众，可谓无微不至，亿兆民众之心没有离心离德的。前年徽宗皇帝、宁德皇后死信息突然而来，没法去探究他们不快乐的情状，天下的人都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宫、请问死亡日期，料理后事。现在又为此议，则人心已一天天地疏远，祖宗积累之业，陛下执政十二年的勤奋安抚之功，都当决定于这之中了。不知陛下也曾为此而深谋远虑了否？还不知在朝廷的大臣是否以此相告？
“《礼记》上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回兵。’现在陛下相信仇敌的阴谋诡计，而希望他们肯和议以缓和目前军事紧急的状况，难道不是有失于不共戴天，不回兵的道义吗？又况且派遣来的使者，以诏令谕旨的名义，以割地为主要目的，现在以不共戴天之仇与他们讲和，我急切地为陛下之举感到痛惜、伤心。或者是因为金国内乱，害怕我们偷袭他，所以说好话以作为缓延我宋大兵压境之计。假如果然是这样，尤其应当鼓舞我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哪里还有什么谈和的事情呢？”
又写书信给秦桧说：
“今北使在朝廷，天下人为之忧虑愤怒，假若和议一成，他日他们更强，我们日益困怠，侵略寻衅剥削，天下有成为金人奴隶的忧虑。近来，听说陛下以父亲徽宗、兄弟钦宗没有回返，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已有一些年代了，然而，还是没有听说金人悔改过错，送还二帝于沙漠。接着梓宫崩问不详，天下之人为此切齿痛恨，金人如狼似虎贪婪吞噬的本性，不说即可见到。天下刚刚将以厚望寄托于相公，希望能够革除原来已有的妥协之议，难道你的意思是还要比已有的妥协之议更进一步吗？
“现在的上策，不如自治。自治的要点，内部则要进推君子，远逐小人。外部则要奖赏有功的，惩罚有罪过的，使皇上的孝悌通晓于神明，道德成于安逸强盛，不要以小聪明、小恩小惠而图取大功，则不胜感到很荣幸。”
所上奏疏及书信都没有得到回答，于是尹火享力求辞去新的任命。
绍兴九年（1139），尹火享以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又推辞，又上奏疏说：
“我的职责虽在劝讲，很少有什么新的发明，数月之间，疾病一个接一个，坐得优厚的俸禄，无补于圣上对我的赏识。先圣先师们曾经说过‘：陈明其力班列于宫殿之中，不能够胜任的就理应辞职。’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一点原因。我起自贫寒之家，误被召用，守道的言论，表现于训词，而我贪恋宠爱荣誉，改变了平素志向，使朝廷非常重要的举动，得到了怀利苟且之人，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二点原因。近来我曾不衡量分守，言论涉及国事，识见迂腐浅陋，用现在的状况来检验，已显出庸俗愚笨的痕迹，岂能合于时用。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三点原因。我自从擢升为春官，未曾上任供职，因疾病请求去职，反而获得非常的迁升，有什么功劳，得以这样的受用？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四点原因。按照本朝的法律典制，推测于礼经的规定，年龄到了七十岁，都应当辞官归居。现在我年龄已经到了，加上疾病，血气既已衰竭，不应再有所得。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五点原因。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有崇尚仁义的欲望，匹夫有不能夺走的志向，现在我有五点当离职而去的理由，没有一点可以留任的道理，希望审查检核我多次的奏议，放还回归乡里而居。”
奏疏上后，以尹火享提举江州太平观。过一年告老还乡，转迁一官辞职归居。
尹火享自从升入经筵，即请求休养辞官，朝廷以礼相待留任他；张浚、赵鼎既已去职，秦桧在朝中当权，看到尹火享有关议和的疏奏与送给秦桧的书信，已有不乐之色，到这时，得到尹火享请求离职而归的上疏，于是不再留用他。绍兴十二年（1142），死了。
正是这一时期，曾从学于程颐门下的本有很多君子之人，然而，寻求性情直爽、弘毅、身体力行像尹火享这样的人大概很少。程颐曾以“鲁”应允他，又说：“我死后，能保持而不失掉我的学问的正统的人，是尹氏之儿子。”尹火享的言行记载以《涪陵记善录》一书中为详，有著作《论语解》和《门人回答》传存于世。
杨时，字中立，南剑州将乐县人。幼年时特别聪明，能做文章，稍长大以后，潜心于经典史书。熙宁九年（1076），考中进士第。当时河南人程颢与弟弟程颐讲授孔子、孟子绝学于熙宁、元丰之际，河、洛一带的士大夫们全部拜他们为师。杨时调任官职不去上任，以学生拜见老师的礼仪在颍昌谒见程颢，师生相处很是快乐。到他回家的时候，程颢目送他时，自言自语地说：“我的道学思想已南传了。”四年以后，程颢死了，杨时知道后，设灵位，哭祭于寝门，而又用书信转告他的同学们。到这时，又在洛阳拜见程颐，杨时当时大概已有四十岁了。有一天去见程颐，程颐偶然闭目休息而坐，杨时与游酢侍奉站立门外，一直没有离开。程颐睡觉醒后，门外下雪已深至一尺了。关西张载曾经写作《西铭》，二程很推崇它，杨时怀疑它近于兼爱之论，与他的老师程颐多次辩论，听到理一分殊之说后，才豁然开朗，没有疑问。
杜绝做官，闭门读书有十年，好久以后，杨时才历任浏阳、余杭、萧山县知县，都有好的政绩，民众思念他始终不忘。张舜民在谏司，推荐他，得荆州教授职。杨时安心于州县任上，未曾寻求闻达显贵，而日趋德高望重，四方各地的士大夫们不远千里都来与他从游交往，号称“龟山先生”。
当时天下多变故，有的人跟蔡京说，认为国家事已至此，必然失败，应该引荐德高年老的人置之于左右，或许还差不多，当时的宰相认为此话有理。正逢有使节去高丽，皇上问龟山先生在哪里，使者回话告诉他。杨时因此被召任为秘书郎、迁任著作郎。到面陈朝对，上奏说：
“尧、舜说‘诚实，执于中’，孟子说：‘商汤执中’，《洪范》上说：‘君主建立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各代圣人都是遵循这个道义。熙宁之初，大臣著文说六艺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纷纷更革殆尽。元..继熙宁年号以后，全部恢复祖宗的旧法，而熙宁年间新立的一切法规又全部废革。至绍圣、崇宁年间又更加厉害了，凡是元..年间的政事法令写入律令的，都焚烧了以灭其迹。从此以后，官吏们之间所结成怨愤、祸害甚至现在还未消灭。我愿明白地诏令有司，条奏具上祖宗的法令，著为纲目，有适宜于现在的就选择举荐出来加以推行，应当修改减损增益的，就减损或增益，不论元..、熙宁或元丰年间的，都暂时放置不问，一切趋于中而已。”
朝廷刚想图谋攻取燕州、云州等地，内地空虚，外部兵重，杨时于是陈述时政的弊端，又说：“燕州、云州的军队应当退守内地，以减省转送运输的劳苦，募集边民担任弓弩手，以形成攻杀常胜军的形势。”又说“：都城位于四通八达的冲要之地，没有高山大河以为阻隔防卫，士人心怀异心，一旦遭遇急变就不可依仗。”宰相执政不能用。登朝入对，力陈君臣应当示警严戒于没有忧虑的时候，请求设置《宣和会计录》，以告知天下财物支出与收入的数字。宋徽宗点头肯定了他的意见。
杨时任命为迩英殿说书。听说金人入攻，对宰相执政说：“今天的事之大势如堆积的柴草已燃烧，应当自己努力奋斗，观察动静。假若显示出怯懦的情形，萎靡不振，那么天下大势就无可挽回了。过去汲黯在朝主事，淮南王就停止策划阴谋。以汲黯的才能而论，未必能超过公孙弘辈之类，只是其特别的正直气概可以镇压奸雄的邪心。朝廷威望不振，就会使奸雄们都把朝廷大臣当作公孙弘辈，那么国家就会无所作为。要害的地方，应当严加防守备战，否则敌军到了都城，还来得及吗？靠近边境的州军县地应当坚壁清野，不要与他们作战，使他们自己成为困兽。假若攻城略地，应当派遣援兵追剿袭击，使它们腹背受敌，那么就可以取得对敌人的胜利。”又说“：今天的事情，应当以收取人心为先务。人心不依附，虽然有高的城墙、深的护城河，坚甲利兵，还是不足以依靠。免夫之役，毒害扩展于海内全国，西城的聚敛，东南花石纲的搜刮，它们所造成的祸害特别厉害。以前大概曾经罢免过，所下诏令的墨迹还没有干，而东南运送花石纲的船队已首尾相接到京城了。现在虽然又重申从前罢免的诏令，然而祸根不除，还有谁人相信朝廷呢？想致人和，罢去这三条，正是今天的当急之务。”
原金兵围攻京城，各地勤王的军队四方来聚集，而没有谁相互统一。杨时说“：唐代九个节度使的军队不设立统帅，虽当时大将李光弼、郭子仪等善于用兵，最后还是不免失败。现在各路乌合之众，我认为应当设立统帅，统一号令，告示纪律，而后士卒始用命行动。”又说：“童贯身为三路的将帅，敌人侵城略地，他弃军而逃回，他被杀掉罪行还有余，朝廷相反却置之不问其罪，故梁方平、何灌都相继逃遁。应当正法受刑，以作为臣子不忠诚的惩戒。童贯掌握兵权二十多年，兵败将死，驯至今天，近来听说防守城邑仍然用宦官，前面覆车之借鉴，不可重蹈覆辙。”奏疏上后，任命他担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敌兵刚刚退却，议和的人就想割让三镇与敌讲和，杨时特别陈述不可这样做，说：“河朔为朝廷的重要地区，而三镇又是河朔的重要屏障。从周世宗到宋太祖、宋太宗，打了上百次战役才夺回了这块地方，一旦把它丢弃给北方的小朝廷，使敌人骑马任意驰驱，通贯我腹心地区，不几天就可到达京城。现在听说三镇的民众以死相抵抗，三镇拒敌于前，我们以重兵跟随其后，还可有所作为。如种师道、刘光世都是一时名将，刚刚达到而没有用，请求召他们入朝询问破敌的办法。”奏疏上后，钦宗诏令出兵，而参加议论的人多持两端，模棱两可，杨时抗疏说“：听说金人驻守磁州、相州，攻破大名，抢劫掳掠，没有法纪，混乱到了极点，发誓议和的墨迹还没有干，而马上又不信守诺言，翻脸即不认账，我们虽然想去信守和议，是不可能的。金兵越走几千里远，进犯别人的国都，是危险的手段。他们知道勤王的军队四面而来，也因此害怕而返回，并不是爱护我朝而不进攻。朝廷割让三镇二十州的地方给予他们，是想帮助金寇而自己攻击自己。听说肃王初次与之相约，到河东而返，今挟之以往，这是败坏盟约的主要问题。我自己认为，朝廷应该责问肃王，指责其败盟的原因，一定得到肃王而后已。”当时太原被围攻几个月，而姚古拥兵观望，逗留不进，杨时上奏疏请求诛杀姚古以严肃军政纪律，选拔偏将和裨将中可以代替其职务的替代他。没有得到回答。
李纲被罢免之后，太学生跪伏于宫廷前上书，请求留任李纲与种师道，军民集合在一起有几十万人，朝廷想防备禁止他们集中。吴敏请求用杨时以平息太学，杨时得召论对，说“：各位太学生纷纷俯伏于宫阙之前，是忠于朝廷，并没有其他的用意，只要选择老成持重而有行谊的人担任将帅、副官，那么这件事就会自然平息。”钦宗皇帝说“：没有谁比你说的更有道理。”于是任命杨时兼任国子祭酒。他首先奏道“：三省是负责国家政事的机构，六曹分别治理，各自设机构。现在就别辟官衙，新进少年，未必比六曹的长官、副职贤能。”又说：
“蔡京担任宰相职务二十多年，祸国害民，几乎危及国家，人们切齿痛恨，而论说他的罪行的人，没有谁知道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概蔡京以继承神宗时的治国之策为名，实挟持王安石的名义以图谋自己的私利，故推崇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今天的祸害，其实是自王安石开始的。
“谨按王安石挟管子、商鞅之手段，整饬六艺以文意强奸圣贤之言，变乱祖宗的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说其为害当可见于数十年之后，今天的事情，正合乎他的预测。他所写的邪说之文以糊涂学者们的耳目，为此而败坏心术的人，不可胜数，暂即列举一二事来阐明它。
“过去神宗曾经称赞欣赏汉文帝怜惜百金以罢免修筑露台之事，王安石于是说‘：陛下若能够用尧、舜的道义来治理天下，虽竭泽天下以自奉使用也不为过，守节财用的言论并非正理。’曾不知尧、舜住茅茨、建土阶，大禹说：‘克俭于家。’那么，竭泽天下以自奉使用的人，一定不是尧、舜的道义。这以后王黼以应奉花石纲的事情，竭泽天下的财力，号称为了皇帝的享受，实际上是王安石就开始倡导了。他所解释的《凫翳》守成的诗，在末章就称：‘以道义来守成的人，役使群众，泰然处之而不认为骄横，主宰定制万物，花费不认为奢侈，何必过分地克俭以爱惜为事。’《诗》经上所说的，正是说的能持守盈余就会使神癨祖考而因此安乐，而后没有艰难的忧虑。自古解释这段话的人，没有泰然处之而不为骄，花费而不为奢侈的说法。王安石独自倡导这种说法，以开启皇上向往奢侈的心事。后来蔡京之流轻费妄用铺张，以奢侈浪费为乐事。是王安石的邪说之害，如此以致祸害至今。
“我希望能追削夺去王安石封爵的称号，明白地诏示中外，毁去他配享孔孟庙庭的肖像，使邪说妄议、淫辟怪论不能迷惑学者。”
奏疏上后，王安石于是被降为从祀之列。士人学习王安石的学问以考试科举取第的事情，已有几十年，不再知道他的过错，忽然听说王安石的学说是邪说，议论纷纷。谏官冯解力主王安石的学说，上奏疏诋毁、指责杨时。正逢学官中有争议的人，有圣旨令学官一齐罢免，杨时也被罢去国子祭酒。
杨时又说：“元..的党籍中，惟有司马光一人独自被褒扬而显名，而没有涉及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安焘等人。建中靖国年初，言官谏臣陈馞已褒扬赠赐，而没有涉及邹浩。”于是元..年间各位大臣都依次接连恢复其名位。
不久，杨时四次上奏章请求罢除谏省，任命为给事中，推辞，请求辞官归居，任命为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杨时力辞直学士的任命，改命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崇福宫。向陛下辞别时，还上书请求选将练兵，作为战守的准备。
高宗即位，杨时担任工部侍郎。与陛下论对说道：“自古圣贤的君王，没有不以典籍圣贤之学为务。”受命兼任侍读。请求修编《建炎会计录》，请求恤勉勤王的军队，请求宽恕敢于发表言论的人。杨时连续上章请求外任，以龙图阁直学士职提举杭州洞霄宫。以后告老，以本官辞职家居。优游于山林名胜之地，以著书讲学为务。卒年八十三岁，谥号“文靖”。
杨时在东郡，所交接的都是天下的名士。先贤显达之士陈馞、邹浩都以老师的礼仪事奉杨时。宋室南渡长江以后，东南的学者都推举杨时为程氏的学问正统传人。与胡安国往来讲述议论学问的时候尤其多。杨时浮沉于地方州县有四十七年，晚年居任谏省，仅九十天，凡所论说列举的都切中时弊世道，而其中大的，则是分析王安石的经学，力排靖康年间的和议，使邪说不能发挥作用。凡是绍兴初年崇尚元..时的学术的人，而其中朱熹、张木式的学问之所以能够得到程氏的正统之传，而其源委脉络相承都是出于杨时。
杨时的儿子杨迪，努力学习，晓通经典，也曾经以程颐为老师。
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县人。二十四岁那年，听说本郡人罗从彦学得了河、洛之学，于是以书信拜谒他，其中大致说：
“李侗听说，天下有三个根本，父亲生养儿子，老师教授学生，君主治理国家，缺其中之一则根本就不能树立。古代的圣贤没有谁没有老师，他们学习的勤奋与懒惰，涉及道学的浅显与深邃，求取得益的先与后，是存还是亡，其详细情况不可能去考查。惟有洙水、泗水之间，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中的贤徒，议论问答，全部记录在简册上，有足够的根据可以稽查，是因为凭借孔夫子而愈益明了。孟子以后，儒道失掉了传承，分成了各个派别，自立门户，天下真儒再没有见闻于世。其聚徒讲学成群的人，他们所相传教授的，只是做些句读、解释文字而已，谓之熄灭、失传是可以了。
“惟有先生衷心信服龟山先生的讲席已有一年多了，况且曾经从学于伊川先生之门，得到没有传承的孔孟之道于一千五百年之后，性情明而修，行为完而洁，扩其道以广大，体验其道以仁恕，精深微妙，各终其极致，汉朝、唐代的各位儒生没有与之相近似的。至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以谦感人，和别人一起就能感化别人，如春风吹发万物，大概也没有谁知道其所以然。凡是读圣贤之书的人、粗有见识的，谁不希望能够得到你传授的经典，以询问疑难，至于有不同意见的人，本应当放置一旁而不议论他。
“李侗愚笨、鄙陋，仅仅是学习科考举子之业，不能够从学于您的门下，而今天诚恳地想来求教，是因为所寻求的东西大于利禄。李侗还听说，道可以治心，就像吃了食物使人肚腹饱满，就像穿衣服而可以抵御寒流。人有迫于饥饿、寒冷的忧虑，因此，忙碌地谋取衣食，造次颠沛，始终没有忘记。至于心之不治，如面临末世的危险而不知道去忧虑，岂不是爱心不如爱口与身体吗？我为此百思而不得其解。
“李侗没有考虑自己的天资浅陋，仅是以祖父的儒学起家，不忍心于坠入箕裘之业，忙忙碌碌地追求利禄之学，虽知道真儒有所作为，闻风而起，本不如先生亲自动手所得于动静语默之间，亲眼看见而意思周全。现在我已有二十四岁，茫然间而又没有停止学习，显明的道理没有弄清而是非无以辨别，宅心不广而喜怒情绪容易变化，行为不完美而悔吝很多，精神不充实而智巧袭用，选择了而不干净，遵守了而不足够，从早到晚恐惧忧虑，就像忍饥挨饿受冻的人寻求充饥御寒的器具。不然的话，哪里敢以不肖的身份来成为先生的拖累负担呢。”
李侗跟随罗从彦多年，被教授《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的学说。从彦喜欢静坐，李侗退入宫中也静坐。罗从彦告诉他从静中看喜怒哀乐的情感未发生之前的气象，而从中寻求所谓“中”，好久以后，而于天下之理洞贯通达，依次融会释然，各有条序，罗从彦对此特别赞许。
李侗而后退居山田乡里，谢绝世俗之故达四十年，饮食有时不能充饥，仍怡然自得其乐。事奉亲人，恭敬孝悌，兄长个性刚烈多忤，李侗待他很好，得其欢心。闺门内外愉悦肃穆，若没有人的声音，而众事自有秩序。亲戚中有贫穷的而不能结婚嫁娶的，就为他们帮忙而赈济之。与乡人相处，吃喝言笑，每天快乐，自然和睦。
李侗所接受的后学诸生，答问不倦，虽按照学生的深浅施教，而一定从反省自己开始。所以按他的话说“：学问之道不在多讲，而只是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如果是这样，虽然有一毫私欲之发生，也能退而恭听了。”又说：“学者的毛病，在于没有使人豁然领悟地方。如孔子门下的各位学生，群居终日，互相切磋讨论，又能够依靠孔夫子为指导，故日用平常之间通过观感而开化的人很多。恐怕融会贯通的领悟，不是讲解所能够达到的。”又说“：读书的人知其所说的没有成为我自己的东西，即自己努力去寻求它，则凡圣贤所至而我所不能达到的，都可受勉励而努力求索。假如直接求之于文字，以作为诵说之资，不成为玩物丧志的人就很少了。”又说“：讲学之要在于深沉缜密，然后气味深长，途径不差。假如概以理一，而不能辨察其本质之区别，这就是学者之所以流于疑惑模糊的真伪之说而自己还不能知晓的原因。”曾经以黄庭坚称濂溪周茂叔“胸中洒落，其开阔的胸襟、坦白的心地，如雨过天晴时风清月明的景象。”作为善于形容有道的气象，曾经常诵读，同时反复要求学者存此于胸中，希望遇事洒脱、明了，这样义理就会不断有长进。
他在讲《中庸》时说“：圣贤的门下所传的是书，其所以开启觉悟后学不是没有更多的对策。然而其中所谓‘喜怒哀乐未发的称之中’的，又是其中一篇的主要的意思。假如仅仅只是记诵而已，那么，为何要这样呢？一定要亲自体验，才能实在地明白这个道理，假如像颜子之叹，显然是若有所见，而没有违背于心想目见的道理，然后扩充过去的知识，力求无所不通，那么就差不多可以说《中庸》了。”他在讲《春秋》时说“：《春秋》中一事各是说明白一个例证，如观赏山水，随步移位观察而形势不同，不可以拘泥于一种方法。然而所以难说明的，大概是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的心事，没有到圣人的那种洒脱的境界，岂能没有失误呢？”
李侗闲居以后，好似无意于当世之事，然而伤感时空，忧虑国家，议论事情感激之情动人，溢于言表。曾经说：“现在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可任用，这就使上下之气隔离有隙，而致中国日益衰微。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治政用事开始，陷溺人心，至今人们还没有自我觉察到。人趋利而不知义，那么皇上的势力就会日益孤立，君主当于这方面留意，不然的话，就是所谓‘虽有粟米，我能吃得到吗？’”
这个时候，吏部员外郎朱松与李桐同为门生故友，很看重李侗，遣送自己的儿子朱熹跟随他学习，朱熹最终得到了他的全部传承。沙县邓迪曾经对朱松说“：李愿中如冰壶秋月，莹亮清澈，光洁无瑕，不是我们所能达到的。”朱松以为这是知情的言论。而朱熹也称赞李侗：“姿态脱俗，禀赋超凡，气节豪迈，修养完美，没有抵触之处，精纯之气表现于面目之间，看起来和蔼可亲，语言严厉，神气坚定，心平气和，言语默然，动静言行，端详闲适，处之泰然，自然之中含有成法准则。平常时日诚实恭敬，对于事情似乎无甚可否，到其应酬事物，判断变化，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冒犯的样子。”又称，自从跟随李侗学习，归去复来，则所听说的更为超凡绝伦。他所达到的境界，还不仅仅是人们对他所称赞的那样。
李侗的儿子李友直、李信甫都参加科举考为进士，在靠近家乡的州县担任官吏，更替请求迎养他们的父亲。归道武夷，正逢福建将帅汪应辰用书来迎接他，李侗前往见他，到的那一天疾病发作，于是死了，卒年七十一岁。
李信甫任官至监察御史，出任衢州知州，擢升为广东、江东宪司，因为格调超群，有不容于朝的说法。